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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種徹查並不限於找出喊口號的托派分子、而是在調查時展開了思想鬥爭。要鬥爭，必然組織力量，以王明為首的28個布爾什維克便成了米夫指揮下反托的基本力量。
這種思想鬥爭不可能涇渭分明，鬥爭呈現出複雜性、嚴酷性是必然的，而鬥爭手段的多樣性也是必然的。為了鬥爭，不擇手段，逼供、誘供、誣陷……等弊端就應運而生。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在後來的歷次運動中不斷地重演，在蘇區的肅反運動中還有所發展，陰謀家、投機者便從中興風作浪，成為某些領導者排除異己打擊持不同意見者的手段。
凱豐並不認真思考臨時中央的指示是否合乎實際，也不知道前線所提出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還是不可以克服的。他隻知道：你執行中央指示就是對的；不執行就是錯的。不需要動腦筋去思索中央指示對在哪裏，不執行者錯在哪裏。
項英與凱豐略有不同，他有深沉思考的習慣，善於總結概括，喜歡條理分明，他的長條式筆記本上，對目前這場鬥爭畫出的公式是精確的明晰的：
史達林同誌精神=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指示=後方委員們的意見=史達林同誌精神。
這個圓圈可以順理成章地推演成“我就是黨的化身”，“我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我就是史達林同誌精神的體現”，“我的結論也就是黨的結論亦即共產國際的結論亦即史達林同誌的結論。”“反對我就是反對黨，也就是反對第三國際，也就是反對史達林。……”
誰能抗拒？誰敢抗拒？誰能說清這個渾元圈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呢？
項英無論對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都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1928年6月黨的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史達林單獨接見過他，對他的崇高評價是他終生難忘的：
“項英同誌，你是中國革命真正工人階級出身的領導人，既要重視鬥爭，更要重視學習。使自己完完全全布爾什維克化。”
送給他一支手槍一隻筆，這是戰鬥與學習的象徵。
這種所謂的高度評價，實際是一種誤解，僅僅是讚揚他的工人階級出身，這是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就像一個普通工人向忠發，就是在重視選拔工人階級出身領導人的指導思想下一躍而成為中共總書記的！工人階級出身，在那時比一切優秀素質更可貴。
但是，工人出身並不能保證他就有領導水平，也不能保證他就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所以向忠發也罷，顧順章也罷，一被捕就叛變。
毛澤東不是工人階級出身，周恩來更不是，劣等門第，低賤種族。所以在項英眼裏，他們的革命的堅定性大可值得懷疑。
這種被誤解了的“清醒”，是可怕的！坐在旁聽席上的陳毅是另外一種“清醒”，他陷入深沉的悲哀。
會議又進入新的一天。事實勝於雄辯，隻要還允許說話。爭辯就不會休止。
項英要毛澤東最後表態。
毛澤東對會議的目的看得越來越清楚。任何爭辯無非都是一種形式，性質早已定了，結論也早己定了。再有力的雄辯，再真切的事實，隻是增加激流的浪花。徒然延長會議時間，直到剝奪他的軍權為止。有理也如此，無理也如此。
形勢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
他緩緩地站起來，平時微躬的腰板挺得很直，他對這些脫離實踐隻會背誦教條而又自以為是的人，充滿著反感與鄙視，在中山大學的洋課堂上，在上海漂亮的寓所或是簡陋的亭子間裏，根本就不知道蘇區的山上長草還是長樹，也不知紅軍戰士吃的是大米白麵還是草根樹皮，反而來指責他的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不了解情況的瞎指揮，反而指責別人抗拒指示。……
並不是所有中央都是對的，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也是中央，你王明不是因為抵製他們而逞“英雄”嗎？但他不能這樣說，項英一語道破了天機，王明的中央絕不允許他毛澤東擁兵自重。他必須向忠於國際路線的人，也就是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們交出權力！
喜吃辣子的湖南鄉下人那種倔強，促使他要說幾句殺傷力特強的話，而後拂袖而去。然而，他終於明白目前需要的不是感情的發泄而是理智的克製。
他呻吟了一下，痛苦得象大病後的那種呻吟。終於平靜了，他說了幾句話，既不是檢討，也不是表態，那是很耐人尋味的。
“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處理。”中斷了幾秒鍾，又說了兩個字：“完了。”
會議又出現了靜默，平靜如水。
項英帶著一種朦朧的詫異，急忙在長條簿上寫了幾筆，扯下來讓坐在旁邊的顧作霖傳給陳毅。
顧作霖溜了一眼。那是潦潦草草的幾個字：
毛說的是什麽意思？
陳毅迴條，先交給顧作霖。
此乃列子的話，意思是：天下沒有永遠正確的道理，也沒有永遠錯誤的事情，先前認為好的，今天認為不好放棄了；今天認為錯的放棄了，明天又當成對的拿來再用。
