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分鍾後，旺迪登巴就換上了舊日服裝，背著一桿獵槍，牽著一隻獵狗，跟我們出發。僅僅相處一天，我們就成了密友。
由於工委總部的首長們對他的尊重和愛護，他非常高興，不但盡職，而且以他的山區生活知識和經驗，幫助部隊解決了許多困難。
他告訴我們山中野菜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可以在什麽情況下，獵取野牛、野驢、黃羊。
連日翻山，需要保護的就是雙腳，一雙草鞋，兩天就磨爛了，他教部隊把牛羊皮剝下，剪出比腳大數指形狀，四麵戳洞穿進線繩，腳踏毛麵把繩兩頭猛拉，便成了毛朝裏皮朝外既暖和又堅韌的皮鞋了。
我甚至忽發奇想，動員他參加紅軍，那他就是第一個堯唿爾紅軍了。
思緒很亂，我無論如何想像不出吳永康部長和江子敏現在在哪裏，是什麽樣的境況。當他們知道我是先於他們死在這荒山樹下時，他們作何感想呢？
我有意把思緒引向鄂豫皖，那裏是我久別的家，那裏有我的父母和妹妹。我家是湖北黃安，這在山區來說是個較大的縣城，也是紅軍最早的活動中心。我十四歲那一年，北伐軍打到了武漢，革命之聲響遍湖北各地。黃安黨支部首先爭取了縣教育局的領導地位，動用“至誠學款”開辦公費學校和鄉村貧民學校。這筆至誠學款是當時縣教育局控製的一筆巨款，是黃安南鄉一些資本家在沙市的六十年的存款，革命者把它作為家鄉辦學的基金，培養這些資本家的掘墓人，這本身就很有哲理意味。在開展平民教育的同時，農民協會就蓬蓬勃勃發展起來。一九二七年初就對地主豪紳撕破臉皮，開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接著農民就武裝起來。有一首民謠就可以看到當時革命的聲勢：
小小黃安，人人好漢；
銅鑼一響，四十八萬；
男將打仗，女將送飯。
我家道小康，祖父曾在縣裏當過錄事之類的小官，父親卻是地道的冬烘先生。他為人慷慨，不會理財，家境漸漸衰落，他倡導義務教育，所得甚微，這就苦了我的母親。革命中，父親參加了縣農會，管理文書，寫標語出布告。一九二九年，他送我參加了紅軍。那年我十七歲。
我跟隨父親讀遍了《論語》、《孟子》、《詩經）、《幼學瓊林》，後來，我自然迷上了《三國演義》、《水滸》和《西遊記》，爾後從父親書櫃裏偷出了十部《晚清文學叢鈔》。我如獲至寶，日夜手不釋卷，真可謂廢寢忘食，如饑似渴地狂讀猛記。眼界大開，自認為飽享了人間至福。這是集晚清以來翻譯的外國文學之大成，從詩歌、戲劇、寓言到小說，無不具備。我有七年私塾墊底，讀文言文毫不吃力，而且覺得它言簡意賅，意味深厚，像喝一杯濃茶。讀起白話文來，反而覺得如吞淡水了。
這些書，在西路軍的前進劇團中，竟然無人讀過，我不能不十分驚訝，因此我也就成了見多識廣飽學之士。每逢戰爭間隙和工作之餘，或行軍途中，我的周圍總擁聚著很多好奇心特強的演員們。我的講述簡直使他們著魔入迷，不時發出嘖嘖讚美和籲籲嘆息，有時還使他們熱淚盈眶，唏噓啜泣！
領受別人的感謝尊崇是一種高級的精神享受，就是生性拘謹冷漠的於薇，也因我的講述洋溢著少有的熱情。江子敏是我的最熱烈的聽眾，她崇拜我的學識，卻不讚賞我的性格，太書生氣了，她戲稱我為“溫情主義者”。隻有特派員江子文對我不滿，因為我所講的內容，盡管有許多人生哲理，卻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條文。所以他一向對我們這些布爾喬亞的革命堅定性表示懷疑。其實，他也是個有文化的人。
人們最喜歡聽的大概是幾部長篇，首先是林紓譯的大仲馬的《玉樓花劫》，君朔譯的大仲馬的《陝隱記》和抱器主人譯的《基督山恩仇記》，還有蘇曼殊譯的囂俄的《慘世界》。我最感興趣的還是司各德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和林紓譯的迭更司的《塊肉餘生述》，還有斯吐活的《黑奴籲天錄》。這些翻譯多在1900年前後，早的有1847年申報館印本，1907年翻譯占多數，當時譯的人名書名均不規範，如雨果譯為囂俄，《悲慘世界》譯為《慘世界》，斯托夫人譯為斯吐活，《湯姆叔叔的小屋》譯為《黑奴籲天錄》等。
像我這樣易動感情的人，在革命部隊裏，既不能做叱吒風雲的軍事指揮員，也做不來嚴肅的政治工作，做一個文化人，也是自得其所了。
“文章憎命達”，我希望我能成為一個文學家，我並不怕生活艱險。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說得很對：“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所以，這次隨軍西征，萬千苦難，我毫不在乎。
記得在一九三二年深秋，我隨四方麵軍撤離鄂豫皖時，父親為我送行，他又老又瘦又黑，眼前是黃葉滿坡，腳下是潺潺溪水，頗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意味。父親說：
“孩子，革命好難噢！”
我說：
“你要保重！”
父親說：
