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景先的身體逐漸恢複中，蘇洵也放心了，近來妻子程氏來信詢問，程氏還有孕在身，將近產期，蘇洵索性拜托姬長卿幫忙照顧，他且先行迴去告知妻子情況。
姬長卿向蘇洵表達收蘇景先為徒的想法，蘇洵也極為爽快的同意了。
趁著蘇洵還未離開前，姬長卿舉辦了收徒儀式，蘇洵親自見證後，匆匆忙忙便返迴了眉山。
景佑元年，夏五月，呂夷簡被罷相，大宋官家趙禎任李迪為相。
年初時被廢的郭後出居瑤華宮，而尚、楊二美人越發得寵。但趙禎不久一場大病，數日不省人事。朝臣們私下議論，認為都是二美人“每夕侍上寢”的緣故。內侍閻文應不斷勸說趙禎，趙禎不耐煩的略一點頭，閻文應就把二美人送出了後宮。
次日，傳出詔旨：尚美人出為道士，楊美人安置別宅。九月，曹彬的孫女立為皇後。
趙禎後來頗思郭氏，派密使召她入宮，郭氏表示：若再受詔，必須百官立班受冊。閻文應一向在趙禎麵前說郭氏的壞話，擔心郭氏入宮對己不利。恰巧郭氏得病，趙禎讓他帶醫生前去治病，郭氏不久暴卒，人們都懷疑是閻文應下的毒手。郭氏和二美人最終都是後妃製度的受害者。
趙禎親政當年，改變太後垂簾以來單日上朝的慣例，恢複每日上朝問政的祖宗舊製。對百官章奏，無論大事小事，趙禎都親自批覽，以致呂夷簡也勸他抓大放小，不要每事躬親。
但一年以後，趙禎主要興趣轉移到修訂新樂和校勘圖書上去了。前者的主要成果是製定了景佑新樂，編纂了《樂書》和《景佑廣樂記》。後者的主要成果是三館秘閣完成了四庫書的校勘，共計二萬餘卷。
其餘的精力，趙禎則投入了大內後宮。於是，關於趙禎日居深宮好近女色的傳言不僅流布道路，也在一些朝臣的上疏裏委婉的出現。諫官滕宗諒形容趙禎“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趙禎怒不可遏，以言宮闈事不實，將他貶官出朝。
景佑二年，宰相呂夷簡也編了一部中書行政法規，名為《中書總例》，惶惶四百十九冊。他得意的聲稱“讓一個庸夫拿著這書，也可以做宰相”。作為一個能臣，他是頗想大權獨攬，有所作為的。這年年初，宰相李迪的姻親範諷被禦史龐籍參劾，李迪將龐籍遷官以為袒護。不料龐籍要求追查，呂夷簡抓住契機窮追不舍，使得政敵李迪因庇護姻親而罷相出朝，自己當上了首相。
代替李迪為相的是王曾，他在上一年重入政府任樞密使。王曾在天聖間任相七年，呂夷簡作為參知政事曾是他的副手，對王曾相當尊重，王曾因而力薦他為相。呂夷簡在王曾罷相後連任五年宰相，在趙禎親政初雖一度罷相出朝，但不久依然迴朝做他的首相。也許為了報答提攜之恩，也為了排擠李迪，呂夷簡力請他迴朝但任樞密使。
範仲淹與王曾相處很好，這年也被召入朝擔任天章閣待製，依舊直言無隱。他認為郭皇後之死與閻文應有關，就上疏揭發，閻文應終於貶逐嶺南，死在路上。事關郭皇後之死，呂夷簡有點別扭，就遞話過來：“待製乃是侍從，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讓他閉嘴。範仲淹反擊道：“向皇帝進言，正是侍從所應做的！”呂夷簡就讓他去權知開封府，指望以事繁任重讓仲淹無暇議論朝政，也希望他在繁忙的公務中犯錯誤，好有將他調離出京的把柄。豈料範仲淹到任僅一個月，就使素稱難治的開封府“肅然稱治”，以至當地人稱讚他“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憂有希文”（仲淹字希文）。
