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張國燾、陳昌浩等人是以鄂豫皖的大肅反的“成就”超過其他蘇區而引為驕傲的，是當作成功的經驗而傳播到其他蘇區的。可是，他後來在《我的迴憶》中卻把責任推到中央蘇區身上。他說：
“江西蘇區自富田事變開始肅反後，歷次進行都不免失之嚴苛。幾乎釀成能發不能收的局麵。”
與此同時，他又盡量縮小鄂豫皖肅反擴大化所犯下的罪行。說：“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盛（慎）等百餘人，其中判死刑者約三十人，判處各種刑期者約百人……”
史料記載卻是這樣的：
據不完全統計：在被殺害的紅軍幹部中：軍級十七人；師級三十五人；團級四十四人……
據當時肅反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陳昌浩講：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旬，已經“肅清改逆（即改組派）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分子一千五六百人。”
赤南縣蘇維埃政府幹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殺者四十五人。英山縣蘇維埃委員十一人，被捕殺者十人；紅安獨立師一個晚上就殺了二百多；紅山警衛團第八連，從戰士到連長一百餘人一次被殺光。
不管這些歷史記載的數字有多少差距，其嚴酷性是完全可以看得出來的。曾任黃安縣政治保衛分局局長的來顯安，起初對肅反十分積極，他親手殺死了許多所謂“改組派”、“ab團”和“第三黨”。但他逐漸認識到張國燾的肅反政策的錯誤時，他也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殺掉了。
無獨有偶，江子文和來顯安是截然相反的。跟他在同一個保衛局的特派員吳化成曾向他流露過類似來顯安的情緒。
“夥計，我們採用逼供信的辦法我看不行，要重證據。”
“怎麽？你動搖了？”江子文懷著敵意盯視著吳化成，“對反革命不用嚴刑他能交待嗎？對敵人，怎樣用刑都不過火！”
“你知道我為什麽產生懷疑的嗎？”吳化成想說服他的同鄉好友，舉出了一個致命的具有說服力的例子，“我們都是特派員，你不會認為我也是反革命吧？！”
“那怎麽可能呢？”
“可是，有些犯人的口供裏竟然也把我咬進去了！幸好這個口供落在我手裏。所以，我才發現許多口供是靠不住的！”
“竟然有這樣的事？”江子文表示出應有的驚詫，他立即想到有沒有人藉機報復也檢舉他。
第三天，吳化成被捕了，被殺害在村外的沙河灘上。江子文親自去查驗了同鄉的屍體，做到了毫無愧色，毫不動心。
任何人內心都有最隱秘的角落。江子文對張國燾也不是絕對忠誠的。
他在審訊杜麗珍的第二天，發生了一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看守魏洪生的衛兵，竟然跟魏洪生一道逃跑了。出動一個營的兵力，緝捕了一天，毫無結果。
“叛變投敵無疑！”江子文下了這樣的結論，並以此上報。報告人和審查報告的人，似乎都沒有發現其中有個語病。既然已經是“反革命”了，本來就是敵人嘛，還談得上什麽“叛變投敵？”
不管是叛變投敵也罷，還是當作反革命殺掉也罷，對征服杜麗珍是有利的。
江子文一進醫院，就被杜麗珍美貌秀色打動了，無聲的甜蜜和渴慕的痛苦占據了他的心。當他得知，他所傾慕的姑娘已經屬於魏洪生時，悵然若有所失之情變成了一種強烈的占有欲，他立即把肅反的工作重心從紅十二師移到紅軍醫院裏來。他認為，醫院是散布對張國燾領導不滿的自由場所。
這種不滿，政策界限的隨意性是很大的：
既可以說對領導提意見是為了幫助領導，改進領導作風；也可以說成是對領導的惡意攻擊。既可以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可以說，這是反領導的言論，必須予以嚴厲打擊。
那麽，這個性質由誰來定呢？江子文很清楚，是由他來定。那麽，他掌握的這部分肅反的權力，也就決定他可以生殺予奪。為了杜麗珍，魏洪生的參加ab團也就成了必然的了！
更何況魏洪生並不是無懈可擊。他是破落地主出身，又在武漢黃埔分校學習過，社會關係複雜，這就構成了犯罪的基礎。不然，他這個地主富農分子，為什麽放著好日子不過而來為革命吃苦呢？當然，張國燾也是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但他是領導人，是例外。
對於中央的關於肅反的指示，他是吃透了的，他在政治保衛局幹部會議上的發言，張國燾和陳昌浩都是非常讚賞的。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明路線下的中央為處理“富田事變”作出了專門的決議。強調：“反對革命勢力在蘇區內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他們更侵入我們黨、團、紅軍、蘇維埃與工會中，進行他們的破壞工作，以援助南京政府向革命進攻。……各蘇區的‘改組派’、‘取消派’……都必然是江西‘ab團’第二。……這些反革命的組織，對於我們蘇維埃運動，是一個很大的危險，絕對不應忽視這種危險……”
貫徹這樣的指示，張國燾和陳昌浩當然需要江子文這樣領會深刻、立場堅定、態度鮮明的幹將。
當時，張國燾是以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和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三重身份，按其個人意誌對鄂豫皖黨、政、軍來進行“改造”的，他懂得，在清除地基之後才能建立起穩固的獨立王國的大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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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蘇區自富田事變開始肅反後，歷次進行都不免失之嚴苛。幾乎釀成能發不能收的局麵。”
