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二月，天下各國都忙著處理內政，對於征伐都不太熱衷，難得出現一片和諧的場麵。
嶺南，借由州縣合並，開始重新對嶺南數十州進行人口清查，以及土地丈量，裝了幾年的李嘉，終於開始對地方開始下手。
而這口子，第一個就開在了建武鎮，皇帝自己的老家。
皇帝親自命令下，邕州李氏直接交代出了一千多戶隱戶，以及兩千典故，土地則有三百多頃，按照納稅額標準，一次性就得繳納三千多石的糧食，光是李氏，就能讓邕州財政富裕一陣子。
有的皇帝帶頭，自然無人敢放肆，再加上建武鎮是李嘉的大本營，自然了解一清二楚，那些大戶豪強一個個都被點了名，轉運使司衙門與射聲司一起上門，誰受得了？
由此，光是建武鎮，檢地而出約百萬畝，新增戶籍（指隱戶）約兩萬戶，預計每年賦稅新增十餘萬石，建武鎮成為承天府外，第二大納稅戶。
為此，李嘉按照規矩，新設嶺西，以邕州為首府，轄邕、桂、容三管，西北十數州，基本上以唐時的嶺西節度使、邕管經略使的地盤，與現代廣西相差不離。
而既然有了廣西，廣東自然也就不遠了。
於是，李嘉又設嶺東府，除了承天府外，以奪於湖南的賀州、連州，以及封州以西，數十州為一府，府治設在廣州，畢竟是京畿之地，需要嚴加管控，如河北於北京，既不能革新，也不能太傳統，拱衛京師為要。
說實話，新設的兩府，基本上是以現代的為基本盤，地方雖然大，但人口卻很少。
以南平為核心的荊南府，人口就達到了七八十萬。
如果按照合並州縣後的估計，嶺西嶺東兩府，各有十數州，去處承天府的三十多萬人，每府的人口至多與荊南府差不多，嶺南之地，新增人口能多個二三十萬。
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春耕時分，耽擱不得，所以必然要出動，走出家門，隱藏不得，不然荒了半年，就得餓肚子，借著天時與朝廷的壓力，雖然人口編戶困難重重，土地丈量艱難險阻，但依舊緩緩地開始進行。
百姓們有的忙，朝廷也有的忙，但李嘉卻不得閑，他準備完成多年的夙願，開始修路。
有句話怎麽說來著，要想富，先修路，在和平時期，的確有道理，但戰略上，卻是極為重要的。
一般在王朝末期，承平日久，兵卒戰鬥力自然衰落，但再怎麽衰落，也比普通百姓強，所以一開始的起義部隊，是對付不了官兵的，畢竟是物資規模都比不過。
後來之所以壯大，則是清剿不利，逐漸坐大，明末就是如此，沒錢維持驛道，自然道路廢馳，行軍困難，往往還沒到，人家就轉移了。
比如，邕州與廣州相距上千裏，若是出現亂匪，如李嘉起事時調虎離山，地方兵弱，隻能出動中央，往往卻難以及時趕到，於是隻能加強地方，但又會導致地方坐亂。
所以，從秦朝開始，每個新建的王朝都是大規模的修路，重視驛道係統，這是朝廷的血管，隻有崇禎沒錢，才敢裁撤，一般的朝廷也隻是廢馳罷了。
比如，安史之亂爆發後，範陽至長安相隔三千裏，6天後叛亂的情報即傳至長安，可見驛站傳送速度之快。
扯遠了，迴歸正題。
在古代，修路一般是夯土，把土砸實，亦或者用熟土，像秦始皇兵馬俑那，都是把土用火炒一遍，這樣不會有蟲或草，保證了土的質量。
當然，若是在重要的道路，比如禦道，則是青磚而壘，格外的重視。
但這些姑且不說人力，但成本都比較高，而且如夯土、熟土等，又容易損壞，修理也難，當然，隻要不計成本，如秦馳道一般，上百年都難壞。
但，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覷，在漢代，就有像現在的地板磚一樣的地磚，也是用黃土燒製，很硬，古代沒有什麽重型車輛，完全能滿足日常使用。
而且修築成本、維修成本都比較便宜，缺一角就補一塊磚，下雨也不容易泥濘，起風也沒有風沙。
