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布希政府和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曾鼓吹的軍隊轉型，即在一個高技術戰場上，藉助一係列探測手段實施偵察，在戰鬥中，依靠精確打擊和小規模的地麵部隊贏得勝利，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他們2001年掌管政權時所接受的一個既成事實。
那些堅持軍隊轉型尚未完成的人，正是那些主張陸軍需要改進戰略部署能力的人。在1999年的科索沃，當軍事部署遇到困難後，陸軍專心致誌地建立了臨時組織，即配備輪式戰車的旅規模建製的部隊。這仍然是實施中的一項工作。其它人認為，需要把大的、所謂臃腫的師級建製改革為小的、更富機動性的單位。但是對於地麵部隊，本質上，得到的許多教訓看上去是保守的。例如，在沒有m1a1主戰坦克的情況下我們願意開戰嗎？事實證明，伊拉克炮火幾乎無法傷害這種坦克。在進攻巴格達前的那些天，當我軍油料幾乎耗盡時，前方是否需要更多的後勤補給？這些年來，盡管所有的批評都落到了陸軍師身上，但這些師已經證明，自己是有機動性的，必要時，完全有能力以旅或軍的建製進行戰鬥。軍隊的轉型需要向前推進，但是，要吸取2003年戰役的教訓，以一種現實的眼光來看待它。
當然，美軍必須繼續而且更加堅定地進行更廣泛的防禦轉型：更優良的監控設施、更高的性能、更穩定的通訊、更遠的距離、更快的飛彈、部隊部署的“痕跡”更小、更為一體化的服務和特種作戰能力。我們可以利用高解析度圖像來識破偽裝；部署大功率、多頻譜的雷達以發現地麵目標；利用多色雷射傳輸數量驚人的通訊信號；用高能雷射擊落敵人的飛彈，並對飛機和其它發射平台實施近距離防禦；以無人駕駛飛行器在戰場上空盤旋，發現敵人的電子設備或飛彈，並且幾乎同時計算出發射裝置或武器的位置等等。但是，構想的本質，即以美軍的最低風險發現並摧毀集結於戰場的敵人，仍然沒有改變。
在戰場均衡中，占有優勢的空軍剿滅了敵軍，首先是敵人的空軍，然後是防空部隊，最後是地麵部隊，隻要美國對任何可預想的敵人保持其技術上的優勢，空軍就是一個勝利者。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保持航空航天和信息上的優勢。必須保護我們的衛星，避免在第一次打擊中被徹底摧毀，空軍必須有能力粉碎任何敵人的防空體係，保證通訊體係不被中斷和破壞。可以設想，在10到20年的跨度內，美國的軍事主導是有保證的，除非潛在的對手出現了重要的反衛星係統，或者裝備了穩定的、深入地下的、能摧毀美國飛機和飛彈的高能雷射網絡。這些威脅可能導致另一種情形出現，即直接對抗美軍的轉型，並且可能把戰爭拉迴到20世紀的真實狀態：大規模的部隊和大規模的傷亡。
或許，正在發展這種能力並且已經有些眉目的國家不會超過兩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很多年以後他們才能具備這一能力。現在，想與美國作戰的國家或組織必須採取非對稱的行動，即他們必須尋找新的辦法，以削弱美國戰爭模式的效能。這些潛在的對手將從伊拉克目前的形勢中汲取有價值的教訓。
但是，在伊拉克的經歷應該提醒我們，僅僅集中於“決定性戰役”、“快速”結束各種可能發生的戰鬥，這種計劃和轉型，或者至少我們所聽到的國防部對此的看法，都是片麵的。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我們第一次形成“2010聯合設想”時，許多人認為，需要在戰鬥的快節奏、高強度與戰鬥前後所發生的現實情況之間保持平衡。這不僅僅是陸軍或者軍隊各部門的本位主義：相反，陸軍將很可能不得不應付這些必要條件，很大程度上，軍隊有權表述這樣的關注。我們已不斷看到，在大多數情況下，美軍自己也能發現，要真正“戰勝”敵人，毀滅他們是不夠的。打敗敵軍對贏得戰役是必須的，但並不足以贏得戰爭。
我們已經目睹了美軍在巴拿馬平民中進行戰鬥、尋找躲藏的曼紐爾·諾列加總統遇到的困難；注意到海灣戰爭後，在處理難民、不穩定和戰爭罪犯等戰爭後果時麵臨的問題；還有索馬利亞的失敗、海地的困難、巴爾幹維和行動的挑戰等等。每次衝突都包含一個短期的、激烈的軍事上的遭遇戰和一個長期的、不太激烈的但或許更為關鍵的後續使命，盡管為應對這些情況，武裝部隊已經接受了訓練、實施了準備並配發了裝備。
在有關軍隊轉型的討論中，隻有極少的支持者贊同以這種方式實施轉型。在製度上，陸軍沒有把這些需要當作陸軍的本質工作，以此表明保持或者增加投入、增設機構是正確的，而是長期以來，拒絕準備並參與戰後行動以及維和使命。在一定程度上，這與現行的《美國法典》有關（特別是第10章），它規定了軍隊的任務與使命，要求美國陸軍為“持續的地麵戰鬥”進行訓練、組織與裝備。
