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同樣也收稅,還是原來的製度,隻不過相對容易一些。


    太平道信徒,被洗腦嚴重,交稅不能說很樂意,但是也不會抵抗。


    稅收的錢很多,是勢力發展的根本。


    但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在割韭菜,剝削底層人民。


    作為一個從底層殺上來的屌絲,韓星河感同身受,不由的多言了幾句。


    “其實,我並不願意收百姓的錢,為太平道搞建設,交稅,兒子還要參軍賣命,已經很可憐了!”


    “就這六年,跟著我們戰死的人,數不勝數!”


    “剛開始,我隻是想搞錢,為了打勝仗,吹過的牛逼不少,什麽振興太平道,建立和諧共生的社會,讓所有人後代子孫無憂無慮...


    “付出了那麽多生命,就不得不繼續下去,兌現承諾,不然都睡不安穩!”


    聽完這話,劉譽笑的合不攏嘴,因為有的話,他也聽過。


    “上位者畫大餅是應該的,不然下麵的人哪來的動力奮鬥啊!”


    “關鍵是,你吹的太大了,我就從來沒相信能成功過!”


    “別說全天下,單說青州都好多人,以後會更多,一直打仗,一直缺錢,經濟很難起來,你的承諾隻是個遙不可及得理想!”


    坦白了說,還真是這樣,人人平等,富裕幸福,算是一個偽命題,能實現這一切的隻有人工智能。


    放東漢末年,生產力低下的時代,完全不可能。


    每個人生來都不一樣,欲望,性格,思想都不同。


    人性決定了一切,有的人就是懶,有的就是勤快。


    有的天生聰慧,有的天生平庸,付出多少都同樣的生活,難免讓人心生不公。


    總有人會上位,過的更好,放任成長,又是一個個大家族。


    說白了,很多理想的東西,隻是把所有人卡在同一個平麵上,過著同樣的生活。


    不止是難,因為它本身就是對優秀的人在壓迫,同樣會有反抗,無窮無盡。


    良久,韓星河突然又說道:“我們不僅缺錢,還缺人口啊,一直打仗下去,遲早無兵可用!”


    也這是個大實話,搞錢還行,去偷去搶去騙,都沒問題,可這個人口...總不能也靠搶吧!


    劉譽沒有馬上迴複,而是雙手抱在胸前,望著遠方沉思。


    “我覺得人口問題和稅收還是有關係的,比如說...”


    他長篇大論說了一大堆,細想一下還真是有關係。


    稅收是一個國家運行下去的根本,自古以來曆朝曆代都在稅收上麵下足了功夫。


    古代百姓的生活猶如過山車一般。


    遇到明君減免賦稅的話,日子就過得好一點,若是遇到一個昏君加重賦稅,那活下去都很艱難。


    所以老百姓世代都在祈禱著天下能夠太平一點。


    各朝建立之初,在製定國家政策的時候一般都是效仿前人的做法。


    大部分都是朝廷中央給每個地方分配有一定的稅額,由地方官在當地進行征收。


    稅法如果根據貧富規格來征稅,久而久之就觸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


    他們勾結官吏巧立各種名目向百姓們征收賦稅。


    官吏們為了升官發財,就不斷地橫征暴斂,百姓們承受著嚴重的苛捐雜稅。


    明朝時期,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進一步改善了民間的賦稅風氣。


    這種方法是將丁銀分攤到田畝當中,丁銀還是從西漢延續下來的“人頭稅”。


    這個方法實施後,人口和糧食各占一定的比例。


    稅法推行之後,農民獲得了一定的自由,同時也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於社會進程是有益的。


    但是一條鞭法依然是為封建上層社會服務,它也是在專業政權和地主之間的鬥爭中產生的。


    所以一條鞭法即使有所改良,但依然跳脫不開土豪鄉紳們的圈子。


    以至於這種改良所達到的效果顯得非常微弱。


    而且當時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一條鞭法針對的僅是勞苦大眾,那些地主卻除外。


    這是大部分王朝對鄉紳士族的一種拉攏政策。


    朝廷規定豪紳地主具有免除賦稅的權利,不僅是他們的家人,就連府上的奴仆都是不用交稅和服徭役的。


    現在的東漢,就是如此,各地士家,皇室親王,全部免稅。


    久而久之,貧富差距就開始凸顯,有錢有閑的不用交稅,反而累死累活的勞苦大眾要被征稅去養活整個國家。


    這也導致百姓們怨聲載道,如果收成好的話還勉強過日子,要是有個天災人禍,那簡直會被逼上絕路。


    他們有些人手握著少量的土地,但卻被巧取豪奪地征收稅款,一年到頭沒得一頓飽飯。


    他們寧願將手裏的土地獻給鄉紳們,去給他們當佃戶,以此來逃避高額的賦稅。


    如此一來就陷入了惡性循環,朝廷能從農戶手裏收上來的賦稅越來越少,導致國庫一直虧空。


    再加上有些農民被逼落草為寇,內憂外患之下,朝廷就連撥款鎮壓的錢財都沒有。


    黃巾起義就是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人頭稅這玩意還是清朝時,康熙優化的。


    康熙五十二年,他頒下一道詔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即規定每戶以當年的人口數來征收丁稅,此後一直固定這個稅額,即使家庭有新成員也不再增加。


    這種方式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廢除了自西漢以來都要繳納的“人頭稅”。


    這樣就給百姓減輕了極大的負擔,此政策的成效就是雍正和乾隆時期人口突破到四億,占世界人口的40%。


    雍正時期,他在康熙的“永不加賦”政策基礎上,麵向全國推行“攤丁入畝”。


    即徹底廢除了“人頭稅”,改為征收田賦。


    這樣農民再也不用負擔人丁的稅收,自身輕鬆了很多。


    政府清查各地的田畝進行上報,按照每戶所占田畝的比例來均攤賦稅。


    最重要的是優待鄉紳的政策到這裏算是徹底結束了。


    他們也跟其他農戶一樣,按照田畝的多寡來繳稅。


    這個政策的落地實施,可以說能讓鄉紳們集體跳腳,他們享受了很久的免稅政策,到清朝不管用了。


    不過對於廣大勞苦大眾來說是一件大喜事,那些田少和無田的農民負擔就減輕很多。


    隨著“人頭稅”的廢除,政府也不用整天盯著哪家哪戶添了新丁,朝廷對戶籍的控製就鬆了很多,從而解放了生產力。


    一些農民或者手工業者可以自由地遷徙和出賣勞動力。


    農民擺脫了人丁徭役的負擔,不用再將自己捆綁在土地上。


    民間社會流動人口也隨之增加,進一步促進了商品市場的繁榮,盛世的由來就是如此。


    攤丁入戶,此舉卸下了窮人身上的枷鎖,同時也斬斷了地方官員的生財之道。


    各種巧立名目的罪行都會被嚴厲查處,對地主和貪官來說無疑是一種沉重的打擊。


    由此可見稅收製度是國之根本,做得好就利國利民,做得不好便會成為國家的負擔,最終引發了國內的暴亂,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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