範仲淹對幸進之徒奔競於呂夷簡門下深為不滿，繪製了一幅《百官圖》進獻給趙禎，指明近年升遷的官員中，哪些是正常遷轉，哪些有宰相私心，還提醒趙禎說：“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他還援引漢成帝過分信任張禹，導致王莽專政的曆史教訓，鋒芒直指呂夷簡道：“恐怕今日朝廷也有張禹破壞陛下家法！”夷簡聽說大怒，在趙禎麵前逐一辯駁，指控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將他貶知饒州。呂夷簡還讓趙禎在朝堂張貼所謂的“朋黨碑”，界飭百官越職言事。
呂夷簡一手遮天、窮治朋黨的做法，引起正直之士的強烈不滿。秘書丞、集賢校理餘靖上書趙禎，請求追改貶黜範仲淹的詔命。館閣校勘尹洙自願要求列明範仲淹的“朋黨”，不願再在京師呆下去。歐陽修也在館閣校勘的任上，他致信右司諫高若訥，批評他身為言官，不敢說話，有何臉麵見士大夫。高若訥把信交給了趙禎，於是歐陽修與餘靖、尹洙都被貶官出朝。另一個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記這一事件，四賢指範仲淹、餘靖、尹洙和歐陽修，一不肖指高若訥，一時洛陽紙貴，爭相傳抄，公道人心在範仲淹這邊。而趙禎在這場風波中，聽任呂夷簡為所欲為，與親政之初廣求直言的做法大相徑庭。
王曾這時還是宰相，範仲淹曾當麵批評他：“譽揚人才，是宰相的責任。您的盛德，唯獨這一方麵還有欠缺。”王曾迴答說：“倘若當政者，恩欲歸己，怨將歸誰？”範仲淹深為歎服。王曾與呂夷簡並相以後，見他獨斷專行，許多問題上政見分歧，搞不到一塊兒，矛盾再也無法掩蓋。
趙禎問王曾有什麽不滿，他便把所聽到的呂夷簡招權市恩、收受賄賂的傳聞說了出來。趙禎問夷簡，他就與王曾在趙禎麵前對質。王曾的話難免有點過頭，受賄之類指控又難以立即坐實。執政中，參知政事宋綬倒向呂夷簡，樞密副使蔡齊則敬重王曾，宰執分為兩派經常在趙禎麵前爭吵個不停。
景佑三年，姬長卿著《秦強論》，在文中列舉“秦之所以強六國者，蓋因秦文用賢用能，不恥出身，不問品行，用才用能以圖強國。六國倍出賢才，然不能舉才，惠文王失衛鞅、楚王失張儀，而秦得之，以厚禮公卿侍之，故秦強之！”
秦偏居一隅，地處蠻荒，曆代秦君以奮強秦國，東出為目標，因此他們不在乎他們的出身，也不在乎他們品德，隻要能強大秦國，這才是到了秦昭襄王時，六國弱，而秦國強，六國以賄賂秦國，而以求自保。
《秦強論》在士林之中，廣為流傳，甚至蘇洵也做一篇《六國論》附和。
兩篇文章一出，那些認為，大宋與遼國簽訂合約，送歲幣保太平，是“高智商”的聰明做法，也一時間不敢再露頭。
大宋的士大夫中，有人說北宋每年送給遼國的歲幣隻相當於北宋收入的一小部分，卻能換來長期的和平，實在是太劃算了。
可蘇洵、姬長卿皆認為這根本就是掩耳盜鈴，且不說契丹人貪婪根本就無法滿足，更何況眼下朝廷的財政收入並不寬裕，錢雖不少，但都用在了養官和養兵上，所謂“三冗”。
其次，朝廷能和遼國保持多年和平，不是因為歲幣的原因，而是因為遼國內部也有許多問題，他們自身內部勢力正在腐朽，戰力也在不斷衰弱，到了後期甚至沒有能力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了。
