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在修鞋匠家裏的人
一片小小的和平綠洲—瑞士，周圍卻彌漫著世界大戰的硝煙，因而在1915至1918年這四年裏，瑞士也出現了像後來偵探小說裏描述的那種驚險的場麵。在一些豪華的旅館裏，處於敵對狀態的幾個列強國的駐瑞士使節們見麵時互不搭訕，好像根本不認識似的，而就在一年以前他們還很親密地在一起打橋牌或者彼此發出熱情邀請到對方家中做客。而現在，經常會看到一些一閃而過、諱莫如深的人物從這些豪華旅館的房間裏溜出。國會議員、外交人員、秘書、巨商、還有部分戴麵紗或不戴麵紗的貴夫人們，表麵上不動神色，而事實上，每個人都肩負著秘密的使命。插著各國國旗的高級轎車不斷地駛到這些豪華旅館門前，從車上走下來的有工業家、文藝界的名流、新聞記者、以及那些好像僅僅是偶爾出來欣賞異國風情的人，但是他們中的每一個人也都各自肩負著不同的使命和有著同樣的目的：要探聽到一些重要消息，刺探一些軍事政治情報。他們甚至會利用和逼迫旅館的門房或打掃房間的女仆，讓他們幫著去幹偷聽和監視的勾當。各國的敵對組織在旅館、公寓樓、咖啡館、郵局、到處進行活動。所謂的宣傳鼓動，一多半是間諜活動。看似友愛，實質是出賣，所有這些匆忙到來的人辦理的任何一件公開的事，背後都會隱藏著許多不能公開的告人的事。一切都有人監視，一切也就都有人匯報。不管何種職業的德國人，隻要剛一進入蘇黎世，設在伯爾尼的敵國大使館就會馬上知道，不到一小時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情報人員每天都把或真實或杜撰的大本大本的報告交給那些等候著的外交官，然後由他們轉送出去。幾乎沒有不透風的牆；電話常被竊聽；從廢紙簍那皺巴巴的碎片紙和吸墨紙的痕跡上捕風捉影地發現一條所謂的消息。在這個群魔亂舞的世界中，許多人做到最後連自己都糊塗了，自己究竟是獵人還是獵物，是出賣者還是被出賣者，是間諜還是反間諜。
不過，在這樣的歲月裏，有一個人—關於他的報告非常少，或許是因為他不太招搖吧。他既不跟那些官員一樣住在高級的旅館，也不和那些文藝界人士喜歡在咖啡館裏閉坐，他也不去觀看煽情的宣傳演出，而是默默地和自己的妻子一直隱居在一個釘鞋匠家裏。鞋匠家在利烏特河的斯比格爾小巷裏，這條巷子古老、狹窄，路麵又高低不平，他們就住在一幢三層房子的頂樓上。這幢房子很不起眼，跟城裏的其他舊房子一樣，屋頂高高聳立，構造還是很結實的，隻是由於年代已久和緊靠著樓下院子裏那家製作熏香腸的小作坊，屋子已經變得很黑。他有三個鄰居：一個是女麵包師，另外兩個一個意大利人一個是奧地利男演員。他平時不愛多說話，所以，鄰居們隻知道他是俄國人並且有個很難念的名字，別的也就一概不知了。女房東是從夫婦兩人的穿著打扮和他們每天簡單的飲食來判斷他們已經離開家鄉流亡很久了，而且他們來時也沒帶來大筆的財產，在這裏也沒有做過什麽賺錢的大買賣。他們倆剛搬來這裏住的時候，全部家當合起來還盛不滿一個小竹籃哩。
這個人身材矮小，五官並不出眾，生活也很不引人注意，處事也非常低調，他不喜歡交際，很少有客人來找他，鄰居們極少能和他眯縫的雙眼正麵相遇，也就很難觸及到他那銳利而深沉的目光。但是他平日的生活卻相當有規律，每天上午9點鍾準時去圖書館，在那裏閱讀一直到12點鍾圖書館閉門，然後用十分鍾時間迴到家中，到12點50分又重新離開寓所到圖書館，下午他總是第一個到達那裏的人，然後在那裏一直待到晚上6點鍾關門。那些情報人員隻會關注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並不會想到沉默少言、孜孜不倦埋頭苦讀的人往往才是世界革命中最危險的人物，所以沒有人會為這樣一個住在修鞋匠家裏寒酸的毫無特色的人寫報告。
然而，他在自己的圈子—社會主義者的陣營裏，是被大家熟知的，他曾在倫敦一家由俄國流亡者主辦的激進小刊物做編輯，他還是彼得堡的某個很難叫出名稱的特殊黨派的領袖。不過，他認為社會主義政黨裏一些最有名望的人的方法是錯誤的，因此，在談論到那些人物時，他態度有點生硬和輕蔑，又因為他表麵看來不太好接近和性格中的不會圓通，所以大家對他也就不太熱心。有些時候，他會利用晚上的時間在一家無產者經常出入的小咖啡館組織聚會，來參加的大多是年輕人，人數一般都是十五到二十個。大家覺得他和那些俄國流亡者一樣，喜歡沒完沒了地喝著茶，喋喋不休地爭論直至頭腦發熱，因此，對待這樣一位怪僻的人，他們通常采取容忍的態度。也就幾乎沒有人去足夠重視這個體格瘦小、麵容嚴肅的人。在蘇黎世，能夠意識到這位住在修鞋匠家簡陋屋子裏的有著拗口名字—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的人將會是位非常重要人物的，不會超過三四十人。所以，在當時如果那些在各國使館之間飛速穿梭的高級轎車中偶爾有一輛車，很不經意地在大街上撞死了這個人，那麽，世界上就更不會有人知道他是誰了，既沒人會知道他就是烏裏揚諾夫，更沒有人知道他就是蜚聲世界的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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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1917年3月15日，很意外的一天。時針已指向9點，蘇黎世圖書館的那位管理員感到很奇怪。那個每天都是最準時到的借書人今天的座位卻還空著。半小時過去了，一小時過去了，那個孜孜不倦的閱讀者仍沒有來。他再也不會來了。因為在他像往常一樣來圖書館的路上，恰巧碰到一位俄國朋友，他們的交談讓他停下了腳步。事實上是，俄國革命爆發的消息打亂了他生活的全部計劃。
