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島芳子生於1906年，本是中國人，她的中國名字叫愛新覺羅·顯環。其父為肅親王善耆，他的祖輩是武肅親王豪格，為皇太極的第一王子。1912年，一心想藉助日本的力量來討伐袁世凱的肅親王，把自己的女兒顯環送給結拜兄弟日本人川島浪速做養女，使兩人成為密不可分的親屬關係。這樣，年僅7歲的顯環隻身來到日本，並被川島浪速起名為川島芳子……
1930年10月，在上海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舉行的一次宴會上，23歲的川島芳子認識了37歲的陸軍少佐田中隆吉。三個月後，川島芳子和田中隆吉姘居。
田中隆吉將上司的指示傳達給川島芳子，川島芳子聽後立刻就說：“在上海挑起事端，我想不是件困難的事。自從‘滿洲事變’後，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急劇增加。從《民國日報》報導天皇被襲擊事件，就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情緒。”
田中隆吉聽了川島芳子對時局的分析，臉上露出讚許的表情。
川島芳子凝神思索了一下，又對田中隆吉說：“我認為所謂挑起事端，莫過於製造中日雙方的流血事件。如果能死幾個人，效果就更好了。”
田中隆吉笑著說：“你說得對極了，我剛才也是這樣想的，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必須策劃一個具體的方案。”
川島芳子說：“你看這樣行不行，我在三友實業公司認識一個叫吳平的人，這人有很強的反日傾向。這個三友實業公司是一個做毛巾的廠，據說是個屬於共產黨係統的抗日據點。我們可以設法做吳平的工作，讓他去糾集公司裏麵的工人去襲擊日本人。”
“好，我想就設法讓他們去襲擊日本妙法寺的僧侶，你看怎麽樣？”
“行，正好妙法寺的僧侶們經常要從三友公司大門口走過。”
田中隆吉說著就拿出1萬元錢交給川島芳子，說道：“這1萬元錢是活動經費，一定要把這件事辦成功，然後再考慮下一步該怎麽做。”
第二天，川島芳子就到三友公司找到吳平，她告訴吳平說，前天她到妙法寺遊玩時，遭到那些日本和尚的調戲，她要吳平找一些兄弟為她出這口氣。
吳平早就被川島芳子的容貌所傾倒，又聽說她遭到日本人的欺侮，立刻毫不遲疑地答應幫忙。
川島芳子從皮包中拿出5000元，告訴他說這是給他和工人弟兄們的酬金。
吳平看川島芳子如此慷慨，更是覺得義無反顧。於是告別川島芳子後，他立即去找手下工人商議襲擊日本僧侶事宜。
1月18日午後4時左右，當5名日本僧侶像往常一樣從三友實業公司門前走過時，忽然從大門裏衝出20多個手拿棍棒的中國工人。吳平高聲叫道：“日本禿驢們，你們給我站住！你們侵占中國領土，調戲中國婦女，今天饒不了你們！”說著指揮工人們向5個日本和尚衝過去。
日本僧侶在這次襲擊中有3個人受了重傷。其中一個叫水上秀雄的送到醫院後搶救無效，於24日死亡。
事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鬆向上海市市長吳鐵城提出了下列四項要求：一、向日本道歉；二、處罰肇事者；三、負擔傷亡者的治療費、贍養費；四、立即解散抗日團體，取締排日活動。
水上秀雄死亡的當天下午，川島芳子又拿著田中隆吉交給她的一筆活動經費來到僑居上海的日本人組成的青年同誌會。她偽稱被打死的水上秀雄是她的一個親戚，請求這批日本青年為她復仇。於是30名青年同誌會的會員組成了“支那義勇軍團”。他們又請來憲兵大尉重藤千春做指揮。經過周密布置之後，於24日夜對三友實業公司進行了襲擊。
這30名日本青年手持日本刀衝進了三友公司的廠房，但三友公司上夜班的工人早有準備，雙方一場惡戰，互有死傷。然而，擁有上千名職工的三友公司廠房卻在這次事件中被日本人放火燒毀。
1月26日，川島芳子又單身來到吳淞炮台，查清了該炮台的炮數，然後向田中的上司、臨時上海派遣軍參謀長田代皖一少將作了匯報。
1月28日午後3時，也就是日本人限定答覆期限的最後一天，吳鐵城市長對村井倉鬆提出的四項要求予以認可。
此時，中日兩國間的對立由這兩起相互襲擊事件而發展到了一觸即發的狀態，世界各國的注意力也確實由中國東北移到了上海。
盡管中國方麵對發生的事件已做了使日本方麵滿意的答覆和處理，但早已蓄謀已久的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少將，還是在28日夜給陸戰隊下達了命令，將軍隊開進日本警備區域外的閘北。而中國駐紮在上海閘北區的，則是蔡廷鍇率領的第19路軍。日本軍隊的進攻遭到19路軍的頑強抵抗。於是，在這裏終於爆發了上海“一·二八”事變。
1932年1月30日中午12點，剛剛起床的川島芳子接到日本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的電話。植田中將知道川島芳子認識第19路軍軍長蔡廷鍇，為了搞清中國方麵的抗戰動向，於是打來電話派芳子設法前去蔡廷鍇那裏摸底。川島芳子接到這個命令後，立即答應今天晚上就到蔡廷鍇家去，並和植田謙吉中將約好，夜晚11點後在上海俱樂部見麵，她將向他當麵報告談話結果。