關鍵是動用的人力物力少，燒磚隻需幾百人，格外的方便，不需要挖山取石什麽的。
因此，總結一番後，李嘉決定以磚路為要，開始大規模的燒磚鋪路。
以磚鋪路，再添上細沙和石子，可不就完美了那？
計劃中，有府道與縣道之分。
從邕州至廣州，從廣州至長沙，一橫一縱，跨府道路，稱之為府道。
而州縣相通，又稱之為縣道，標準自然大為不同。
府道是大動脈，要求高，標準基本是寬十丈（三十米），兩邊種樹，修有明渠，路上每隔一裏埋一塊石碑，標明所處位置，每隔三十裏，設驛站，每個一百五十裏，設大驛站。
縣道自然不需要那麽寬大，三丈就夠了，驛站也是如此設置。
驛站主要是供公務人員出差時投宿用，不接待一般百姓，也兼顧了兵站、倉庫、物流、郵遞的任務，分別有不同部門負責，還暗藏了監督各地的情報人員。
當然，為了便利百姓，每個驛站鄰近的土地，交給商人開鋪子，或者旅店，或者酒肆，哪怕經營皮肉生意，隻要付租稅了，都可以經營，其錢財用來維持驛站自身的日常，維護道路。
為了避免驛站招勞過度，或者官吏勒索過分，所以李嘉又規定，隻有五品一下的官吏，有公務在身的官吏，才可以報銷費用，其他的探親、歸鄉，以及其他目的者，不能居住在驛站，隻能去旅店。
唐代驛站的最高直屬管理機關為六部之一的兵部，並設有“兵部駕部郎”專司全國驛站之管理。根據《唐六典》卷五載：
“駕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之輿輦、車乘，及天下之傳、驛、廄、牧官私馬、牛、雜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闌逸之政令，司其名數”。
對此，李嘉不敢苟同，官僚主義對於驛站的侵蝕，都是有目共睹的，自然而然，浪費消耗頗多。
皇帝一改唐法，直接讓少府監管轄驛站，以貨殖之法，讓驛站保持獨立性，長久性。
嶺南，借由州縣合並，開始重新對嶺南數十州進行人口清查，以及土地丈量，裝了幾年的李嘉，終於開始對地方開始下手。
而這口子，第一個就開在了建武鎮，皇帝自己的老家。
皇帝親自命令下，邕州李氏直接交代出了一千多戶隱戶，以及兩千典故，土地則有三百多頃，按照納稅額標準，一次性就得繳納三千多石的糧食，光是李氏，就能讓邕州財政富裕一陣子。
有的皇帝帶頭，自然無人敢放肆，再加上建武鎮是李嘉的大本營，自然了解一清二楚，那些大戶豪強一個個都被點了名，轉運使司衙門與射聲司一起上門，誰受得了？
由此，光是建武鎮，檢地而出約百萬畝，新增戶籍（指隱戶）約兩萬戶，預計每年賦稅新增十餘萬石，建武鎮成為承天府外，第二大納稅戶。
為此，李嘉按照規矩，新設嶺西，以邕州為首府，轄邕、桂、容三管，西北十數州，基本上以唐時的嶺西節度使、邕管經略使的地盤，與現代廣西相差不離。
而既然有了廣西，廣東自然也就不遠了。
於是，李嘉又設嶺東府，除了承天府外，以奪於湖南的賀州、連州，以及封州以西，數十州為一府，府治設在廣州，畢竟是京畿之地，需要嚴加管控，如河北於北京，既不能革新，也不能太傳統，拱衛京師為要。
說實話，新設的兩府，基本上是以現代的為基本盤，地方雖然大，但人口卻很少。
以南平為核心的荊南府，人口就達到了七八十萬。
如果按照合並州縣後的估計，嶺西嶺東兩府，各有十數州，去處承天府的三十多萬人，每府的人口至多與荊南府差不多，嶺南之地，新增人口能多個二三十萬。
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春耕時分，耽擱不得，所以必然要出動，走出家門，隱藏不得，不然荒了半年，就得餓肚子，借著天時與朝廷的壓力，雖然人口編戶困難重重，土地丈量艱難險阻，但依舊緩緩地開始進行。
