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阿合馬的崛起
征服世界的一百五十年 作者：雅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不得不說，作為一個主管財政的官員，阿合馬做的是很到位的，在他主政的這些年中，他主要做了四件事：
一、設置諸路轉運司，專門讓他們負責征收賦稅，為國家聚攏天下的財富。最開始的時候，諸路轉運司的主要收稅方麵集中在鹽、酒、醋等傳統稅收行業，但隨著國家支出不斷擴大，阿合馬便多次擴張其所涵蓋的產業，最終形成了包含酒、醋、鹽、金銀、鐵、倉庫院務、工匠造作、鷹坊捕獵、丹粉、錫、紙、竹、茶場、窯冶等絕大部分民生行業在內的賦稅體係。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分轉運司官員為了保證每年的稅收都要高於去年，用來彰顯政績，竟然還發明了一種駭人聽聞的稅——白骨稅，對此官方的解釋是，人死了之後埋在土地裏變成白骨，占用了土地的養分，所以也要給國家交稅。但不論如何，諸路轉運司的成立，的確為國庫的充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大興鐵冶。因為在將漢人世侯們的兵權和民權都剝離開來之後，為了防止有人反叛，忽必烈下令不允許民間私自冶煉鐵器，所有鐵器鑄造之需，皆由官府統計後統一交給專司打鐵的鐵戶去打造，而後再由政府迴收後售賣給百姓。但這就極大影響了百姓的生產生活，畢竟連菜刀、農具這種常用的損耗鐵器都需要提前報備後等待很久才能購買，肯定是極為不便。不過百姓的死活，官老爺們也體會不到，真正讓阿合馬決心放開冶鐵政策的原因是因為稅收差額過大。大到什麽地步呢？在這裏舉個例子，某地有四處冶鐵所，一共下轄鐵戶九千五百五十戶，如果讓他們自由進行打鐵，每戶征收四兩銀子的賦稅來算，可以收取764錠寶鈔（元代時50兩銀子為一錠）；但如果按照前文所書的辦法，由官府統一統計需求，然後統一發布打造任務，最終隻能得到青、黃鐵247萬5693斤半，價值寶鈔468錠23兩六錢半，換算成銀子相差了將近一萬五千兩，以當時的購買力來算，一兩銀子差不多相當於現今的300元左右，一萬五千兩就是450萬，由此可見差異。麵對著如此之大的稅收差額，阿合馬上奏忽必烈，請求放開冶鐵政策，任由百姓自治窯以冶鐵，不僅方便了百姓的生產生活，也增加了國庫的收入，可謂是一舉兩得。
三？增加太原鹽課銀五千兩。這是因為太原的百姓熬煮私鹽，越境到處販賣，百姓們貪圖他們的鹽價格便宜，爭相購買太原小鹽，這就導致了解州生產的官鹽賣不出去，每年隻能上交鹽稅課銀七千五百兩，所以阿合馬在1264年正月上奏，請朝廷從今年開始增加太原的鹽稅課銀五千兩，而且不論僧、匠、軍、道等戶，都要分攤這筆鹽稅，用來彌補國家的損失。
四、設立製國用使司，專門負責統籌財政與收支。這個部門在至元三年成立，至元七年便解散，隻存在了短短的四年時間，不過卻在元代財政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因為當時元朝剛剛建立，中書省及六部的建置還不太健全，但蒙古舊俗中的分封製度迫使忽必烈需要分配給宗室諸王們大量的財富，再加上維持龐大的軍事開支也需要極多的財政收入，所以這個部門的成立相當於臨時填補了國家財政方麵的一個空白，同時為中書省日後改製成為更加成熟的尚書省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因為製國用使司中不僅僅有阿合馬這種色目人，也有張易、張惠等漢人在其中擔任要職，他們的存在使得漢法的推行能夠一直持續下去，但又不對忽必烈的統治權形成威脅，在尚書省成立後，張易充任同平章尚書省事，張惠任參知尚書政事，他們在官位平替之時也讓政治更迭變得更加平穩；如果說諸路轉運司的主要任務是收錢，那麽製國用使司則是在收錢的基礎上還增加了花錢這一功能，而且這個部門是獨立於中書省麾下的戶部管轄之外的，負責的稅收種類也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質當房舍稅（房產交易稅）和賣方稅（個人所得稅）。
