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際的奧秘：曾仕強告訴你如何搞好人際關係 作者：曾仕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引言中國人的思想源自伏羲氏，伏羲氏所創的八卦一直都對中國人有深刻的影響。中華文化是在《易經》的影響下形成的，《易經》的主要思想就是“人本位”，這與西方人所倡導的“神本位”截然不同。西方式的管理始終離不開“神本位”的思想，而中國式管理重視“人本位”，以人為本。
不要以為中國人的言行亂七八糟、模棱兩可，如果用《易經》所闡述的道理來考察，就會發現，中國人的所作所為非常有道理。可惜近幾百年來，我們經常用西方人的觀點和標準來考察自己的行為，因此才會認為中國人的一切都是亂七八糟的。更有甚者，喜歡拿中國人的缺點與西方人的優點去對比，因而更覺得中國人一無是處。
這些做法大錯特錯。如果真要比較世界各個民族的優劣，首先要有一個公平的標準，不能拿自己的缺點去跟別人的優點比。這樣做，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容易導致我們喪失自信心。
中國人有一套自己的東西，這些東西別人學不去；我們也不能去學別人，否則隻會自討苦吃。所以，我一直強調，管理中國人要靠中國式的管
理，而中國式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際關係的管理。
正因為中西方的人際關係大不相同，才導致中西方的管理大相徑庭。西方的人際關係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中國人則普遍認為人與人是不平等的，如果人人講平等，那就是沒大沒小，而中國人非常討厭別人沒大沒小。
現在有個怪現象，很多人喜歡看書，但是看的書越多，自己越倒黴，因為他們看的都是西方人寫的書：西方人的技術是值得學習的，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觀點並沒有錯，科學無國界。可是與文化有關的東西，就要非常小心，否則很容易掉入西方文化的“陷阱”，離中國的實際越來越遠。如果這些人從此生活在西方人的環境中，那問題不大；如果繼續生活在中國人的環境中，就會發現自己時時吃虧、處處碰壁，這就好比在清朝末期，很多人留著長辮子卻穿西裝，到哪裏都顯得不倫不類。
中西方的人際關係大不相同
人際關係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課題。宇宙萬物之中，人類的關係最為複雜，而且各地的風土人情不同，人際關係的表現也不一樣。
一般而言，西方的人際關係以個人為主。西方人認為，社會由個人構成，個人自由獨立，但是必須加以適當的規範，也就是實施法治，才能夠維持整體的秩序。人人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自由、平等、獨立，是西方的人際基礎。
中國的人際關係以倫理為主。中國人認為社會固然由個人所構成，但是個人卻很難離開社會而生存，個人的自由實際上相當有限。人與人的互
動，也不能完全由法律來控製。人人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衡情論理，以倫理來彌補法律的不足，才是我們的人際基礎。
正因為中西方的人際關係基礎不同，所以二者的人際關係存在很大差別，了解二者的差別，有助於認清我們的人際關係。中西方的人際關係差別如下：
第一，西方的人際關係是“神本位”的，中國的人際關係是“人本位”
的。西方人認為上帝高高在上，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中國人則不同，伏羲氏一開始就讓我們認識到，宇宙之間最了不起的不是神，而是人。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非得弄一個神來做自己的主宰呢？
中國人沒有自己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外來的。中國人隻崇拜自己的祖先，而不去拜什麽神——中國人不拜神、拜佛，而隻禮神、禮佛，就是看到神、佛時，走過去打個招唿，如此而已。
第二，西方人以個人為單位，中國人以家庭為單位。西方人看到一個小孩，通常會直接問他叫什麽名字；中國人看到一個小孩，通常會問他是誰家的小孩。中國人會根據小孩的爸爸來判斷他的品性，而不是根據他自
己。同理，要是小孩做錯事，人們也通常會把錯誤歸到他父母的頭上，責怪他們不會教育小孩。
