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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棋局：明亡清興卷 作者：劉澍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換句話說，萬曆皇帝之所以“貪財”，是因為皇室沒有專項財源，於是不得不想方設法去獲得一些私房收入，這才是所謂“萬曆貪財”的實質所在。
最後說氣，這指的是萬曆皇帝脾氣大，那麽萬曆皇帝脾氣有多大呢？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張養蒙在奏摺中給萬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勝、好貨四大罪名，結果萬曆一笑了之，壓根兒沒理他。田大益在奏摺裏把萬曆同夏桀、商紂王、周幽王、周厲王、漢桓帝、漢靈帝、宋徽宗等昏君並列在一起，難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緩過勁來的君主就成了這個樣子？顯然，田大益是血口噴人，萬曆皇帝依然沒理他。吏部尚書趙煥指責萬曆不上朝，上奏說：“等到有一天薊門遭到蹂躪，鐵蹄兵臨京郊，陛下您還能高坐在深宮中，以生病為理由推辭不上朝嗎？”2
蔡明倫在《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說：“這完全是毫無忌憚、汪洋恣肆，把神宗罵得體無完膚”，這是“士風日下，部分言官出於沽名釣譽的私心而故意聳人聽聞”，“隨著明朝中後期士風之日下，士大夫變得趨炎附勢，追逐名利，好名之風頗盛”，“既然進言能帶來這些好處，一旦冒險成功，升官會比正常情況快，所以一些言官在進言時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聳人聽聞，故作激切，以遂其私”。
麵對這些言官的汙衊，萬曆皇帝在萬曆十八年說：
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好生可惡，且汝等不聞“宮中府中事皆一體”之語乎？何每每搜揚君過，沽名速遷為？
大臣也有許多同情萬曆皇帝的，比如於慎行就說：“當今聖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見言官罵自己的奏摺，就說：‘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對於直言激切，直接罵得很厲害的，有時萬曆皇帝全不動怒，說：‘這不過是沽名釣譽，如果重重處罰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聲。’”（《穀山筆塵》）
雒於仁說萬曆皇帝酒色財氣，酒沒什麽，色沒有確鑿證據，財有特殊原因，氣根本就不對，於是萬曆皇帝這次真動氣了，說要收拾雒於仁，首輔大學士申時行說陛下如果要處置雒於仁，無疑是承認雒於仁的批評是確有其事，外麵的臣民會信以為真。最後，萬曆將雒於仁革職為民。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萬曆對申時行等人說：“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隻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她必相隨。朝夕間她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僕家人，難道更不責治？”
說完了酒色財氣，現在說萬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問題，有清史大家說萬曆皇帝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所謂不郊就是不親自祭祀天地，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不批就是不對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
這六項當中除了不朝、不見、不批以外，其他三項都隻是形式禮儀上的套路，對處理國家政事而言，並沒有實際意義，將之上綱上線，作為怠政的表現，是小題大做。
萬曆之所以不做這三項，是因為他的身體很差，行動不便。楊仕和《南渡北歸》的作者嶽南在詳細記載發掘萬曆陵墓過程的《風雪定陵》一書中說：
萬曆一生多病，經常服藥一事，文獻都有記載。但隨著國本之爭愈演愈烈……臣僚們便把他的病源歸罪於酒色過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與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觀點。其實，麵對定陵出土的實證，應該打破這種近似偏見的結論。因為無論是棺內萬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狀，還是屍骨復原後，右腿明顯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有了這樣的實物作證，而再以陳腐的觀念，把萬曆的“足心疼痛、步履艱難”，一味地歸結於貪戀酒色所致，這就難免有失歷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開皇帝棺槨》）
至於不朝、不見嘛，的確如此，但不批則絕對不對，萬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辦事兒，要不然腦袋早搬家了。
黃仁宇說：“萬曆大部分情況下僅僅是對那些遞補職位空缺，以及沽名買直，搬弄是非，動輒抗議漫罵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疏。”
樊樹誌在《晚明史》中說：“神宗在此後的二十多年中，處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過批閱奏疏，發布諭旨來進行。他始終牢牢地掌握著朝廷的大政方針，這從萬曆三大征的全過程可以看得很清楚。”
綜上，萬曆皇帝雖然二十年不上朝，但這二十年他一直在處理政務，也就是說，雖然萬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並沒有對國家政治的運行造成什麽實質意義的影響。
