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宦官對官僚文人的迫害並未就此結束。在宦官們殺死陳藩、竇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誌氣的太學生密切聯合，相互標榜，乃至互立雅號，在一起清議朝政，有很大的社會影響。他們稱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等為“八俊”，稱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範滂、尹勛、蔡衍、羊陟為“八顧”，稱張儉、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等為“八極”，稱渡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他們認為，“八俊”是“人之英”，“八顧”能“以德行引人”，“八極”能“導人追蹤”，“八廚”能“以財救人”。在這三十五人中，數李膺的名聲最大，除了所謂的竇武、劉淑、陳藩“三君”之外，李膺可謂獨占鰲頭。
第二次“黨錮之禍”，就是由朱並告發“八極”之一的張儉引發的。張儉是山陽高平人，曾被任命為山陽督郵。大宦官侯覽的家鄉在防東，侯覽縱容家人橫行不法，殘害百姓，罪不容誅，張儉就上書請求誅殺其中罪大惡極者。奏章到了侯覽那裏，他隱藏不報，雖未發案，可從此懷恨在心。朱並是張儉的同鄉，曾遭張儉廢棄，這次，朱並見宦官殺了官僚文人集團，正在大肆排除異己，就想藉此機會復仇，並撈取官職。
於是，朱並誣告張儉與同郡的二十四人結成私黨，分別立號，並與“八俊”、“八顧”聯絡，一同密謀，“圖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個準，靈帝立即以圖謀不軌罪下詔逮捕張儉，宦官曹節又暗中使人說服靈帝再擴大逮捕範圍。就這樣，張儉、李膺、範滂、杜密等人被捕處死，此外死於獄中的還有一百多人；六七百名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純粹的文人被禁錮，一千多太學生被逮捕。宦官們為了不讓正直的文人東山再起，形成勢力，長期不懈地追捕搜查，這種迫害，一直延續了十五年，到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告終。
這就是東漢時期第二次著名的“黨錮之禍”。
在這次“黨錮之禍”中，李膺、範滂、張儉等許多官僚文人或是純粹的文人所表現出的氣節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們的行為對後人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每當奸佞當道、朝政黑暗的時候，他們就被後人引為榜樣，成為激勵後人抗爭黑暗勢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團被連根拔除以後，宦官就更加肆無忌憚。靈帝時期形成了以張讓、趙忠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個太監，幾乎控製了朝中的所有大權，連靈帝都很怕他們，靈帝經常說：“張常侍是我爹，趙常侍是我媽。”
至於朝內外官員對“十常侍”的趨奉，那就更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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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風地方有一個叫孟佗的人，家裏很富有，為了升官，他就盡力結交張讓的僕人，後來張讓的僕人吃飽了，孟陀還是沒有提出要求，倒是張讓的僕人沉不住氣了，主動問孟佗說：“您有什麽為難的事，我們一定替您辦！”孟佗說：“沒有什麽事，隻需要你們給我磕個頭。”張讓的僕人答應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見張讓，故意去晚，等候在張讓門前的起碼有一千人，張讓的管家遠遠看到孟陀，就率領一群僕人，來到孟陀麵前，一齊跪下磕了一個頭。來拜見張讓的那些人全都驚呆了，以為孟陀肯定極受張讓的重視，就都紛紛給孟陀家送禮。孟陀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禮轉送給了張讓，張讓很高興，就任命孟陀為涼州刺史。
後來，“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極端混亂，引起了社會普遍的反抗，何進、袁紹等人密謀除掉宦官集團，但何進反被張讓殺死。袁紹帶兵衝進宮去，見宦官就殺，甚至連沒有鬍鬚的男人也殺了，一氣殺了兩千多人。“十常侍”脅迫漢獻帝逃走，被袁紹追至黃河邊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殺。從此東漢進入了軍閥割據混戰的時期。
官僚文人集團雖敗在宦官集團的屠刀之下，但其意義卻是永不泯滅的。
一是其堅強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論是誰，都無法完全抹煞，這種精神，保證了中華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也不會徹底喪失良心和導向，也不會完全沿著卑庸和無恥的道路滑落下去。
二是開了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聯袂抗爭的先河。
其實，中國的學生運動並非自“五·四”運動始，而是從東漢時期就開始了。
東漢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嚴懲貪官及為非作歹的宦官勢力，結果被宦官權貴誣告下獄。
京師太學生劉陶等人極為憤怒，他們聯絡京師乃至全國各地的太學生幾千人圍集到宮門外，上書訴冤，要求釋放朱穆。當時，京師的太學生有三萬多人，桓帝覺得眾怒難犯，隻好釋放了朱穆。