第三，西方人重視平等，中國人重視合理的不平等。西方人可以直唿爸爸的名字，因為大家是平等的。而在中國，這樣做就是不孝，是忤逆。中國人不認同西方人那種“人生而平等”的觀點，而認為人一出生就不平等，而且是合理的不平等。合理的不平等，大家都能接受。但是，過分的不平等，我們就會反抗。中國人不相信絕對的平等，資源有限，機會太少，怎麽可能絕對平等？
人與人之間合理的不平等所體現的正是中國人的倫理。爸爸與兒子、上司與下屬、老師與學生……永遠有高低上下之分，不可能站在同一水平線上。沒有哪個中國人敢站在上司麵前說：“我和你是平等的，所以你也要聽我的話。”中國人對上的態度和對下的態度不同，你對下屬敢講的話，不一定敢對上司講，這是很正常的。對上級是一種說法，對下級是另一種說法，這就是倫理的體現。
第四，受“神本位”的影響，西方人隻講權利和義務，而中國人講彼此對待。西方人就算父子之間也是權利和義務的關係——兒子18歲以前，靠父母養活；18歲以後，就得靠自己。中國人不看重權利和義務，如果中國的父母一等孩子長到18歲就讓他自生自滅，會被別人視為狠心的父母。
中國人所重視的彼此對待，就是說：你對我好，我沒有理由對你不好；你對我不好，我也不會對你好。中國人會將心比心、投桃報李，這與權利和義務沒有任何關係。在西方的企業裏，上下級之間也隻是權利和義務的關係，你是我的上級，我就會按照規定向你報告。中國人卻不這樣，你雖然是我的上司，但我不認同你的時候，我就不會向你報告，你要是強迫我報告，我就會敷衍了事。
第五，西方人重視法律，中國人重視道德。西方的法律規定很明確，而且執行得很嚴格，完全沒有人情可言，也沒有任何彈性。從理論上講，法律不應該有彈性，但是沒有一點彈性的法律在中國很難執行。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不是靠法律約束的民族。古時候，法律的效力是有限的，雖然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這隻是理想狀態，實際上很少這樣執行，多數是“刑不上大夫”。在民間故事中，即便是包公這樣一位剛正不阿的典範人物，也隻是“打龍袍”而不是打皇帝。
中國人一般不遵從什麽戒律，但是提倡典範，重視道德。“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大位有德者居之”……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同樣是道德勸說，國家並沒有立法強製國民執行。
道德是看不見的約束力，而法律是看得見的約束力。一個中國人，如果不講良心道德的話，是很難在中國生存發展的。中國人不重視有形的東西，凡是有形的東西，對中國人來說，遲早都會變成形式化的東西。我們隻靠無形的東西彼此約束，約束別人，也約束自己。
第六，西方人之間充滿好奇，中國人之間充滿關懷。西方人對人和對動物的態度是一樣的，因為西方人認為人就是動物，彼此之間隻有好奇。在西方社會，青年男女之間往往產生好奇就可以同居，一旦失去好奇，雙方就會分開。中國人則較難做到這一點，因為人與人之間不應該好奇，而應該相互關懷。
西方人很有禮貌，一見麵就會親切地同你打招唿，但他一點也不關心你。中國人不注重禮貌形式，但是很關心你。看到你嘴巴腫了，中國人會直截了當地問：“嘴巴怎麽腫了，是不是上火了？來，吃點藥吧。”西方人不會看到你的嘴巴腫了，看到了也會視而不見，隻是問候你：“你好嗎？”而你也清楚，就算抱怨幾句自己很不幸也無濟於事，因為他並不關心你。此時，就算你疼痛難忍，也隻能說：“我很好，謝謝。”
西方人不關心別人，也不希望別人關心自己。中國人以尊老愛幼為美德，而西方人並不如此。你看到西方的老人走路比較吃力，去幫他，他反而會不高興。他的看法是，我有能力處理自己的事，你少操心，你幫我就是看不起我。
第七，西方人之間自然而然地會產生距離，而中國人常常是親密無間的。西方人重視隱私權，彼此之間保持著戒心，所以會很疏遠。而中國人有很強烈的認識對方的欲望，“一迴生，兩迴熟，三迴見麵是朋友”，這樣慢慢地由不認識到相互了解，再到親密無間。
人與人之間是要先建立信任才能共事的，你不相信別人，就無法與其合作。西方人之間建立信任靠的是法律的保障，雙方在合作前會簽訂合同，隻要稍有不軌，就會受到法律的製裁。中國人之間建立信任靠的是心意的傳遞，靠的是相互的了解。所以，中國人一見麵就會“套近乎”，問東問西，這在西方是絕對不允許的。
第八，西方人之間是利害關係，中國人之間是勢利關係。很多人都認
為，中國人看重利害關係，其實錯了，西方人才重視利害關係。在西方，國與國、組織與組織之間完全是利害關係，沒有任何道義可言，個人之間也是如此。
而中國人是很勢利的。利害與勢利有很大的不同，舉個例子，公司裏有一個員工，表現很不好，公司馬上把他辭退，這是利害。員工表現雖然不好，但是他有後台，辭退他會惹來麻煩，所以隻能留著他，這是勢利。可以說，勢利就是複雜的利害。