30年代初，上海俱樂部是上流人士尋歡作樂的首選場所。每當夜色降臨，上海俱樂部前就停滿了各種各樣的轎車，上至政府要員，下到銀行家、巨商，還有外國各領事館的官員，都是這裏的常客。
</br>
1930年10月，在上海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舉行的一次宴會上，23歲的川島芳子認識了37歲的陸軍少佐田中隆吉。三個月後，川島芳子和田中隆吉姘居。
田中隆吉將上司的指示傳達給川島芳子，川島芳子聽後立刻就說：“在上海挑起事端，我想不是件困難的事。自從‘滿洲事變’後，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急劇增加。從《民國日報》報導天皇被襲擊事件，就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情緒。”
田中隆吉聽了川島芳子對時局的分析，臉上露出讚許的表情。
川島芳子凝神思索了一下，又對田中隆吉說：“我認為所謂挑起事端，莫過於製造中日雙方的流血事件。如果能死幾個人，效果就更好了。”
田中隆吉笑著說：“你說得對極了，我剛才也是這樣想的，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必須策劃一個具體的方案。”
川島芳子說：“你看這樣行不行，我在三友實業公司認識一個叫吳平的人，這人有很強的反日傾向。這個三友實業公司是一個做毛巾的廠，據說是個屬於共產黨係統的抗日據點。我們可以設法做吳平的工作，讓他去糾集公司裏麵的工人去襲擊日本人。”
“好，我想就設法讓他們去襲擊日本妙法寺的僧侶，你看怎麽樣？”
“行，正好妙法寺的僧侶們經常要從三友公司大門口走過。”
田中隆吉說著就拿出1萬元錢交給川島芳子，說道：“這1萬元錢是活動經費，一定要把這件事辦成功，然後再考慮下一步該怎麽做。”
第二天，川島芳子就到三友公司找到吳平，她告訴吳平說，前天她到妙法寺遊玩時，遭到那些日本和尚的調戲，她要吳平找一些兄弟為她出這口氣。
吳平早就被川島芳子的容貌所傾倒，又聽說她遭到日本人的欺侮，立刻毫不遲疑地答應幫忙。
川島芳子從皮包中拿出5000元，告訴他說這是給他和工人弟兄們的酬金。
吳平看川島芳子如此慷慨，更是覺得義無反顧。於是告別川島芳子後，他立即去找手下工人商議襲擊日本僧侶事宜。
1月18日午後4時左右，當5名日本僧侶像往常一樣從三友實業公司門前走過時，忽然從大門裏衝出20多個手拿棍棒的中國工人。吳平高聲叫道：“日本禿驢們，你們給我站住！你們侵占中國領土，調戲中國婦女，今天饒不了你們！”說著指揮工人們向5個日本和尚衝過去。
日本僧侶在這次襲擊中有3個人受了重傷。其中一個叫水上秀雄的送到醫院後搶救無效，於24日死亡。
事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鬆向上海市市長吳鐵城提出了下列四項要求：一、向日本道歉；二、處罰肇事者；三、負擔傷亡者的治療費、贍養費；四、立即解散抗日團體，取締排日活動。
水上秀雄死亡的當天下午，川島芳子又拿著田中隆吉交給她的一筆活動經費來到僑居上海的日本人組成的青年同誌會。她偽稱被打死的水上秀雄是她的一個親戚，請求這批日本青年為她復仇。於是30名青年同誌會的會員組成了“支那義勇軍團”。他們又請來憲兵大尉重藤千春做指揮。經過周密布置之後，於24日夜對三友實業公司進行了襲擊。
這30名日本青年手持日本刀衝進了三友公司的廠房，但三友公司上夜班的工人早有準備，雙方一場惡戰，互有死傷。然而，擁有上千名職工的三友公司廠房卻在這次事件中被日本人放火燒毀。
1月26日，川島芳子又單身來到吳淞炮台，查清了該炮台的炮數，然後向田中的上司、臨時上海派遣軍參謀長田代皖一少將作了匯報。
1月28日午後3時，也就是日本人限定答覆期限的最後一天，吳鐵城市長對村井倉鬆提出的四項要求予以認可。
此時，中日兩國間的對立由這兩起相互襲擊事件而發展到了一觸即發的狀態，世界各國的注意力也確實由中國東北移到了上海。
盡管中國方麵對發生的事件已做了使日本方麵滿意的答覆和處理，但早已蓄謀已久的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少將，還是在28日夜給陸戰隊下達了命令，將軍隊開進日本警備區域外的閘北。而中國駐紮在上海閘北區的，則是蔡廷鍇率領的第19路軍。日本軍隊的進攻遭到19路軍的頑強抵抗。於是，在這裏終於爆發了上海“一·二八”事變。
1932年1月30日中午12點，剛剛起床的川島芳子接到日本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的電話。植田中將知道川島芳子認識第19路軍軍長蔡廷鍇，為了搞清中國方麵的抗戰動向，於是打來電話派芳子設法前去蔡廷鍇那裏摸底。川島芳子接到這個命令後，立即答應今天晚上就到蔡廷鍇家去，並和植田謙吉中將約好，夜晚11點後在上海俱樂部見麵，她將向他當麵報告談話結果。
30年代初，上海俱樂部是上流人士尋歡作樂的首選場所。每當夜色降臨，上海俱樂部前就停滿了各種各樣的轎車，上至政府要員，下到銀行家、巨商，還有外國各領事館的官員，都是這裏的常客。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