這恐怕應當算作中國學生運動的開始，中間經兩次“黨錮之禍”，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車上書”運動，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學生運動不絕如縷。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直到清朝“戊戌變法”的失敗，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對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終沒有停止過。不論是宦官勢力、外戚勢力還是所謂正統的皇權勢力，大都對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覺得討厭，甚至進行迫害，隻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漢代的宦官集團那樣露骨，而是變得更加精緻巧妙，例如風行近兩千年的文字獄，就是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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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黨錮之禍”，就是由朱並告發“八極”之一的張儉引發的。張儉是山陽高平人，曾被任命為山陽督郵。大宦官侯覽的家鄉在防東，侯覽縱容家人橫行不法，殘害百姓，罪不容誅，張儉就上書請求誅殺其中罪大惡極者。奏章到了侯覽那裏，他隱藏不報，雖未發案，可從此懷恨在心。朱並是張儉的同鄉，曾遭張儉廢棄，這次，朱並見宦官殺了官僚文人集團，正在大肆排除異己，就想藉此機會復仇，並撈取官職。
於是，朱並誣告張儉與同郡的二十四人結成私黨，分別立號，並與“八俊”、“八顧”聯絡，一同密謀，“圖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個準，靈帝立即以圖謀不軌罪下詔逮捕張儉，宦官曹節又暗中使人說服靈帝再擴大逮捕範圍。就這樣，張儉、李膺、範滂、杜密等人被捕處死，此外死於獄中的還有一百多人；六七百名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純粹的文人被禁錮，一千多太學生被逮捕。宦官們為了不讓正直的文人東山再起，形成勢力，長期不懈地追捕搜查，這種迫害，一直延續了十五年，到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告終。
這就是東漢時期第二次著名的“黨錮之禍”。
在這次“黨錮之禍”中，李膺、範滂、張儉等許多官僚文人或是純粹的文人所表現出的氣節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們的行為對後人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每當奸佞當道、朝政黑暗的時候，他們就被後人引為榜樣，成為激勵後人抗爭黑暗勢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團被連根拔除以後，宦官就更加肆無忌憚。靈帝時期形成了以張讓、趙忠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個太監，幾乎控製了朝中的所有大權，連靈帝都很怕他們，靈帝經常說：“張常侍是我爹，趙常侍是我媽。”
至於朝內外官員對“十常侍”的趨奉，那就更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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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風地方有一個叫孟佗的人，家裏很富有，為了升官，他就盡力結交張讓的僕人，後來張讓的僕人吃飽了，孟陀還是沒有提出要求，倒是張讓的僕人沉不住氣了，主動問孟佗說：“您有什麽為難的事，我們一定替您辦！”孟佗說：“沒有什麽事，隻需要你們給我磕個頭。”張讓的僕人答應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見張讓，故意去晚，等候在張讓門前的起碼有一千人，張讓的管家遠遠看到孟陀，就率領一群僕人，來到孟陀麵前，一齊跪下磕了一個頭。來拜見張讓的那些人全都驚呆了，以為孟陀肯定極受張讓的重視，就都紛紛給孟陀家送禮。孟陀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禮轉送給了張讓，張讓很高興，就任命孟陀為涼州刺史。
後來，“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極端混亂，引起了社會普遍的反抗，何進、袁紹等人密謀除掉宦官集團，但何進反被張讓殺死。袁紹帶兵衝進宮去，見宦官就殺，甚至連沒有鬍鬚的男人也殺了，一氣殺了兩千多人。“十常侍”脅迫漢獻帝逃走，被袁紹追至黃河邊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殺。從此東漢進入了軍閥割據混戰的時期。
官僚文人集團雖敗在宦官集團的屠刀之下，但其意義卻是永不泯滅的。
一是其堅強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論是誰，都無法完全抹煞，這種精神，保證了中華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也不會徹底喪失良心和導向，也不會完全沿著卑庸和無恥的道路滑落下去。
二是開了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聯袂抗爭的先河。
其實，中國的學生運動並非自“五·四”運動始，而是從東漢時期就開始了。
東漢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嚴懲貪官及為非作歹的宦官勢力，結果被宦官權貴誣告下獄。
京師太學生劉陶等人極為憤怒，他們聯絡京師乃至全國各地的太學生幾千人圍集到宮門外，上書訴冤，要求釋放朱穆。當時，京師的太學生有三萬多人，桓帝覺得眾怒難犯，隻好釋放了朱穆。
這恐怕應當算作中國學生運動的開始，中間經兩次“黨錮之禍”，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車上書”運動，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學生運動不絕如縷。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直到清朝“戊戌變法”的失敗，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對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終沒有停止過。不論是宦官勢力、外戚勢力還是所謂正統的皇權勢力，大都對官僚文人和書生學子覺得討厭，甚至進行迫害，隻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漢代的宦官集團那樣露骨，而是變得更加精緻巧妙，例如風行近兩千年的文字獄，就是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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