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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1月份，秋涼過去，已是初冬季節。全身隻穿著一層衣服的機組人員說什麽也不能抵禦北國的風寒。中央專案組的同誌看到我們身上的衣服單薄，就弄來棉軍大衣讓我們穿。
後來，我們共同意識到通過向自己家裏要衣服的辦法，就可以把我們活著的信息告訴親人，而且，這個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並不過分。專案組的同誌很順利地就答應了我們的要求，因為，對我們來說是事關生死信息的大事，可是，對局外人來說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專案組認為，機組有生有死的情況，既然空軍、專機師的領導已經掌握，一定會把這個信息告訴機組家人的。看來，他們對專機師情況的估計是錯誤的。我的衣服是經過專機部隊的專案組通知家裏人，由妻子送到機場之後，再轉到中央專案組的。當家裏接到這個通知時，我妻子及其全家才知道我還活在人世，悲喜交加的心理衝擊使她緊緊地摟著兒子流下了苦澀的淚水。歷經兩個多月，丈夫生死未卜，總算有了結果，命運怎麽能這樣捉弄人啊！對一般被拘留審查甚至在監獄勞改的犯人來說，家人送來一些衣物，不過是一件極普通的事情，一個很正常的行為。可是，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當時當地那個極其特殊的條件下的機組人員身上，從家裏取迴一件衣服，就意味著親人的“生”與“死”這個重要信息的溝通，而且，還不是一般的“生”與“死”。這一點，隻有機組的5人才有如此真切的體會。對我來說，好像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一趟，對自己的親人來說好比從鬼門關裏把人又拉了迴來，怎不叫人虔誠地祈禱，總算闖過了這一劫難。
當我拿到從妻子手裏轉交過來的軍衣和毛衣、毛褲時，首先將衣服上的每一個口袋都仔細認真地翻了好幾遍，我很想從這裏得到妻子的隻言片語，知道北京及河南老家的情況，因為，我十分擔心親人們經不起如此重大的打擊而發生意外。令我失望的是衣服上所有口袋裏，竟連一個手絹、一片紙屑都沒有找到。實際上，我的軍衣是放在單位宿舍裏的，軍衣裏不可能沒有一點東西，城裏家門上的鑰匙就在軍上衣的口袋裏。此刻，我仿佛從夢中醒來，在我翻看衣服時竟暫時忘記了自己的處境。原來，這些衣服是經過好幾道手續從專機師專案組人員的手中轉交過來的，既然不允許給家裏打電話，也不準寫信，當然，這些衣服是要經過專案組人員認真檢查過的。因為這些衣服在轉交的過程中很容易被當作傳送信息的工具，即是家庭報平安的信息也不能放在衣服裏。
在翻看衣服的過程中，突然，我好像意識到什麽，於是，我很快地把視線轉移到軍衣的領子上麵，當發現軍衣領子上的紅領章被人撕掉的時候，腦子突然膨脹了，甚至在短時間裏已經失去意識。當我的情緒稍微恢復穩定，知道又一件出乎機組人員預料的事情發生了，頓時，我的身體好像一下子涼了半截！我發現陳聯炳也看著衣服眼睛直發愣，領章雖小，卻是革命軍人的標誌，軍帽上的紅五星與軍上衣領子上的紅領章被譽為軍人的“一顆紅心，兩麵紅旗”，戴上它，是革命軍人的尊嚴與驕傲。是誰把紅領章給撕掉的呢？是我中隊的飛行員嗎？因為，我的軍衣就放在飛行大隊的宿舍裏。不可能，因為一個普通的飛行員不能擅自把代表軍人的標誌給否決掉，我同機組的其他人在單位又不住在一起，也不屬同一個部門。一定是代表一級組織的部門，或者專機師林彪事件專案組所為。我帶著沉痛的心情手捧軍衣認真端詳著被撕去領章的地方，發現領子上還殘留著紅色的線頭，這就意味著我們單位就像對待潘景寅和機械師們一樣，認為死了的、活著的一律都是叛徒，既是叛徒，那就是敵人，敵人是不配戴紅領章的。這使我想起“文革”鼎盛時期那洶湧澎湃的運動浪潮，無論什麽力量都不能阻擋的運動浪潮，似乎看到機組中死去的4人已被大潮所吞沒，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
相比之下，我們對軍帽上的紅五星更情有獨鍾了。出差在外無論穿什麽季節的飛行服，頭上必須帶上軍帽，這樣才像是一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飛行員。所以，對機組來說，除了小魏身著軍衣外，其他四人身著夏季飛行服的同時，頭上閃爍著的紅五星光芒的軍帽一直沒有離開過每個人。現在，身穿沒有紅領章的軍衣，軍人的風采失去大半，看上去不倫不類，很不協調。我們彼此看著，心裏很不是滋味。領章被撕去，這種行為反映自己部隊對機組的政治評價與態度，機組人員還沒有迴去就被打入另冊，將來如何讓我們見“江東父老”。本來就難以承受的心理上又壓上一塊巨石，我擔心這樣下去自己是否能夠支撐得了。
後來，機組人員被允許在陸軍的“陪同”下到樓下進行戶外活動，習慣叫“放風”，也可以到小賣部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此時，才知道許多與“九一三”之夜飛行活動有直接關係的人都關在這裏，認識的有空軍副參謀長兼專機師黨委書記胡萍和那架企圖叛逃的3685號直升機倖存下來的飛行員陳士印。
