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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五經正義》孔穎達畢生心血之所在，就想著這輩子將這部書編撰成功，皆以名垂後世功成名就，受到後世儒學子弟敬仰。可房俊這麽一弄，必然天下學子雲集，到時候這本書成了儒家一大盛事，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與老子何幹？
可這話又有些說不出嘴，難道要說我編撰這本書就是為了名垂後世，至於什麽“兼容百氏，融合南北”根本就是噱頭？
孔穎達的確有借書成名的心思，當然並不完全如此市儈！現在被房俊這麽一摻和，老頭發現自己無話可說了！
這個氣啊！
眼看孔穎達氣得快到高血壓了，房俊趕緊解釋道：“此書規模浩大，絕非一人一力可以承擔。若是能將西漢以來的經學成果盡行保存，使前師之說不致泯滅，後代學者有所鑽仰，豈不是儒家一大功德，作為主編的您來難道就不是備受後人敬仰的先賢聖哲？而且越是多的人參與，這本書的影響力就越大，說不定就可以讓《五經正義》被朝廷頒為經學的標準解釋，若是當真如此，就算是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經學史上從紛爭到統一的演變過程。到那時候，您就是一個對儒家經學具有總結和統一之功的大經學家。”
孔穎達仔細思索，覺得房俊的話倒也不是全無道理。
儒學從西漢開始便流派眾多，師說不一。
當時《詩》分齊、魯、韓三家，《書》分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儀禮》、《禮記》，其中《禮記》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穀二傳，公羊又有顏、嚴之學。
經學史上稱這些分歧為“師法”。
後來經師又在師法的旗號下更生異說，於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種專家之說。就像樹幹分枝，校又分枝，枝葉繁茂，漸失根本，經義難明。故有“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之歎”。
後來古文暢興，糾葛更生。
《詩》有毛傳與齊魯韓爭雄，《易》有高費與施孟爭勝，《春秋》有左傳異軍突起，《禮》又出現《周禮》與分高低，《書》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
文字今古，師說歧異，種種分歧，更擾得經學講壇迷霧重重。
在此之前，曾有三次全體學術界的大討論。
一是西漢宣帝有石渠閣大會，二是東漢章帝有白虎觀之議，三是東漢末鄭玄不講家法，遍注群經。
石渠閣之會，重點討論今文經內部師說繁粹的問題，討論結果，不僅沒有統一師說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劇了經學內部異說的產生；白虎觀之議，重點討論今古文分歧問題，結果著為《白虎通義》，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加西漢讖緯迷信統一意識形態，對古文經說的優秀內容無所取正，並未達到學術統一的目的。
這種情況在政權分離之時，倒還可以容忍，但天下統一之後，特別是自隋王朝設立郡國之學以養士，開設明經、進士科取才以後，沒有一個統一的經解作教材和課試標準，勢必給教育和選舉工作帶來很多麻煩。
隋文帝下令考試國子監學生，準備擇優錄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給無所取正”，答案不能同意，眾博士無法評出考卷……
這就尷尬了。
而隨著本朝科舉考試興起，眾多儒門學子得到了晉升機會，偏偏由於儒家經學的答案不統一，給經學考試帶來極大的難度，因此房俊在領導科舉考試改革之時，便大量刪減經學的考題，反而增添了大量有關國學和算學的試題。若是經學能有一個統一的答案，豈有淪落至如此境地？
