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典來了，他對哈迪爾的使命表示理解，挺客氣地互相致意。
在他們交談時，我看到楊團長向我使了個眼色。
我們退到一旁，他低聲說：“恐怕要武力解決。”
我雖是個地方工作科科長與他們平級，此時卻是唯一代表首腦機關的人，他們徵求我的意見，自然是對總部的尊重。我表示同意，他便上了土堡。
楊團長戰鬥經驗豐富，留半個班在土堡上居高臨下，帶半個班來到汽車旁邊。
戰士們雖然麵黃肌瘦，但手中提的卻是哨所警衛班的新槍，槍身的烤藍，在陽光下跳動著一圈圈的幽光。
“王主任，我是奉警備司令之命來的，咱們都是軍人，都知道服從命令是天職。……收繳省外一切軍隊的武器，這是省府的命令，王主任也是知道的！”
“紅軍並不是省外的異軍，”王效典說，“他是我們新疆軍隊的一部分，到迪化以後，就改編成新兵營！”
我聽到後，吃了一驚，弄了半天，我們不會上了盛世才的當吧？心想：也許是王效典應付哈迪爾的託詞。
事後我從中央代表那裏才知道確有此說。
早在西路軍血戰倪家營子之時，中央就派出了以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委的援西軍。但那時正處在西安事變之後，局勢極為複雜，國共和談正在舉行，援西軍再西渡黃河不但極為困難，而且十分敏感。無論西路軍困難有多麽嚴重，求援多麽迫切，必須照顧到兩個方麵：一、不能影響和平大局；二、援西軍渡過黃河後，不致於重陷困境。
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才通過共產國際與新疆督辦盛世才聯繫，積極進行營救西路軍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初蘇聯幫助盛世才擊退了馬仲英、張培元的進攻，並通過共產國際給盛世才派去大批共產黨員幹部。以保證他能夠堅持進步的立場。
一九三六年，新疆邊務處就得悉西路軍兩萬餘人西渡黃河向河西走廊挺進。當時尚未明確進疆打通國際路線，盛世才指示邊務處加強哈密和星星峽的外界偵察，以觀後變。
西安事變之後，邊務處曾派人進入河西走廊與西路軍進行聯繫，得知紅西路軍已經失敗進入祁連山中，隻好空手而返。
邊務處原第二副處長陳培生就是共產國際派去的聯共黨員，在他的影響下，第一副處長武佐軍也傾向革命，對援救紅軍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負責邊務處電台的是陳培生的愛人魯絲，日夜向西路軍電台唿號。
星星峽準備迎接西路軍並非易事，隻能在對持反動立場的哈密警備司令堯樂博斯保密的情況下才能進行。
這樣一個動作的背後，也反映出兩大營壘的鬥爭，在西路軍與邊務處聯繫的同時，堯樂博斯也沒有睡覺，他也跟西寧的馬步芳聯繫如何堵截西路軍。
為了迎接這支部隊進入新疆，黨中央派陳雲（化名施平）、滕代遠（化名李光）、馮鉉（化名小李）、段子俊、李春田等，從莫斯科到達新疆。在抵達迪化之後，曾與盛世才商定，這支部隊將以新兵營的名義進駐省城。
王效典主任說的雖是一個理由，哈迪爾卻斥之為外交辭令，換個名稱並不能改變紅軍的性質。勒令紅軍繳械，尚可受到優待。
“如果不繳呢？”楊團長說得很隨便，但那低沉的聲調裏令人嗅到一種火藥氣味。
“那就消滅！”哈迪爾也說得很隨便，他那冷峭的眼神裏卻令人感到一種傲慢，好像消滅一支慘敗隊伍，易如探囊取物。
“就你們幾個？”楊團長微笑了，笑得天真爛漫，斜睨著那四個呆頭呆腦的士兵，“你們是來搬運武器的吧？”
“嗯，嗯……”
“我說副官大人，”楊團長仍然笑著，甚至還流露出幾分親昵的神情，“你可太看得起我們這些驚弓之鳥漏網之魚了！”
“我保證優待諸位……”哈迪爾（後來我才從王效典那裏知道，這個名字在維語中含有“有能力”的意思）沒有把話說完，隻見楊團長目光深處倏然微震了一下：“把他的槍下掉！”
哈迪爾的日式手槍已經落進趙連長手中，那四個士兵的馬槍也落在我軍手裏。這些複雜的動作，幾乎是在幾秒鍾內全部完成的。
“你們怎麽敢？”
哈迪爾高聲大叫，氣得全身發抖，好像在自己家裏被人打了耳光。
“有什麽不敢的？”
“我們的騎兵馬上就到！”
“你來時不是見到了嗎？我們已經恭候多時了！”楊團長指指山頭上的土堡，說了句俏皮話，“正等肉下鍋，兔子來敲門。……感謝副官送來了槍和彈，雖說少了一點……”
“王主任！”哈迪爾不願跟這個紅軍打交道了，扭身對著王效典，“你要負全部責任！”
這的確是一個尷尬的場麵，政策性極強，堯樂博斯雖然早有異心，畢竟還沒有變成行動。電話裏雖有叛變之說，但終是傳聞，如果因對一個副官不慎，釀成堯樂博斯的叛亂，不能不說事關奇重。也許堯樂博斯有意製造一個“中村”事件呢？1931年6月，日本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在東北進行軍事地理調查，被中國屯墾軍捕殺，日方便利用此事宣傳“滿蒙危機”，狂熱煽動戰爭，不久，便爆發了“九·一八”事變。蠻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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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交談時，我看到楊團長向我使了個眼色。