放風中小魏突然手指著遠處的一位女性說，她就是江青的護士，因為，在幾次執行江青的專機任務中小魏已經認識她了。看樣子她也是一位被審查者，身後跟著看上去是不同身份的人。讓人感到奇怪的是，當時江青作為“四人幫”之首還在台上，她的護士怎麽能到這裏來呢？讓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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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們共同意識到通過向自己家裏要衣服的辦法，就可以把我們活著的信息告訴親人，而且，這個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並不過分。專案組的同誌很順利地就答應了我們的要求，因為，對我們來說是事關生死信息的大事，可是，對局外人來說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專案組認為，機組有生有死的情況，既然空軍、專機師的領導已經掌握，一定會把這個信息告訴機組家人的。看來，他們對專機師情況的估計是錯誤的。我的衣服是經過專機部隊的專案組通知家裏人，由妻子送到機場之後，再轉到中央專案組的。當家裏接到這個通知時，我妻子及其全家才知道我還活在人世，悲喜交加的心理衝擊使她緊緊地摟著兒子流下了苦澀的淚水。歷經兩個多月，丈夫生死未卜，總算有了結果，命運怎麽能這樣捉弄人啊！對一般被拘留審查甚至在監獄勞改的犯人來說，家人送來一些衣物，不過是一件極普通的事情，一個很正常的行為。可是，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當時當地那個極其特殊的條件下的機組人員身上，從家裏取迴一件衣服，就意味著親人的“生”與“死”這個重要信息的溝通，而且，還不是一般的“生”與“死”。這一點，隻有機組的5人才有如此真切的體會。對我來說，好像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一趟，對自己的親人來說好比從鬼門關裏把人又拉了迴來，怎不叫人虔誠地祈禱，總算闖過了這一劫難。
當我拿到從妻子手裏轉交過來的軍衣和毛衣、毛褲時，首先將衣服上的每一個口袋都仔細認真地翻了好幾遍，我很想從這裏得到妻子的隻言片語，知道北京及河南老家的情況，因為，我十分擔心親人們經不起如此重大的打擊而發生意外。令我失望的是衣服上所有口袋裏，竟連一個手絹、一片紙屑都沒有找到。實際上，我的軍衣是放在單位宿舍裏的，軍衣裏不可能沒有一點東西，城裏家門上的鑰匙就在軍上衣的口袋裏。此刻，我仿佛從夢中醒來，在我翻看衣服時竟暫時忘記了自己的處境。原來，這些衣服是經過好幾道手續從專機師專案組人員的手中轉交過來的，既然不允許給家裏打電話，也不準寫信，當然，這些衣服是要經過專案組人員認真檢查過的。因為這些衣服在轉交的過程中很容易被當作傳送信息的工具，即是家庭報平安的信息也不能放在衣服裏。
在翻看衣服的過程中，突然，我好像意識到什麽，於是，我很快地把視線轉移到軍衣的領子上麵，當發現軍衣領子上的紅領章被人撕掉的時候，腦子突然膨脹了，甚至在短時間裏已經失去意識。當我的情緒稍微恢復穩定，知道又一件出乎機組人員預料的事情發生了，頓時，我的身體好像一下子涼了半截！我發現陳聯炳也看著衣服眼睛直發愣，領章雖小，卻是革命軍人的標誌，軍帽上的紅五星與軍上衣領子上的紅領章被譽為軍人的“一顆紅心，兩麵紅旗”，戴上它，是革命軍人的尊嚴與驕傲。是誰把紅領章給撕掉的呢？是我中隊的飛行員嗎？因為，我的軍衣就放在飛行大隊的宿舍裏。不可能，因為一個普通的飛行員不能擅自把代表軍人的標誌給否決掉，我同機組的其他人在單位又不住在一起，也不屬同一個部門。一定是代表一級組織的部門，或者專機師林彪事件專案組所為。我帶著沉痛的心情手捧軍衣認真端詳著被撕去領章的地方，發現領子上還殘留著紅色的線頭，這就意味著我們單位就像對待潘景寅和機械師們一樣，認為死了的、活著的一律都是叛徒，既是叛徒，那就是敵人，敵人是不配戴紅領章的。這使我想起“文革”鼎盛時期那洶湧澎湃的運動浪潮，無論什麽力量都不能阻擋的運動浪潮，似乎看到機組中死去的4人已被大潮所吞沒，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
相比之下，我們對軍帽上的紅五星更情有獨鍾了。出差在外無論穿什麽季節的飛行服，頭上必須帶上軍帽，這樣才像是一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飛行員。所以，對機組來說，除了小魏身著軍衣外，其他四人身著夏季飛行服的同時，頭上閃爍著的紅五星光芒的軍帽一直沒有離開過每個人。現在，身穿沒有紅領章的軍衣，軍人的風采失去大半，看上去不倫不類，很不協調。我們彼此看著，心裏很不是滋味。領章被撕去，這種行為反映自己部隊對機組的政治評價與態度，機組人員還沒有迴去就被打入另冊，將來如何讓我們見“江東父老”。本來就難以承受的心理上又壓上一塊巨石，我擔心這樣下去自己是否能夠支撐得了。
後來，機組人員被允許在陸軍的“陪同”下到樓下進行戶外活動，習慣叫“放風”，也可以到小賣部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此時，才知道許多與“九一三”之夜飛行活動有直接關係的人都關在這裏，認識的有空軍副參謀長兼專機師黨委書記胡萍和那架企圖叛逃的3685號直升機倖存下來的飛行員陳士印。
放風中小魏突然手指著遠處的一位女性說，她就是江青的護士，因為，在幾次執行江青的專機任務中小魏已經認識她了。看樣子她也是一位被審查者，身後跟著看上去是不同身份的人。讓人感到奇怪的是，當時江青作為“四人幫”之首還在台上，她的護士怎麽能到這裏來呢？讓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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