總而言之，西方的人際關係相對單純，而中國的人際關係相當複雜，“一著不慎，滿盤皆輸”。西方人以“二分法”區分事物，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中國人早已擺脫“二分法”的陷阱，我們知道“錯，絕對不可以；對，常常沒有用”。對錯之外，還牽涉是否圓通的問題。我們厭惡是非不分的
人，也不歡迎是非分明而不圓通的人，“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就是這個道理。中國人講求“在圓通中分是非”，把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麵子，不得罪人，但也不討好人，人際關係才可能良好。
中國人喜歡拉關係、靠關係。這句話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進而朝壞的、不正當的、不合法的方麵想。有人認為某些人的成功，是討好別人的結果，而自己的成功是憑本事獲得的，甚至公開宣稱：“我從來不搞關係，我現在的一切，完全是憑真本事得來的。”
事實上，如果一個人毫無能力，是無法完全依靠人際關係而成功的；但是，一個人即便有高超的能力，如果缺乏良好的人際關係，也不可能成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說的就是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當然，我們也看到某些人用心營造不正常、不正當的關係，以用來營私舞弊、禍國殃民。這種人際關係所帶來的弊端的確使得許多人為之心寒，以致他們認為人際關係隻有害而沒有利，因此不重視也不研究人際關係。
還有一些人，由於自己不擅長建立人際關係，眼見他人因人際關係而獲利，出於嫉妒或不滿的心理，而對人際關係產生強烈的反感。
於是，很多人把“搞關係”看成負麵的東西，似乎好人從不搞關係，隻有心術不正的人才搞關係。這樣看待人際關係，自然容易形成偏激的態度。人際關係本身是中性的，運用得恰當，便是良好的人際關係；用錯了，當然就會產生不好的影響。行為正當的人對拉關係、套關係，實在不必過分敏感。往好的方麵想，反而容易獲得良好的效果，何樂而不為？
人際關係需要倫理道德規範
中國人的倫理觀念比其他民族發展得都早，而且也最完善。孟子說：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說，父子之間有骨肉之親，君臣之間有禮義之道，夫妻之間摯愛而又內外有別，老少之間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間有誠信之德，這是處理人際關係的行為準則。自古以來，我們製定了形形色色的準則，無非是為了加強對個人的約束，提醒我們除了自己以外，還有各種有關係的人，因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格外謹慎。其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對中國人的言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既然倫理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那麽我們的人際關係勢必打上倫理的烙印。自古以來，我們所建立的是一種罕見的人倫關係，中國人根本沒有什麽人際關係。而我們一直錯誤地想把西方的人際關係移植過來，弄得大家的關係愈來愈緊張，愈來愈糟糕。
人倫關係和人際關係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前者重視“合理的不平等”，而不是後者所主張的“平等”。西方人認為“人生而平等”，於是發展出一套平等的人際關係。中國人認為“人一出世，就不平等”，就算同一家庭、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在資質方麵也不相同，加上出生時家庭的環境、父母的年齡與社會地位也不一定一樣，子女們怎麽可能平等呢?先天不平等，後天也不可能平等，頂多經過合理的調整，做到合理的不平等。
倫理就是合理的不平等，父父、子子，應該各如其分；君君、臣臣，用現代的話說就是上司、下屬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彼此之間，必須維持
“合理不平等”的分寸，而不是“平起平坐”的“不合理的平等”。二者之間的差異，必須慎重拿捏，才不致發生差錯，不明不白地遭受“平等”的禍害。
