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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機組人員彼此之間很少說話，陷入不可名狀的沉思之中。招待所的門外是一條長廊，長廊的邊沿有一個不到半人高的矮牆。領航員將一條腿放在矮牆上，低著頭在畫著什麽。服務員小魏坐在牆上，一隻手托著帶有稚氣的臉龐，瞪著大大的眼睛向遠處眺望著。副參謀長陳聯炳兩手背在後麵在走廊上不停地走來走去。隻有通信員老陳靜靜地臉朝上躺在床上，兩手交叉放在頭下，默默地在想心事。我抬頭向大家掃視了一眼，論飛行崗位，在單位每個人都是精明強幹的空勤尖兵，人民空軍的空中驕子。眼下的四個人，兩位飛行員、一名領航員、一名通信員，可以組成一個完整的、一流的空勤小組。可是，再看看每個人的裝扮，除了頭上戴的軍帽和上身的夏季飛行服之外，根本看不出像個在外執行任務的空勤機組。機組平時出差在外，除帶上必需的航行資料外，還要帶上洗漱用具和洗換的衣服，每人起碼有兩個包或一包一箱，有的甚至還帶著學習的書籍和雜誌等。可眼下的機組，除了我本人同領航員老李因潘景寅加16噸油的消息多帶了一個裝有兩件備用衣服的提包外，其餘的兩個男人，連牙具、毛巾都沒有帶，連身上僅有的夾在腋下的航行資料包也放在飛機上被帶走了。每個人都共同想到的北京—山海關往返飛行時間最短的任務，現在卻變成了出差時間最長的一次，對我們苦苦熱愛的飛行崗位來說，從短短30分鍾的航行開始，已踏上了遠離飛行崗位的不歸路。
我下意識地摸了一下上衣口袋，發現裏邊裝著一把自行車鑰匙，這是我9月12日星期日下午，利用任務值班的時間，將自行車擦幹淨後，鑰匙也就順手裝進夏季工作服的上衣口袋裏。
撫摸著手中的鑰匙，我頓生思家之情。自從1970年改飛三叉戟以來，由於任務繁忙，我基本上沒有在家度過一次節假日。工人出身的妻子很支持我的飛行事業，她深知當軍人之妻難，當飛行員妻子更難，讓丈夫分心多了，會影響飛行安全，就一個人挑起了全部家庭重擔。記得，有一次她因不滿周歲的兒子生病打電話給我，我急於到一樓找領導請假，我的宿舍本來是在三樓，迴來時情急中我跑到二樓對應的房間破門而入，引起笑話。雖是一件小事，但妻子卻想到如果是在飛行中出了問題事情可就大了。從那以後，妻子再有急事，就爭取一人處理，盡量不讓我知道，使我將全部精力集中放在飛行工作上。
此外，每次執行任務迴來，她從不向我打聽拉哪位首長到什麽地方去了。一來是為了保密，組織規定，執行任務歸來，就連身邊的同誌也不能談論有關專機任務的去向及乘機首長的情況，更何況是在家裏。二來時間長了，在家裏也養成了習慣，談話中不主動涉及這方麵的話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一家三口住著不足14平方米的老房子，同鄰居家的隔牆是用紙糊的，雖是兩家，聽聲音就和一家人一樣，這種環境就是有許多話也就無法說了，更不要說有關單位工作方麵的話題。
但是，有一點妻子是很清楚的，她知道我駕駛的飛機是新的三叉戟，執行的任務也是很重要的。1970年，我到廣州白雲機場學習改飛三叉戟飛機，一去就是三個月。學習結束時，身上剩下一點廣州市的購物券，不使用也就作廢了，就順便給兒子買了兩件小衣服帶迴北京。沒想到這一普通的舉動帶給妻子特別的驚喜，讓我也感到意外。原來是我這個人太不顧家了，平時除了飛行之外，幾乎沒有考慮過家庭生活問題，更沒有想到作為丈夫與父親的我要為這個小家庭做些什麽。給孩子買衣服在別人家裏是件司空見慣的事，可是對我來說卻是個打破紀錄的空前壯舉。在飛行員的三口之家裏，這件小事使我感到非常內疚。在繁忙的飛行工作中，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他們母子倆過得幸福一些。
9月5日星期日，沒能等到妻子下班迴家（妻子長年星期六休息），我就鎖上家門蹬上自行車直奔西郊機場上班去了。部隊規定，家在城裏的人必須在星期日18點以前歸隊。在這個星期裏，我不知又飛了多少次。
此時，我看到在招待所東頭辦公的調度室主任老李的行動也在被限製之列。放在他辦公桌上的三部電話，昨天晚上還響個不停，而現在好像也同他的主人一樣被管製了起來，變得鴉雀無聲了。他已經好長時間沒有能夠迴北京家裏看看了，9月7日我飛山海關同他聊天時已經看出他思家心切，眼下又出了大事，何日迴家，更是遙遙無期了。就是這個主任，在被審查期間，妻子在車禍中不幸喪生，留下兩個未成年的孩子盼望著父親的歸來，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啊！
12日晚，隨同林立果一起到山海關的程洪珍和兩個女兵，從出事開始就被關在另一個地方。他們三個人當時也給機組人員留下一連串的疑問，可是，看看機組人員同他們一樣被管製了起來，已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沒有任何精力和心思去想那麽多的事情了。