列寧聽了這消息之後，完全驚呆了。開始，他並不敢相信。為了得到確證，隨後他便迅即而神情專注地趕往附近的蘇黎世湖濱的報亭，接下來的幾天，每天甚至每個小時他都會在那個報亭或在報館門前等候消息。事情果然是真的，消息確鑿無誤，這越來越真實的消息使他備受鼓舞。開始傳來的消息是這樣的，隻說發生了一次宮廷革命，僅僅是更換了內閣。後來的消息才說沙皇政府被推翻了，俄國成立了臨時政府，接下來才傳來杜馬1開會那天的消息—俄國自由了，政治犯被大赦—而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這許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整整二十年了，他在秘密地活動著，無論在監獄還是在西伯利亞的流亡生涯中都未曾放棄奮鬥，而這一切，現在終於實現了。他這時覺得，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數百萬死者的血沒有白流。而且，他們的死並不是無謂的犧牲，他們是為了一個平等、自由和永遠和平的新國家而獻身的，現在這樣一個他們所期待的新王國已經誕生。就連這個平時沉靜、嚴肅而且頭腦異常清醒的夢想家此時也像迷醉了似的。終於可以迴到自己的祖國和家鄉去了！這一激動人心的消息同時也振奮著隱居在日內瓦、洛桑、伯爾尼等國家的幾百名俄國流亡者，他們歡唿、興奮、流淚，現在，他們再也不用冒著被判處死刑的危險偷偷用假護照隱藏姓名迴到那個並不愛自己的沙皇帝國去，現在他們可以作為自由的公民光明正大地迴到那片獲得自由的土地上去。於是，所有流亡的人在激動中開始準備自己那少得可憐的行裝。這時的時政報紙上刊登了高爾基發出的簡略而有力的唿號：“大家都迴家吧！”於是這些流亡多年的人們向四麵八方的夥伴發出信件和電報：迴家，大家迴家吧！我們要集合起來！團結起來！要為自己無悔的選擇和畢生奮鬥的事業—俄國革命—奉獻終生！
失望
然而事實並不像他們想得那般美好，幾天之後他們驚愕地意識到：這個使他們欣喜若狂的革命並不是他們所夢想的那種革命，而且也不是真正的一次俄國革命，而是反對沙皇的一次宮廷政變。政變的策動者是英國和法國的一些滑頭的外交官們，他們的真正目的是要阻止沙皇政府與德國媾和。它並不是由對和平與權利迫切需求的人民所發動的革命。這不是他們曾為之畢生努力並且時刻準備獻身的那種革命。這次革命是一次陰謀，是那些好戰的黨派、將軍、帝國主義的侵略分子為了按計劃成功實施他們的計劃而策動的陰謀。之後，列寧和流亡的同誌們又認識到：革命的號召，招唿大家都迴家的許諾並不屬於卡爾·馬克思式的激進的真正革命者。自由派首領米留可夫已經下了指示阻止他們迴去。他們在哈利法克斯1把托洛茨基截留並禁閉，把其他的激進派分子阻攔在國境線外。所有協約國2的邊境線上的關卡哨所，都有一份記錄著全體參加過第三國際齊美爾瓦爾得會議的人員的黑名單。而另一方麵，他們把那些溫和派的對於他們繼續進行戰爭有利的社會主義者迎接迴俄國，其中，普列漢諾夫1就在護送人員的陪伴下十分體麵地從英國乘著魚雷艇迴到彼得堡。列寧抱著最後一線希望，向彼得堡發去好幾封電報，但是這些電報往往會被中途扣留或者放在那裏無人過問。在蘇黎世幾乎沒人知道，在歐洲也很少有人知道，而在俄國，特別是那些反對派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是那麽堅強有力，而矢誌不渝，同樣也是多麽致命的危險人物。
這些被阻拒於國門外麵的人，現在一籌莫展，內心充滿絕望。許多年來他們製定了自己的俄國革命的戰略，在巴黎、倫敦、維也納的總部他們舉行過無數次的會議，衡量對比、嚐試討論過革命工作中的每一個細節問題。十多年來，他們自己創辦刊物，互相探討分析俄國革命在理論和實踐上麵臨的各種困難和可能性發生的危險。而列寧傾其一生都在構想整個俄國的革命實現，經過不斷修改完善，這個總體構想最終形成。可是現在，他卻被阻留在瑞士，他擔心自己所構想的革命藍圖將被一些機會主義者篡改和糟踐，他覺得那些人是在盜取解放人民的崇高名義，本質上卻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同謀。興登堡2這位德國將軍，在他戎馬四十年的人生中，曾多次與俄國軍隊交鋒，並將之打退，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也隻能穿著平民服裝整天待在家裏，隻能整天用小旗幟在密密麻麻的地圖上標明現役將軍們的軍事進展和錯誤。在這些日子裏，列寧的遭際和興登堡將軍的命運，何其相似。列寧—這位最徹底的現實主義思想者，在這段痛苦的日子裏也竟絕望地開始不著邊際地胡思亂想起來：能否租一架飛機，橫空越過德國和奧地利？他需要得到幫助，但是第一個找上門來的卻是一個間諜。於是他不斷地想要潛逃，他寫信到瑞典，請求熟人設法給他辦一張瑞典護照，他甚至還想要裝聾作啞，這樣就可以免受重重盤問。不過，在夜不成寐時他可以浮想聯翩，但是，隻要早晨一起來，他也知道自己這些美夢根本就是虛幻的泡沫，到了大白天，他仍清楚意識到：必須迴到俄國去。他必須親自去從事自己的理想和革命，而不是由別人代理。他必須迴去進行名副其實的、徹底的革命，而不是那種政權上的輪替更迭。他必須迴去，而且必須立刻迴去，為之，他要不惜一切代價！