萬曆皇帝是個追求真實的人，不喜歡祥瑞之類的造假，《明神宗實錄》記載，有一天文華殿角門的石礎，忽然顯現“天下太平”的字樣，大臣都以為是祥瑞，萬曆很不高興地說：“這是造假！”皇宮中一旦有這一現象，素來都當作吉兆，然而萬曆卻當場戳穿，可見他是個毫不虛偽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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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氣，這指的是萬曆皇帝脾氣大，那麽萬曆皇帝脾氣有多大呢？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張養蒙在奏摺中給萬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勝、好貨四大罪名，結果萬曆一笑了之，壓根兒沒理他。田大益在奏摺裏把萬曆同夏桀、商紂王、周幽王、周厲王、漢桓帝、漢靈帝、宋徽宗等昏君並列在一起，難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緩過勁來的君主就成了這個樣子？顯然，田大益是血口噴人，萬曆皇帝依然沒理他。吏部尚書趙煥指責萬曆不上朝，上奏說：“等到有一天薊門遭到蹂躪，鐵蹄兵臨京郊，陛下您還能高坐在深宮中，以生病為理由推辭不上朝嗎？”2
蔡明倫在《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說：“這完全是毫無忌憚、汪洋恣肆，把神宗罵得體無完膚”，這是“士風日下，部分言官出於沽名釣譽的私心而故意聳人聽聞”，“隨著明朝中後期士風之日下，士大夫變得趨炎附勢，追逐名利，好名之風頗盛”，“既然進言能帶來這些好處，一旦冒險成功，升官會比正常情況快，所以一些言官在進言時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聳人聽聞，故作激切，以遂其私”。
麵對這些言官的汙衊，萬曆皇帝在萬曆十八年說：
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好生可惡，且汝等不聞“宮中府中事皆一體”之語乎？何每每搜揚君過，沽名速遷為？
大臣也有許多同情萬曆皇帝的，比如於慎行就說：“當今聖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見言官罵自己的奏摺，就說：‘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對於直言激切，直接罵得很厲害的，有時萬曆皇帝全不動怒，說：‘這不過是沽名釣譽，如果重重處罰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聲。’”（《穀山筆塵》）
雒於仁說萬曆皇帝酒色財氣，酒沒什麽，色沒有確鑿證據，財有特殊原因，氣根本就不對，於是萬曆皇帝這次真動氣了，說要收拾雒於仁，首輔大學士申時行說陛下如果要處置雒於仁，無疑是承認雒於仁的批評是確有其事，外麵的臣民會信以為真。最後，萬曆將雒於仁革職為民。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萬曆對申時行等人說：“他說朕好酒，誰人不飲酒？又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朕隻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她必相隨。朝夕間她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僕家人，難道更不責治？”
說完了酒色財氣，現在說萬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問題，有清史大家說萬曆皇帝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所謂不郊就是不親自祭祀天地，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不批就是不對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
這六項當中除了不朝、不見、不批以外，其他三項都隻是形式禮儀上的套路，對處理國家政事而言，並沒有實際意義，將之上綱上線，作為怠政的表現，是小題大做。
萬曆之所以不做這三項，是因為他的身體很差，行動不便。楊仕和《南渡北歸》的作者嶽南在詳細記載發掘萬曆陵墓過程的《風雪定陵》一書中說：
萬曆一生多病，經常服藥一事，文獻都有記載。但隨著國本之爭愈演愈烈……臣僚們便把他的病源歸罪於酒色過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與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觀點。其實，麵對定陵出土的實證，應該打破這種近似偏見的結論。因為無論是棺內萬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狀，還是屍骨復原後，右腿明顯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有了這樣的實物作證，而再以陳腐的觀念，把萬曆的“足心疼痛、步履艱難”，一味地歸結於貪戀酒色所致，這就難免有失歷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開皇帝棺槨》）
至於不朝、不見嘛，的確如此，但不批則絕對不對，萬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辦事兒，要不然腦袋早搬家了。
黃仁宇說：“萬曆大部分情況下僅僅是對那些遞補職位空缺，以及沽名買直，搬弄是非，動輒抗議漫罵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疏。”
樊樹誌在《晚明史》中說：“神宗在此後的二十多年中，處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過批閱奏疏，發布諭旨來進行。他始終牢牢地掌握著朝廷的大政方針，這從萬曆三大征的全過程可以看得很清楚。”
綜上，萬曆皇帝雖然二十年不上朝，但這二十年他一直在處理政務，也就是說，雖然萬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並沒有對國家政治的運行造成什麽實質意義的影響。
萬曆皇帝是個追求真實的人，不喜歡祥瑞之類的造假，《明神宗實錄》記載，有一天文華殿角門的石礎，忽然顯現“天下太平”的字樣，大臣都以為是祥瑞，萬曆很不高興地說：“這是造假！”皇宮中一旦有這一現象，素來都當作吉兆，然而萬曆卻當場戳穿，可見他是個毫不虛偽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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