嗯，不管房俊的本意是打壓經學還是什麽，反正儒家子<style>.show-app2{width:100%;clear:both;disy:block;margin:0010px0;border-radius:3px3px;border:1pxsolid#f2f2f2;}.show-app2-content{float:left;width:70%;background:#dff0d9;font-size:14px;padding:10px0px;color:#3d783f;border-radius:3px003px;line-height:22px;}.show-app2-content.show-app2-cover{float:left;margin:0px10px;height:40px;width:40px;}.show-app2-content.show-app2-detail{float:left;}.show-app2-content.show-app2-detailp{margin:0;}@media(max-width:768px){.show-app2-content.show-app2-detail.show-pc{disy:none;}}.show-app2-contentimg{width:36px;height:36px;border-radius:50%;}.show-app2-button{background:#44a048;border-radius:03px3px0;float:left;width:30%;text-align:center;padding:10px0px;color:#fefefe;font-size:14px;position:rtive;line-height:22px;}.show-app2-button:after{content:"";width:8px;height:8px;border-radius:50%;background:#ff6666;position:absolute;top:3px;right:3px;}</style>儒家子弟就是這麽想的……
作為儒學領袖，孔穎達編撰《五經正義》的初衷，便源於此。
房俊對此倒是不反對。
儒家學說未必有後世一些極端分子所說的那般不堪，甚至認為是導致中華民族落後於世界的罪魁禍首，禁錮思想阻礙自然科學的發展什麽的更是扯蛋。
自漢而降，儒家學說便是統治階級全力扶持的唯一正統，為何隋朝的科技不落後?為何唐朝的科技不落後？為何兩宋的科技水平傲視全球？為何明朝前期照樣領先世界？
說到底，一切都是製度惹的禍，跟信奉什麽學說並沒有實質的關係。
儒學本就是一門哲學而已，講的是修身養性，宋代中期以前的科舉考試都是策論居多，甚少考到經義，而到了明清兩朝，且將經義典籍拔高至無限的高度，偏偏要去追捧“半部論語治天下”，你不亡國，誰亡國？
而且前期的儒家經學的主題思想是積極而且健康的，隻是到了宋朝後期，程朱理學使其進入臼巢走向極端，而明清兩朝的八股文才是禁錮思想的罪魁禍首！
儒學經義對於一個人的自身修養、道德培育是極其有效的，因此房俊對於儒學絕對不反感。
見到孔穎達氣憤漸平，房俊趁熱打鐵說道：“您是主編，可以主導一切，您就是這部《五經正義》的靈魂！就是儒家學說的中興之士！就是後世儒學子弟的至聖先師！”
“至聖先師”這個名大概宋朝才會禦賜給孔子的後人，房俊現在慷他人之慨，事先給了孔穎達，也不算過分，反正都是孔家人……
孔穎達這次意動了。
房俊所說的“主編”之位，的確是這部書的核心。
在注疏編纂過程中，義例的製定，是非的考論，皆由孔穎達定奪。作為主編，孔穎達有權在眾多的經書章句中，選擇一家優秀的注釋作為標準注本，然後對經文注文詳加疏通闡釋。
孔穎達也是個俗人，是俗人就有功名利祿的追求，而既能體現自己的價值，又能集中天下儒學傑出之士編撰此書，作為儒學傳世之經典，可樂而不為呢？
不過孔穎達曆經世事，自然沉得住氣，心中依然認同了房俊的提議，麵上卻依舊是一幅“我很不爽，你欠我錢”的神情，淡淡說道：“便是當真能集中天下各家儒學子弟編撰成書，又能刊印幾本呢？就算刊印出來，無數窮苦儒學子弟，又有幾人買得起這樣的一本書呢？”
房俊差點衝著老頭豎起一根中指！
咱房二一向都是敲別人竹杠敲得當當響的人物，今日居然要被你這老敲一筆？