艱難的抉擇
瑞士是個被周邊國家包圍著的國家，它的鄰國有意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作為一個革命者，列寧要取道協約國迴到俄國是行不通的，而作為一名俄國人，一個敵國的公民，要穿過德國迴去也是不行的。然而荒唐的是：比起米留可夫的俄國和普安卡雷1的法國，德國的威廉皇帝對列寧異常友好熱情。因為德國急切需要不惜一切代價地同俄國媾和，並且要趕在美國宣布參戰之前，所以，這樣一個能夠給英、法兩國的使節們不斷地製造麻煩的革命家，對德國人來說卻是一個應受到歡迎的對手。
但是，列寧曾在自己最初的著作中無數次譴責和抨擊過威廉皇帝的德國，現在卻要突然同這個國家進行談判，走這條路，必然要承擔非比尋常的責任。因為，從道德觀念來評判，在戰爭期間如果能得到敵對國家軍事參謀部的準許，進入並通過這個國家的領土，那無疑就是一種叛國行為。這一點列寧自己也很清楚。這一行動隻要一開始便會使自己的黨和自己的革命事業遭到誹謗。他本人將要受到猜忌，會讓人們把他當成一個已被德國政府收買並雇用的可恥的間諜派到俄國去的。而且，如果他實現了自己和德國立即媾和的協議，他將會成為曆史的永遠罪人，公眾會譴責他，認為是他阻礙了俄國取得真正的和平勝利。因此，當他宣布了，在萬不得已的非常形勢下，他將會選擇走這條最危險、最足以使自己聲名狼藉的道路時，不單是那些溫和的革命者，就連大多數同列寧革命觀點一致的同誌，都被他驚呆了。他們不知所措急惶惶地安慰他說：瑞士的社會民主黨人已經開始準備談判，想爭取通過各自交換戰俘這種溫情的而又合法的策略，把流亡的俄國革命者送迴去。但是這將是一條十分漫長的道路，列寧知道，俄國政府將會蓄意製造各種各樣的借口為他們的返迴製造障礙，這件事會拖到遙遙無期。而在他來說，現在的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事關重大，他隻能迫不得已地決定鋌而走險，要去幹這種被法律和道德觀念看做屬於背叛的事。那些少有魄力和膽識的常人是不敢幹這樣一件事的，但是列寧已經暗下決心，要去和德國政府談判，他將不顧一切地承擔全部責任。
決定
選擇這一步必然會引起社會轟動和諸多攻擊，所以，他非常謹慎，盡可能公開行事。弗裏茨·普拉廷是當時的瑞士工會書記，他受列寧的委托前去使館同德國代表磋商，轉達了列寧提出的條件，而這位公使在去談判之前就已經和俄國流亡革命者進行過常規性的談判。而這個瘦小且相貌並不出眾的流亡者好像預見到自己不久肯定會擁有權威似的，他根本沒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樣對德國政府提出請求，而僅僅是提出幾個合理的條件：俄國旅客按正常票價自己支付旅費；上下車時不得搜身和檢查護照；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強迫旅客中途離開車廂；必須承認車廂的治外法權；隻有在滿足所有的條件下，俄國旅客才可以接受德國政府提供的便利。大臣羅姆貝爾格將這些條件一一向上呈報，一直呈送到最高統帥部魯登道夫那裏，毫無疑問獲得了批準，雖然魯登道夫後來在他的迴憶錄中隻字未提這件或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一次決定。其實在當時，列寧故意將協議寫得模棱兩可，不僅僅是為了俄國人，同時也想讓同車的奧地利人拉狄克免受檢查，德國公使也本想在個別細節上作些修改，但是，情況發生了變化，就在4月5日這一天，美利堅合眾國正式向德國宣戰了，德國政府同列寧一樣著急了，所以，德國公使沒來得及修改。
於是，在4月6日中午，弗裏茨·普拉廷獲得一項有紀念意義的通知，內容為：“一切都按列寧所提出的條件進行安排。”4月9日，下午2點30分，一共有三十二人，包括有婦女和兒童。他們提著舊箱子，衣著寒酸、步履匆匆地從蔡林格霍夫餐館出來直奔蘇黎世火車站。在這些迴去的男人中，後來隻有列寧、拉狄克和季諾維也夫的名字被世人所知。在當時的《小巴黎人》報上已經有這樣一條報道：俄國臨時政府將把這批經過德國領土的旅客視作叛國分子。他們一起簽署了文件，特意用粗壯的直來直去的字體簽名，來表示他們同意所有的條件並對自己的這次旅行承擔全部責任。之後他們一起在那個餐館裏吃了一頓最簡單的午飯，現在，他們都不說話、邁著堅定的步子踏上這一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行程。