也正是在阿合馬的這一係列連環招之下，因為連年征戰而空虛的國庫肉眼可見地豐盈了起來，這也讓忽必烈視他為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便嚐試著將除了財政以外的政事也交給他處理，而且經常在與朝中其餘重臣商討國事之時，召其當麵商談。
背靠著忽必烈這棵參天大樹，阿合馬便更加擅權自恣，經常因為一些政務上的分歧與時任中書右丞相的線真和史天澤當麵爭吵，而且憑借著他巧言善辯的口才，往往在爭吵中還能占據上風，這使得忽必烈對他更加欣賞，對他的話無不聽從，此舉讓線真十分失望，於是主動請辭了丞相之位。
眼見著丞相之位空懸，阿合馬自然想再進一步，但他沒想到的是，姚樞、許衡這幾位被派去教書育人的大儒又跳出來反對，他們視所有專權弄政之人皆為背棄了“聖人之言”的佞臣，之前王文統擔任丞相之時他們就敢當麵彈劾他，更不用說阿合馬還沒當上丞相了。
在他們的強烈反對之下，忽必烈也打消了將提拔阿合馬當丞相的想法，但丞相之位也不能一直空懸著也不是個事。
就在這時，兩個年輕人進入了忽必烈的視線。
第一個人叫做伯顏，蒙古八鄰部人，他的太爺爺叫做失兒古額禿，當年是成吉思汗帳下的千夫長之一，但他家最出名的其實是他的叔祖父，也就是他爺爺的兄弟，成吉思汗帳下的中軍萬戶納牙阿，所以伯顏也算是將門世家。
在成吉思汗死後，他們一家作為鐵木真的直屬部眾，自然而然的被劃歸到了拖雷的麾下，在忽必烈時期，他們則被分配給旭烈兀作為屬民，伯顏的父親也是追隨旭烈兀西征的將領之一，伯顏就是在伊利汗國長大的，從小便信奉了景教（基督教的一個分支）。
公元1264年，為了加強與蒙古本土的聯係，旭烈兀將年僅二十八歲的伯顏任命為正使，派遣他出使上都，忽必烈在與他一番交談之後認為此人能力非凡，便將他留在身邊作為近侍，可隨同朝臣一同參與謀斷國家大事。
此時相位高懸，忽必烈自然便想到了他，但伯顏畢竟是初來乍到，常年久居西域，對於蒙古本土的政事處理尚且有些生疏，所以忽必烈便將其任命為中書左丞相，也就是中書省的二把手。
至於中書省的一把手——中書右丞相之位，則是由一個比伯顏還要年輕的人來擔任。
這個人叫做安童，在成為大元帝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那一年，他隻有十八歲。
我們都知道戰國時期的甘羅，年僅十二被秦王嬴政封為丞相，其實他隻是被拜為上卿的爵位，相當於丞相而已，並沒有實際掌權，更何況在曆史上，對於他成為上卿之後的記載就全然不見了，其真實程度，有待考證。
而安童則不然，他擔任的是正兒八經的丞相，還是真正掌握實權的那種，堪稱大元帝國第二人，其地位比之甘羅，高下立判。
安童，木華黎曾孫，年少之時便跟隨忽必烈南征北戰，在忽必烈即位後，便將其任命為四怯薛之長，負責掌管宿衛之事，足可見對其的信任。
其實安童能夠擔任右丞相，跟當時的政治形勢有很大的關係。
彼時中書省在線真辭職後其實還有一個右丞相，就是我們的老朋友——史天澤，但自從李璮叛亂之事過後，忽必烈對於漢人就不太信任，所以史天澤雖然名義上是右丞相，但實際上不掌實權，地位甚至還不如擔任左丞相的蒙古人忽都察兒。
再加上忽必烈一貫推行的民族特權政策，堅持以蒙古人擔任主官，漢人與色目人擔任副職的政治理念，所以身為蒙古人的安童能夠成功上位也在情理之中。
畢竟阿合馬是色目人，如果讓他上位了，那麽大元朝廷將會出現兩個外族人統治蒙古人的奇特情況，這無疑會觸動元朝內部那些保守派蒙古貴族的底線，惹出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但忽必烈也不是冒失之人，在提拔安童之前，他親自將其召到麵前，詢問他對於此事的看法。