可是孔穎達的名頭確實好用，現如今天底下的文化人基本都是儒家子弟，有他這尊大神坐鎮，天下英雄還不得競相來投？
欲取之，必先予之……
房俊咬了咬牙，放血一般說道：“知識，是吾輩區分於禽獸的本質。弘揚知識、傳播知識，更是吾輩之重任，因此近期晚輩會成立一家書局，用以刊印即將開始編撰的《農書》。等到前輩這本書編撰成功，晚輩刊印一萬本，並且每本的售價絕對不高於二十文，前輩以為如何？”
孔穎達頓時眉花眼笑：“房二郎不愧是慷慨之士，這等傳播學識的好事，要多多益善。老夫這副名頭，便賣於你吧，隨你折騰。另外，老夫自會修書給一些老友，邀請他們前來華亭鎮，或許閑暇之時亦能在學堂中教授一二。”
老孔聞聽房俊會刊印五千本《五經正義》，並且售價隻有區區二十兩，可是樂壞了。如此一來就會有更多的貧寒學子能夠接受最正統的儒學教育。
隻是不知當老孔知道房俊正打算借由晉陽公主的名義將《農書》免費刊行天下的時候，會是一副什麽樣的心情……
這部《五經正義》孔穎達畢生心血之所在，就想著這輩子將這部書編撰成功，皆以名垂後世功成名就，受到後世儒學子弟敬仰。可房俊這麽一弄，必然天下學子雲集，到時候這本書成了儒家一大盛事，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與老子何幹？
可這話又有些說不出嘴，難道要說我編撰這本書就是為了名垂後世，至於什麽“兼容百氏，融合南北”根本就是噱頭？
孔穎達的確有借書成名的心思，當然並不完全如此市儈！現在被房俊這麽一摻和，老頭發現自己無話可說了！
這個氣啊！
眼看孔穎達氣得快到高血壓了，房俊趕緊解釋道：“此書規模浩大，絕非一人一力可以承擔。若是能將西漢以來的經學成果盡行保存，使前師之說不致泯滅，後代學者有所鑽仰，豈不是儒家一大功德，作為主編的您來難道就不是備受後人敬仰的先賢聖哲？而且越是多的人參與，這本書的影響力就越大，說不定就可以讓《五經正義》被朝廷頒為經學的標準解釋，若是當真如此，就算是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經學史上從紛爭到統一的演變過程。到那時候，您就是一個對儒家經學具有總結和統一之功的大經學家。”
孔穎達仔細思索，覺得房俊的話倒也不是全無道理。
儒學從西漢開始便流派眾多，師說不一。
當時《詩》分齊、魯、韓三家，《書》分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儀禮》、《禮記》，其中《禮記》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穀二傳，公羊又有顏、嚴之學。
經學史上稱這些分歧為“師法”。
後來經師又在師法的旗號下更生異說，於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種專家之說。就像樹幹分枝，校又分枝，枝葉繁茂，漸失根本，經義難明。故有“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之歎”。
後來古文暢興，糾葛更生。
《詩》有毛傳與齊魯韓爭雄，《易》有高費與施孟爭勝，《春秋》有左傳異軍突起，《禮》又出現《周禮》與分高低，《書》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
文字今古，師說歧異，種種分歧，更擾得經學講壇迷霧重重。
在此之前，曾有三次全體學術界的大討論。
一是西漢宣帝有石渠閣大會，二是東漢章帝有白虎觀之議，三是東漢末鄭玄不講家法，遍注群經。
石渠閣之會，重點討論今文經內部師說繁粹的問題，討論結果，不僅沒有統一師說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劇了經學內部異說的產生；白虎觀之議，重點討論今古文分歧問題，結果著為《白虎通義》，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加西漢讖緯迷信統一意識形態，對古文經說的優秀內容無所取正，並未達到學術統一的目的。