百姓們有的忙，朝廷也有的忙，但李嘉卻不得閑，他準備完成多年的夙願，開始修路。
有句話怎麽說來著，要想富，先修路，在和平時期，的確有道理，但戰略上，卻是極為重要的。
一般在王朝末期，承平日久，兵卒戰鬥力自然衰落，但再怎麽衰落，也比普通百姓強，所以一開始的起義部隊，是對付不了官兵的，畢竟是物資規模都比不過。
後來之所以壯大，則是清剿不利，逐漸坐大，明末就是如此，沒錢維持驛道，自然道路廢馳，行軍困難，往往還沒到，人家就轉移了。
比如，邕州與廣州相距上千裏，若是出現亂匪，如李嘉起事時調虎離山，地方兵弱，隻能出動中央，往往卻難以及時趕到，於是隻能加強地方，但又會導致地方坐亂。
所以，從秦朝開始，每個新建的王朝都是大規模的修路，重視驛道係統，這是朝廷的血管，隻有崇禎沒錢，才敢裁撤，一般的朝廷也隻是廢馳罷了。
比如，安史之亂爆發後，範陽至長安相隔三千裏，6天後叛亂的情報即傳至長安，可見驛站傳送速度之快。
扯遠了，迴歸正題。
在古代，修路一般是夯土，把土砸實，亦或者用熟土，像秦始皇兵馬俑那，都是把土用火炒一遍，這樣不會有蟲或草，保證了土的質量。
當然，若是在重要的道路，比如禦道，則是青磚而壘，格外的重視。
但這些姑且不說人力，但成本都比較高，而且如夯土、熟土等，又容易損壞，修理也難，當然，隻要不計成本，如秦馳道一般，上百年都難壞。
但，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覷，在漢代，就有像現在的地板磚一樣的地磚，也是用黃土燒製，很硬，古代沒有什麽重型車輛，完全能滿足日常使用。
而且修築成本、維修成本都比較便宜，缺一角就補一塊磚，下雨也不容易泥濘，起風也沒有風沙。
關鍵是動用的人力物力少，燒磚隻需幾百人，格外的方便，不需要挖山取石什麽的。
因此，總結一番後，李嘉決定以磚路為要，開始大規模的燒磚鋪路。
以磚鋪路，再添上細沙和石子，可不就完美了那？
計劃中，有府道與縣道之分。
從邕州至廣州，從廣州至長沙，一橫一縱，跨府道路，稱之為府道。
而州縣相通，又稱之為縣道，標準自然大為不同。
府道是大動脈，要求高，標準基本是寬十丈（三十米），兩邊種樹，修有明渠，路上每隔一裏埋一塊石碑，標明所處位置，每隔三十裏，設驛站，每個一百五十裏，設大驛站。
縣道自然不需要那麽寬大，三丈就夠了，驛站也是如此設置。
驛站主要是供公務人員出差時投宿用，不接待一般百姓，也兼顧了兵站、倉庫、物流、郵遞的任務，分別有不同部門負責，還暗藏了監督各地的情報人員。
當然，為了便利百姓，每個驛站鄰近的土地，交給商人開鋪子，或者旅店，或者酒肆，哪怕經營皮肉生意，隻要付租稅了，都可以經營，其錢財用來維持驛站自身的日常，維護道路。
為了避免驛站招勞過度，或者官吏勒索過分，所以李嘉又規定，隻有五品一下的官吏，有公務在身的官吏，才可以報銷費用，其他的探親、歸鄉，以及其他目的者，不能居住在驛站，隻能去旅店。
唐代驛站的最高直屬管理機關為六部之一的兵部，並設有“兵部駕部郎”專司全國驛站之管理。根據《唐六典》卷五載：
“駕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之輿輦、車乘，及天下之傳、驛、廄、牧官私馬、牛、雜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闌逸之政令，司其名數”。
對此，李嘉不敢苟同，官僚主義對於驛站的侵蝕，都是有目共睹的，自然而然，浪費消耗頗多。
皇帝一改唐法，直接讓少府監管轄驛站，以貨殖之法，讓驛站保持獨立性，長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