第三，朝廷送歲幣帶來的政治影響遠遠大於經濟損失，這就好比是向天下人宣告，朝廷就是個花錢買太平的軟弱的角色，這樣的朝廷毫無疑問正在失去了號召力。
姬長卿向蘇洵表達收蘇景先為徒的想法，蘇洵也極為爽快的同意了。
趁著蘇洵還未離開前，姬長卿舉辦了收徒儀式，蘇洵親自見證後，匆匆忙忙便返迴了眉山。
景佑元年，夏五月，呂夷簡被罷相，大宋官家趙禎任李迪為相。
年初時被廢的郭後出居瑤華宮，而尚、楊二美人越發得寵。但趙禎不久一場大病，數日不省人事。朝臣們私下議論，認為都是二美人“每夕侍上寢”的緣故。內侍閻文應不斷勸說趙禎，趙禎不耐煩的略一點頭，閻文應就把二美人送出了後宮。
次日，傳出詔旨：尚美人出為道士，楊美人安置別宅。九月，曹彬的孫女立為皇後。
趙禎後來頗思郭氏，派密使召她入宮，郭氏表示：若再受詔，必須百官立班受冊。閻文應一向在趙禎麵前說郭氏的壞話，擔心郭氏入宮對己不利。恰巧郭氏得病，趙禎讓他帶醫生前去治病，郭氏不久暴卒，人們都懷疑是閻文應下的毒手。郭氏和二美人最終都是後妃製度的受害者。
趙禎親政當年，改變太後垂簾以來單日上朝的慣例，恢複每日上朝問政的祖宗舊製。對百官章奏，無論大事小事，趙禎都親自批覽，以致呂夷簡也勸他抓大放小，不要每事躬親。
但一年以後，趙禎主要興趣轉移到修訂新樂和校勘圖書上去了。前者的主要成果是製定了景佑新樂，編纂了《樂書》和《景佑廣樂記》。後者的主要成果是三館秘閣完成了四庫書的校勘，共計二萬餘卷。
其餘的精力，趙禎則投入了大內後宮。於是，關於趙禎日居深宮好近女色的傳言不僅流布道路，也在一些朝臣的上疏裏委婉的出現。諫官滕宗諒形容趙禎“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趙禎怒不可遏，以言宮闈事不實，將他貶官出朝。
景佑二年，宰相呂夷簡也編了一部中書行政法規，名為《中書總例》，惶惶四百十九冊。他得意的聲稱“讓一個庸夫拿著這書，也可以做宰相”。作為一個能臣，他是頗想大權獨攬，有所作為的。這年年初，宰相李迪的姻親範諷被禦史龐籍參劾，李迪將龐籍遷官以為袒護。不料龐籍要求追查，呂夷簡抓住契機窮追不舍，使得政敵李迪因庇護姻親而罷相出朝，自己當上了首相。
代替李迪為相的是王曾，他在上一年重入政府任樞密使。王曾在天聖間任相七年，呂夷簡作為參知政事曾是他的副手，對王曾相當尊重，王曾因而力薦他為相。呂夷簡在王曾罷相後連任五年宰相，在趙禎親政初雖一度罷相出朝，但不久依然迴朝做他的首相。也許為了報答提攜之恩，也為了排擠李迪，呂夷簡力請他迴朝但任樞密使。
範仲淹與王曾相處很好，這年也被召入朝擔任天章閣待製，依舊直言無隱。他認為郭皇後之死與閻文應有關，就上疏揭發，閻文應終於貶逐嶺南，死在路上。事關郭皇後之死，呂夷簡有點別扭，就遞話過來：“待製乃是侍從，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讓他閉嘴。範仲淹反擊道：“向皇帝進言，正是侍從所應做的！”呂夷簡就讓他去權知開封府，指望以事繁任重讓仲淹無暇議論朝政，也希望他在繁忙的公務中犯錯誤，好有將他調離出京的把柄。豈料範仲淹到任僅一個月，就使素稱難治的開封府“肅然稱治”，以至當地人稱讚他“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憂有希文”（仲淹字希文）。