這種情況在政權分離之時，倒還可以容忍，但天下統一之後，特別是自隋王朝設立郡國之學以養士，開設明經、進士科取才以後，沒有一個統一的經解作教材和課試標準，勢必給教育和選舉工作帶來很多麻煩。
隋文帝下令考試國子監學生，準備擇優錄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給無所取正”，答案不能同意，眾博士無法評出考卷……
這就尷尬了。
而隨著本朝科舉考試興起，眾多儒門學子得到了晉升機會，偏偏由於儒家經學的答案不統一，給經學考試帶來極大的難度，因此房俊在領導科舉考試改革之時，便大量刪減經學的考題，反而增添了大量有關國學和算學的試題。若是經學能有一個統一的答案，豈有淪落至如此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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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儒學領袖，孔穎達編撰《五經正義》的初衷，便源於此。
房俊對此倒是不反對。
儒家學說未必有後世一些極端分子所說的那般不堪，甚至認為是導致中華民族落後於世界的罪魁禍首，禁錮思想阻礙自然科學的發展什麽的更是扯蛋。
自漢而降，儒家學說便是統治階級全力扶持的唯一正統，為何隋朝的科技不落後?為何唐朝的科技不落後？為何兩宋的科技水平傲視全球？為何明朝前期照樣領先世界？
說到底，一切都是製度惹的禍，跟信奉什麽學說並沒有實質的關係。
儒學本就是一門哲學而已，講的是修身養性，宋代中期以前的科舉考試都是策論居多，甚少考到經義，而到了明清兩朝，且將經義典籍拔高至無限的高度，偏偏要去追捧“半部論語治天下”，你不亡國，誰亡國？
而且前期的儒家經學的主題思想是積極而且健康的，隻是到了宋朝後期，程朱理學使其進入臼巢走向極端，而明清兩朝的八股文才是禁錮思想的罪魁禍首！
儒學經義對於一個人的自身修養、道德培育是極其有效的，因此房俊對於儒學絕對不反感。
見到孔穎達氣憤漸平，房俊趁熱打鐵說道：“您是主編，可以主導一切，您就是這部《五經正義》的靈魂！就是儒家學說的中興之士！就是後世儒學子弟的至聖先師！”
“至聖先師”這個名大概宋朝才會禦賜給孔子的後人，房俊現在慷他人之慨，事先給了孔穎達，也不算過分，反正都是孔家人……
孔穎達這次意動了。
房俊所說的“主編”之位，的確是這部書的核心。
在注疏編纂過程中，義例的製定，是非的考論，皆由孔穎達定奪。作為主編，孔穎達有權在眾多的經書章句中，選擇一家優秀的注釋作為標準注本，然後對經文注文詳加疏通闡釋。
孔穎達也是個俗人，是俗人就有功名利祿的追求，而既能體現自己的價值，又能集中天下儒學傑出之士編撰此書，作為儒學傳世之經典，可樂而不為呢？
不過孔穎達曆經世事，自然沉得住氣，心中依然認同了房俊的提議，麵上卻依舊是一幅“我很不爽，你欠我錢”的神情，淡淡說道：“便是當真能集中天下各家儒學子弟編撰成書，又能刊印幾本呢？就算刊印出來，無數窮苦儒學子弟，又有幾人買得起這樣的一本書呢？”
房俊差點衝著老頭豎起一根中指！
咱房二一向都是敲別人竹杠敲得當當響的人物，今日居然要被你這老敲一筆？
可是孔穎達的名頭確實好用，現如今天底下的文化人基本都是儒家子弟，有他這尊大神坐鎮，天下英雄還不得競相來投？
欲取之，必先予之……
房俊咬了咬牙，放血一般說道：“知識，是吾輩區分於禽獸的本質。弘揚知識、傳播知識，更是吾輩之重任，因此近期晚輩會成立一家書局，用以刊印即將開始編撰的《農書》。等到前輩這本書編撰成功，晚輩刊印一萬本，並且每本的售價絕對不高於二十文，前輩以為如何？”
孔穎達頓時眉花眼笑：“房二郎不愧是慷慨之士，這等傳播學識的好事，要多多益善。老夫這副名頭，便賣於你吧，隨你折騰。另外，老夫自會修書給一些老友，邀請他們前來華亭鎮，或許閑暇之時亦能在學堂中教授一二。”
老孔聞聽房俊會刊印五千本《五經正義》，並且售價隻有區區二十兩，可是樂壞了。如此一來就會有更多的貧寒學子能夠接受最正統的儒學教育。
隻是不知當老孔知道房俊正打算借由晉陽公主的名義將《農書》免費刊行天下的時候，會是一副什麽樣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