隻要把“合理的不平等”這個觀念加以端正，很多問題都會解決。我們現在滿腦子追求平等，反倒弄得大家很不幸福。人有胖瘦之分，兩個人坐在一起，胖的人占的位置自然就大一點，瘦的人就委屈一點。兩個人吃一份早餐，喜歡吃的人就多吃一點，不喜歡吃的人就少吃一點，為什麽非要一人一半呢？全世界都是相對的平等，沒有絕對平等，隻是表現的方法不同而已，沒有對錯，沒有好壞。
中國人十分重視做人、做事的道理，人際關係如何基本能反映出做人做得如何。隻會做事而不會做人，人際關係搞不好，得罪了許多人，又怎麽能夠好好做事呢?通過好好做人，來好好做事，這樣往往比較有效。
人際關係既是做人的道理，也可以說是做人的技巧。做人講求技巧，免不了有一些權謀、圓滑、奸詐的味道，會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這時候注入倫理道德，可以使權謀變成權宜應變、因理製宜，圓滑變成圓通，而奸詐也變成一種機警。
若是隻學做人的技巧，而忽視做人的原則，不但沒有成效，而且會被人嘲笑。做人不可以玩弄權謀，許多人誤把圓通、應變理解為講求謀略，其實應該是策略才對。做人做事可以有策略，不可講謀略。換句話說，一切要求應當正當合理，不應該有不正當的念頭。
我們有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很不容易改變：
第一，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法需要活的人來加以合理運用，而不是不動腦筋地死守法律規章。
第二，天下事好像沒有什麽是不能變通的，若是變通不了，大多是因為找錯了人。隻要找對人，變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第三，法由少數人訂立，由一個人修改。這種現象是中國社會自古迄今的一貫精神。一些可以控製別人的人，碰到別人稍有反對意見就加以恐
嚇、威脅，甚至殺一儆百。
對中國人而言，法不夠用。因為中國人不喜歡違法，不做違反規定的事情。但是中國人普遍喜歡動腦筋，做一些法律沒有規定的事情。這種情況必須用倫理道德來彌補，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隻有大家憑良心有所不
為，才有可能加以改變。“夜不閉戶”不是靠法律來實現的，而是靠道德達成的。
總的來說，人倫關係的重點，在於“公正”而“不平等”。對上要有禮貌，但不可以諂媚、討好；對下不宜太嚴，也不能過分寬鬆、縱容；與平級同事相處，不必太拘束，也不可以過分熟不拘禮。其中的輕重，必須因人、因時、因地、因事適當拿捏，這樣，才稱得上“公正”。隻有用心體驗、不斷改善，才能達成良好的人倫關係。
鑒於時下通用“人際關係”而非“人倫關係”，因此，為了便於人們理解及敘述的方便，本書統一使用“人際關係”一詞。
不要以為中國人的言行亂七八糟、模棱兩可，如果用《易經》所闡述的道理來考察，就會發現，中國人的所作所為非常有道理。可惜近幾百年來，我們經常用西方人的觀點和標準來考察自己的行為，因此才會認為中國人的一切都是亂七八糟的。更有甚者，喜歡拿中國人的缺點與西方人的優點去對比，因而更覺得中國人一無是處。
這些做法大錯特錯。如果真要比較世界各個民族的優劣，首先要有一個公平的標準，不能拿自己的缺點去跟別人的優點比。這樣做，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容易導致我們喪失自信心。
中國人有一套自己的東西，這些東西別人學不去；我們也不能去學別人，否則隻會自討苦吃。所以，我一直強調，管理中國人要靠中國式的管
理，而中國式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際關係的管理。
正因為中西方的人際關係大不相同，才導致中西方的管理大相徑庭。西方的人際關係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中國人則普遍認為人與人是不平等的，如果人人講平等，那就是沒大沒小，而中國人非常討厭別人沒大沒小。
現在有個怪現象，很多人喜歡看書，但是看的書越多，自己越倒黴，因為他們看的都是西方人寫的書：西方人的技術是值得學習的，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觀點並沒有錯，科學無國界。可是與文化有關的東西，就要非常小心，否則很容易掉入西方文化的“陷阱”，離中國的實際越來越遠。如果這些人從此生活在西方人的環境中，那問題不大；如果繼續生活在中國人的環境中，就會發現自己時時吃虧、處處碰壁，這就好比在清朝末期，很多人留著長辮子卻穿西裝，到哪裏都顯得不倫不類。
中西方的人際關係大不相同
人際關係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課題。宇宙萬物之中，人類的關係最為複雜，而且各地的風土人情不同，人際關係的表現也不一樣。