但客觀地講，多數的不情願可追溯到軍事工業聯合體以及組織生存的政治學。當按照流行多年、影響廣泛的轉型視野，自身的重要性將被降低時，陸軍像其它軍種一樣，將其組織上的存在與高技術創新和吸引人的、富有遠見的政府採購計劃掛起鉤來，這些計劃是為中東或朝鮮爆發激烈的衝突而製定。考慮到美國總體防衛優先權，看起來，這更像是為成功獲得資金而進行的競爭，一旦獲得資助，就會得到許多國會選區的承包人和轉包商的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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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堅持軍隊轉型尚未完成的人，正是那些主張陸軍需要改進戰略部署能力的人。在1999年的科索沃，當軍事部署遇到困難後，陸軍專心致誌地建立了臨時組織，即配備輪式戰車的旅規模建製的部隊。這仍然是實施中的一項工作。其它人認為，需要把大的、所謂臃腫的師級建製改革為小的、更富機動性的單位。但是對於地麵部隊，本質上，得到的許多教訓看上去是保守的。例如，在沒有m1a1主戰坦克的情況下我們願意開戰嗎？事實證明，伊拉克炮火幾乎無法傷害這種坦克。在進攻巴格達前的那些天，當我軍油料幾乎耗盡時，前方是否需要更多的後勤補給？這些年來，盡管所有的批評都落到了陸軍師身上，但這些師已經證明，自己是有機動性的，必要時，完全有能力以旅或軍的建製進行戰鬥。軍隊的轉型需要向前推進，但是，要吸取2003年戰役的教訓，以一種現實的眼光來看待它。
當然，美軍必須繼續而且更加堅定地進行更廣泛的防禦轉型：更優良的監控設施、更高的性能、更穩定的通訊、更遠的距離、更快的飛彈、部隊部署的“痕跡”更小、更為一體化的服務和特種作戰能力。我們可以利用高解析度圖像來識破偽裝；部署大功率、多頻譜的雷達以發現地麵目標；利用多色雷射傳輸數量驚人的通訊信號；用高能雷射擊落敵人的飛彈，並對飛機和其它發射平台實施近距離防禦；以無人駕駛飛行器在戰場上空盤旋，發現敵人的電子設備或飛彈，並且幾乎同時計算出發射裝置或武器的位置等等。但是，構想的本質，即以美軍的最低風險發現並摧毀集結於戰場的敵人，仍然沒有改變。
在戰場均衡中，占有優勢的空軍剿滅了敵軍，首先是敵人的空軍，然後是防空部隊，最後是地麵部隊，隻要美國對任何可預想的敵人保持其技術上的優勢，空軍就是一個勝利者。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保持航空航天和信息上的優勢。必須保護我們的衛星，避免在第一次打擊中被徹底摧毀，空軍必須有能力粉碎任何敵人的防空體係，保證通訊體係不被中斷和破壞。可以設想，在10到20年的跨度內，美國的軍事主導是有保證的，除非潛在的對手出現了重要的反衛星係統，或者裝備了穩定的、深入地下的、能摧毀美國飛機和飛彈的高能雷射網絡。這些威脅可能導致另一種情形出現，即直接對抗美軍的轉型，並且可能把戰爭拉迴到20世紀的真實狀態：大規模的部隊和大規模的傷亡。
或許，正在發展這種能力並且已經有些眉目的國家不會超過兩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很多年以後他們才能具備這一能力。現在，想與美國作戰的國家或組織必須採取非對稱的行動，即他們必須尋找新的辦法，以削弱美國戰爭模式的效能。這些潛在的對手將從伊拉克目前的形勢中汲取有價值的教訓。
但是，在伊拉克的經歷應該提醒我們，僅僅集中於“決定性戰役”、“快速”結束各種可能發生的戰鬥，這種計劃和轉型，或者至少我們所聽到的國防部對此的看法，都是片麵的。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我們第一次形成“2010聯合設想”時，許多人認為，需要在戰鬥的快節奏、高強度與戰鬥前後所發生的現實情況之間保持平衡。這不僅僅是陸軍或者軍隊各部門的本位主義：相反，陸軍將很可能不得不應付這些必要條件，很大程度上，軍隊有權表述這樣的關注。我們已不斷看到，在大多數情況下，美軍自己也能發現，要真正“戰勝”敵人，毀滅他們是不夠的。打敗敵軍對贏得戰役是必須的，但並不足以贏得戰爭。
我們已經目睹了美軍在巴拿馬平民中進行戰鬥、尋找躲藏的曼紐爾·諾列加總統遇到的困難；注意到海灣戰爭後，在處理難民、不穩定和戰爭罪犯等戰爭後果時麵臨的問題；還有索馬利亞的失敗、海地的困難、巴爾幹維和行動的挑戰等等。每次衝突都包含一個短期的、激烈的軍事上的遭遇戰和一個長期的、不太激烈的但或許更為關鍵的後續使命，盡管為應對這些情況，武裝部隊已經接受了訓練、實施了準備並配發了裝備。
在有關軍隊轉型的討論中，隻有極少的支持者贊同以這種方式實施轉型。在製度上，陸軍沒有把這些需要當作陸軍的本質工作，以此表明保持或者增加投入、增設機構是正確的，而是長期以來，拒絕準備並參與戰後行動以及維和使命。在一定程度上，這與現行的《美國法典》有關（特別是第10章），它規定了軍隊的任務與使命，要求美國陸軍為“持續的地麵戰鬥”進行訓練、組織與裝備。
但客觀地講，多數的不情願可追溯到軍事工業聯合體以及組織生存的政治學。當按照流行多年、影響廣泛的轉型視野，自身的重要性將被降低時，陸軍像其它軍種一樣，將其組織上的存在與高技術創新和吸引人的、富有遠見的政府採購計劃掛起鉤來，這些計劃是為中東或朝鮮爆發激烈的衝突而製定。考慮到美國總體防衛優先權，看起來，這更像是為成功獲得資金而進行的競爭，一旦獲得資助，就會得到許多國會選區的承包人和轉包商的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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