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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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的心事
梁曉聲
哥哥大我6歲，從21歲起，他一大半的歲月都是在精神病院裏度過的。
那時候，父親在四川當建築工，每月工資隻有64元，寄迴家40元。
哥哥要考大學了。6月，父親迴來探親，他憂鬱地對哥哥說：“老大，我快幹不動了，你弟弟妹妹又全都上學了，花銷比以前大。我看，你別考大學了，高中畢業後就找工作吧！”
哥哥卻說：“爸，我要考大學，將來考上大學，爭取做到不用您給我寄錢。”
父親火了，在他的壓力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複習，到菜市場去幫人賣菜。老師和同學都為他惋惜，他們認為，他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華的。
不久，父親返迴四川工作了。父親走後，哥哥就病倒了，在家躺了三天。
同學來了，老師來了，甚至街道幹部也來了，在眾人的勸說下，他帶病參加了高考。
哥哥最終考上了唐山鐵道學院——他是為母親考那所學院的。哈爾濱當年有不少蘇聯時期留下的漂亮的鐵路員工房，母親認為，隻要哥哥以後成了鐵路工程師，我家也會住上那種漂亮的房子。
父親給家裏寫了一封有一半錯字的信，以嚴厲得不能再嚴厲的詞句責罵哥哥。就這樣，哥哥帶著對父親、對家庭、對弟弟妹妹的深深愧疚，踏上了開往唐山的列車。
哥哥第一個假期沒迴家，來信說要留在學校勤工儉學；第二個假期也沒迴家，說是為了等到父親也有了假期，與父親同時迴家。實際上，他是因為沒錢買車票才迴不了家。
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不久，家裏突然收到一封學校發來的電報：“梁紹先患精神病，近日將由老師護送迴家。”
母親一下子呆住了，手拿那封電報，一直坐到了天明。
哥哥迴來後，全家人都變得神經衰弱了，因為他不分白天黑夜，終日喃喃自語。夜深人靜時，那種喃喃自語對家人來說不啻是一種刑罰。
弟弟妹妹們臨睡前都用棉團堵住耳朵，母親開始服安眠藥，我也開始服安眠藥。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我毫不猶豫地報了名——每月能掙40多元啊！這樣，家裏就能給哥哥交住院費了，母親和弟弟妹妹們也能獲救。
有一年我迴家探親，發現家裏的窗上安裝了鐵條，玻璃所剩無幾；鏡子、相框，甚至暖壺，易碎的東西一件都沒有了；菜刀、剪刀都鎖在箱子裏。母親的額上有了一處疤，很深。問及原因，母親說：“是被門框撞的。”
四弟和小妹談起哥哥時，臉色都變了。四弟說，哥哥已不是從前那種“文瘋”的情況了。那一刻，我內心對哥哥產生了憎恨。我認為哥哥已經不是哥哥，而是魔鬼的化身。那次探親假期裏，我一次也沒去看他。
次年，我成了複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後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我把替哥哥付醫藥費的義務承擔了下來，為了能夠長期承擔下去，我曾打算將獨身主義進行到底。
母親臨終前，我坐在病床邊握著母親的手，問母親還有什麽話要囑咐。
母親眼角淌下淚，說：“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塊死，那樣他就不會拖累你了……”我心裏大慟，俯身對母親耳語：“媽，你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哥哥，絕不會讓他永遠住在精神病院裏。”當天午夜，母親走了。
辦完母親喪事的第二天，我住進一家賓館，讓四弟將哥哥從精神病院接迴來。哥哥一見我，高興得像孩子似的：“二弟，我好想你。”
算來，我竟二十多年沒見過哥哥了，他卻一眼就認出了我！我不禁抱住他，一時淚如泉湧，心裏連說：“哥哥，對不起，對不起！我一定盡快將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迴北京，我立即在北京郊區買了房子，簡易裝修，添置家具。半年後，我將哥哥接到了北京。
哥哥在北京先後住過幾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現在住的這所醫院，條件很好，每月費用4000元左右。
前幾天，我去醫院看他。天氣晴好，我倆坐在院子裏的長椅上，我一邊看著他喝酸奶，一邊和他聊天：“哥，你當年為什麽非上大學不可？”哥哥說：“那是一個童話。媽媽認為隻有那樣，才能更好地改變咱們家的窮日子。媽媽編那個童話，我努力實現那個童話。當年我曾下過決心，不看著幾個弟弟妹妹成家立業，我絕不結婚。可惜，我沒完成這個任務，我讓爸爸媽媽和你們失望了……”原來，哥哥也有過和我一樣的想法！自從他病了，這麽多年來，第一次說了那麽長的話。我心一疼，黯然無語。
哥哥起身將酸奶盒扔入垃圾桶，坐下後，問我：“你跟我說的那件事，也是童話吧？”“什麽事？”“就是……你保證過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你忘了吧？”想來，那個保證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終記著，顯然也一直在盼著。
其實，我晚年的打算不曾改變——更老的我，與老態龍鍾的哥哥相伴著走向人生的終點。在我看來，那樣倒也別有一種圓滿的滋味在心頭。
