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總督兩廣


    李侍堯作為清朝乾隆年間的重要官員,其仕途從家世背景開始就注定了不同凡響。他是二等伯李永芳的四世孫,父親李元亮曾任戶部尚書,並在去世後被追贈“勤恪”的諡號。這樣的家庭背景無疑為李侍堯的仕途鋪墊了堅實的基礎。乾隆初年,李侍堯憑借蔭生的身份被授予印務章京一職,很快便得到了乾隆帝的賞識。


    乾隆十七年(1752年),李侍堯調任熱河副都統,這標誌著他在官場上的進一步躍升。短短三年後,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又被提拔為工部侍郎,不久後又轉任戶部侍郎,並暫代廣州將軍一職。在廣州任職期間,李侍堯積極履行職責,不僅彈劾前任廣州將軍錫特庫在馬政管理上的失職行為,還提出了一係列改革措施,包括調整廣州滿洲、漢軍駐防官的兵額配置,顯示出其卓越的管理才能。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李侍堯被委以兩廣總督的重任。上任伊始,他就敏銳地察覺到糧食采購中存在的問題,並向乾隆帝上書指出,在廣東各地購糧補庫的過程中,雖然糧食分為上、中、下三等,但地方官員卻一律以上等價格申報。對此,李侍堯建議根據不同用途合理定價,這一提議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並要求全國各省份參照執行,以整治相關弊端。


    此外,李侍堯還注意到了貨幣鑄造方麵的問題,請求禁止在廣東鑄造錢幣時混入舊幣,並建議整合吳三桂時期設立的錢局。這一係列改革措施旨在規範市場秩序,提高行政效率,得到了廣泛支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李侍堯正式成為兩廣總督。此時,廣東作為國際商貿的重要樞紐,麵臨著諸多管理上的挑戰。李侍堯向乾隆帝提出,加強對外國船隻的管控,要求它們按時離港,禁止非法交易和借貸,並嚴格限製雇傭本地勞工。這些措施旨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李侍堯繼續推動海關管理製度的改革,取消了多項不合理收費,並將其統一納入國家財政體係。同時,他還積極參與處理廣西地區的民族糾紛,與廣西巡撫鄂寶在處理貴縣僮族民眾事件上產生了分歧。


    二、官場沉浮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李侍堯又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在這一職位上,他迅速展現了自己的治理能力。到任後不久,他便發現湖廣地區鹽價過高,商人普遍抬高鹽價,給當地百姓帶來了沉重負擔。為此,李侍堯上書朝廷,請求平抑鹽價,確保民生。清廷隨即命令兩淮鹽政使高恆前往湖廣與李侍堯商議解決辦法。經過討論,李侍堯提出按照淮商的成本加上適度利潤來確定鹽價,並製定了具體的規定。這一建議得到了朝廷的批準,有效緩解了當地的鹽價問題,同時也展示了李侍堯關注民生疾苦的一麵。


    不久之後,李侍堯因政績突出,被加封為太子太保,這不僅是對他個人能力和政績的認可,也是對他未來可能承擔更大責任的一種暗示。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李侍堯再次被調任為兩廣總督。然而,這次任期並不順利。右江鎮總兵李星垣因貪汙被查處,清廷命令李侍堯依法對其進行處置。但由於李侍堯曾舉薦李星垣,他在處理此案時顯得不夠嚴厲,導致乾隆帝不滿,並認為他有包庇之嫌。結果,李侍堯因此受到了降職處分,並被調迴京城暫時管理工部事務。


    這次事件不僅反映了李侍堯在官場上的艱難處境,也揭示了當時朝廷內部複雜的權力關係。盡管如此,李侍堯並沒有因此失去乾隆帝的信任。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他又被調任為刑部尚書,繼續在中央政府發揮重要作用。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李侍堯再度迴到兩廣總督的崗位,並承襲了二等昭信伯的爵位。