有生以來第一次被限製人身自由，也是第一次體會到自由的可貴。後來的事實說明，機組5人在山海關現場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一心一意想著向領導匯報，卻沒有一個人意識到事件會給自己的親人和家庭帶來什麽不利，也沒有一個人想到給家裏打個電話或寫封信。因為，在13日的上午，還有幾個小時的時間機組人員是自由的，在這可貴的時間內完成這些工作並不難。這點忽視造成家裏的親人從“九一三”事件爆發到11月份整整2個多月的時間裏，為能打聽到我們的下落東奔西跑，焦急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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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意識地摸了一下上衣口袋，發現裏邊裝著一把自行車鑰匙，這是我9月12日星期日下午，利用任務值班的時間，將自行車擦幹淨後，鑰匙也就順手裝進夏季工作服的上衣口袋裏。
撫摸著手中的鑰匙，我頓生思家之情。自從1970年改飛三叉戟以來，由於任務繁忙，我基本上沒有在家度過一次節假日。工人出身的妻子很支持我的飛行事業，她深知當軍人之妻難，當飛行員妻子更難，讓丈夫分心多了，會影響飛行安全，就一個人挑起了全部家庭重擔。記得，有一次她因不滿周歲的兒子生病打電話給我，我急於到一樓找領導請假，我的宿舍本來是在三樓，迴來時情急中我跑到二樓對應的房間破門而入，引起笑話。雖是一件小事，但妻子卻想到如果是在飛行中出了問題事情可就大了。從那以後，妻子再有急事，就爭取一人處理，盡量不讓我知道，使我將全部精力集中放在飛行工作上。
此外，每次執行任務迴來，她從不向我打聽拉哪位首長到什麽地方去了。一來是為了保密，組織規定，執行任務歸來，就連身邊的同誌也不能談論有關專機任務的去向及乘機首長的情況，更何況是在家裏。二來時間長了，在家裏也養成了習慣，談話中不主動涉及這方麵的話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一家三口住著不足14平方米的老房子，同鄰居家的隔牆是用紙糊的，雖是兩家，聽聲音就和一家人一樣，這種環境就是有許多話也就無法說了，更不要說有關單位工作方麵的話題。
但是，有一點妻子是很清楚的，她知道我駕駛的飛機是新的三叉戟，執行的任務也是很重要的。1970年，我到廣州白雲機場學習改飛三叉戟飛機，一去就是三個月。學習結束時，身上剩下一點廣州市的購物券，不使用也就作廢了，就順便給兒子買了兩件小衣服帶迴北京。沒想到這一普通的舉動帶給妻子特別的驚喜，讓我也感到意外。原來是我這個人太不顧家了，平時除了飛行之外，幾乎沒有考慮過家庭生活問題，更沒有想到作為丈夫與父親的我要為這個小家庭做些什麽。給孩子買衣服在別人家裏是件司空見慣的事，可是對我來說卻是個打破紀錄的空前壯舉。在飛行員的三口之家裏，這件小事使我感到非常內疚。在繁忙的飛行工作中，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他們母子倆過得幸福一些。
9月5日星期日，沒能等到妻子下班迴家（妻子長年星期六休息），我就鎖上家門蹬上自行車直奔西郊機場上班去了。部隊規定，家在城裏的人必須在星期日18點以前歸隊。在這個星期裏，我不知又飛了多少次。
此時，我看到在招待所東頭辦公的調度室主任老李的行動也在被限製之列。放在他辦公桌上的三部電話，昨天晚上還響個不停，而現在好像也同他的主人一樣被管製了起來，變得鴉雀無聲了。他已經好長時間沒有能夠迴北京家裏看看了，9月7日我飛山海關同他聊天時已經看出他思家心切，眼下又出了大事，何日迴家，更是遙遙無期了。就是這個主任，在被審查期間，妻子在車禍中不幸喪生，留下兩個未成年的孩子盼望著父親的歸來，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啊！
12日晚，隨同林立果一起到山海關的程洪珍和兩個女兵，從出事開始就被關在另一個地方。他們三個人當時也給機組人員留下一連串的疑問，可是，看看機組人員同他們一樣被管製了起來，已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沒有任何精力和心思去想那麽多的事情了。
有生以來第一次被限製人身自由，也是第一次體會到自由的可貴。後來的事實說明，機組5人在山海關現場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一心一意想著向領導匯報，卻沒有一個人意識到事件會給自己的親人和家庭帶來什麽不利，也沒有一個人想到給家裏打個電話或寫封信。因為，在13日的上午，還有幾個小時的時間機組人員是自由的，在這可貴的時間內完成這些工作並不難。這點忽視造成家裏的親人從“九一三”事件爆發到11月份整整2個多月的時間裏，為能打聽到我們的下落東奔西跑，焦急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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