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有這種障礙存在,委員會的所有成員聽了博士的說明後,都同意盡力推展這項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說,事情並不簡單,因為醫生與大眾傳播機構都有很深的成見,不肯輕易打破避免談這類問題的習慣,因此都對我們表示愛莫能助。

    如此又過了兩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薩斯市,與一位眼科大夫談到此事,他說:“這種事以報紙的效果最大,你們為什麽不去拜訪《堪薩斯市明星報》的總編輯呢?說不定他會答應讓你們在報上討論盲童的問題。”

    我立刻安排拜會明星報總編輯尼爾遜先生,可是他卻非常幹脆地一口迴絕了我的要求。我當時很失望,或許是我沮喪的表情打動了他,他忽又改變了語氣:“這樣好了,你們要寫什麽盡管寫,可是能不能刊載的決定權在我們,好嗎?”

    我很快寫了幾個真實的例子送過去,結果尼爾遜先生把這篇稿子登在明星報的第一版上麵。至此,我們總算克服了第一道難關。

    同一年,《仕女雜誌》刊載了同一問題的文章,我又陸續寫了幾篇稿子,於是全國的報紙、雜誌紛紛加以轉載,擴大討論麵。之後,如《盲人世界》、《盲人雜誌》等一類專門討論盲人問題的雜誌,接二連三也創辦起來了。

    我還受托在《教育百科全書》上發表了有關盲人的論文。從此,我的工作量逐漸增多,稿約不斷,甚至有點應接不暇,經常還得出席各種會議和演講。

    生活的步調忽然變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趕到會場,開完會迴到家,已有另一項邀請在等著自己,有時在同一天內要連趕五六場。此外,信件也特別多,處理的時間相對地增加。由於過於勞累,老師與我都感到吃不消,身體也搞垮了。

    雖然我們忙得應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拮據,有一陣子連女仆都雇不起。於是,莎莉文老師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車站後,迴程時順道去買菜。這時,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間、收拾床鋪,然後到花園裏摘花來插,或者去啟動風車貯水,還得記住去把風車關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當重,偏偏這個時期的稿約、信件又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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