麵對著忽必烈的詢問，安童答道：“宋朝尚據江南，如以臣為宰相，恐貽笑各方，使宋人輕視我們。”
對於他這種不被利益衝昏頭腦的行為，忽必烈十分讚賞，也更加堅定了要將其任命為相的想法，於是開口安慰道：“朕思之熟矣，無以逾卿，其勿辭。”
至此，安童正式成為中書右丞相，就此步入了大元帝國的權力核心。
在安童拜相之後，第一件事便是奏請將燕王真金（忽必烈的二兒子，但確實與察必皇後所生的嫡長子）正式統領中書省，讓其參與到國事決策之中，而後又奏請許衡入朝，用來輔佐自己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漢法。
為了培養真金與安童，忽必烈同意了他的請求，並且在許衡上任之前特意召其當麵囑咐道：“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
忽必烈的這番話，其實就是在警告許衡，讓他不要欺負安童年齡小，明確告訴他，在中書省內，安童是我的代言人，他才是老大。
不得不說，為了培養出一個能力強又信得過的蒙古人，忽必烈也是費盡了心思。
許衡雖然迂腐，但他不傻，對於忽必烈的警告他銘記於心，在輔助安童執政的過程中，盡心盡力，並且還極力發揮自身在漢人朝臣中的作用，將自己一係漢人儒士的力量都集中起來，共同配合安童的政令推行。
至元四年（公元1268年），當時的左、右丞相共有五人，很多政令需要共同商議，比較麻煩，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安童上奏道:” 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議擬設二丞相，臣等蒙古人三員惟陛下所命。”
忽必烈覺得朝廷大員，不可擅自亂動，於是召開朝會共同商議此事，出乎他意料的是，以漢人官員為代表的朝臣竟然主動附議，十分讚同這個意見，於是忽必烈便下詔以安童為長、史天澤次之，將忽都察兒與耶律鑄二人降為平章政事，伯顏降為中書右丞。
安童則投桃報李，在他的提議下，姚樞等人也從之前的邊緣崗位逐漸迴到了權力中樞，擔任中書左丞一職，共同參與推行漢法。
但安童等人的上位，卻讓一直專權擅用的阿合馬十分難受，本來他以為安童和伯顏就是兩個毛頭小子，在處理國家政事的方麵不會有什麽太大的作為，所以也沒太將二人放在心上，認為用不了幾天忽必烈就會將他們免職。
但二人在朝中的一係列改革卻讓阿合馬有些措手不及，雖然安童暫時還沒有針對他，可他知道自己並非蒙古人，即使受到忽必烈的寵信，也不太可能淩駕於蒙古人之上，安童大肆任用漢人參與朝政的行為使他有了極強的危機感。
畢竟之前在漢人失勢之時，他可沒少幹落井下石的事。
不過以安童為首的政治集團此刻地位極其穩固，上有忽必烈撐腰，下有大批的漢人官僚為根基，阿合馬自認難以撼動他們。
於是他決定另辟蹊徑。
你們不是掌握了整個中書省麽？
那我幹掉中書省不就完了？
至元六年（公元1270年），阿合馬上奏忽必烈，以政務繁雜為名，請求成立尚書省，同時提議將右丞相安童進為三公（太師、太傅、太保，皆為正一品）。
此舉可謂毒辣非凡，既分攬了中書省的權力，又對安童來了個明升暗降，名義上對其表示尊崇，實際上卻剝奪了他的相權，將其調離出中書省。
但他的小心思哪能瞞得過久經宦海的一眾漢臣，商挺直接反駁道：“安童國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書，若進三公，是崇以虛名，奪其實權也。”
其餘眾人也紛紛附和，此事這才作罷，但成立尚書省一事卻被忽必烈所允準。
至元七年，尚書省正式成立，原國製用使司解散，其中的官員平移到尚書省內就職，阿合馬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第一任的尚書平章政事。
