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宋獻策、許知遠為耽羅朝廷日夜操勞的時候，楚凡也沒閑著，除了不斷給兩人答疑解惑之外，他還在修改審定以《大明律》為基礎的《耽羅律》；除了《大明律》本身外，楚凡還得參考大明曆朝作為《大明律》補充的各種律令，工作量相當大。
在這過程中，楚凡發現，如果僅僅從紙麵上看，大明對於百姓是相當寬厚的，最為典型的便是“養濟院”、“惠民藥局”和“漏澤園”，這三樣分別相當於後世的敬老院、全民醫保和公墓，讓楚凡吃驚地是，這些全都是免費的！
不僅如此，養老也是免費的，洪武年間規定，“八十歲以上老人每月給五鬥米三斤酒和五斤肉，九十歲以上的老人更加給一匹帛和十斤絮”；明太祖之後成化之前，曆任皇帝還不斷給這個製度加碼，英宗時更把養老年齡降低到了七十歲！
民生方麵如此，限製土地兼並同樣如此，《大明律》中雖然有士紳免除徭役的條款，可從沒規定士紳和讀書人可以不納糧！士紳不納糧是從嘉靖年間才開始寫入補充律令的，而且還根據品級有相應的限額——當然，楚凡也知道在此之前這幫子讀書人肯定就開始逃稅了，嘉靖朝不過是補了個合法的手續而已。
這也難怪，所謂“好經都被和尚念歪了”，隻要是人*治社會，這樣的變化就避免不了。
如何把人*治社會變為法*治社會，徹底杜絕這樣的現象那是後話，楚凡當前的任務就是先把紙麵的功夫做好，修訂出一本可以立即執行的《耽羅律》。
好的律令當然要保留，楚凡動刀的地方便是士紳特權這一塊。
既然士紳免稅的濫*觴是《大明律》中免除徭役的條款，那楚凡幹脆就把除了兵役之外的所有徭役都免了！
他這麽做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古代的徭役製度實在是個濫用權力的大黑洞！平心而論，不用花錢便能讓人白幹活這種事對於人性的考驗太大了，很少有人能在這樣的誘惑下把持得住，尤其是那些一手遮天的“父母官”——既然征發民伕服徭役的借口多得是，那為什麽不讓他們幫自己幹點私活呢？即便沒私活可幹，也可以用他們的勞動換點利益呀，這就是古代徭役越來越繁重的根本原因！
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也簡單，那就是將所有需要征發徭役的事務，比如修築城牆、興修水利、押運物資等等全部改為有償服務；百姓付出勞動，官府給予報酬，最終將無償征發轉變為外包業務。
光把免除徭役這個口子紮緊還不夠，楚凡在《耽羅律》中特意加了一條便是“所有田土，無論大小，均需依律納稅，士紳不得例外”，從紙麵上杜絕了特*權階級兼並土地轉移賦稅的可能。
當然，楚凡知道這麽搞“一刀切”也是有問題的——如果大家都一樣，沒有任何實際的好處，誰會冒著生命危險幫你打江山？
為此，楚凡拋出了另一個誘餌，那就是東印度公司的股份——耽羅國乃至即將成立的朝鮮傀儡政府中，各種勳貴和官吏將根據各自等級獲得一定數量的股份；獲得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賞賜，一種是購買權。
這樣做好處多多：首先是特*權得以彰顯。所謂特*權，無非就是普羅大眾沒有的你有，而且擁有的這個權利能帶來巨大好處。大明的讀書人為什麽能高人一等？還不就因為一入此門就能獲得免除徭役賦稅的特*權；而這特權又能轉化為巨大的經濟利益——本來應該交給朝廷的稅銀部分或是全部轉交到讀書人的手裏；試想一下，如果讀書人沒這點好處，還會有那麽多人趨之若鶩嗎？
特*權的稀有獨特和經濟上的好處東印度公司的股份一樣不少——自打牛島基地粗定之後，東印度公司幾乎停止了募股，而且以後楚凡將對股份控製得更嚴；而每一股第一年的分紅足以讓任何人都嫉妒得發狂。
其次便是能通過股權在經濟上將這些權力擁有者們——不管是明人還是朝鮮人——捆綁在一起，大大增加了他們背叛的成本；楚凡相信這樣的手段遠比什麽扣押家人作為人質要高明得多，畢竟，真金白銀才是絕大多數人的終極追求目標。
第三便是能通過募股迴籠大量的銀子。這次撒出去的股權大部分都將是購買權，賞賜隻占其中很小一部分——東印度公司雖說不怎麽缺銀子，可未來幾個大項目，比如煙草、甘蔗、辣椒等原料的種植基地建設都是燒錢的黑洞，未雨綢繆是上策。
