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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迴憶錄：三生影像 作者：聶華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王安憶的父親是新加坡華僑，1942年抗戰時迴國，參加解放軍，1957年被打成右派。茹誌鵑沒告訴兩個女兒和兒子，到“文革”時才告訴他們。
茹誌鵑對我說：安憶下放農村時候，十六歲。我和她每星期通兩次信，她在信裏形容她那兒的生活，那時候我就發現她可以寫。譬如，她描寫她住的農家：燕子來做窩，就是吉祥之兆，燕子不來做窩，就是不吉祥。她在一封信裏告訴我：好了，燕子來做窩了。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愛荷華(4)
我對王安憶很好奇，有一天問她：你現在剛到美國，是什麽感覺？
她說：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國的富裕，中國人嚷著精神文明，沒有物質，沒有起碼的生活條件，談什麽精神文明？
但是，物質太豐富了，也帶來很多問題。
很對。但我們現在還沒有那些問題。我們隻要吃飽飯。以前叫我們學雷峰，現在叫我們學張海迪！要把我們都從一個模子磕出來，毫沒自己的個性。到現在為止，我隻看到美國好的一麵。
你以後到了大城市，就看到另一麵了。我說。
美國人有活力，又會玩。我們簡直沒有享受到生活！人是自私的，先顧到自己，才顧到社會。自己好了，社會也好了。
有一次，她談到中國的年輕人：生活沒有目標。你會看到一個年青人，在黑影地裏，靠著電線桿站著，你會看到年輕人很無聊地在街上閑逛嗑瓜子。
安憶，你迴去後，會有什麽感覺？
我會很憤怒。
你迴去後，很難適應了。
我相信。她轉頭笑對陳映真說。你的論調和我們完全一樣！學雷鋒呀！為別人犧牲呀！雷鋒當然好！但我們不要被人逼著去學！
你必須為整個國家著想，把自己貢獻出去。陳映真說。
我首先得找到我自己，才能把自己貢獻出去！來美國對我衝擊很大，但我是要迴去的。我覺得有許多東西要寫。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我很幸運！
他們在愛荷華三個月，然後在美國旅行一個時期。
安憶迴上海後給我來信：
華苓阿姨：
……這次去美國，對於我的創作，對於我的人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很大，而我們活動空間和時間都那麽有限。說真的，我實在從心裏感激您和安格爾伯伯給了我這麽一個機會……不僅是可以認識美國，還使我認識台灣，認識香港，認識西歐、東歐、非洲。您為我安排的內容最多。還有藍藍，她對我最大的幫助，是幫助我這麽貼近地去認識了現代舞，這使我對現代藝術、現代生活有了了解。
這些時，我開始去寫東西了。真糟糕，寫得不順心。最近我對自己頗不滿意，已經將兩萬字的一個中篇中途放棄了。心裏也十分煩惱。這也是沒有心情寫信的一個原因。我感覺到自己的創作麵臨一個危機。但願能安然度過。
……愛荷華好嗎？聽說愛荷華的春天美極了，花一下子開了。這真是個美麗的地方……
華苓阿姨：
……自從我從深圳迴來之後，不曉得怎麽一來，開了竅。那些混亂的思想──由於受了極大的衝擊而混亂的思想，似乎一下子條理起來，並且平靜下來，就開了路，讓我能夠坐下來寫東西了。上半年寫的兩個中篇已經發表。這是從美國迴來之後頭兩篇小說。反映很大。都說我有了極大的變化，我自己也這麽覺著。下半年開始至今，我已經寫了兩個短篇，兩個中篇。第三個中篇已經在寫第二稿了。這些東西，凡看過的人都覺著，變化和進步很大，認為是我新的裏程碑。我很興奮地等待著它們被發表以後將得到的反映。我有時會默下神來想想這一年的情況，我想大概是這樣的。到美國之後，我得到了一個機會，我是拉開距離來看中國的生活，當我剛來得及看到的時候，隻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離使往日熟悉的生活變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適應這個眼光，於是便困惑起來。後來，慢慢的，適應了。再度看清了。在距離之外將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來。於是，又能寫了……
《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楊(1)
郭衣洞和柏楊，1984
我先認識郭衣洞。
《自由中國》半月刊，1949年11月在台灣創刊，雷震對編輯委員會的組成，可說煞費苦心，包括當時從大陸去台灣的各方有代表性的人士，如思想激進的殷海光，溫和穩健的北大教授毛子水，開明的國民黨教育部門長杭立武，還有早在30年代和施蟄存同辦現代雜誌的戴杜衡，也就是為藝術自由而筆戰的蘇汶，他在《第三種人的出路──論作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語重心長地說：……永遠的沉默，長期的擱筆，確實，有一部分作家是在那兒“靜待”自我的沒落了……
《自由中國》最初的文藝版，隻有調劑的作用，沖和嚴肅的政論文章，雷先生那時似乎也不重視。他和大陸到台灣的國民黨文人還有來往，收到他們的小說或散文，也就順手登了。應鳳凰在90年代所寫《自由中國》《文友通訊》作家群與50年代台灣文學史中，特別著重寫到《自由中國》的文藝作品：