但這隻是一個開始，阿合馬的目標，可不僅僅隻是一個尚書省。
一、設置諸路轉運司，專門讓他們負責征收賦稅，為國家聚攏天下的財富。最開始的時候，諸路轉運司的主要收稅方麵集中在鹽、酒、醋等傳統稅收行業，但隨著國家支出不斷擴大，阿合馬便多次擴張其所涵蓋的產業，最終形成了包含酒、醋、鹽、金銀、鐵、倉庫院務、工匠造作、鷹坊捕獵、丹粉、錫、紙、竹、茶場、窯冶等絕大部分民生行業在內的賦稅體係。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分轉運司官員為了保證每年的稅收都要高於去年，用來彰顯政績，竟然還發明了一種駭人聽聞的稅——白骨稅，對此官方的解釋是，人死了之後埋在土地裏變成白骨，占用了土地的養分，所以也要給國家交稅。但不論如何，諸路轉運司的成立，的確為國庫的充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二、大興鐵冶。因為在將漢人世侯們的兵權和民權都剝離開來之後，為了防止有人反叛，忽必烈下令不允許民間私自冶煉鐵器，所有鐵器鑄造之需，皆由官府統計後統一交給專司打鐵的鐵戶去打造，而後再由政府迴收後售賣給百姓。但這就極大影響了百姓的生產生活，畢竟連菜刀、農具這種常用的損耗鐵器都需要提前報備後等待很久才能購買，肯定是極為不便。不過百姓的死活，官老爺們也體會不到，真正讓阿合馬決心放開冶鐵政策的原因是因為稅收差額過大。大到什麽地步呢？在這裏舉個例子，某地有四處冶鐵所，一共下轄鐵戶九千五百五十戶，如果讓他們自由進行打鐵，每戶征收四兩銀子的賦稅來算，可以收取764錠寶鈔（元代時50兩銀子為一錠）；但如果按照前文所書的辦法，由官府統一統計需求，然後統一發布打造任務，最終隻能得到青、黃鐵247萬5693斤半，價值寶鈔468錠23兩六錢半，換算成銀子相差了將近一萬五千兩，以當時的購買力來算，一兩銀子差不多相當於現今的300元左右，一萬五千兩就是450萬，由此可見差異。麵對著如此之大的稅收差額，阿合馬上奏忽必烈，請求放開冶鐵政策，任由百姓自治窯以冶鐵，不僅方便了百姓的生產生活，也增加了國庫的收入，可謂是一舉兩得。
三？增加太原鹽課銀五千兩。這是因為太原的百姓熬煮私鹽，越境到處販賣，百姓們貪圖他們的鹽價格便宜，爭相購買太原小鹽，這就導致了解州生產的官鹽賣不出去，每年隻能上交鹽稅課銀七千五百兩，所以阿合馬在1264年正月上奏，請朝廷從今年開始增加太原的鹽稅課銀五千兩，而且不論僧、匠、軍、道等戶，都要分攤這筆鹽稅，用來彌補國家的損失。
四、設立製國用使司，專門負責統籌財政與收支。這個部門在至元三年成立，至元七年便解散，隻存在了短短的四年時間，不過卻在元代財政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因為當時元朝剛剛建立，中書省及六部的建置還不太健全，但蒙古舊俗中的分封製度迫使忽必烈需要分配給宗室諸王們大量的財富，再加上維持龐大的軍事開支也需要極多的財政收入，所以這個部門的成立相當於臨時填補了國家財政方麵的一個空白，同時為中書省日後改製成為更加成熟的尚書省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因為製國用使司中不僅僅有阿合馬這種色目人，也有張易、張惠等漢人在其中擔任要職，他們的存在使得漢法的推行能夠一直持續下去，但又不對忽必烈的統治權形成威脅，在尚書省成立後，張易充任同平章尚書省事，張惠任參知尚書政事，他們在官位平替之時也讓政治更迭變得更加平穩；如果說諸路轉運司的主要任務是收錢，那麽製國用使司則是在收錢的基礎上還增加了花錢這一功能，而且這個部門是獨立於中書省麾下的戶部管轄之外的，負責的稅收種類也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質當房舍稅（房產交易稅）和賣方稅（個人所得稅）。
