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等到進一步理解了伊拉克人的意圖、計劃和行動後，才能做出一些深入的評價。例如，看起來美國施展的詭計已實現了戰略上的出其不意，特別在第4步兵師尚未部署，伊拉克北部沒有任何部隊的情況下發動攻擊。但是，薩達姆沒能更快地從巴格達北部向南部重新部署部隊，可能很大程度上應歸咎於他的執拗與自負。看起來，薩達姆沒有能布置巴格達防禦更可能是他缺乏領導能力的結果，害怕承認在美軍攻擊的重壓下，未來的防禦有可能失敗，或者伊拉克指揮控製可能會崩潰，而不僅僅是沒有預料到美國攻擊的時間安排。
另一個主要的不確定是心理戰的效果。按照美國的預期來衡量，這一戰役還不是完全的勝利：沒有大部隊投降。說服伊拉克部隊不要使用化學武器的努力成功了，這隻是因為戰役期間，他們從沒有配發化學武器以投入實戰。在戰役之前和戰役進行過程中，如此多的伊拉克領導和軍隊灰心喪氣，逃離他們的部隊，在某種程度上，這至少可以歸結為對自己的軍隊和指揮官缺乏信心，還源於對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的恐懼。但是，電子郵件、電話和語音郵件、傳單和拜訪也已產生了一定的效果，至少調整了伊拉克人對隨後會發生什麽的精神狀態，促成了一些部隊的解體。衡量心理戰的成本是一個難題，就此而言，對某些伊拉克通訊的破壞似乎被耽擱了。但這是一個恰當的權衡。
至於更大規模的新聞戰，與對計劃和部隊效率的辯護之辭相比，軍事行動更有發言權。當然，美國輿論的支持是堅定的。但是，在中東地區，我們迫切需要贏得感情和理解，新聞戰不但未能消除反美情緒，並且實際上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此外，盡管發現了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萬人坑”，而且，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的組建略微抵消了美國侵略和占領的印象，但是，在軍事行動結束後的一個時期，由於沒有找到任何化學或生物武器威脅的證據，這削弱了美國贏得更廣泛的國際合法性的希望。
盡管軍事行動的決定性階段已經勝利了，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由於指揮官可調動的部隊被大打折扣，軍事計劃承受了不必要的風險。雖然事實上，部隊數量足以打敗伊拉克軍隊，但是，軍事行動的總體觀念是效果，而不是效率。軍事行動的實施不同於商業活動，後者利用可預計的必需品和經營環境，使投入成本最小化。而戰鬥，特別是地麵戰是最無法預測的人類活動之一。由於風險往往來自於不可能的或無法預知的因素，它在本質上是危險的。因此，軍事經驗通常要求，在任何行動開始之前，需要使可預知的風險最小化。
額外的部隊是可以動用的，他們甚至已經接受了調遣。軍事行動具有固有的無效率特徵，它要求有更多的作戰部隊、更多是保衛補給線的部隊、更多的提供多餘物資的汽車和後勤部隊，這些都會降低軍事行動的風險。至少一些計劃製定者明白這一點，這是計劃實施進程中精神保持高度緊張的根源。但是，它們的部署已經太遲了。
當形勢逐步明朗，土耳其將不允許美軍通過的時候，在科威特部署第4支作戰部隊已經太遲了。但是，至少可以對第2騎兵團或別的軍事警察部隊實施空運，而不應坐等戰爭爆發五天後，沿補給路線發生危機。可以相信，沿補給線路的額外部隊能夠防止第509海軍陸戰連士兵付出生命這類的過失出現。
隨著戰後階段的到來，軍事計劃的過度風險變得更加明顯，此時，部隊兵力和作戰能力無法勝任現在的任務。計劃製定者的工作是，預測各種意外事件並對此做好充分準備，這包括戰後伊拉克抵抗美國占領的可能性。但“見機行事”的哲學做不到這一點，它似乎是從不斷的部署問題和每一個戰略梗阻中所反映出一種哲學。結果是，在軍事行動結束後，美軍無法提供安全、製止搶掠和破壞，也無法在全國，甚至在巴格達城內，建立可以信賴的軍事存在。必然出現的混亂對於美國從戰場上所贏得信賴的提升造成了一些損害，也為隨後幾周伊拉克人展開深入的、更有組織的抵抗提供了機會。
------------
“隨機應變”是難以避免的
------------
在3月20日，當戰鬥打響時，美國海軍陸戰隊有4個團可以動用。在科威特，美國陸軍僅保有7個作戰旅，即第3步兵師3個旅、第101空降師3個旅、第82空降師1個旅，第101空降師的一些部隊還未作好出發準備。到4月11日，當摩蘇爾和提克裏特陷落時，隨著第2騎兵團和第173空降旅的到達，在伊拉克的美國陸軍增加到7個旅。5月1日，布希總統宣布，在伊拉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結束。到5月底，隨著第1步兵師的一個旅、第1裝甲師、第4步兵師和第3裝甲騎兵團的到來，在伊拉克的陸軍數量達到17個陸軍旅。此時，盡管姍姍來遲的增援部隊已經抵達，但長時期的混亂使得軍事構想的最終結局產生了一些疑問。
