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長安剛剛散會就帶著王巡山和新任職的迪迦出了門前往《順天時報》，既然事情已經安排好，那麽計劃就正式開始。雖然係統大爺給的時間很是充裕，但是曆史的車輪卻在向前，誰也不知道這個時空因為自己這些人的加入會發生些什麽。至於為什麽帶迪迦？除了在大家麵前顯示他對迪迦的看重以外還需要其充當“提款機”。
1898年，中島真雄參與了創建日本“東亞同文會”的籌備工作，而後以“東亞同文會福州支部長”的身份赴任我國福州。在中國各地進行“輿論宣傳”，為日本的“大陸政策”鼓吹，是“東亞同文會”的對華方針之一。
1899年末，“東亞同文會”製定的開展對華工作具體內容中，就包括“在各形勝樞要之地發行報刊雜誌，作為啟發誘導機關，成為清國輿論界的木鐸”等內容。但當時清政府規定，無論中外人士一概禁止在北京發行報紙雜誌以及其他與政事有關的刊物。“庚子之亂”時期，清廷逃往西安，中島認為這是發行報紙難得的機會，遂決定乘機發行中文報紙《燕京時報》。
1901年12月1日，中島暫借北京工藝局正式推出了《燕京時報》創刊號。由於當時在資金、設備、印刷工等方麵均有困難，兩周之後與中方合辦印刷，才發行了第二號。後來，中島得到日本貴族院議長兼“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篤麿的援助，添置了新的印刷設備，將報館總社正式遷至化石橋(今北京和平門附近)。初期的《燕京時報》通常為每周一出版，偶有附張、告白、號外，版式和尺寸也不統一，其讀者多是日本、朝鮮在中國的僑民。不過，在1904年《京話日報》創辦之前，該報依然可算是北京唯一的中文日報。仟仟尛哾
到了1905年，日本外務省發現了《燕京時報》的“輿論宣傳”價值，於是用1萬日元將其收買。該報轉讓給日本外務省後，成為日本政府在華的“官方機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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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7月21日，該報正式定名《順天時報》(時間另有不同說法)，並獲“大清郵政特準掛號認為新聞紙類”資質，在北京地區發行。曾任順天府尹的陳璧為《順天時報》題寫了報頭。該報取名順天，是因為當時北京的別名為“順天”，同時又取“順應天時”之意。
“您好，我想登報，不知該找哪位？”剛剛一進報社大門的嚴長安就攔住了一個戴眼鏡的男子詢問。
“哦，先生是要尋人還是尋物？”
“都不是，是要等喜報。還請行個方便！”
“前麵右轉第二個門進去就是，那裏有人接待的。”
報社男子對嚴長安說要報喜的事情並不在意，因為這事多了去了。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城中有錢的人隻要是婚喪嫁娶都會登報。這其中一是起到廣而告之的目的，二是顯示其家中的財力，要知道登報可是按字算錢的。
“白事還是紅事？可有現文？是否需要代寫？”
照著男子所指的路，嚴長安一行人很快就找到了報社專門登報的部門。剛進房間他們就被一個埋在桌上奮力書寫的編輯給問道。在這位編輯看來，凡事進這間房子的人無非就是那麽兩件事。
“都不是！”
“將原文拿來..額..不是？不是什麽？我說你們到底是怎麽個意思啊？合著拿我逗咳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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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越來越激動的編輯，站在身後的王巡山及時上前陪著笑臉說道“嗬嗬，誤會誤會！我家老爺的意思是說想登個喜報廣而告之，還請勞煩！”
“紅事？”
“您稍等，我這就說給您聽！還請您給潤潤色！”其實王巡山最好的辦法是拿起桌子上的紙筆寫下來，但是大家哪會寫繁體字？隻能將寫該成了說。好在《順天時報》的編輯冷靜下來後也沒有太過於計較，王巡山一邊說他一邊寫。沒多久，就將一篇嚴長安留學歸來的喜報給寫好了。
“嗯，前麵去交錢罷！正好晚上有一個加刊，我盡力將這份喜報給放進去。不過，有些文章早就排好了，我去找主編給說項說項...”