最後一點，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楚凡準備利用東印度公司扭轉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觀念，他要以商立國！
中國曆史上，曾經有幾次摸到了資本主義的門邊，卻因種種原因失之交臂；宋末是一個，明末是一個，兩個時期江南一帶手工作坊的規模都已經超過了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最後卻沒能完成那臨門一腳。
表麵上看，這兩次都是因為異族入侵打斷了這個進程，可深究一下便可以發現，“士農工商”這個等級觀念在其中起到了極大的阻礙作用，換句話說，即便沒有蒙古人和韃子的入侵，資本主義也不可能順利地在中國大地上降生。
以明清時期的鹽商為例，無論是財力還是政治影響力，都可謂空前絕後，可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揚州的鹽商沒有任何一家發展成真正意義上的近代企業，原因無他，就因為商業是賤業！
絕大多數的鹽商，其發展軌跡是這樣的：通過販鹽賺取銀子，有了銀子就買地、供子弟讀書，等到子弟考取功名後，繼續兼並土地，最終成為大地主並放棄販鹽。
這也是當時其他許多工商業成功者的發展軌跡，他們賺取的利潤大多轉移到了土地上，使得工商業本身始終處於一種缺乏積累的狀況，最終無法完成英國的那種工業革命。
楚凡現在麵臨的，是改變這種觀念最好的時機——他的核心團隊要麽是經曆過家破人亡的遼東流民，要麽是殺人如麻的東海海盜，或者是被剝奪了官職的朝鮮流官，總之都不是既得利益者；他們的觀念當然就不會像既得利益者那麽固化，“士農工商”這樣的等級要模糊得多。
如果在他們從社會底層向特權階級轉化的過程中將之與“工商”捆綁在一起，也就是和東印度公司捆綁在一起，再加上強力壓製土地兼並，無形中就能讓“工商”的地位大大提升，最終變成“工商”利益的守護者。
有了這樣一個階層作為後盾，楚凡才有可能在將來同大明那些不可一世的讀書人掰一掰手腕，把江南的巨商大賈爭取過來，讓資本主義最終在東方這片土地上深深地紮下根。
這，才是耽羅國鼎故革新的核心！(未完待續。)
在這過程中，楚凡發現，如果僅僅從紙麵上看，大明對於百姓是相當寬厚的，最為典型的便是“養濟院”、“惠民藥局”和“漏澤園”，這三樣分別相當於後世的敬老院、全民醫保和公墓，讓楚凡吃驚地是，這些全都是免費的！
不僅如此，養老也是免費的，洪武年間規定，“八十歲以上老人每月給五鬥米三斤酒和五斤肉，九十歲以上的老人更加給一匹帛和十斤絮”；明太祖之後成化之前，曆任皇帝還不斷給這個製度加碼，英宗時更把養老年齡降低到了七十歲！
民生方麵如此，限製土地兼並同樣如此，《大明律》中雖然有士紳免除徭役的條款，可從沒規定士紳和讀書人可以不納糧！士紳不納糧是從嘉靖年間才開始寫入補充律令的，而且還根據品級有相應的限額——當然，楚凡也知道在此之前這幫子讀書人肯定就開始逃稅了，嘉靖朝不過是補了個合法的手續而已。
這也難怪，所謂“好經都被和尚念歪了”，隻要是人*治社會，這樣的變化就避免不了。
如何把人*治社會變為法*治社會，徹底杜絕這樣的現象那是後話，楚凡當前的任務就是先把紙麵的功夫做好，修訂出一本可以立即執行的《耽羅律》。
好的律令當然要保留，楚凡動刀的地方便是士紳特權這一塊。
既然士紳免稅的濫*觴是《大明律》中免除徭役的條款，那楚凡幹脆就把除了兵役之外的所有徭役都免了！
他這麽做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古代的徭役製度實在是個濫用權力的大黑洞！平心而論，不用花錢便能讓人白幹活這種事對於人性的考驗太大了，很少有人能在這樣的誘惑下把持得住，尤其是那些一手遮天的“父母官”——既然征發民伕服徭役的借口多得是，那為什麽不讓他們幫自己幹點私活呢？即便沒私活可幹，也可以用他們的勞動換點利益呀，這就是古代徭役越來越繁重的根本原因！
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也簡單，那就是將所有需要征發徭役的事務，比如修築城牆、興修水利、押運物資等等全部改為有償服務；百姓付出勞動，官府給予報酬，最終將無償征發轉變為外包業務。
