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大會在堪薩斯城舉行的第一天，裏根的勢力開始了最後的挑戰。他們提出要在黨綱中加入一個題為“外交政策的道德”的政策要點。這等於直接向福特和基辛格的蘇聯政策直接開火。
共和黨外交政策的目標，是“依照法律實現自由”，關於道德的政策要點這樣寫道。它特別讚揚了亞歷山大?索忍尼辛表達的“我們麵對世界時絕不能對暴政的本質存有任何幻想的強有力的信息”。它還保證將奉行“絕不背著我們的人民搞秘密交易的”外交政策。
福特後來稱，他大發雷霆。基辛格、斯考克羅夫特和副總統洛克菲勒則更為憤怒；他們堅持，福特必須進行鬥爭，擊敗那條道德政策要點，這是個原則問題，因為它等於是在譴責政府。起初，福特發出通知說，這正是他想做的。與此同時，福特的談判者們試圖起草削弱那條政策要點的修正案，包括刪除涉及索忍尼辛的語言。
然而，切尼令福特改變了立場。在福特的政治顧問的支持下，這位白宮辦公廳主任爭辯道，如果福特跟“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點對著幹，並在與裏根進行象徵性力量較量中敗北的話，就有可能影響他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機會。“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切尼對福特其他的助手說，“但是，假如你得不到提名，原則便毫無用處……黨綱是一紙空文。”
第27節：同蘇聯人緩和，排擠基辛格(9)
福特讓步了。為了避免衝突，他接受了“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點。接著他獲得了提名，但是，那年夏天他賴以競選的共和黨黨綱，代表的卻是裏根和其他批評政府人士的觀點。這是基辛格和緩和政策的慘重失敗。
誠然，切尼極力主張接受裏根的提法，此舉是政治現實主義的行為。作為忠實而有奉獻精神的白宮辦公廳主任，切尼在努力確保福特能夠獲得共和黨的提名。不過，也有另外一種解釋：觀點保守的切尼，在心底裏可能遠比福特、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羅夫特更能接受裏根的外交政策要點。切尼本人在私下曾經挑戰過福特和基辛格對待索忍尼辛的態度。在個人關係上，切尼是福特值得信賴的助手。但在外交政策的抽象原則問題上，他似乎更接近共和黨內的挑戰者裏根，而不是福特和基辛格。
正當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在福特政府和共和黨的最高層麵上抽取基辛格的對蘇政策精髓時，保羅?沃爾福威茨正在美國情報部門內部進行著同樣的努力。
每年年末，在起草新的國防預算時，中央情報局和其他美國情報機構會製定一份關於蘇聯的意圖和能力的秘密國家情報估計報告。到70年代中期，這個過程變得越來越有爭議；國會裏持批評態度的人抱怨，情報部門提出的關於蘇聯領導人和軍隊的觀點過於寬厚和樂觀。根本問題在於，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機構是否為了支持基辛格的緩和政策而有意修改了情報，或者根本就不夠重視從更消極的角度來解釋蘇聯的意圖，從而低估了來自蘇聯的威脅。
1976年，中情局新任局長布希採取行動反擊了這種批評。他任命了一組外部專家，取名叫“b組”，負責審閱保密的數據，撰寫關於蘇聯及其意圖的獨立報告。“b組”負責人是哈佛大學俄國歷史教授理察?派普斯。沃爾福威茨當時仍在美國軍控和裁軍局工作，是小組的10名成員之一。
該報告於1976年底提交，就蘇聯的動機提出了與美國情報部門明顯不同的分析。該小組的結論是，根據可得到的情報數據，可以認為蘇聯正在努力取得對美國的軍事優勢，並將緩和視為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所有的證據都表明，蘇聯決心實現美其名曰‘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這個所謂的勝利，實為蘇聯在全球稱霸。”該報告批評中情局過於依賴衛星和其他技術，而未能對蘇聯領導人的講話給予足夠的重視。
這種使用“b組”的做法代表了沃爾福威茨職業生涯的重要一步。他第一次認真研究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專注於在情報界幹巴巴的、所謂不帶偏見的研究之外所暗含的假設和邏輯跳躍上。多年之後，在接受中情局內部的歷史學家的採訪、迴顧當時的情況時，沃爾福威茨說，他的結論是，美國情報分析人員運作的方式就像是一位神父，發布結論時仿佛它們是寫在石板上的“十誡”似的。“‘b組’證明，關於蘇聯的意圖，有可能得出與分析人員的一致意見截然不同的觀點，而且這與觀察到的蘇聯人的行為更吻合(也更符合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和入侵阿富汗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蘇聯人的行為)，”沃爾福威茨說。
“b組”的做法創造了重要的先例。自那時起，隻要國會議員認為中情局在盡量掩蓋某個外交政策問題的嚴重性，他們便要求成立一個“b組”，重新研究情報並進行獨立評估。90年代中期，國會的共和黨多數派成立了一個“b組”式的特別委員會，負責研究彈道飛彈對美國的威脅。對情報重新審查之後，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得出結論：飛彈攻擊的危險遠大於美國情報界的報告。該飛彈防禦委員會由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牽頭，主要成員之一是保羅?沃爾福威茨。