也正是在阿合馬的這一係列連環招之下，因為連年征戰而空虛的國庫肉眼可見地豐盈了起來，這也讓忽必烈視他為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便嚐試著將除了財政以外的政事也交給他處理，而且經常在與朝中其餘重臣商討國事之時，召其當麵商談。
背靠著忽必烈這棵參天大樹，阿合馬便更加擅權自恣，經常因為一些政務上的分歧與時任中書右丞相的線真和史天澤當麵爭吵，而且憑借著他巧言善辯的口才，往往在爭吵中還能占據上風，這使得忽必烈對他更加欣賞，對他的話無不聽從，此舉讓線真十分失望，於是主動請辭了丞相之位。
眼見著丞相之位空懸，阿合馬自然想再進一步，但他沒想到的是，姚樞、許衡這幾位被派去教書育人的大儒又跳出來反對，他們視所有專權弄政之人皆為背棄了“聖人之言”的佞臣，之前王文統擔任丞相之時他們就敢當麵彈劾他，更不用說阿合馬還沒當上丞相了。
在他們的強烈反對之下，忽必烈也打消了將提拔阿合馬當丞相的想法，但丞相之位也不能一直空懸著也不是個事。
就在這時，兩個年輕人進入了忽必烈的視線。
第一個人叫做伯顏，蒙古八鄰部人，他的太爺爺叫做失兒古額禿，當年是成吉思汗帳下的千夫長之一，但他家最出名的其實是他的叔祖父，也就是他爺爺的兄弟，成吉思汗帳下的中軍萬戶納牙阿，所以伯顏也算是將門世家。
在成吉思汗死後，他們一家作為鐵木真的直屬部眾，自然而然的被劃歸到了拖雷的麾下，在忽必烈時期，他們則被分配給旭烈兀作為屬民，伯顏的父親也是追隨旭烈兀西征的將領之一，伯顏就是在伊利汗國長大的，從小便信奉了景教（基督教的一個分支）。
公元1264年，為了加強與蒙古本土的聯係，旭烈兀將年僅二十八歲的伯顏任命為正使，派遣他出使上都，忽必烈在與他一番交談之後認為此人能力非凡，便將他留在身邊作為近侍，可隨同朝臣一同參與謀斷國家大事。
此時相位高懸，忽必烈自然便想到了他，但伯顏畢竟是初來乍到，常年久居西域，對於蒙古本土的政事處理尚且有些生疏，所以忽必烈便將其任命為中書左丞相，也就是中書省的二把手。
至於中書省的一把手——中書右丞相之位，則是由一個比伯顏還要年輕的人來擔任。
這個人叫做安童，在成為大元帝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那一年，他隻有十八歲。
我們都知道戰國時期的甘羅，年僅十二被秦王嬴政封為丞相，其實他隻是被拜為上卿的爵位，相當於丞相而已，並沒有實際掌權，更何況在曆史上，對於他成為上卿之後的記載就全然不見了，其真實程度，有待考證。
而安童則不然，他擔任的是正兒八經的丞相，還是真正掌握實權的那種，堪稱大元帝國第二人，其地位比之甘羅，高下立判。
安童，木華黎曾孫，年少之時便跟隨忽必烈南征北戰，在忽必烈即位後，便將其任命為四怯薛之長，負責掌管宿衛之事，足可見對其的信任。
其實安童能夠擔任右丞相，跟當時的政治形勢有很大的關係。
彼時中書省在線真辭職後其實還有一個右丞相，就是我們的老朋友——史天澤，但自從李璮叛亂之事過後，忽必烈對於漢人就不太信任，所以史天澤雖然名義上是右丞相，但實際上不掌實權，地位甚至還不如擔任左丞相的蒙古人忽都察兒。
再加上忽必烈一貫推行的民族特權政策，堅持以蒙古人擔任主官，漢人與色目人擔任副職的政治理念，所以身為蒙古人的安童能夠成功上位也在情理之中。
畢竟阿合馬是色目人，如果讓他上位了，那麽大元朝廷將會出現兩個外族人統治蒙古人的奇特情況，這無疑會觸動元朝內部那些保守派蒙古貴族的底線，惹出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但忽必烈也不是冒失之人，在提拔安童之前，他親自將其召到麵前，詢問他對於此事的看法。
麵對著忽必烈的詢問，安童答道：“宋朝尚據江南，如以臣為宰相，恐貽笑各方，使宋人輕視我們。”
對於他這種不被利益衝昏頭腦的行為，忽必烈十分讚賞，也更加堅定了要將其任命為相的想法，於是開口安慰道：“朕思之熟矣，無以逾卿，其勿辭。”