他們到達火車站時，絲毫沒有引起任何關注。沒看到一個新聞記者，也沒有一個攝影記者。在瑞士，誰會認識這位名叫烏裏揚諾夫先生的人呢！他藏在一頂壓皺了的帽子下，穿著很舊的上衣，腳下依然是那雙笨重而可笑的礦工鞋（這雙鞋他一直穿到瑞典），混雜在一群提著破舊箱、藍包袱的男女老少中間，默默地在列車裏找了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座位。這群人從表麵看和那些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魯登尼亞1來的無數移民沒有兩樣，那些移民以前常常在蘇黎世的海岸坐在自己的木箱上休息幾個鍾頭，接下來他們便前往法國海岸或更遠的地方。瑞士的工人政黨並不讚同這次旅程，他們沒有派代表來。站台上有幾個俄國人來送行，但目的是給家鄉的人捎去一點東西和他們遠方的問候。仍有幾個人來，他們想盡力在最後一分鍾勸說列寧停止這次“冒險的、違法的旅行”。但是大局已定。3點10分，列車員發出信號，列車長鳴一聲，冒著滾滾濃煙，向德國邊境線的哥特烏丁根車站駛去。從這個時刻—3點10分起，世界時鍾的走法變了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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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的列車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各強國已經發射了千百萬發毀滅性的炮彈。這些由精巧的工程師們設計出來的炮彈，射程很遠、衝擊力極大、破壞力超強。但是，在世界近代史上沒有哪一發炮彈能像今天這列火車似的射程那麽遙遠，而且那麽命運攸關。這輛列車正載著20世紀最危險、最堅決的革命家從瑞士邊境出發，跨越整個德國，奔向彼得堡，而且要到那裏去重建時代的秩序。
這一枚不同尋常的炮彈終於停在了哥特馬丁根火車站的鐵軌道上，這節車廂分有二等席位和三等席位，男人們坐在三等席位，婦女和孩子坐在二等席位。車廂的地板上還用粉筆畫了一道線，這是德國軍官的包廂與俄國流亡者領地的分界線，那兩個德國軍官是專門派來護送這批力量很強的活的烈性炸藥的。在法蘭克福，有幾個事先聽到了俄國革命者要從這裏經過的德國士兵突然跑來，甚至有少數幾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想要上前和這批旅行者攀談，那兩個德國軍官阻止他們上車。列寧靜默地坐著，他心裏很清楚，這個時候，在這德國的領土上即使隻和一個德國人隨便說一句話，都會替自己招來嫌疑。但是，到了瑞典，他們受到空前的熱烈的歡迎，他們在那裏吃了早餐。這群餓壞了的人紛紛跑向餐桌，而出現在他們麵前是那誘人的黃油麵包。早餐後，列寧必須得換下那雙沉重的礦工鞋，他去買了一雙新鞋和換了幾件新衣服。終於，到達俄國邊境了。
新紀元的炮聲
列寧迴到俄國這片土地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一頭埋進報紙堆裏，他沒有顧及別人在幹什麽，這也符合了他的性格特點。盡管他已經有足足十四年的時間沒有待在俄國，沒有這麽近地貼近自己的故土、國旗和那些戍守的士兵，但是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意誌堅強的他並不像其他人那樣淚水漣漣，也不像那些同來的婦女們，莫名其妙地跑去擁抱那些麵無表情的士兵們。他急切要看到報紙，看到自己的《真理報》，要仔細檢查一下這份原本屬於自己的報紙—是否仍在堅定地站在國際主義立場上。哦，他氣憤地把《真理報》揉成一團扔到一邊。報紙中始終都是“祖國”呀、“愛國主義”呀，這些字句，並沒有堅持徹底的國際主義立場，對他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那種純潔的革命，談得非常淺顯且分篇幅少。他覺得，他必須要扭轉舵輪，他迴來得恰是時候，去實現自己一生最偉大的理想，不管迎接他的是勝利還是毀滅。但是，對於能否達到目的他有點不安，他也不是全然沒有擔憂的，不過時間不會太長了。到了當時被稱為彼得格勒的這座城市1，米留可夫會立刻逮捕他嗎？—專門前來迎接他歸來的兩位朋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車廂裏並沒有告訴他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是他們不情願迴答吧。隻是在昏暗的車廂裏看到他們臉上明顯露出神秘的微笑，而這樣的微笑在朦朧的燈光中又顯得有點隱晦。
不過，事實便是最好的答案。當列車駛進芬蘭火車站到達彼得格勒時，車站前的廣場上站著全副武裝的衛隊士兵和成千上萬歡迎他的工人，他們正在翹首等待這位流亡歸來的偉人。《國際歌》驟然響起，當列寧走出車站時，這個就在昨天還在修鞋匠家裏隱居的被稱為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的人，立刻被千百雙手抓住，人們把他高舉到一輛嶄新的裝甲車上，探照燈霎時從角樓和要塞射來，璀璨的光亮匯集在他身上。他就站在這輛裝甲車上慷慨激昂地向所有的人民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革命演講。大街小巷全都震動，不久之後，“震撼全世界的十天”1開始了。這一革命的炮火，擊中和摧垮了一個帝國主義世界。