顧作霖在陳毅條後加了一句：“這是拒不承認錯誤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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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想鬥爭不可能涇渭分明，鬥爭呈現出複雜性、嚴酷性是必然的，而鬥爭手段的多樣性也是必然的。為了鬥爭，不擇手段，逼供、誘供、誣陷……等弊端就應運而生。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在後來的歷次運動中不斷地重演，在蘇區的肅反運動中還有所發展，陰謀家、投機者便從中興風作浪，成為某些領導者排除異己打擊持不同意見者的手段。
凱豐並不認真思考臨時中央的指示是否合乎實際，也不知道前線所提出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還是不可以克服的。他隻知道：你執行中央指示就是對的；不執行就是錯的。不需要動腦筋去思索中央指示對在哪裏，不執行者錯在哪裏。
項英與凱豐略有不同，他有深沉思考的習慣，善於總結概括，喜歡條理分明，他的長條式筆記本上，對目前這場鬥爭畫出的公式是精確的明晰的：
史達林同誌精神=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指示=後方委員們的意見=史達林同誌精神。
這個圓圈可以順理成章地推演成“我就是黨的化身”，“我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我就是史達林同誌精神的體現”，“我的結論也就是黨的結論亦即共產國際的結論亦即史達林同誌的結論。”“反對我就是反對黨，也就是反對第三國際，也就是反對史達林。……”
誰能抗拒？誰敢抗拒？誰能說清這個渾元圈是合理還是不合理呢？
項英無論對毛澤東還是周恩來、都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1928年6月黨的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史達林單獨接見過他，對他的崇高評價是他終生難忘的：
“項英同誌，你是中國革命真正工人階級出身的領導人，既要重視鬥爭，更要重視學習。使自己完完全全布爾什維克化。”
送給他一支手槍一隻筆，這是戰鬥與學習的象徵。
這種所謂的高度評價，實際是一種誤解，僅僅是讚揚他的工人階級出身，這是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就像一個普通工人向忠發，就是在重視選拔工人階級出身領導人的指導思想下一躍而成為中共總書記的！工人階級出身，在那時比一切優秀素質更可貴。
但是，工人出身並不能保證他就有領導水平，也不能保證他就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所以向忠發也罷，顧順章也罷，一被捕就叛變。
毛澤東不是工人階級出身，周恩來更不是，劣等門第，低賤種族。所以在項英眼裏，他們的革命的堅定性大可值得懷疑。
這種被誤解了的“清醒”，是可怕的！坐在旁聽席上的陳毅是另外一種“清醒”，他陷入深沉的悲哀。
會議又進入新的一天。事實勝於雄辯，隻要還允許說話。爭辯就不會休止。
項英要毛澤東最後表態。
毛澤東對會議的目的看得越來越清楚。任何爭辯無非都是一種形式，性質早已定了，結論也早己定了。再有力的雄辯，再真切的事實，隻是增加激流的浪花。徒然延長會議時間，直到剝奪他的軍權為止。有理也如此，無理也如此。
形勢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
他緩緩地站起來，平時微躬的腰板挺得很直，他對這些脫離實踐隻會背誦教條而又自以為是的人，充滿著反感與鄙視，在中山大學的洋課堂上，在上海漂亮的寓所或是簡陋的亭子間裏，根本就不知道蘇區的山上長草還是長樹，也不知紅軍戰士吃的是大米白麵還是草根樹皮，反而來指責他的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不了解情況的瞎指揮，反而指責別人抗拒指示。……
並不是所有中央都是對的，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也是中央，你王明不是因為抵製他們而逞“英雄”嗎？但他不能這樣說，項英一語道破了天機，王明的中央絕不允許他毛澤東擁兵自重。他必須向忠於國際路線的人，也就是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們交出權力！
喜吃辣子的湖南鄉下人那種倔強，促使他要說幾句殺傷力特強的話，而後拂袖而去。然而，他終於明白目前需要的不是感情的發泄而是理智的克製。
他呻吟了一下，痛苦得象大病後的那種呻吟。終於平靜了，他說了幾句話，既不是檢討，也不是表態，那是很耐人尋味的。
“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處理。”中斷了幾秒鍾，又說了兩個字：“完了。”
會議又出現了靜默，平靜如水。
項英帶著一種朦朧的詫異，急忙在長條簿上寫了幾筆，扯下來讓坐在旁邊的顧作霖傳給陳毅。
顧作霖溜了一眼。那是潦潦草草的幾個字：
毛說的是什麽意思？
陳毅迴條，先交給顧作霖。
此乃列子的話，意思是：天下沒有永遠正確的道理，也沒有永遠錯誤的事情，先前認為好的，今天認為不好放棄了；今天認為錯的放棄了，明天又當成對的拿來再用。
顧作霖在陳毅條後加了一句：“這是拒不承認錯誤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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