至此，安童正式成為中書右丞相，就此步入了大元帝國的權力核心。
在安童拜相之後，第一件事便是奏請將燕王真金（忽必烈的二兒子，但確實與察必皇後所生的嫡長子）正式統領中書省，讓其參與到國事決策之中，而後又奏請許衡入朝，用來輔佐自己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漢法。
為了培養真金與安童，忽必烈同意了他的請求，並且在許衡上任之前特意召其當麵囑咐道：“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謹輔導。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我將擇焉。”
忽必烈的這番話，其實就是在警告許衡，讓他不要欺負安童年齡小，明確告訴他，在中書省內，安童是我的代言人，他才是老大。
不得不說，為了培養出一個能力強又信得過的蒙古人，忽必烈也是費盡了心思。
許衡雖然迂腐，但他不傻，對於忽必烈的警告他銘記於心，在輔助安童執政的過程中，盡心盡力，並且還極力發揮自身在漢人朝臣中的作用，將自己一係漢人儒士的力量都集中起來，共同配合安童的政令推行。
至元四年（公元1268年），當時的左、右丞相共有五人，很多政令需要共同商議，比較麻煩，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安童上奏道:” 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議擬設二丞相，臣等蒙古人三員惟陛下所命。”
忽必烈覺得朝廷大員，不可擅自亂動，於是召開朝會共同商議此事，出乎他意料的是，以漢人官員為代表的朝臣竟然主動附議，十分讚同這個意見，於是忽必烈便下詔以安童為長、史天澤次之，將忽都察兒與耶律鑄二人降為平章政事，伯顏降為中書右丞。
安童則投桃報李，在他的提議下，姚樞等人也從之前的邊緣崗位逐漸迴到了權力中樞，擔任中書左丞一職，共同參與推行漢法。
但安童等人的上位，卻讓一直專權擅用的阿合馬十分難受，本來他以為安童和伯顏就是兩個毛頭小子，在處理國家政事的方麵不會有什麽太大的作為，所以也沒太將二人放在心上，認為用不了幾天忽必烈就會將他們免職。
但二人在朝中的一係列改革卻讓阿合馬有些措手不及，雖然安童暫時還沒有針對他，可他知道自己並非蒙古人，即使受到忽必烈的寵信，也不太可能淩駕於蒙古人之上，安童大肆任用漢人參與朝政的行為使他有了極強的危機感。
畢竟之前在漢人失勢之時，他可沒少幹落井下石的事。
不過以安童為首的政治集團此刻地位極其穩固，上有忽必烈撐腰，下有大批的漢人官僚為根基，阿合馬自認難以撼動他們。
於是他決定另辟蹊徑。
你們不是掌握了整個中書省麽？
那我幹掉中書省不就完了？
至元六年（公元1270年），阿合馬上奏忽必烈，以政務繁雜為名，請求成立尚書省，同時提議將右丞相安童進為三公（太師、太傅、太保，皆為正一品）。
此舉可謂毒辣非凡，既分攬了中書省的權力，又對安童來了個明升暗降，名義上對其表示尊崇，實際上卻剝奪了他的相權，將其調離出中書省。
但他的小心思哪能瞞得過久經宦海的一眾漢臣，商挺直接反駁道：“安童國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書，若進三公，是崇以虛名，奪其實權也。”
其餘眾人也紛紛附和，此事這才作罷，但成立尚書省一事卻被忽必烈所允準。
至元七年，尚書省正式成立，原國製用使司解散，其中的官員平移到尚書省內就職，阿合馬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第一任的尚書平章政事。
但這隻是一個開始，阿合馬的目標，可不僅僅隻是一個尚書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