一片小小的和平綠洲—瑞士，周圍卻彌漫著世界大戰的硝煙，因而在1915至1918年這四年裏，瑞士也出現了像後來偵探小說裏描述的那種驚險的場麵。在一些豪華的旅館裏，處於敵對狀態的幾個列強國的駐瑞士使節們見麵時互不搭訕，好像根本不認識似的，而就在一年以前他們還很親密地在一起打橋牌或者彼此發出熱情邀請到對方家中做客。而現在，經常會看到一些一閃而過、諱莫如深的人物從這些豪華旅館的房間裏溜出。國會議員、外交人員、秘書、巨商、還有部分戴麵紗或不戴麵紗的貴夫人們，表麵上不動神色，而事實上，每個人都肩負著秘密的使命。插著各國國旗的高級轎車不斷地駛到這些豪華旅館門前，從車上走下來的有工業家、文藝界的名流、新聞記者、以及那些好像僅僅是偶爾出來欣賞異國風情的人，但是他們中的每一個人也都各自肩負著不同的使命和有著同樣的目的：要探聽到一些重要消息，刺探一些軍事政治情報。他們甚至會利用和逼迫旅館的門房或打掃房間的女仆，讓他們幫著去幹偷聽和監視的勾當。各國的敵對組織在旅館、公寓樓、咖啡館、郵局、到處進行活動。所謂的宣傳鼓動，一多半是間諜活動。看似友愛，實質是出賣，所有這些匆忙到來的人辦理的任何一件公開的事，背後都會隱藏著許多不能公開的告人的事。一切都有人監視，一切也就都有人匯報。不管何種職業的德國人，隻要剛一進入蘇黎世，設在伯爾尼的敵國大使館就會馬上知道，不到一小時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情報人員每天都把或真實或杜撰的大本大本的報告交給那些等候著的外交官，然後由他們轉送出去。幾乎沒有不透風的牆；電話常被竊聽；從廢紙簍那皺巴巴的碎片紙和吸墨紙的痕跡上捕風捉影地發現一條所謂的消息。在這個群魔亂舞的世界中，許多人做到最後連自己都糊塗了，自己究竟是獵人還是獵物，是出賣者還是被出賣者，是間諜還是反間諜。
不過，在這樣的歲月裏，有一個人—關於他的報告非常少，或許是因為他不太招搖吧。他既不跟那些官員一樣住在高級的旅館，也不和那些文藝界人士喜歡在咖啡館裏閉坐，他也不去觀看煽情的宣傳演出，而是默默地和自己的妻子一直隱居在一個釘鞋匠家裏。鞋匠家在利烏特河的斯比格爾小巷裏，這條巷子古老、狹窄，路麵又高低不平，他們就住在一幢三層房子的頂樓上。這幢房子很不起眼，跟城裏的其他舊房子一樣，屋頂高高聳立，構造還是很結實的，隻是由於年代已久和緊靠著樓下院子裏那家製作熏香腸的小作坊，屋子已經變得很黑。他有三個鄰居：一個是女麵包師，另外兩個一個意大利人一個是奧地利男演員。他平時不愛多說話，所以，鄰居們隻知道他是俄國人並且有個很難念的名字，別的也就一概不知了。女房東是從夫婦兩人的穿著打扮和他們每天簡單的飲食來判斷他們已經離開家鄉流亡很久了，而且他們來時也沒帶來大筆的財產，在這裏也沒有做過什麽賺錢的大買賣。他們倆剛搬來這裏住的時候，全部家當合起來還盛不滿一個小竹籃哩。
這個人身材矮小，五官並不出眾，生活也很不引人注意，處事也非常低調，他不喜歡交際，很少有客人來找他，鄰居們極少能和他眯縫的雙眼正麵相遇，也就很難觸及到他那銳利而深沉的目光。但是他平日的生活卻相當有規律，每天上午9點鍾準時去圖書館，在那裏閱讀一直到12點鍾圖書館閉門，然後用十分鍾時間迴到家中，到12點50分又重新離開寓所到圖書館，下午他總是第一個到達那裏的人，然後在那裏一直待到晚上6點鍾關門。那些情報人員隻會關注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並不會想到沉默少言、孜孜不倦埋頭苦讀的人往往才是世界革命中最危險的人物，所以沒有人會為這樣一個住在修鞋匠家裏寒酸的毫無特色的人寫報告。
然而，他在自己的圈子—社會主義者的陣營裏，是被大家熟知的，他曾在倫敦一家由俄國流亡者主辦的激進小刊物做編輯，他還是彼得堡的某個很難叫出名稱的特殊黨派的領袖。不過，他認為社會主義政黨裏一些最有名望的人的方法是錯誤的，因此，在談論到那些人物時，他態度有點生硬和輕蔑，又因為他表麵看來不太好接近和性格中的不會圓通，所以大家對他也就不太熱心。有些時候，他會利用晚上的時間在一家無產者經常出入的小咖啡館組織聚會，來參加的大多是年輕人，人數一般都是十五到二十個。大家覺得他和那些俄國流亡者一樣，喜歡沒完沒了地喝著茶，喋喋不休地爭論直至頭腦發熱，因此，對待這樣一位怪僻的人，他們通常采取容忍的態度。也就幾乎沒有人去足夠重視這個體格瘦小、麵容嚴肅的人。在蘇黎世，能夠意識到這位住在修鞋匠家簡陋屋子裏的有著拗口名字—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的人將會是位非常重要人物的，不會超過三四十人。所以，在當時如果那些在各國使館之間飛速穿梭的高級轎車中偶爾有一輛車，很不經意地在大街上撞死了這個人，那麽，世界上就更不會有人知道他是誰了，既沒人會知道他就是烏裏揚諾夫，更沒有人知道他就是蜚聲世界的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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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1917年3月15日，很意外的一天。時針已指向9點，蘇黎世圖書館的那位管理員感到很奇怪。那個每天都是最準時到的借書人今天的座位卻還空著。半小時過去了，一小時過去了，那個孜孜不倦的閱讀者仍沒有來。他再也不會來了。因為在他像往常一樣來圖書館的路上，恰巧碰到一位俄國朋友，他們的交談讓他停下了腳步。事實上是，俄國革命爆發的消息打亂了他生活的全部計劃。