與此同時，他又盡量縮小鄂豫皖肅反擴大化所犯下的罪行。說：“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盛（慎）等百餘人，其中判死刑者約三十人，判處各種刑期者約百人……”
史料記載卻是這樣的：
據不完全統計：在被殺害的紅軍幹部中：軍級十七人；師級三十五人；團級四十四人……
據當時肅反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陳昌浩講：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旬，已經“肅清改逆（即改組派）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分子一千五六百人。”
赤南縣蘇維埃政府幹部共四十八人，被捕殺者四十五人。英山縣蘇維埃委員十一人，被捕殺者十人；紅安獨立師一個晚上就殺了二百多；紅山警衛團第八連，從戰士到連長一百餘人一次被殺光。
不管這些歷史記載的數字有多少差距，其嚴酷性是完全可以看得出來的。曾任黃安縣政治保衛分局局長的來顯安，起初對肅反十分積極，他親手殺死了許多所謂“改組派”、“ab團”和“第三黨”。但他逐漸認識到張國燾的肅反政策的錯誤時，他也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殺掉了。
無獨有偶，江子文和來顯安是截然相反的。跟他在同一個保衛局的特派員吳化成曾向他流露過類似來顯安的情緒。
“夥計，我們採用逼供信的辦法我看不行，要重證據。”
“怎麽？你動搖了？”江子文懷著敵意盯視著吳化成，“對反革命不用嚴刑他能交待嗎？對敵人，怎樣用刑都不過火！”
“你知道我為什麽產生懷疑的嗎？”吳化成想說服他的同鄉好友，舉出了一個致命的具有說服力的例子，“我們都是特派員，你不會認為我也是反革命吧？！”
“那怎麽可能呢？”
“可是，有些犯人的口供裏竟然也把我咬進去了！幸好這個口供落在我手裏。所以，我才發現許多口供是靠不住的！”
“竟然有這樣的事？”江子文表示出應有的驚詫，他立即想到有沒有人藉機報復也檢舉他。
第三天，吳化成被捕了，被殺害在村外的沙河灘上。江子文親自去查驗了同鄉的屍體，做到了毫無愧色，毫不動心。
任何人內心都有最隱秘的角落。江子文對張國燾也不是絕對忠誠的。
他在審訊杜麗珍的第二天，發生了一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看守魏洪生的衛兵，竟然跟魏洪生一道逃跑了。出動一個營的兵力，緝捕了一天，毫無結果。
“叛變投敵無疑！”江子文下了這樣的結論，並以此上報。報告人和審查報告的人，似乎都沒有發現其中有個語病。既然已經是“反革命”了，本來就是敵人嘛，還談得上什麽“叛變投敵？”
不管是叛變投敵也罷，還是當作反革命殺掉也罷，對征服杜麗珍是有利的。
江子文一進醫院，就被杜麗珍美貌秀色打動了，無聲的甜蜜和渴慕的痛苦占據了他的心。當他得知，他所傾慕的姑娘已經屬於魏洪生時，悵然若有所失之情變成了一種強烈的占有欲，他立即把肅反的工作重心從紅十二師移到紅軍醫院裏來。他認為，醫院是散布對張國燾領導不滿的自由場所。
這種不滿，政策界限的隨意性是很大的：
既可以說對領導提意見是為了幫助領導，改進領導作風；也可以說成是對領導的惡意攻擊。既可以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可以說，這是反領導的言論，必須予以嚴厲打擊。
那麽，這個性質由誰來定呢？江子文很清楚，是由他來定。那麽，他掌握的這部分肅反的權力，也就決定他可以生殺予奪。為了杜麗珍，魏洪生的參加ab團也就成了必然的了！
更何況魏洪生並不是無懈可擊。他是破落地主出身，又在武漢黃埔分校學習過，社會關係複雜，這就構成了犯罪的基礎。不然，他這個地主富農分子，為什麽放著好日子不過而來為革命吃苦呢？當然，張國燾也是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但他是領導人，是例外。
對於中央的關於肅反的指示，他是吃透了的，他在政治保衛局幹部會議上的發言，張國燾和陳昌浩都是非常讚賞的。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明路線下的中央為處理“富田事變”作出了專門的決議。強調：“反對革命勢力在蘇區內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他們更侵入我們黨、團、紅軍、蘇維埃與工會中，進行他們的破壞工作，以援助南京政府向革命進攻。……各蘇區的‘改組派’、‘取消派’……都必然是江西‘ab團’第二。……這些反革命的組織，對於我們蘇維埃運動，是一個很大的危險，絕對不應忽視這種危險……”
貫徹這樣的指示，張國燾和陳昌浩當然需要江子文這樣領會深刻、立場堅定、態度鮮明的幹將。
當時，張國燾是以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和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三重身份，按其個人意誌對鄂豫皖黨、政、軍來進行“改造”的，他懂得，在清除地基之後才能建立起穩固的獨立王國的大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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