愛情是緣，友情是緣，親情更是緣，無論怎樣，皆當潤礫成珠。
梁曉聲
哥哥大我6歲，從21歲起，他一大半的歲月都是在精神病院裏度過的。
那時候，父親在四川當建築工，每月工資隻有64元，寄迴家40元。
哥哥要考大學了。6月，父親迴來探親，他憂鬱地對哥哥說：“老大，我快幹不動了，你弟弟妹妹又全都上學了，花銷比以前大。我看，你別考大學了，高中畢業後就找工作吧！”
哥哥卻說：“爸，我要考大學，將來考上大學，爭取做到不用您給我寄錢。”
父親火了，在他的壓力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複習，到菜市場去幫人賣菜。老師和同學都為他惋惜，他們認為，他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華的。
不久，父親返迴四川工作了。父親走後，哥哥就病倒了，在家躺了三天。
同學來了，老師來了，甚至街道幹部也來了，在眾人的勸說下，他帶病參加了高考。
哥哥最終考上了唐山鐵道學院——他是為母親考那所學院的。哈爾濱當年有不少蘇聯時期留下的漂亮的鐵路員工房，母親認為，隻要哥哥以後成了鐵路工程師，我家也會住上那種漂亮的房子。
父親給家裏寫了一封有一半錯字的信，以嚴厲得不能再嚴厲的詞句責罵哥哥。就這樣，哥哥帶著對父親、對家庭、對弟弟妹妹的深深愧疚，踏上了開往唐山的列車。
哥哥第一個假期沒迴家，來信說要留在學校勤工儉學；第二個假期也沒迴家，說是為了等到父親也有了假期，與父親同時迴家。實際上，他是因為沒錢買車票才迴不了家。
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不久，家裏突然收到一封學校發來的電報：“梁紹先患精神病，近日將由老師護送迴家。”
母親一下子呆住了，手拿那封電報，一直坐到了天明。
哥哥迴來後，全家人都變得神經衰弱了，因為他不分白天黑夜，終日喃喃自語。夜深人靜時，那種喃喃自語對家人來說不啻是一種刑罰。
弟弟妹妹們臨睡前都用棉團堵住耳朵，母親開始服安眠藥，我也開始服安眠藥。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我毫不猶豫地報了名——每月能掙40多元啊！這樣，家裏就能給哥哥交住院費了，母親和弟弟妹妹們也能獲救。
有一年我迴家探親，發現家裏的窗上安裝了鐵條，玻璃所剩無幾；鏡子、相框，甚至暖壺，易碎的東西一件都沒有了；菜刀、剪刀都鎖在箱子裏。母親的額上有了一處疤，很深。問及原因，母親說：“是被門框撞的。”
四弟和小妹談起哥哥時，臉色都變了。四弟說，哥哥已不是從前那種“文瘋”的情況了。那一刻，我內心對哥哥產生了憎恨。我認為哥哥已經不是哥哥，而是魔鬼的化身。那次探親假期裏，我一次也沒去看他。
次年，我成了複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後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我把替哥哥付醫藥費的義務承擔了下來，為了能夠長期承擔下去，我曾打算將獨身主義進行到底。
母親臨終前，我坐在病床邊握著母親的手，問母親還有什麽話要囑咐。
母親眼角淌下淚，說：“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塊死，那樣他就不會拖累你了……”我心裏大慟，俯身對母親耳語：“媽，你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哥哥，絕不會讓他永遠住在精神病院裏。”當天午夜，母親走了。
辦完母親喪事的第二天，我住進一家賓館，讓四弟將哥哥從精神病院接迴來。哥哥一見我，高興得像孩子似的：“二弟，我好想你。”
算來，我竟二十多年沒見過哥哥了，他卻一眼就認出了我！我不禁抱住他，一時淚如泉湧，心裏連說：“哥哥，對不起，對不起！我一定盡快將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迴北京，我立即在北京郊區買了房子，簡易裝修，添置家具。半年後，我將哥哥接到了北京。
哥哥在北京先後住過幾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現在住的這所醫院，條件很好，每月費用4000元左右。
前幾天，我去醫院看他。天氣晴好，我倆坐在院子裏的長椅上，我一邊看著他喝酸奶，一邊和他聊天：“哥，你當年為什麽非上大學不可？”哥哥說：“那是一個童話。媽媽認為隻有那樣，才能更好地改變咱們家的窮日子。媽媽編那個童話，我努力實現那個童話。當年我曾下過決心，不看著幾個弟弟妹妹成家立業，我絕不結婚。可惜，我沒完成這個任務，我讓爸爸媽媽和你們失望了……”原來，哥哥也有過和我一樣的想法！自從他病了，這麽多年來，第一次說了那麽長的話。我心一疼，黯然無語。
哥哥起身將酸奶盒扔入垃圾桶，坐下後，問我：“你跟我說的那件事，也是童話吧？”“什麽事？”“就是……你保證過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你忘了吧？”想來，那個保證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終記著，顯然也一直在盼著。
其實，我晚年的打算不曾改變——更老的我，與老態龍鍾的哥哥相伴著走向人生的終點。在我看來，那樣倒也別有一種圓滿的滋味在心頭。
愛情是緣，友情是緣，親情更是緣，無論怎樣，皆當潤礫成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