我們退到一旁，他低聲說：“恐怕要武力解決。”
我雖是個地方工作科科長與他們平級，此時卻是唯一代表首腦機關的人，他們徵求我的意見，自然是對總部的尊重。我表示同意，他便上了土堡。
楊團長戰鬥經驗豐富，留半個班在土堡上居高臨下，帶半個班來到汽車旁邊。
戰士們雖然麵黃肌瘦，但手中提的卻是哨所警衛班的新槍，槍身的烤藍，在陽光下跳動著一圈圈的幽光。
“王主任，我是奉警備司令之命來的，咱們都是軍人，都知道服從命令是天職。……收繳省外一切軍隊的武器，這是省府的命令，王主任也是知道的！”
“紅軍並不是省外的異軍，”王效典說，“他是我們新疆軍隊的一部分，到迪化以後，就改編成新兵營！”
我聽到後，吃了一驚，弄了半天，我們不會上了盛世才的當吧？心想：也許是王效典應付哈迪爾的託詞。
事後我從中央代表那裏才知道確有此說。
早在西路軍血戰倪家營子之時，中央就派出了以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委的援西軍。但那時正處在西安事變之後，局勢極為複雜，國共和談正在舉行，援西軍再西渡黃河不但極為困難，而且十分敏感。無論西路軍困難有多麽嚴重，求援多麽迫切，必須照顧到兩個方麵：一、不能影響和平大局；二、援西軍渡過黃河後，不致於重陷困境。
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才通過共產國際與新疆督辦盛世才聯繫，積極進行營救西路軍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初蘇聯幫助盛世才擊退了馬仲英、張培元的進攻，並通過共產國際給盛世才派去大批共產黨員幹部。以保證他能夠堅持進步的立場。
一九三六年，新疆邊務處就得悉西路軍兩萬餘人西渡黃河向河西走廊挺進。當時尚未明確進疆打通國際路線，盛世才指示邊務處加強哈密和星星峽的外界偵察，以觀後變。
西安事變之後，邊務處曾派人進入河西走廊與西路軍進行聯繫，得知紅西路軍已經失敗進入祁連山中，隻好空手而返。
邊務處原第二副處長陳培生就是共產國際派去的聯共黨員，在他的影響下，第一副處長武佐軍也傾向革命，對援救紅軍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負責邊務處電台的是陳培生的愛人魯絲，日夜向西路軍電台唿號。
星星峽準備迎接西路軍並非易事，隻能在對持反動立場的哈密警備司令堯樂博斯保密的情況下才能進行。
這樣一個動作的背後，也反映出兩大營壘的鬥爭，在西路軍與邊務處聯繫的同時，堯樂博斯也沒有睡覺，他也跟西寧的馬步芳聯繫如何堵截西路軍。
為了迎接這支部隊進入新疆，黨中央派陳雲（化名施平）、滕代遠（化名李光）、馮鉉（化名小李）、段子俊、李春田等，從莫斯科到達新疆。在抵達迪化之後，曾與盛世才商定，這支部隊將以新兵營的名義進駐省城。
王效典主任說的雖是一個理由，哈迪爾卻斥之為外交辭令，換個名稱並不能改變紅軍的性質。勒令紅軍繳械，尚可受到優待。
“如果不繳呢？”楊團長說得很隨便，但那低沉的聲調裏令人嗅到一種火藥氣味。
“那就消滅！”哈迪爾也說得很隨便，他那冷峭的眼神裏卻令人感到一種傲慢，好像消滅一支慘敗隊伍，易如探囊取物。
“就你們幾個？”楊團長微笑了，笑得天真爛漫，斜睨著那四個呆頭呆腦的士兵，“你們是來搬運武器的吧？”
“嗯，嗯……”
“我說副官大人，”楊團長仍然笑著，甚至還流露出幾分親昵的神情，“你可太看得起我們這些驚弓之鳥漏網之魚了！”
“我保證優待諸位……”哈迪爾（後來我才從王效典那裏知道，這個名字在維語中含有“有能力”的意思）沒有把話說完，隻見楊團長目光深處倏然微震了一下：“把他的槍下掉！”
哈迪爾的日式手槍已經落進趙連長手中，那四個士兵的馬槍也落在我軍手裏。這些複雜的動作，幾乎是在幾秒鍾內全部完成的。
“你們怎麽敢？”
哈迪爾高聲大叫，氣得全身發抖，好像在自己家裏被人打了耳光。
“有什麽不敢的？”
“我們的騎兵馬上就到！”
“你來時不是見到了嗎？我們已經恭候多時了！”楊團長指指山頭上的土堡，說了句俏皮話，“正等肉下鍋，兔子來敲門。……感謝副官送來了槍和彈，雖說少了一點……”
“王主任！”哈迪爾不願跟這個紅軍打交道了，扭身對著王效典，“你要負全部責任！”
這的確是一個尷尬的場麵，政策性極強，堯樂博斯雖然早有異心，畢竟還沒有變成行動。電話裏雖有叛變之說，但終是傳聞，如果因對一個副官不慎，釀成堯樂博斯的叛亂，不能不說事關奇重。也許堯樂博斯有意製造一個“中村”事件呢？1931年6月，日本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在東北進行軍事地理調查，被中國屯墾軍捕殺，日方便利用此事宣傳“滿蒙危機”，狂熱煽動戰爭，不久，便爆發了“九·一八”事變。蠻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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