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塊越積越多,隊長又走了,有人說起閑話。“這一個個堆著,多像大黑麵包!”望著場上一個個排得整整齊齊,大小勻稱的化肥塊,喬得龍說。


    “真可惜,不能吃。什麽時候真的麵包多到這樣放著,沒人拿,那就好了!”不知誰接了一句。


    “什麽時候,共產主義唄!”莊富生看著,也發生了遐想,他很自信地說。


    “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也做不到!”汪茂才首先表示不相信,“放開肚皮吃飯,不要錢,可人們並不吃飽了就算。‘七隊有個徐二寶,吃粥他用兩個缽頭舀,別人給他提意見,他還向人發牢騷。’食堂貼的這個大字報,我到現在還記得呢。”


    莊富生還是要大家相信,他上過政治課,讀過社會發展史。“到了共產主義,物質條件極大地豐富,人們的思想覺悟也極大地提高,”他牢記政治課本上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要點句,並進一步解釋,“就是說,一方麵,東西多,多得拿不完;另一方麵,人民的思想覺悟都非常高,不多拿。即使一時不那麽豐富,也會互相謙讓的。”


    “嗬,還有這一天呢!”


    “天下奇談,我還沒聽說過。”


    “你想得好,這是你自己編的吧!”


    在場的人七嘴八舌,不相信。莊富生就像一個販賣狗皮膏藥的江湖郎中,麵對著一群懷疑他在販賣假藥的看客一樣難堪。但他自信真理在自己手中。他引經據典,說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預言的。然而,這些人不管你什麽理論,誰的預言,他們講實際。


    在一旁一直不則聲的周大福是生產隊的民兵排長,他最有敵情觀念,似乎感到這是在宣揚階級調和,有問題。“你家解放前有那麽多財物,也沒有主動拿出來分給人嘛!”他直截了當地說。


    這是一個令莊富生尷尬的問題。周大福這家夥總是這樣,常常會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而且往往是在莊富生比較神氣的時候。莊富生又一次責怪自己忘乎所以。怎麽說呢,他無話可說。


    “要你還當地主,你肯分麽?”周大福好像覺得上麵一句話說得還不夠有力,繼續追問。


    “以我現在的覺悟,那是一定的!”莊富生想這樣迴答,然而,他馬上又覺得這樣說問題更大——你還真想當地主?他又想說,“過去搞革命時,有這樣的人。彭湃參加革命,就是從自己家裏開刀的,他把自己的土地、財物分給農民,組織革命軍隊……”可是,那又說明什麽呢,說不定還會說是投機革命呢!況且,他問的是你家,你自己,莊富生上麵的哥哥姐姐有參加革命的,但他們並未從自己的家裏革起,還說什麽呢!


    盡管莊富生尷尬地笑笑,不則聲,可話題已經轉到這上麵,周大福發揮起想象,“要不是解放、土地改革,富生現在當小老板,還跟我們一起幹活麽?一定戴著瓜皮帽,穿著長袍馬褂——嗯?你的租子什麽時候交啊?”他裝腔作調,諷刺意味十足,引來笑聲一片。莊富生像霜打過的禾苗,耷拉著腦袋,再也沒有說話的餘地了。


    也許是發覺了莊富生窘迫不堪的神態,也許是覺得周大福這樣說有點太過分,汪茂才幫著說話了:“別這樣說了吧!莊富生也未必會當小老板,他上麵的哥哥不也是放著老板不當去參加革命的麽?”


    這是事實。隊裏人都知道莊富生三哥在中學讀書時就參加新四軍了,並且隨軍北撤、南下,後來在外麵做不小的事呢!雖然30多年從沒有迴老家鄉,但從本地一些在外麵做大事的那些人那裏,他們也知道這些情況。


    周大福的話打住了,汪茂才又說起莊富生家過去的事來。“你上麵的哥哥姐姐,小時候和我們常在一起玩。”他從自己說起,“那時你家住的圓溝裏麵,方圓有十幾畝,中間是高墩子,長滿了竹子,圓溝兩邊長的都是樹。樹又多又大,有的兩個人都抱不過來。高墩子中間是廒房,獾子常在那打洞,把牆都拱倒了。”他以目睹者的身份,向莊富生及在場的人描述,“東邊河邊有吊橋,吊橋北麵有棵大梨樹,我們常在那裏洗澡偷梨子吃。他們看到也不罵。有時高興,老二、老三還坐在吊橋上看我們跳水,跳下去,上來就給我們一個梨子。”


    汪茂才一邊摜著泥坯,一邊不緊不慢地繼續往下說:“那時,你的一個姐姐也學遊泳,”不知怎的,汪茂才開始好像對莊富生說的,說到這裏卻變了人稱,“她穿的是一身白府綢的衣裳,從水裏上來,裏麵看得清清楚楚,她一上岸,就捂著身子嗷嗷叫朝家裏跑,我們都在旁邊看了笑……”


    他講著,大家都饒有興味地聽,有時插兩句,老一點的證實,確是這樣;年輕一點的感到新鮮,或略加粗俗的打笑。莊富生也一直在默默地聽他說,他聽過不知多少遍了。他對“他家的莊園”的印象就是在這一次又一次的言談中形成的。每當聽人們這樣講的時候,莊富生說不出是什麽味,是讚揚?是批判?是取笑?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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