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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蘇區，與毛澤東相處很久。他從毛澤東的帶有悠閑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樣應付裕如地去創造一個完整的“國家”，除戰爭準備與戰場指揮，他還同時關注施政、財經、外交、民事甚至開荒、植樹，……並親自調查，起草文電布告命令和撰寫文章。毛澤東是貫注著一種令人振奮的創造激情來從事這些繁重費神的工作的。而他竟然能在工作之餘博覽群書。
有時，他看到他長久地獨自沉吟，繞室徘徊，那些深思熟慮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湧而出。他還清楚地記得1932年3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人民委員會第十次常務會議上。一致通過的《對於植樹運動的決議案》，就是他親自起草的，決議案以簡明的語言闡述了植樹造林的重大意義，對開展植樹運動的辦法和措施也至為詳盡，這個《決議》在公布實行之時，正值中央粉碎國民黨三次“圍剿”而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不久之際，在戰火紛飛、硝煙瀰漫的戰爭環境裏，建設伊始、百端待舉，毛澤東竟能抓緊戰爭間隙，發動群眾，改造山河，造福後代，沒有廣闊的胸懷，沒有充足的勝利信心，沒有遠見卓識，是很可能顧此失彼而無法周詳的。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國的經天緯地之才，由此產生了一種心定神寧的依附感。他在這種崇敬之餘，又有些困惑。他發現。在毛的所有言論行動的出人意外的獨創性中，並不都源於馬列主義的指導，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種思想的精華的雜糅。這種“不純粹”的馬列主義，也許正是與教條主義相區別的鮮明的特徵，因為世上絕對純粹的東西是沒有的，列寧的論述也並不是馬克思的重複！當時的王稼祥，並不理解這種雜糅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必須，所謂的純粹的馬列主義者，像王明、博古，他們隻能背誦原文，卻往往遠離中國實際而陷入教條，以教條來指導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歷史證明，不論哲學、文化、科學，都體現著“雜交優勢”！馬列主義的來源本身，就說明它也是雜糅。
王稼祥發現，毛澤東很少翻閱馬列主義的原著，王稼祥手邊有《反杜林論》有《國家與革命》有《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澤東卻很少借閱，有時瀏覽一下，似乎並不深研……他有幾次談話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聽到的那些傳言是真的：
“馬列主義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歐洲開出醫治中國的藥方。隻有中國的大夫號脈之後才能對症下藥！……”
他還聽說，毛澤東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長徐特立，在長汀養病時，一連幾天研討《貞觀政要》。還說過一句放蕩不羈讓人驚駭莫名的活：“治理中國，需要馬克思加秦始皇。”
這些，又使王稼祥對毛澤東產生了距離感。
這幾年，依附感和距離感始終困擾著他，再加傷口久不癒合，身體不好，總顯得憂心忡忡。
在寧都會議之前，在前線與後方的激烈爭吵時，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澤東是對的。他看清了那些隻顧執行國際路線，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後方委員們，對戰爭實際是多麽無知；他們對前方的指責是多麽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實際的國際戰略，逼迫前線執行是多麽可恨可惡！這些人卻握有尚方寶劍，隻顧對國際負責，不體諒前線的實際困難，發號施令，儼然是些高高在上具有裁決權的法官，不了解前線卻對前線指手畫腳。王稼祥才對這些人的馬列主義是真是假髮生了懷疑。
由於王稼祥最先與毛澤東接觸，由於他比王明、博古更多的了解中國革命實際，所以他最先覺醒。王稼祥在寧都會議上，對撤銷毛澤東的軍內職務沒有舉手，不要輕看這一點，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環境與氣氛中，不舉手需要巨大的勇氣。
對這一點，毛澤東始終沒有忘懷。
這天晚上，毛澤東又給他大講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澤東談談當前。
三、遵義會議的預演—毛澤東論兵
換過藥後，王稼祥舒適多了。他用軍大衣把背墊高，倚坐在擔架上，想跟毛澤東長談。
“主席，這次反‘圍剿’的失敗，我們應該有一個全麵的認識。”王稼祥不無痛心地說：“不然，紅軍的命運難測。……損失太慘重了……”。
毛澤東很久沒有講話，一支接一支地吸菸：這個問題，他已經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這是國際路線所帶來的影響所致。也是臨時中央以及後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員們竭力推行國際路線的結果。解決政治路線才是根本。
可是，目前解決政治路線幾乎是不可能的！那就連開始向正確方向轉變的王稼祥和張聞天這些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都網在錯誤路線裏麵。一個已經沒有任何實權的毛澤東，公然挑起反國際路線反臨時中央的鬥爭，必然使自己孤立起來，甚至有人會懷疑他的動機——是借暫時的軍事失利而對寧都會議的反撲。