列寧聽了這消息之後，完全驚呆了。開始，他並不敢相信。為了得到確證，隨後他便迅即而神情專注地趕往附近的蘇黎世湖濱的報亭，接下來的幾天，每天甚至每個小時他都會在那個報亭或在報館門前等候消息。事情果然是真的，消息確鑿無誤，這越來越真實的消息使他備受鼓舞。開始傳來的消息是這樣的，隻說發生了一次宮廷革命，僅僅是更換了內閣。後來的消息才說沙皇政府被推翻了，俄國成立了臨時政府，接下來才傳來杜馬1開會那天的消息—俄國自由了，政治犯被大赦—而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這許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整整二十年了，他在秘密地活動著，無論在監獄還是在西伯利亞的流亡生涯中都未曾放棄奮鬥，而這一切，現在終於實現了。他這時覺得，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數百萬死者的血沒有白流。而且，他們的死並不是無謂的犧牲，他們是為了一個平等、自由和永遠和平的新國家而獻身的，現在這樣一個他們所期待的新王國已經誕生。就連這個平時沉靜、嚴肅而且頭腦異常清醒的夢想家此時也像迷醉了似的。終於可以迴到自己的祖國和家鄉去了！這一激動人心的消息同時也振奮著隱居在日內瓦、洛桑、伯爾尼等國家的幾百名俄國流亡者，他們歡唿、興奮、流淚，現在，他們再也不用冒著被判處死刑的危險偷偷用假護照隱藏姓名迴到那個並不愛自己的沙皇帝國去，現在他們可以作為自由的公民光明正大地迴到那片獲得自由的土地上去。於是，所有流亡的人在激動中開始準備自己那少得可憐的行裝。這時的時政報紙上刊登了高爾基發出的簡略而有力的唿號：“大家都迴家吧！”於是這些流亡多年的人們向四麵八方的夥伴發出信件和電報：迴家，大家迴家吧！我們要集合起來！團結起來！要為自己無悔的選擇和畢生奮鬥的事業—俄國革命—奉獻終生！
失望
然而事實並不像他們想得那般美好，幾天之後他們驚愕地意識到：這個使他們欣喜若狂的革命並不是他們所夢想的那種革命，而且也不是真正的一次俄國革命，而是反對沙皇的一次宮廷政變。政變的策動者是英國和法國的一些滑頭的外交官們，他們的真正目的是要阻止沙皇政府與德國媾和。它並不是由對和平與權利迫切需求的人民所發動的革命。這不是他們曾為之畢生努力並且時刻準備獻身的那種革命。這次革命是一次陰謀，是那些好戰的黨派、將軍、帝國主義的侵略分子為了按計劃成功實施他們的計劃而策動的陰謀。之後，列寧和流亡的同誌們又認識到：革命的號召，招唿大家都迴家的許諾並不屬於卡爾·馬克思式的激進的真正革命者。自由派首領米留可夫已經下了指示阻止他們迴去。他們在哈利法克斯1把托洛茨基截留並禁閉，把其他的激進派分子阻攔在國境線外。所有協約國2的邊境線上的關卡哨所，都有一份記錄著全體參加過第三國際齊美爾瓦爾得會議的人員的黑名單。而另一方麵，他們把那些溫和派的對於他們繼續進行戰爭有利的社會主義者迎接迴俄國，其中，普列漢諾夫1就在護送人員的陪伴下十分體麵地從英國乘著魚雷艇迴到彼得堡。列寧抱著最後一線希望，向彼得堡發去好幾封電報，但是這些電報往往會被中途扣留或者放在那裏無人過問。在蘇黎世幾乎沒人知道，在歐洲也很少有人知道，而在俄國，特別是那些反對派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是那麽堅強有力，而矢誌不渝，同樣也是多麽致命的危險人物。
這些被阻拒於國門外麵的人，現在一籌莫展，內心充滿絕望。許多年來他們製定了自己的俄國革命的戰略，在巴黎、倫敦、維也納的總部他們舉行過無數次的會議，衡量對比、嚐試討論過革命工作中的每一個細節問題。十多年來，他們自己創辦刊物，互相探討分析俄國革命在理論和實踐上麵臨的各種困難和可能性發生的危險。而列寧傾其一生都在構想整個俄國的革命實現，經過不斷修改完善，這個總體構想最終形成。可是現在，他卻被阻留在瑞士，他擔心自己所構想的革命藍圖將被一些機會主義者篡改和糟踐，他覺得那些人是在盜取解放人民的崇高名義，本質上卻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和同謀。興登堡2這位德國將軍，在他戎馬四十年的人生中，曾多次與俄國軍隊交鋒，並將之打退，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也隻能穿著平民服裝整天待在家裏，隻能整天用小旗幟在密密麻麻的地圖上標明現役將軍們的軍事進展和錯誤。在這些日子裏，列寧的遭際和興登堡將軍的命運，何其相似。列寧—這位最徹底的現實主義思想者，在這段痛苦的日子裏也竟絕望地開始不著邊際地胡思亂想起來：能否租一架飛機，橫空越過德國和奧地利？他需要得到幫助，但是第一個找上門來的卻是一個間諜。於是他不斷地想要潛逃，他寫信到瑞典，請求熟人設法給他辦一張瑞典護照，他甚至還想要裝聾作啞，這樣就可以免受重重盤問。不過，在夜不成寐時他可以浮想聯翩，但是，隻要早晨一起來，他也知道自己這些美夢根本就是虛幻的泡沫，到了大白天，他仍清楚意識到：必須迴到俄國去。他必須親自去從事自己的理想和革命，而不是由別人代理。他必須迴去進行名副其實的、徹底的革命，而不是那種政權上的輪替更迭。他必須迴去，而且必須立刻迴去，為之，他要不惜一切代價！