聞弦歌而知雅意，王巡山轉頭看了看嚴長安，見他點了下頭後這才將腰中的錢袋給悄悄的放在編輯的桌子上。至於這錢從哪裏來的，有迪迦這個提款機在，還用問嗎？編輯也沒有廢話，拿起桌上的錢袋掂了掂滿意錢袋的重量後，就拉開抽屜將錢袋放了進去，這一套動作做的可是行雲流水，很顯然編輯對業務工作很是熟練。
剛剛迴到落腳點的三人還沒有歇口氣，就聽見不遠的大街上有報童在叫賣報紙的聲音，很是有眼力見的迪迦立馬跑出門外買了份報紙進來。
嚴長安從迪迦手中把報拿來，接過一看，剛剛出爐還散發油墨香的《順天時報》，教育消息欄裏印著兩張小照，銅版模糊，很像乩壇上拍的鬼魂照相。這相片還是編輯看在嚴長安一行人行事大方，拿起相機在那間屋子裏拍得。前麵一張照的新聞說，京城嚴家大公子在蘇格蘭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得博士迴國。後麵那張照的新聞字數要多一倍，說本埠商界聞人嚴家大公子嚴長安，數年前出洋深造，留學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德國柏林各大學，精研政治、經濟、曆史、社會等科，莫不成績優良，名列前茅，頃由蘇格蘭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榮授博士，赴各國遊曆考察今日迴國，聞各大機關正爭相禮聘雲。
這個順天時報的編輯還算良心，知道收錢辦事。不僅將嚴長安迴國的喜報給辦得熨帖，還順便將其塑造成了一個“搶手貨”。幸虧選了蘇格蘭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學校，如果是選擇了一些熱門地區的熱門學校的話，那麽這則喜報將會徹底的成為一個笑話！
這個時代的人們因為沒有太多的娛樂活動，閑暇之餘看看報紙也是個不錯的選擇。每個階層都可以在報紙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嚴長安自費的那兩條消息自然逃不過有心人，楊度就是其中一個。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並稱清國人“放縱卑劣”，留日學生群起抗議。楊度以幹事長的名義遞交抗議書。在留日學生中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自辦學校，一派主張妥協。湘人陳天華憤然蹈海。作為總幹事長楊度被一些人指責辦事不力。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鎮國公載澤、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歐、美、日）考察憲政。為了交差，熊希齡赴日請楊度和梁啟超捉刀起草報告，楊度寫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梁啟超寫《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由此博得大名。是年，清政府根據這個報告下詔預備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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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楊度在東京創立《中國新報》月刊，任總編撰，“不談革命，隻言憲政”，楊、梁分道而行。他發表14萬字巨論《金鐵主義》等許多文章，宣傳君主立憲，主張成立政黨，召開國會，實行憲政。《中國新報》、《新民叢報》、《民報》幾成三足鼎立之勢。還組織政俗調查會（後改名憲政講習會、憲政公會），以設立民選議院為立憲運動的中心目標。同年，梁煥奎、範旭東籌備湖南憲政公會，有意擁楊度為會長。10月，楊度迴國，恰伯父逝世。12月，成立湖南憲政公會，楊度為會長，起草《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請他的老師王闓運作過修改，並聯絡不少湖南名流聯名上奏，開清季國會請願運動之先河。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春，袁世凱、張之洞聯合保薦楊度，說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進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候補四品（他僅有舉人功名）。袁世凱安排他在頤和園向皇族親貴演說立憲精義，極力主張開設民選議院。清政府關於“立憲”的文件多出於楊度之手。此時朝廷要搞“法治”了，號召王公大臣都要“學法”，於是，楊度被委任為高級“講師”，得以出入頤和園，為這些王公大臣們“惡補”法律常識，並開設了憲法講座。
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成立的“皇族內閣”中，楊度是統計局局長。楊度和袁世凱私交頗深，關係非同一般，又懷有知遇之感。他認定袁世凱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師。當攝政王載灃要殺袁世凱時，楊度竟敢拒不草詔，冒死論救。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來到袁世凱的故鄉，成為袁世凱的幕僚。宣統三年（1911年）任袁世凱內閣學部大臣。他感到袁內部受到排擠。由於他與孫中山、黃興和袁世凱都有密切關係，因而與汪精衛一起發起“國事共濟會”；他作為袁世凱的代表之一，負責南北調停。民國元年（1912年）秋，黃興在北京極力邀請他加入革命黨，他沒有答應。後來胡瑛等又請他入黨，他提出除非革命黨放棄政黨內閣的主張，他才可以考慮。他還請他的老師出山，王闓運曾任國史館館長。
民國四年（1915年）4月，楊度呈送《君憲救國論》，“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於亡國而已，故以專製之權，行立憲之業，乃聖君英辟建立大功大業之極好機會。”深得袁世凱的讚許，稱之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凱政府學副大臣任內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嚴複等人共同發組織籌安會，任理事長。主張君主立憲，為袁世凱稱帝鼓吹。袁世凱對其恩寵有加，並親自賜匾題字，稱他為“曠代逸才”。
一直幻想著自己成為從龍之臣的楊度眼光是超前的，現在的他不僅要為袁世凱禪精竭慮，還要為“太子”袁克定搜羅人才。隻有這樣，他的家族才有機會一直延續下去。而恰巧，這份報紙上登的嚴長安就是他所鍾意的。能夠成為蘇格蘭一大學的博士，那才華想必是有的。
想通了這些的楊度叫來管家“去《順天時報》打聽一下，這個嚴長安住哪裏？帶上老爺我的請帖，明日請其來府上一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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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年（1915年）4月，楊度呈送《君憲救國論》，“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於亡國而已，故以專製之權，行立憲之業，乃聖君英辟建立大功大業之極好機會。”深得袁世凱的讚許，稱之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凱政府學副大臣任內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嚴複等人共同發組織籌安會，任理事長。主張君主立憲，為袁世凱稱帝鼓吹。袁世凱對其恩寵有加，並親自賜匾題字，稱他為“曠代逸才”。
一直幻想著自己成為從龍之臣的楊度眼光是超前的，現在的他不僅要為袁世凱禪精竭慮，還要為“太子”袁克定搜羅人才。隻有這樣，他的家族才有機會一直延續下去。而恰巧，這份報紙上登的嚴長安就是他所鍾意的。能夠成為蘇格蘭一大學的博士，那才華想必是有的。
想通了這些的楊度叫來管家“去《順天時報》打聽一下，這個嚴長安住哪裏？帶上老爺我的請帖，明日請其來府上一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