    三、用兵西南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朝軍隊開始對緬甸用兵。為了增強周邊國家的支持,清廷命令李侍堯向暹羅(今泰國)傳達檄文。當時暹羅正處於動蕩之中,由甘恩敕控製。李侍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宜直接向暹羅傳遞檄文,而是決定采用更為靈活的手段,私下裏向暹羅各部落首領傳達信息,要求他們秘密偵查緬甸的軍情,並鼓勵他們進入緬甸捉拿緬王。然而,這一策略並未得到乾隆帝的認可,李侍堯的行動也因此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與此同時,豐順地區出現了一位名叫朱阿薑的亂民頭目,他密謀發動叛亂。李侍堯得知情況後,立即派遣人員前去抓捕,及時阻止了一場潛在的動亂。這一行動展示了李侍堯在處理地方事務上的果斷和高效。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李侍堯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的高位,但仍留在兩廣總督的職位上。這一年,安南(今越南)發生了內亂,清廷命令廣西的鎮守和道員加強防禦,以防內亂波及清朝邊境。李侍堯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協調作用,確保了邊境的安全。


    乾隆四十年(1775年),廣東地區出現多起民眾結黨起事的情況,兵部對此展開調查,並追究武官的失職責任。李侍堯認為,如果過度追究武官的責任,可能會導致他們畏首畏尾,反而不利於維護社會穩定。他上奏乾隆帝,建議慎重處理武官的責任問題,以免造成更大的隱患。乾隆帝認同了李侍堯的觀點,並下詔嘉獎他的忠心和辦事能力。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李侍堯被任命為雲貴總督,負責處理與緬甸相關的事務。他在處理“緬甸遣越州民入關為諜案”時表現出色,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讚賞。這一時期,李侍堯的仕途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緬甸再次派遣騰越州的民眾潛入清朝境內從事間諜活動,李侍堯迅速采取行動,將間諜抓獲並送往京城。隨後,他建議在永昌和普洱等地增派兵力,加強邊境防禦。雖然乾隆帝最初對此表示懷疑,但在李侍堯堅持下,最終同意了在杉木隴設立大汛,並調派騰越的士兵五百人前往駐守。同時,在千崖設立小汛,調派南甸的士兵二百人駐守,並分兵把守虎踞、銅壁等重要關卡。這些措施大大增強了西南邊境的安全。


    然而,好景不長,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雲南糧儲道海寧向朝廷舉報李侍堯貪縱營私。乾隆帝命尚書和珅、侍郎喀寧阿調查此事。在調查過程中,李侍堯承認了自己確實存在賄賂下屬的行為。乾隆帝對此極為憤怒,下令將李侍堯逮捕迴京,並奪去了他的官職。和珅等人上奏建議判處李侍堯斬監候,並剝奪其爵位,改授給其弟李奉堯。隨後,大學士九卿商議後,建議改為斬立決。乾隆帝出於寬恕之心,再次下旨要求各部門商議。最終,李侍堯被改為斬監侯。


    四、平定迴民起義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撒拉爾迴人蘇四十三領導了一次大規模的起義。麵對這一嚴峻形勢,乾隆帝派遣大學士阿桂前往甘肅視察,並特旨授予李侍堯三品頂戴和孔雀翎,命其前往甘肅管理軍事。當時,甘肅冒賑案暴露,總督勒爾謹因此被治罪,乾隆帝任命李侍堯代理總督職務,負責平息此次起義。


    李侍堯到任後,迅速投入到了平定起義的工作中。他不僅在軍事上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還在行政管理上展現出卓越的才能。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李侍堯上奏朝廷,請求允許從現任總督以下各級官員的養廉銀中扣除部分款項,用於彌補皋蘭等州、縣所欠的錢糧。乾隆帝考慮到實際情況,最終決定豁免這筆債務。此外,李侍堯還請求豁免當地民眾拖欠的三十萬兩稅銀,以減輕百姓負擔,穩定民心。這一係列舉措得到了乾隆帝的認可和支持,他也因此被加封為太子太保銜,並獲得現任品級頂戴。