光把免除徭役這個口子紮緊還不夠，楚凡在《耽羅律》中特意加了一條便是“所有田土，無論大小，均需依律納稅，士紳不得例外”，從紙麵上杜絕了特*權階級兼並土地轉移賦稅的可能。
當然，楚凡知道這麽搞“一刀切”也是有問題的——如果大家都一樣，沒有任何實際的好處，誰會冒著生命危險幫你打江山？
為此，楚凡拋出了另一個誘餌，那就是東印度公司的股份——耽羅國乃至即將成立的朝鮮傀儡政府中，各種勳貴和官吏將根據各自等級獲得一定數量的股份；獲得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賞賜，一種是購買權。
這樣做好處多多：首先是特*權得以彰顯。所謂特*權，無非就是普羅大眾沒有的你有，而且擁有的這個權利能帶來巨大好處。大明的讀書人為什麽能高人一等？還不就因為一入此門就能獲得免除徭役賦稅的特*權；而這特權又能轉化為巨大的經濟利益——本來應該交給朝廷的稅銀部分或是全部轉交到讀書人的手裏；試想一下，如果讀書人沒這點好處，還會有那麽多人趨之若鶩嗎？
特*權的稀有獨特和經濟上的好處東印度公司的股份一樣不少——自打牛島基地粗定之後，東印度公司幾乎停止了募股，而且以後楚凡將對股份控製得更嚴；而每一股第一年的分紅足以讓任何人都嫉妒得發狂。
其次便是能通過股權在經濟上將這些權力擁有者們——不管是明人還是朝鮮人——捆綁在一起，大大增加了他們背叛的成本；楚凡相信這樣的手段遠比什麽扣押家人作為人質要高明得多，畢竟，真金白銀才是絕大多數人的終極追求目標。
第三便是能通過募股迴籠大量的銀子。這次撒出去的股權大部分都將是購買權，賞賜隻占其中很小一部分——東印度公司雖說不怎麽缺銀子，可未來幾個大項目，比如煙草、甘蔗、辣椒等原料的種植基地建設都是燒錢的黑洞，未雨綢繆是上策。
最後一點，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楚凡準備利用東印度公司扭轉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觀念，他要以商立國！
中國曆史上，曾經有幾次摸到了資本主義的門邊，卻因種種原因失之交臂；宋末是一個，明末是一個，兩個時期江南一帶手工作坊的規模都已經超過了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最後卻沒能完成那臨門一腳。
表麵上看，這兩次都是因為異族入侵打斷了這個進程，可深究一下便可以發現，“士農工商”這個等級觀念在其中起到了極大的阻礙作用，換句話說，即便沒有蒙古人和韃子的入侵，資本主義也不可能順利地在中國大地上降生。
以明清時期的鹽商為例，無論是財力還是政治影響力，都可謂空前絕後，可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揚州的鹽商沒有任何一家發展成真正意義上的近代企業，原因無他，就因為商業是賤業！
絕大多數的鹽商，其發展軌跡是這樣的：通過販鹽賺取銀子，有了銀子就買地、供子弟讀書，等到子弟考取功名後，繼續兼並土地，最終成為大地主並放棄販鹽。
這也是當時其他許多工商業成功者的發展軌跡，他們賺取的利潤大多轉移到了土地上，使得工商業本身始終處於一種缺乏積累的狀況，最終無法完成英國的那種工業革命。
楚凡現在麵臨的，是改變這種觀念最好的時機——他的核心團隊要麽是經曆過家破人亡的遼東流民，要麽是殺人如麻的東海海盜，或者是被剝奪了官職的朝鮮流官，總之都不是既得利益者；他們的觀念當然就不會像既得利益者那麽固化，“士農工商”這樣的等級要模糊得多。
如果在他們從社會底層向特權階級轉化的過程中將之與“工商”捆綁在一起，也就是和東印度公司捆綁在一起，再加上強力壓製土地兼並，無形中就能讓“工商”的地位大大提升，最終變成“工商”利益的守護者。
有了這樣一個階層作為後盾，楚凡才有可能在將來同大明那些不可一世的讀書人掰一掰手腕，把江南的巨商大賈爭取過來，讓資本主義最終在東方這片土地上深深地紮下根。
這，才是耽羅國鼎故革新的核心！(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