沃爾福威茨在“b組”的工作似乎對其思想產生了特別強烈的影響。自那時起，美國情報部門的不健全便成為沃爾福威茨經常談論的主題。他個人認為，情報部門缺乏懷疑精神；它太容易滿足於獲得能夠證實其預想的情報。批評者對他提出相反的指責；有人抱怨他太想獲得符合他自己保守觀點的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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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外交政策的目標，是“依照法律實現自由”，關於道德的政策要點這樣寫道。它特別讚揚了亞歷山大?索忍尼辛表達的“我們麵對世界時絕不能對暴政的本質存有任何幻想的強有力的信息”。它還保證將奉行“絕不背著我們的人民搞秘密交易的”外交政策。
福特後來稱，他大發雷霆。基辛格、斯考克羅夫特和副總統洛克菲勒則更為憤怒；他們堅持，福特必須進行鬥爭，擊敗那條道德政策要點，這是個原則問題，因為它等於是在譴責政府。起初，福特發出通知說，這正是他想做的。與此同時，福特的談判者們試圖起草削弱那條政策要點的修正案，包括刪除涉及索忍尼辛的語言。
然而，切尼令福特改變了立場。在福特的政治顧問的支持下，這位白宮辦公廳主任爭辯道，如果福特跟“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點對著幹，並在與裏根進行象徵性力量較量中敗北的話，就有可能影響他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機會。“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切尼對福特其他的助手說，“但是，假如你得不到提名，原則便毫無用處……黨綱是一紙空文。”
第27節：同蘇聯人緩和，排擠基辛格(9)
福特讓步了。為了避免衝突，他接受了“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策要點。接著他獲得了提名，但是，那年夏天他賴以競選的共和黨黨綱，代表的卻是裏根和其他批評政府人士的觀點。這是基辛格和緩和政策的慘重失敗。
誠然，切尼極力主張接受裏根的提法，此舉是政治現實主義的行為。作為忠實而有奉獻精神的白宮辦公廳主任，切尼在努力確保福特能夠獲得共和黨的提名。不過，也有另外一種解釋：觀點保守的切尼，在心底裏可能遠比福特、基辛格或者斯考克羅夫特更能接受裏根的外交政策要點。切尼本人在私下曾經挑戰過福特和基辛格對待索忍尼辛的態度。在個人關係上，切尼是福特值得信賴的助手。但在外交政策的抽象原則問題上，他似乎更接近共和黨內的挑戰者裏根，而不是福特和基辛格。
正當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在福特政府和共和黨的最高層麵上抽取基辛格的對蘇政策精髓時，保羅?沃爾福威茨正在美國情報部門內部進行著同樣的努力。
每年年末，在起草新的國防預算時，中央情報局和其他美國情報機構會製定一份關於蘇聯的意圖和能力的秘密國家情報估計報告。到70年代中期，這個過程變得越來越有爭議；國會裏持批評態度的人抱怨，情報部門提出的關於蘇聯領導人和軍隊的觀點過於寬厚和樂觀。根本問題在於，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機構是否為了支持基辛格的緩和政策而有意修改了情報，或者根本就不夠重視從更消極的角度來解釋蘇聯的意圖，從而低估了來自蘇聯的威脅。
1976年，中情局新任局長布希採取行動反擊了這種批評。他任命了一組外部專家，取名叫“b組”，負責審閱保密的數據，撰寫關於蘇聯及其意圖的獨立報告。“b組”負責人是哈佛大學俄國歷史教授理察?派普斯。沃爾福威茨當時仍在美國軍控和裁軍局工作，是小組的10名成員之一。
該報告於1976年底提交，就蘇聯的動機提出了與美國情報部門明顯不同的分析。該小組的結論是，根據可得到的情報數據，可以認為蘇聯正在努力取得對美國的軍事優勢，並將緩和視為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所有的證據都表明，蘇聯決心實現美其名曰‘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這個所謂的勝利，實為蘇聯在全球稱霸。”該報告批評中情局過於依賴衛星和其他技術，而未能對蘇聯領導人的講話給予足夠的重視。
這種使用“b組”的做法代表了沃爾福威茨職業生涯的重要一步。他第一次認真研究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專注於在情報界幹巴巴的、所謂不帶偏見的研究之外所暗含的假設和邏輯跳躍上。多年之後，在接受中情局內部的歷史學家的採訪、迴顧當時的情況時，沃爾福威茨說，他的結論是，美國情報分析人員運作的方式就像是一位神父，發布結論時仿佛它們是寫在石板上的“十誡”似的。“‘b組’證明，關於蘇聯的意圖，有可能得出與分析人員的一致意見截然不同的觀點，而且這與觀察到的蘇聯人的行為更吻合(也更符合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和入侵阿富汗過程中所觀察到的蘇聯人的行為)，”沃爾福威茨說。
“b組”的做法創造了重要的先例。自那時起，隻要國會議員認為中情局在盡量掩蓋某個外交政策問題的嚴重性，他們便要求成立一個“b組”，重新研究情報並進行獨立評估。90年代中期，國會的共和黨多數派成立了一個“b組”式的特別委員會，負責研究彈道飛彈對美國的威脅。對情報重新審查之後，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得出結論：飛彈攻擊的危險遠大於美國情報界的報告。該飛彈防禦委員會由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牽頭，主要成員之一是保羅?沃爾福威茨。
沃爾福威茨在“b組”的工作似乎對其思想產生了特別強烈的影響。自那時起，美國情報部門的不健全便成為沃爾福威茨經常談論的主題。他個人認為，情報部門缺乏懷疑精神；它太容易滿足於獲得能夠證實其預想的情報。批評者對他提出相反的指責；有人抱怨他太想獲得符合他自己保守觀點的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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