“爹今年五十七了，自視為老朽，雖不敢說生而為英，死而為靈，也得爭個縱死猶聞俠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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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工委總部的首長們對他的尊重和愛護，他非常高興，不但盡職，而且以他的山區生活知識和經驗，幫助部隊解決了許多困難。
他告訴我們山中野菜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可以在什麽情況下，獵取野牛、野驢、黃羊。
連日翻山，需要保護的就是雙腳，一雙草鞋，兩天就磨爛了，他教部隊把牛羊皮剝下，剪出比腳大數指形狀，四麵戳洞穿進線繩，腳踏毛麵把繩兩頭猛拉，便成了毛朝裏皮朝外既暖和又堅韌的皮鞋了。
我甚至忽發奇想，動員他參加紅軍，那他就是第一個堯唿爾紅軍了。
思緒很亂，我無論如何想像不出吳永康部長和江子敏現在在哪裏，是什麽樣的境況。當他們知道我是先於他們死在這荒山樹下時，他們作何感想呢？
我有意把思緒引向鄂豫皖，那裏是我久別的家，那裏有我的父母和妹妹。我家是湖北黃安，這在山區來說是個較大的縣城，也是紅軍最早的活動中心。我十四歲那一年，北伐軍打到了武漢，革命之聲響遍湖北各地。黃安黨支部首先爭取了縣教育局的領導地位，動用“至誠學款”開辦公費學校和鄉村貧民學校。這筆至誠學款是當時縣教育局控製的一筆巨款，是黃安南鄉一些資本家在沙市的六十年的存款，革命者把它作為家鄉辦學的基金，培養這些資本家的掘墓人，這本身就很有哲理意味。在開展平民教育的同時，農民協會就蓬蓬勃勃發展起來。一九二七年初就對地主豪紳撕破臉皮，開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接著農民就武裝起來。有一首民謠就可以看到當時革命的聲勢：
小小黃安，人人好漢；
銅鑼一響，四十八萬；
男將打仗，女將送飯。
我家道小康，祖父曾在縣裏當過錄事之類的小官，父親卻是地道的冬烘先生。他為人慷慨，不會理財，家境漸漸衰落，他倡導義務教育，所得甚微，這就苦了我的母親。革命中，父親參加了縣農會，管理文書，寫標語出布告。一九二九年，他送我參加了紅軍。那年我十七歲。
我跟隨父親讀遍了《論語》、《孟子》、《詩經）、《幼學瓊林》，後來，我自然迷上了《三國演義》、《水滸》和《西遊記》，爾後從父親書櫃裏偷出了十部《晚清文學叢鈔》。我如獲至寶，日夜手不釋卷，真可謂廢寢忘食，如饑似渴地狂讀猛記。眼界大開，自認為飽享了人間至福。這是集晚清以來翻譯的外國文學之大成，從詩歌、戲劇、寓言到小說，無不具備。我有七年私塾墊底，讀文言文毫不吃力，而且覺得它言簡意賅，意味深厚，像喝一杯濃茶。讀起白話文來，反而覺得如吞淡水了。
這些書，在西路軍的前進劇團中，竟然無人讀過，我不能不十分驚訝，因此我也就成了見多識廣飽學之士。每逢戰爭間隙和工作之餘，或行軍途中，我的周圍總擁聚著很多好奇心特強的演員們。我的講述簡直使他們著魔入迷，不時發出嘖嘖讚美和籲籲嘆息，有時還使他們熱淚盈眶，唏噓啜泣！
領受別人的感謝尊崇是一種高級的精神享受，就是生性拘謹冷漠的於薇，也因我的講述洋溢著少有的熱情。江子敏是我的最熱烈的聽眾，她崇拜我的學識，卻不讚賞我的性格，太書生氣了，她戲稱我為“溫情主義者”。隻有特派員江子文對我不滿，因為我所講的內容，盡管有許多人生哲理，卻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條文。所以他一向對我們這些布爾喬亞的革命堅定性表示懷疑。其實，他也是個有文化的人。
人們最喜歡聽的大概是幾部長篇，首先是林紓譯的大仲馬的《玉樓花劫》，君朔譯的大仲馬的《陝隱記》和抱器主人譯的《基督山恩仇記》，還有蘇曼殊譯的囂俄的《慘世界》。我最感興趣的還是司各德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和林紓譯的迭更司的《塊肉餘生述》，還有斯吐活的《黑奴籲天錄》。這些翻譯多在1900年前後，早的有1847年申報館印本，1907年翻譯占多數，當時譯的人名書名均不規範，如雨果譯為囂俄，《悲慘世界》譯為《慘世界》，斯托夫人譯為斯吐活，《湯姆叔叔的小屋》譯為《黑奴籲天錄》等。
像我這樣易動感情的人，在革命部隊裏，既不能做叱吒風雲的軍事指揮員，也做不來嚴肅的政治工作，做一個文化人，也是自得其所了。
“文章憎命達”，我希望我能成為一個文學家，我並不怕生活艱險。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說得很對：“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所以，這次隨軍西征，萬千苦難，我毫不在乎。
記得在一九三二年深秋，我隨四方麵軍撤離鄂豫皖時，父親為我送行，他又老又瘦又黑，眼前是黃葉滿坡，腳下是潺潺溪水，頗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意味。父親說：
“孩子，革命好難噢！”
我說：
“你要保重！”
父親說：
“爹今年五十七了，自視為老朽，雖不敢說生而為英，死而為靈，也得爭個縱死猶聞俠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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