艱難的抉擇
瑞士是個被周邊國家包圍著的國家，它的鄰國有意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作為一個革命者，列寧要取道協約國迴到俄國是行不通的，而作為一名俄國人，一個敵國的公民，要穿過德國迴去也是不行的。然而荒唐的是：比起米留可夫的俄國和普安卡雷1的法國，德國的威廉皇帝對列寧異常友好熱情。因為德國急切需要不惜一切代價地同俄國媾和，並且要趕在美國宣布參戰之前，所以，這樣一個能夠給英、法兩國的使節們不斷地製造麻煩的革命家，對德國人來說卻是一個應受到歡迎的對手。
但是，列寧曾在自己最初的著作中無數次譴責和抨擊過威廉皇帝的德國，現在卻要突然同這個國家進行談判，走這條路，必然要承擔非比尋常的責任。因為，從道德觀念來評判，在戰爭期間如果能得到敵對國家軍事參謀部的準許，進入並通過這個國家的領土，那無疑就是一種叛國行為。這一點列寧自己也很清楚。這一行動隻要一開始便會使自己的黨和自己的革命事業遭到誹謗。他本人將要受到猜忌，會讓人們把他當成一個已被德國政府收買並雇用的可恥的間諜派到俄國去的。而且，如果他實現了自己和德國立即媾和的協議，他將會成為曆史的永遠罪人，公眾會譴責他，認為是他阻礙了俄國取得真正的和平勝利。因此，當他宣布了，在萬不得已的非常形勢下，他將會選擇走這條最危險、最足以使自己聲名狼藉的道路時，不單是那些溫和的革命者，就連大多數同列寧革命觀點一致的同誌，都被他驚呆了。他們不知所措急惶惶地安慰他說：瑞士的社會民主黨人已經開始準備談判，想爭取通過各自交換戰俘這種溫情的而又合法的策略，把流亡的俄國革命者送迴去。但是這將是一條十分漫長的道路，列寧知道，俄國政府將會蓄意製造各種各樣的借口為他們的返迴製造障礙，這件事會拖到遙遙無期。而在他來說，現在的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事關重大，他隻能迫不得已地決定鋌而走險，要去幹這種被法律和道德觀念看做屬於背叛的事。那些少有魄力和膽識的常人是不敢幹這樣一件事的，但是列寧已經暗下決心，要去和德國政府談判，他將不顧一切地承擔全部責任。
決定
選擇這一步必然會引起社會轟動和諸多攻擊，所以，他非常謹慎，盡可能公開行事。弗裏茨·普拉廷是當時的瑞士工會書記，他受列寧的委托前去使館同德國代表磋商，轉達了列寧提出的條件，而這位公使在去談判之前就已經和俄國流亡革命者進行過常規性的談判。而這個瘦小且相貌並不出眾的流亡者好像預見到自己不久肯定會擁有權威似的，他根本沒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樣對德國政府提出請求，而僅僅是提出幾個合理的條件：俄國旅客按正常票價自己支付旅費；上下車時不得搜身和檢查護照；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強迫旅客中途離開車廂；必須承認車廂的治外法權；隻有在滿足所有的條件下，俄國旅客才可以接受德國政府提供的便利。大臣羅姆貝爾格將這些條件一一向上呈報，一直呈送到最高統帥部魯登道夫那裏，毫無疑問獲得了批準，雖然魯登道夫後來在他的迴憶錄中隻字未提這件或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一次決定。其實在當時，列寧故意將協議寫得模棱兩可，不僅僅是為了俄國人，同時也想讓同車的奧地利人拉狄克免受檢查，德國公使也本想在個別細節上作些修改，但是，情況發生了變化，就在4月5日這一天，美利堅合眾國正式向德國宣戰了，德國政府同列寧一樣著急了，所以，德國公使沒來得及修改。
於是，在4月6日中午，弗裏茨·普拉廷獲得一項有紀念意義的通知，內容為：“一切都按列寧所提出的條件進行安排。”4月9日，下午2點30分，一共有三十二人，包括有婦女和兒童。他們提著舊箱子，衣著寒酸、步履匆匆地從蔡林格霍夫餐館出來直奔蘇黎世火車站。在這些迴去的男人中，後來隻有列寧、拉狄克和季諾維也夫的名字被世人所知。在當時的《小巴黎人》報上已經有這樣一條報道：俄國臨時政府將把這批經過德國領土的旅客視作叛國分子。他們一起簽署了文件，特意用粗壯的直來直去的字體簽名，來表示他們同意所有的條件並對自己的這次旅行承擔全部責任。之後他們一起在那個餐館裏吃了一頓最簡單的午飯，現在，他們都不說話、邁著堅定的步子踏上這一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行程。