一般而言，西方的人際關係以個人為主。西方人認為，社會由個人構成，個人自由獨立，但是必須加以適當的規範，也就是實施法治，才能夠維持整體的秩序。人人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自由、平等、獨立，是西方的人際基礎。
中國的人際關係以倫理為主。中國人認為社會固然由個人所構成，但是個人卻很難離開社會而生存，個人的自由實際上相當有限。人與人的互
動，也不能完全由法律來控製。人人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衡情論理，以倫理來彌補法律的不足，才是我們的人際基礎。
正因為中西方的人際關係基礎不同，所以二者的人際關係存在很大差別，了解二者的差別，有助於認清我們的人際關係。中西方的人際關係差別如下：
第一，西方的人際關係是“神本位”的，中國的人際關係是“人本位”
的。西方人認為上帝高高在上，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中國人則不同，伏羲氏一開始就讓我們認識到，宇宙之間最了不起的不是神，而是人。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麽非得弄一個神來做自己的主宰呢？
中國人沒有自己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外來的。中國人隻崇拜自己的祖先，而不去拜什麽神——中國人不拜神、拜佛，而隻禮神、禮佛，就是看到神、佛時，走過去打個招唿，如此而已。
第二，西方人以個人為單位，中國人以家庭為單位。西方人看到一個小孩，通常會直接問他叫什麽名字；中國人看到一個小孩，通常會問他是誰家的小孩。中國人會根據小孩的爸爸來判斷他的品性，而不是根據他自
己。同理，要是小孩做錯事，人們也通常會把錯誤歸到他父母的頭上，責怪他們不會教育小孩。
第三，西方人重視平等，中國人重視合理的不平等。西方人可以直唿爸爸的名字，因為大家是平等的。而在中國，這樣做就是不孝，是忤逆。中國人不認同西方人那種“人生而平等”的觀點，而認為人一出生就不平等，而且是合理的不平等。合理的不平等，大家都能接受。但是，過分的不平等，我們就會反抗。中國人不相信絕對的平等，資源有限，機會太少，怎麽可能絕對平等？
人與人之間合理的不平等所體現的正是中國人的倫理。爸爸與兒子、上司與下屬、老師與學生……永遠有高低上下之分，不可能站在同一水平線上。沒有哪個中國人敢站在上司麵前說：“我和你是平等的，所以你也要聽我的話。”中國人對上的態度和對下的態度不同，你對下屬敢講的話，不一定敢對上司講，這是很正常的。對上級是一種說法，對下級是另一種說法，這就是倫理的體現。
第四，受“神本位”的影響，西方人隻講權利和義務，而中國人講彼此對待。西方人就算父子之間也是權利和義務的關係——兒子18歲以前，靠父母養活；18歲以後，就得靠自己。中國人不看重權利和義務，如果中國的父母一等孩子長到18歲就讓他自生自滅，會被別人視為狠心的父母。
中國人所重視的彼此對待，就是說：你對我好，我沒有理由對你不好；你對我不好，我也不會對你好。中國人會將心比心、投桃報李，這與權利和義務沒有任何關係。在西方的企業裏，上下級之間也隻是權利和義務的關係，你是我的上級，我就會按照規定向你報告。中國人卻不這樣，你雖然是我的上司，但我不認同你的時候，我就不會向你報告，你要是強迫我報告，我就會敷衍了事。
第五，西方人重視法律，中國人重視道德。西方的法律規定很明確，而且執行得很嚴格，完全沒有人情可言，也沒有任何彈性。從理論上講，法律不應該有彈性，但是沒有一點彈性的法律在中國很難執行。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不是靠法律約束的民族。古時候，法律的效力是有限的，雖然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這隻是理想狀態，實際上很少這樣執行，多數是“刑不上大夫”。在民間故事中，即便是包公這樣一位剛正不阿的典範人物，也隻是“打龍袍”而不是打皇帝。
中國人一般不遵從什麽戒律，但是提倡典範，重視道德。“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大位有德者居之”……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同樣是道德勸說，國家並沒有立法強製國民執行。
道德是看不見的約束力，而法律是看得見的約束力。一個中國人，如果不講良心道德的話，是很難在中國生存發展的。中國人不重視有形的東西，凡是有形的東西，對中國人來說，遲早都會變成形式化的東西。我們隻靠無形的東西彼此約束，約束別人，也約束自己。