也許有人認為，在現代戰爭中，“隨機應變”是難以避免的，因為集結更大規模的部隊，或及早開始集結，可能會破壞尋找外交解決方案的努力。但是，當局自己的聲明與這一看法相互矛盾。按慣例，在實際開始調動之前很久，部隊的部署就已經宣布了，其規模被誇大了，給人的印象是，它比實際投入戰鬥規模更為龐大。
</br>
另一個主要的不確定是心理戰的效果。按照美國的預期來衡量，這一戰役還不是完全的勝利：沒有大部隊投降。說服伊拉克部隊不要使用化學武器的努力成功了，這隻是因為戰役期間，他們從沒有配發化學武器以投入實戰。在戰役之前和戰役進行過程中，如此多的伊拉克領導和軍隊灰心喪氣，逃離他們的部隊，在某種程度上，這至少可以歸結為對自己的軍隊和指揮官缺乏信心，還源於對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的恐懼。但是，電子郵件、電話和語音郵件、傳單和拜訪也已產生了一定的效果，至少調整了伊拉克人對隨後會發生什麽的精神狀態，促成了一些部隊的解體。衡量心理戰的成本是一個難題，就此而言，對某些伊拉克通訊的破壞似乎被耽擱了。但這是一個恰當的權衡。
至於更大規模的新聞戰，與對計劃和部隊效率的辯護之辭相比，軍事行動更有發言權。當然，美國輿論的支持是堅定的。但是，在中東地區，我們迫切需要贏得感情和理解，新聞戰不但未能消除反美情緒，並且實際上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此外，盡管發現了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萬人坑”，而且，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的組建略微抵消了美國侵略和占領的印象，但是，在軍事行動結束後的一個時期，由於沒有找到任何化學或生物武器威脅的證據，這削弱了美國贏得更廣泛的國際合法性的希望。
盡管軍事行動的決定性階段已經勝利了，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由於指揮官可調動的部隊被大打折扣，軍事計劃承受了不必要的風險。雖然事實上，部隊數量足以打敗伊拉克軍隊，但是，軍事行動的總體觀念是效果，而不是效率。軍事行動的實施不同於商業活動，後者利用可預計的必需品和經營環境，使投入成本最小化。而戰鬥，特別是地麵戰是最無法預測的人類活動之一。由於風險往往來自於不可能的或無法預知的因素，它在本質上是危險的。因此，軍事經驗通常要求，在任何行動開始之前，需要使可預知的風險最小化。
額外的部隊是可以動用的，他們甚至已經接受了調遣。軍事行動具有固有的無效率特徵，它要求有更多的作戰部隊、更多是保衛補給線的部隊、更多的提供多餘物資的汽車和後勤部隊，這些都會降低軍事行動的風險。至少一些計劃製定者明白這一點，這是計劃實施進程中精神保持高度緊張的根源。但是，它們的部署已經太遲了。
當形勢逐步明朗，土耳其將不允許美軍通過的時候，在科威特部署第4支作戰部隊已經太遲了。但是，至少可以對第2騎兵團或別的軍事警察部隊實施空運，而不應坐等戰爭爆發五天後，沿補給路線發生危機。可以相信，沿補給線路的額外部隊能夠防止第509海軍陸戰連士兵付出生命這類的過失出現。
隨著戰後階段的到來，軍事計劃的過度風險變得更加明顯，此時，部隊兵力和作戰能力無法勝任現在的任務。計劃製定者的工作是，預測各種意外事件並對此做好充分準備，這包括戰後伊拉克抵抗美國占領的可能性。但“見機行事”的哲學做不到這一點，它似乎是從不斷的部署問題和每一個戰略梗阻中所反映出一種哲學。結果是，在軍事行動結束後，美軍無法提供安全、製止搶掠和破壞，也無法在全國，甚至在巴格達城內，建立可以信賴的軍事存在。必然出現的混亂對於美國從戰場上所贏得信賴的提升造成了一些損害，也為隨後幾周伊拉克人展開深入的、更有組織的抵抗提供了機會。
------------
“隨機應變”是難以避免的
------------
在3月20日，當戰鬥打響時，美國海軍陸戰隊有4個團可以動用。在科威特，美國陸軍僅保有7個作戰旅，即第3步兵師3個旅、第101空降師3個旅、第82空降師1個旅，第101空降師的一些部隊還未作好出發準備。到4月11日，當摩蘇爾和提克裏特陷落時，隨著第2騎兵團和第173空降旅的到達，在伊拉克的美國陸軍增加到7個旅。5月1日，布希總統宣布，在伊拉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結束。到5月底，隨著第1步兵師的一個旅、第1裝甲師、第4步兵師和第3裝甲騎兵團的到來，在伊拉克的陸軍數量達到17個陸軍旅。此時，盡管姍姍來遲的增援部隊已經抵達，但長時期的混亂使得軍事構想的最終結局產生了一些疑問。
也許有人認為，在現代戰爭中，“隨機應變”是難以避免的，因為集結更大規模的部隊，或及早開始集結，可能會破壞尋找外交解決方案的努力。但是，當局自己的聲明與這一看法相互矛盾。按慣例，在實際開始調動之前很久，部隊的部署就已經宣布了，其規模被誇大了，給人的印象是，它比實際投入戰鬥規模更為龐大。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