他們到達火車站時，絲毫沒有引起任何關注。沒看到一個新聞記者，也沒有一個攝影記者。在瑞士，誰會認識這位名叫烏裏揚諾夫先生的人呢！他藏在一頂壓皺了的帽子下，穿著很舊的上衣，腳下依然是那雙笨重而可笑的礦工鞋（這雙鞋他一直穿到瑞典），混雜在一群提著破舊箱、藍包袱的男女老少中間，默默地在列車裏找了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座位。這群人從表麵看和那些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魯登尼亞1來的無數移民沒有兩樣，那些移民以前常常在蘇黎世的海岸坐在自己的木箱上休息幾個鍾頭，接下來他們便前往法國海岸或更遠的地方。瑞士的工人政黨並不讚同這次旅程，他們沒有派代表來。站台上有幾個俄國人來送行，但目的是給家鄉的人捎去一點東西和他們遠方的問候。仍有幾個人來，他們想盡力在最後一分鍾勸說列寧停止這次“冒險的、違法的旅行”。但是大局已定。3點10分，列車員發出信號，列車長鳴一聲，冒著滾滾濃煙，向德國邊境線的哥特烏丁根車站駛去。從這個時刻—3點10分起，世界時鍾的走法變了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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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的列車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各強國已經發射了千百萬發毀滅性的炮彈。這些由精巧的工程師們設計出來的炮彈，射程很遠、衝擊力極大、破壞力超強。但是，在世界近代史上沒有哪一發炮彈能像今天這列火車似的射程那麽遙遠，而且那麽命運攸關。這輛列車正載著20世紀最危險、最堅決的革命家從瑞士邊境出發，跨越整個德國，奔向彼得堡，而且要到那裏去重建時代的秩序。
這一枚不同尋常的炮彈終於停在了哥特馬丁根火車站的鐵軌道上，這節車廂分有二等席位和三等席位，男人們坐在三等席位，婦女和孩子坐在二等席位。車廂的地板上還用粉筆畫了一道線，這是德國軍官的包廂與俄國流亡者領地的分界線，那兩個德國軍官是專門派來護送這批力量很強的活的烈性炸藥的。在法蘭克福，有幾個事先聽到了俄國革命者要從這裏經過的德國士兵突然跑來，甚至有少數幾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想要上前和這批旅行者攀談，那兩個德國軍官阻止他們上車。列寧靜默地坐著，他心裏很清楚，這個時候，在這德國的領土上即使隻和一個德國人隨便說一句話，都會替自己招來嫌疑。但是，到了瑞典，他們受到空前的熱烈的歡迎，他們在那裏吃了早餐。這群餓壞了的人紛紛跑向餐桌，而出現在他們麵前是那誘人的黃油麵包。早餐後，列寧必須得換下那雙沉重的礦工鞋，他去買了一雙新鞋和換了幾件新衣服。終於，到達俄國邊境了。
新紀元的炮聲
列寧迴到俄國這片土地上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一頭埋進報紙堆裏，他沒有顧及別人在幹什麽，這也符合了他的性格特點。盡管他已經有足足十四年的時間沒有待在俄國，沒有這麽近地貼近自己的故土、國旗和那些戍守的士兵，但是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意誌堅強的他並不像其他人那樣淚水漣漣，也不像那些同來的婦女們，莫名其妙地跑去擁抱那些麵無表情的士兵們。他急切要看到報紙，看到自己的《真理報》，要仔細檢查一下這份原本屬於自己的報紙—是否仍在堅定地站在國際主義立場上。哦，他氣憤地把《真理報》揉成一團扔到一邊。報紙中始終都是“祖國”呀、“愛國主義”呀，這些字句，並沒有堅持徹底的國際主義立場，對他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那種純潔的革命，談得非常淺顯且分篇幅少。他覺得，他必須要扭轉舵輪，他迴來得恰是時候，去實現自己一生最偉大的理想，不管迎接他的是勝利還是毀滅。但是，對於能否達到目的他有點不安，他也不是全然沒有擔憂的，不過時間不會太長了。到了當時被稱為彼得格勒的這座城市1，米留可夫會立刻逮捕他嗎？—專門前來迎接他歸來的兩位朋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車廂裏並沒有告訴他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是他們不情願迴答吧。隻是在昏暗的車廂裏看到他們臉上明顯露出神秘的微笑，而這樣的微笑在朦朧的燈光中又顯得有點隱晦。
不過，事實便是最好的答案。當列車駛進芬蘭火車站到達彼得格勒時，車站前的廣場上站著全副武裝的衛隊士兵和成千上萬歡迎他的工人，他們正在翹首等待這位流亡歸來的偉人。《國際歌》驟然響起，當列寧走出車站時，這個就在昨天還在修鞋匠家裏隱居的被稱為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的人，立刻被千百雙手抓住，人們把他高舉到一輛嶄新的裝甲車上，探照燈霎時從角樓和要塞射來，璀璨的光亮匯集在他身上。他就站在這輛裝甲車上慷慨激昂地向所有的人民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革命演講。大街小巷全都震動，不久之後，“震撼全世界的十天”1開始了。這一革命的炮火，擊中和摧垮了一個帝國主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