十年中隻有創刊之初的這段時期，文學作品的“反共”意識形態最為濃厚，刊的幾乎是清一色，單刀直入的反共小說，藝術技巧比較低。撇開意識形態不談，創刊後至1952年底，即最前麵的三年餘總共（七卷）75期，整個文學的質與量，也是前中後三期中成績最差的，這種情況可能與此一時期還沒有一個專職的文藝主編有關。聶華苓是在《自由中國》工作了一兩年之後，有一天雷震在報紙上看到她居然也能“寫文章”，才跑去請她改當編輯，“特別負責文藝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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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誌鵑對我說：安憶下放農村時候，十六歲。我和她每星期通兩次信，她在信裏形容她那兒的生活，那時候我就發現她可以寫。譬如，她描寫她住的農家：燕子來做窩，就是吉祥之兆，燕子不來做窩，就是不吉祥。她在一封信裏告訴我：好了，燕子來做窩了。
《三生影像》 母女同在愛荷華(4)
我對王安憶很好奇，有一天問她：你現在剛到美國，是什麽感覺？
她說：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國的富裕，中國人嚷著精神文明，沒有物質，沒有起碼的生活條件，談什麽精神文明？
但是，物質太豐富了，也帶來很多問題。
很對。但我們現在還沒有那些問題。我們隻要吃飽飯。以前叫我們學雷峰，現在叫我們學張海迪！要把我們都從一個模子磕出來，毫沒自己的個性。到現在為止，我隻看到美國好的一麵。
你以後到了大城市，就看到另一麵了。我說。
美國人有活力，又會玩。我們簡直沒有享受到生活！人是自私的，先顧到自己，才顧到社會。自己好了，社會也好了。
有一次，她談到中國的年輕人：生活沒有目標。你會看到一個年青人，在黑影地裏，靠著電線桿站著，你會看到年輕人很無聊地在街上閑逛嗑瓜子。
安憶，你迴去後，會有什麽感覺？
我會很憤怒。
你迴去後，很難適應了。
我相信。她轉頭笑對陳映真說。你的論調和我們完全一樣！學雷鋒呀！為別人犧牲呀！雷鋒當然好！但我們不要被人逼著去學！
你必須為整個國家著想，把自己貢獻出去。陳映真說。
我首先得找到我自己，才能把自己貢獻出去！來美國對我衝擊很大，但我是要迴去的。我覺得有許多東西要寫。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我很幸運！
他們在愛荷華三個月，然後在美國旅行一個時期。
安憶迴上海後給我來信：
華苓阿姨：
……這次去美國，對於我的創作，對於我的人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很大，而我們活動空間和時間都那麽有限。說真的，我實在從心裏感激您和安格爾伯伯給了我這麽一個機會……不僅是可以認識美國，還使我認識台灣，認識香港，認識西歐、東歐、非洲。您為我安排的內容最多。還有藍藍，她對我最大的幫助，是幫助我這麽貼近地去認識了現代舞，這使我對現代藝術、現代生活有了了解。
這些時，我開始去寫東西了。真糟糕，寫得不順心。最近我對自己頗不滿意，已經將兩萬字的一個中篇中途放棄了。心裏也十分煩惱。這也是沒有心情寫信的一個原因。我感覺到自己的創作麵臨一個危機。但願能安然度過。
……愛荷華好嗎？聽說愛荷華的春天美極了，花一下子開了。這真是個美麗的地方……
華苓阿姨：
……自從我從深圳迴來之後，不曉得怎麽一來，開了竅。那些混亂的思想──由於受了極大的衝擊而混亂的思想，似乎一下子條理起來，並且平靜下來，就開了路，讓我能夠坐下來寫東西了。上半年寫的兩個中篇已經發表。這是從美國迴來之後頭兩篇小說。反映很大。都說我有了極大的變化，我自己也這麽覺著。下半年開始至今，我已經寫了兩個短篇，兩個中篇。第三個中篇已經在寫第二稿了。這些東西，凡看過的人都覺著，變化和進步很大，認為是我新的裏程碑。我很興奮地等待著它們被發表以後將得到的反映。我有時會默下神來想想這一年的情況，我想大概是這樣的。到美國之後，我得到了一個機會，我是拉開距離來看中國的生活，當我剛來得及看到的時候，隻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離使往日熟悉的生活變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適應這個眼光，於是便困惑起來。後來，慢慢的，適應了。再度看清了。在距離之外將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來。於是，又能寫了……
《三生影像》 郭衣洞和柏楊(1)
郭衣洞和柏楊，1984
我先認識郭衣洞。
《自由中國》半月刊，1949年11月在台灣創刊，雷震對編輯委員會的組成，可說煞費苦心，包括當時從大陸去台灣的各方有代表性的人士，如思想激進的殷海光，溫和穩健的北大教授毛子水，開明的國民黨教育部門長杭立武，還有早在30年代和施蟄存同辦現代雜誌的戴杜衡，也就是為藝術自由而筆戰的蘇汶，他在《第三種人的出路──論作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語重心長地說：……永遠的沉默，長期的擱筆，確實，有一部分作家是在那兒“靜待”自我的沒落了……
《自由中國》最初的文藝版，隻有調劑的作用，沖和嚴肅的政論文章，雷先生那時似乎也不重視。他和大陸到台灣的國民黨文人還有來往，收到他們的小說或散文，也就順手登了。應鳳凰在90年代所寫《自由中國》《文友通訊》作家群與50年代台灣文學史中，特別著重寫到《自由中國》的文藝作品：
十年中隻有創刊之初的這段時期，文學作品的“反共”意識形態最為濃厚，刊的幾乎是清一色，單刀直入的反共小說，藝術技巧比較低。撇開意識形態不談，創刊後至1952年底，即最前麵的三年餘總共（七卷）75期，整個文學的質與量，也是前中後三期中成績最差的，這種情況可能與此一時期還沒有一個專職的文藝主編有關。聶華苓是在《自由中國》工作了一兩年之後，有一天雷震在報紙上看到她居然也能“寫文章”，才跑去請她改當編輯，“特別負責文藝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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