當時的局麵不像後人所說，好像那時王明的“左”傾路線隻是博古、李德等個別人的獨斷專行，他們是孤立的，處處受到抵製的，好像那時的”左”傾路線很容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歷史不是這樣，坐在擔架上一支接一支吸菸的毛澤東也不這樣看。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七大通過的若幹歷史問題決議的結論性的一段話，反映了當時的實情：“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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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他看到他長久地獨自沉吟，繞室徘徊，那些深思熟慮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湧而出。他還清楚地記得1932年3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人民委員會第十次常務會議上。一致通過的《對於植樹運動的決議案》，就是他親自起草的，決議案以簡明的語言闡述了植樹造林的重大意義，對開展植樹運動的辦法和措施也至為詳盡，這個《決議》在公布實行之時，正值中央粉碎國民黨三次“圍剿”而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不久之際，在戰火紛飛、硝煙瀰漫的戰爭環境裏，建設伊始、百端待舉，毛澤東竟能抓緊戰爭間隙，發動群眾，改造山河，造福後代，沒有廣闊的胸懷，沒有充足的勝利信心，沒有遠見卓識，是很可能顧此失彼而無法周詳的。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國的經天緯地之才，由此產生了一種心定神寧的依附感。他在這種崇敬之餘，又有些困惑。他發現。在毛的所有言論行動的出人意外的獨創性中，並不都源於馬列主義的指導，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種思想的精華的雜糅。這種“不純粹”的馬列主義，也許正是與教條主義相區別的鮮明的特徵，因為世上絕對純粹的東西是沒有的，列寧的論述也並不是馬克思的重複！當時的王稼祥，並不理解這種雜糅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必須，所謂的純粹的馬列主義者，像王明、博古，他們隻能背誦原文，卻往往遠離中國實際而陷入教條，以教條來指導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歷史證明，不論哲學、文化、科學，都體現著“雜交優勢”！馬列主義的來源本身，就說明它也是雜糅。
王稼祥發現，毛澤東很少翻閱馬列主義的原著，王稼祥手邊有《反杜林論》有《國家與革命》有《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澤東卻很少借閱，有時瀏覽一下，似乎並不深研……他有幾次談話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聽到的那些傳言是真的：
“馬列主義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歐洲開出醫治中國的藥方。隻有中國的大夫號脈之後才能對症下藥！……”
他還聽說，毛澤東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長徐特立，在長汀養病時，一連幾天研討《貞觀政要》。還說過一句放蕩不羈讓人驚駭莫名的活：“治理中國，需要馬克思加秦始皇。”
這些，又使王稼祥對毛澤東產生了距離感。
這幾年，依附感和距離感始終困擾著他，再加傷口久不癒合，身體不好，總顯得憂心忡忡。
在寧都會議之前，在前線與後方的激烈爭吵時，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澤東是對的。他看清了那些隻顧執行國際路線，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後方委員們，對戰爭實際是多麽無知；他們對前方的指責是多麽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實際的國際戰略，逼迫前線執行是多麽可恨可惡！這些人卻握有尚方寶劍，隻顧對國際負責，不體諒前線的實際困難，發號施令，儼然是些高高在上具有裁決權的法官，不了解前線卻對前線指手畫腳。王稼祥才對這些人的馬列主義是真是假髮生了懷疑。
由於王稼祥最先與毛澤東接觸，由於他比王明、博古更多的了解中國革命實際，所以他最先覺醒。王稼祥在寧都會議上，對撤銷毛澤東的軍內職務沒有舉手，不要輕看這一點，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環境與氣氛中，不舉手需要巨大的勇氣。
對這一點，毛澤東始終沒有忘懷。
這天晚上，毛澤東又給他大講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澤東談談當前。
三、遵義會議的預演—毛澤東論兵
換過藥後，王稼祥舒適多了。他用軍大衣把背墊高，倚坐在擔架上，想跟毛澤東長談。
“主席，這次反‘圍剿’的失敗，我們應該有一個全麵的認識。”王稼祥不無痛心地說：“不然，紅軍的命運難測。……損失太慘重了……”。
毛澤東很久沒有講話，一支接一支地吸菸：這個問題，他已經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這是國際路線所帶來的影響所致。也是臨時中央以及後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員們竭力推行國際路線的結果。解決政治路線才是根本。
可是，目前解決政治路線幾乎是不可能的！那就連開始向正確方向轉變的王稼祥和張聞天這些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也都網在錯誤路線裏麵。一個已經沒有任何實權的毛澤東，公然挑起反國際路線反臨時中央的鬥爭，必然使自己孤立起來，甚至有人會懷疑他的動機——是借暫時的軍事失利而對寧都會議的反撲。
當時的局麵不像後人所說，好像那時王明的“左”傾路線隻是博古、李德等個別人的獨斷專行，他們是孤立的，處處受到抵製的，好像那時的”左”傾路線很容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歷史不是這樣，坐在擔架上一支接一支吸菸的毛澤東也不這樣看。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七大通過的若幹歷史問題決議的結論性的一段話，反映了當時的實情：“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誌們，披著‘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著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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