    然而,就在李侍堯似乎已經控製住了局麵之際,新的危機又出現了。乾隆帝多次命令李侍堯秘密查看新教的迴民,以防止再次發生類似蘇四十三起義的事件。不久之後,田五等人再次發起起義,李侍堯與固原提督剛塔聯手逮捕了田五。然而,田五的黨羽並未就此罷休,他們很快又組織力量攻打靖遠。當時,李侍堯駐紮在靖遠,命令剛塔率軍前去鎮壓,但叛亂持續了很長時間仍未平息。


    鑒於此,乾隆帝派遣大學士阿桂和尚書福康安前往甘肅,親自指揮平叛。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渭城失陷,西安副都統明善戰死,叛軍占領了石峰堡。乾隆帝對此十分不滿,認為李侍堯在處理此次事件中表現出了瀆職和怯懦的行為,於是將其官職剝奪,但仍令其在軍中效力督餉。


    不久之後,李侍堯又督兵前往伏羌。然而,福康安到達軍中後,揭發了李侍堯在處理軍事事務中的玩忽職守行為。李侍堯因此被逮捕並送往熱河行宮接受審查。諸王大臣按律治罪,擬判其斬立決,但乾隆帝最終改判為斬監候。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帝下旨將李侍堯釋放,並安排他暫時擔任正黃旗漢軍都統和戶部尚書的職務。


    五、晚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湖北江陵的民眾向朝廷上訴,指控知縣孔毓檀在賑災過程中貪贓枉法。清廷命令李侍堯前往調查處理。經過仔細查驗後,李侍堯上奏朝廷稱,孔毓檀並未貪贓,隻是在救災過程中行動遲緩。基於此,清廷決定不再追究孔毓檀的貪贓之責,而李侍堯則因此事被任命為湖廣總督。


    不久之後,李侍堯正式被授予湖廣總督的職位。這標誌著他在地方治理上的又一次重要任命,顯示了朝廷對他的信任與倚重。


    同年,台灣爆發了林爽文起義,清廷迅速調派李侍堯為閩浙總督,駐守蚶江。麵對台灣局勢的緊張,李侍堯意識到需要加強軍事力量以應對叛亂。他評估了當時的兵力,認為前閩浙總督常青率領的軍隊數量不足,於是調集了廣東和浙江的兵馬支援台灣前線。同時,為了防止叛軍搶奪糧草和武器,李侍堯調派船隻分別駐守在鹿耳門和鹿仔港進行防禦。這一係列部署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評價,稱讚他調度有方。


    然而,由於叛亂持續未能平息,乾隆帝對常青的能力產生了質疑,並決定派遣福康安為將軍赴台指揮作戰。李侍堯擔心常青提前泄露朝廷的指令,可能會引起軍心動搖,因此秘密寄發了旨意,並上書請求寬恕他擅自行事之罪。乾隆帝對此非常滿意,認為李侍堯的做法“深合機宜,得大臣體”,並賜予他雙眼孔雀翎以示褒獎。


    然而,在處理台灣事務過程中,李侍堯也遭遇了一些挫折。福康安彈劾提督柴大紀,乾隆帝因此責備李侍堯有徇私枉法之嫌。麵對這種情況,李侍堯並未迴避責任,而是選擇了積極應對。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他也上奏彈劾柴大紀的貪贓行為,並主動請求治罪。乾隆帝最終寬恕了他,並在台灣平定後,命他繼續襲任伯爵。


    台灣平定後,清廷在台灣建立了福康安等人的生祠,以表彰他們在平叛中的貢獻。李侍堯被排在福康安、海蘭察之後,體現了朝廷對其功績的高度認可。乾隆帝再次下令將其畫像懸掛於紫光閣,位列前二十功臣之一。


    然而,李侍堯的生命並沒有隨著台灣的平定而延續太久。同年十月,他因病逝世,朝廷賜予他“恭毅”的諡號,以此表彰他一生的忠誠與貢獻。


    結語


    李侍堯的故事是一部活生生的曆史畫卷,它見證了清朝盛世背後的權力鬥爭、外交博弈以及社會變遷。作為一個時代的產物,李侍堯以其獨特的經曆和貢獻,成為了那個時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是他在外交領域的貢獻,還是其在內政管理方麵的成就,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清朝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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