第六，西方人之間充滿好奇，中國人之間充滿關懷。西方人對人和對動物的態度是一樣的，因為西方人認為人就是動物，彼此之間隻有好奇。在西方社會，青年男女之間往往產生好奇就可以同居，一旦失去好奇，雙方就會分開。中國人則較難做到這一點，因為人與人之間不應該好奇，而應該相互關懷。
西方人很有禮貌，一見麵就會親切地同你打招唿，但他一點也不關心你。中國人不注重禮貌形式，但是很關心你。看到你嘴巴腫了，中國人會直截了當地問：“嘴巴怎麽腫了，是不是上火了？來，吃點藥吧。”西方人不會看到你的嘴巴腫了，看到了也會視而不見，隻是問候你：“你好嗎？”而你也清楚，就算抱怨幾句自己很不幸也無濟於事，因為他並不關心你。此時，就算你疼痛難忍，也隻能說：“我很好，謝謝。”
西方人不關心別人，也不希望別人關心自己。中國人以尊老愛幼為美德，而西方人並不如此。你看到西方的老人走路比較吃力，去幫他，他反而會不高興。他的看法是，我有能力處理自己的事，你少操心，你幫我就是看不起我。
第七，西方人之間自然而然地會產生距離，而中國人常常是親密無間的。西方人重視隱私權，彼此之間保持著戒心，所以會很疏遠。而中國人有很強烈的認識對方的欲望，“一迴生，兩迴熟，三迴見麵是朋友”，這樣慢慢地由不認識到相互了解，再到親密無間。
人與人之間是要先建立信任才能共事的，你不相信別人，就無法與其合作。西方人之間建立信任靠的是法律的保障，雙方在合作前會簽訂合同，隻要稍有不軌，就會受到法律的製裁。中國人之間建立信任靠的是心意的傳遞，靠的是相互的了解。所以，中國人一見麵就會“套近乎”，問東問西，這在西方是絕對不允許的。
第八，西方人之間是利害關係，中國人之間是勢利關係。很多人都認
為，中國人看重利害關係，其實錯了，西方人才重視利害關係。在西方，國與國、組織與組織之間完全是利害關係，沒有任何道義可言，個人之間也是如此。
而中國人是很勢利的。利害與勢利有很大的不同，舉個例子，公司裏有一個員工，表現很不好，公司馬上把他辭退，這是利害。員工表現雖然不好，但是他有後台，辭退他會惹來麻煩，所以隻能留著他，這是勢利。可以說，勢利就是複雜的利害。
總而言之，西方的人際關係相對單純，而中國的人際關係相當複雜，“一著不慎，滿盤皆輸”。西方人以“二分法”區分事物，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中國人早已擺脫“二分法”的陷阱，我們知道“錯，絕對不可以；對，常常沒有用”。對錯之外，還牽涉是否圓通的問題。我們厭惡是非不分的
人，也不歡迎是非分明而不圓通的人，“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就是這個道理。中國人講求“在圓通中分是非”，把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麵子，不得罪人，但也不討好人，人際關係才可能良好。
中國人喜歡拉關係、靠關係。這句話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進而朝壞的、不正當的、不合法的方麵想。有人認為某些人的成功，是討好別人的結果，而自己的成功是憑本事獲得的，甚至公開宣稱：“我從來不搞關係，我現在的一切，完全是憑真本事得來的。”
事實上，如果一個人毫無能力，是無法完全依靠人際關係而成功的；但是，一個人即便有高超的能力，如果缺乏良好的人際關係，也不可能成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說的就是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當然，我們也看到某些人用心營造不正常、不正當的關係，以用來營私舞弊、禍國殃民。這種人際關係所帶來的弊端的確使得許多人為之心寒，以致他們認為人際關係隻有害而沒有利，因此不重視也不研究人際關係。
還有一些人，由於自己不擅長建立人際關係，眼見他人因人際關係而獲利，出於嫉妒或不滿的心理，而對人際關係產生強烈的反感。
於是，很多人把“搞關係”看成負麵的東西，似乎好人從不搞關係，隻有心術不正的人才搞關係。這樣看待人際關係，自然容易形成偏激的態度。人際關係本身是中性的，運用得恰當，便是良好的人際關係；用錯了，當然就會產生不好的影響。行為正當的人對拉關係、套關係，實在不必過分敏感。往好的方麵想，反而容易獲得良好的效果，何樂而不為？
人際關係需要倫理道德規範