範仲淹對幸進之徒奔競於呂夷簡門下深為不滿，繪製了一幅《百官圖》進獻給趙禎，指明近年升遷的官員中，哪些是正常遷轉，哪些有宰相私心，還提醒趙禎說：“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他還援引漢成帝過分信任張禹，導致王莽專政的曆史教訓，鋒芒直指呂夷簡道：“恐怕今日朝廷也有張禹破壞陛下家法！”夷簡聽說大怒，在趙禎麵前逐一辯駁，指控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將他貶知饒州。呂夷簡還讓趙禎在朝堂張貼所謂的“朋黨碑”，界飭百官越職言事。
呂夷簡一手遮天、窮治朋黨的做法，引起正直之士的強烈不滿。秘書丞、集賢校理餘靖上書趙禎，請求追改貶黜範仲淹的詔命。館閣校勘尹洙自願要求列明範仲淹的“朋黨”，不願再在京師呆下去。歐陽修也在館閣校勘的任上，他致信右司諫高若訥，批評他身為言官，不敢說話，有何臉麵見士大夫。高若訥把信交給了趙禎，於是歐陽修與餘靖、尹洙都被貶官出朝。另一個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記這一事件，四賢指範仲淹、餘靖、尹洙和歐陽修，一不肖指高若訥，一時洛陽紙貴，爭相傳抄，公道人心在範仲淹這邊。而趙禎在這場風波中，聽任呂夷簡為所欲為，與親政之初廣求直言的做法大相徑庭。
王曾這時還是宰相，範仲淹曾當麵批評他：“譽揚人才，是宰相的責任。您的盛德，唯獨這一方麵還有欠缺。”王曾迴答說：“倘若當政者，恩欲歸己，怨將歸誰？”範仲淹深為歎服。王曾與呂夷簡並相以後，見他獨斷專行，許多問題上政見分歧，搞不到一塊兒，矛盾再也無法掩蓋。
趙禎問王曾有什麽不滿，他便把所聽到的呂夷簡招權市恩、收受賄賂的傳聞說了出來。趙禎問夷簡，他就與王曾在趙禎麵前對質。王曾的話難免有點過頭，受賄之類指控又難以立即坐實。執政中，參知政事宋綬倒向呂夷簡，樞密副使蔡齊則敬重王曾，宰執分為兩派經常在趙禎麵前爭吵個不停。
景佑三年，姬長卿著《秦強論》，在文中列舉“秦之所以強六國者，蓋因秦文用賢用能，不恥出身，不問品行，用才用能以圖強國。六國倍出賢才，然不能舉才，惠文王失衛鞅、楚王失張儀，而秦得之，以厚禮公卿侍之，故秦強之！”
秦偏居一隅，地處蠻荒，曆代秦君以奮強秦國，東出為目標，因此他們不在乎他們的出身，也不在乎他們品德，隻要能強大秦國，這才是到了秦昭襄王時，六國弱，而秦國強，六國以賄賂秦國，而以求自保。
《秦強論》在士林之中，廣為流傳，甚至蘇洵也做一篇《六國論》附和。
兩篇文章一出，那些認為，大宋與遼國簽訂合約，送歲幣保太平，是“高智商”的聰明做法，也一時間不敢再露頭。
大宋的士大夫中，有人說北宋每年送給遼國的歲幣隻相當於北宋收入的一小部分，卻能換來長期的和平，實在是太劃算了。
可蘇洵、姬長卿皆認為這根本就是掩耳盜鈴，且不說契丹人貪婪根本就無法滿足，更何況眼下朝廷的財政收入並不寬裕，錢雖不少，但都用在了養官和養兵上，所謂“三冗”。
其次，朝廷能和遼國保持多年和平，不是因為歲幣的原因，而是因為遼國內部也有許多問題，他們自身內部勢力正在腐朽，戰力也在不斷衰弱，到了後期甚至沒有能力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了。
第三，朝廷送歲幣帶來的政治影響遠遠大於經濟損失，這就好比是向天下人宣告，朝廷就是個花錢買太平的軟弱的角色，這樣的朝廷毫無疑問正在失去了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