中國人的倫理觀念比其他民族發展得都早，而且也最完善。孟子說：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說，父子之間有骨肉之親，君臣之間有禮義之道，夫妻之間摯愛而又內外有別，老少之間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間有誠信之德，這是處理人際關係的行為準則。自古以來，我們製定了形形色色的準則，無非是為了加強對個人的約束，提醒我們除了自己以外，還有各種有關係的人，因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格外謹慎。其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對中國人的言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既然倫理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那麽我們的人際關係勢必打上倫理的烙印。自古以來，我們所建立的是一種罕見的人倫關係，中國人根本沒有什麽人際關係。而我們一直錯誤地想把西方的人際關係移植過來，弄得大家的關係愈來愈緊張，愈來愈糟糕。
人倫關係和人際關係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前者重視“合理的不平等”，而不是後者所主張的“平等”。西方人認為“人生而平等”，於是發展出一套平等的人際關係。中國人認為“人一出世，就不平等”，就算同一家庭、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在資質方麵也不相同，加上出生時家庭的環境、父母的年齡與社會地位也不一定一樣，子女們怎麽可能平等呢?先天不平等，後天也不可能平等，頂多經過合理的調整，做到合理的不平等。
倫理就是合理的不平等，父父、子子，應該各如其分；君君、臣臣，用現代的話說就是上司、下屬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彼此之間，必須維持
“合理不平等”的分寸，而不是“平起平坐”的“不合理的平等”。二者之間的差異，必須慎重拿捏，才不致發生差錯，不明不白地遭受“平等”的禍害。
隻要把“合理的不平等”這個觀念加以端正，很多問題都會解決。我們現在滿腦子追求平等，反倒弄得大家很不幸福。人有胖瘦之分，兩個人坐在一起，胖的人占的位置自然就大一點，瘦的人就委屈一點。兩個人吃一份早餐，喜歡吃的人就多吃一點，不喜歡吃的人就少吃一點，為什麽非要一人一半呢？全世界都是相對的平等，沒有絕對平等，隻是表現的方法不同而已，沒有對錯，沒有好壞。
中國人十分重視做人、做事的道理，人際關係如何基本能反映出做人做得如何。隻會做事而不會做人，人際關係搞不好，得罪了許多人，又怎麽能夠好好做事呢?通過好好做人，來好好做事，這樣往往比較有效。
人際關係既是做人的道理，也可以說是做人的技巧。做人講求技巧，免不了有一些權謀、圓滑、奸詐的味道，會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這時候注入倫理道德，可以使權謀變成權宜應變、因理製宜，圓滑變成圓通，而奸詐也變成一種機警。
若是隻學做人的技巧，而忽視做人的原則，不但沒有成效，而且會被人嘲笑。做人不可以玩弄權謀，許多人誤把圓通、應變理解為講求謀略，其實應該是策略才對。做人做事可以有策略，不可講謀略。換句話說，一切要求應當正當合理，不應該有不正當的念頭。
我們有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很不容易改變：
第一，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法需要活的人來加以合理運用，而不是不動腦筋地死守法律規章。
第二，天下事好像沒有什麽是不能變通的，若是變通不了，大多是因為找錯了人。隻要找對人，變通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第三，法由少數人訂立，由一個人修改。這種現象是中國社會自古迄今的一貫精神。一些可以控製別人的人，碰到別人稍有反對意見就加以恐
嚇、威脅，甚至殺一儆百。
對中國人而言，法不夠用。因為中國人不喜歡違法，不做違反規定的事情。但是中國人普遍喜歡動腦筋，做一些法律沒有規定的事情。這種情況必須用倫理道德來彌補，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隻有大家憑良心有所不
為，才有可能加以改變。“夜不閉戶”不是靠法律來實現的，而是靠道德達成的。
總的來說，人倫關係的重點，在於“公正”而“不平等”。對上要有禮貌，但不可以諂媚、討好；對下不宜太嚴，也不能過分寬鬆、縱容；與平級同事相處，不必太拘束，也不可以過分熟不拘禮。其中的輕重，必須因人、因時、因地、因事適當拿捏，這樣，才稱得上“公正”。隻有用心體驗、不斷改善，才能達成良好的人倫關係。
鑒於時下通用“人際關係”而非“人倫關係”，因此，為了便於人們理解及敘述的方便，本書統一使用“人際關係”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