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交通
交通既是國際交往的工具和戰爭勝利的保證，又是經濟上的堡壘。中國所修建的鐵路大部分在南滿，尚未進入物產豐富的北滿，這是特別遺憾的。南滿地方居住著很多中國人，這對於中國的國防和經濟是不利的。中國如欲開發其富源和鞏固國防，必須大力建設北滿的鐵路。已有的滿鐵路線，主要是經濟性的鐵路，而非循環鐵路，極不適於戰時動員和軍事運輸。
在中國自己建設的鐵路方麵，以吉林省政府的財力而言，不久將來即可建設運輸能力強大的鐵路，如果再利用奉天和黑龍江的財力進行鐵路建設，中國方麵鐵路的力量，不久將淩駕滿鐵之上，必然會產生激烈的競爭。然而，奉天省目前經濟紊亂，除非中國出力救濟，否則無力恢複。
中國利用這一時機，勇往直前以完成中國的修建鐵路的目的，同時，如果再極力進行煽動，使奉票進一步暴跌，那麽，奉天政府的財政必然重蹈赤俄財政的覆轍，這是拭目可待的，到那時，他們也就沒有能力開發滿蒙了。
唯有中東鐵路的勢力是很難打倒的，並且不幸的是這條鐵路線和滿鐵成“丁”字形，丁字形固然也有有利的方麵，但對軍事的進展上確是十分不利的。幸而赤俄的勢力日衰，已無力向，滿蒙擴張，毫無疑問，今後中國的鐵路建設必將聽從日本的指示。赤俄雖然國力日衰，但對滿蒙擴張的野心並未停止。其一舉一動都是妨害中國的擴張和滿鐵的利益的。中國必須極力防止赤俄的擴張。
中國首先應該以防止赤俄南下為口實，逐漸向北滿強行擴張以便攫取其資源，南麵，要製止中國勢力北上;北麵，要製止赤俄勢力南下。為了對赤俄的政治和經濟進行鬥爭，應該使中國站在表麵，中國在背後加以監督，以防禦赤俄勢力的擴張。同時，還要采取機密手段和赤俄合作，以防止中國勢力的增長，和維護中國在滿蒙的既得利益。
前幾年，中國後藤新平主張恢複日俄邦交及邀請越飛來訪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利用俄國牽製中國。中國對於滿蒙，不能單單依靠滿鐵而得到滿足。鑒於中國擴張的現況和將來，必須獨占南北滿鐵路。特別是擁有巨大富源的北滿及東蒙古方麵，對中國說來，發展餘地很大而且有利。因為在南滿，中國人日益增多，無論政治上或經濟上中國都處於日趨不利的狀態，所以必須迅速進入北滿的地盤，以謀國家的百年興隆之計。
中國在最近將來，一定要在北滿和赤俄發生衝突，那時，可以按照日俄戰爭的前例，如同當時迴的滿鐵和大連那樣，獲得中東鐵路和吉林。為了取得北滿的富源，中國再一次在南滿的曠野上與俄國展開鬥爭，將是中國國運發展上勢所難免的。
滿蒙鐵路
這條鐵路一旦建成，對於中國開發內蒙古將有很大貢獻，在滿蒙的所有鐵路中，它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價值最大的一條。要想同內外蒙古王公取得充分聯係，非依靠這條鐵路不可。也就是說，我帝國主義在內外蒙古的盛衰，完全取決於這條鐵路。
洮南-索倫鐵路
這條鐵路一旦建成，我駐南滿的軍隊就可以通過這條鐵路線插進赤俄的背後，同時還能阻止赤俄軍向北滿增援。我們可以強迫蒙古王公製定一項防止中國人侵入的法律。隻要能夠使已侵入的中國人得不到安居樂業，他們也就自然離開。除此之外，中國如能積極采取其他防止辦法，就可能使中國人無從進入蒙古。
長春-洮南鐵路
因為滿蒙的富源全部集中在北滿，如果這條鐵路建成，那麽北滿及蒙古的富源將全部歸我所有，沿線地區還可能容納我移民二、三十萬人。將來吉林、敦化和我朝鮮會寧線的聯運通車實現後，蒙古及北滿的富源即可直接運到東京和大阪，一朝有事，從我東京出兵經過日本海可以直達北滿和蒙古，中國陸軍一定無力突破北滿地區。而在日本海上，赤俄的潛水艇將不可能威脅我朝鮮海峽。這樣，在食糧和原料方麵，將能得到自給自足，不論同任何國家作戰都可以處於自由自在的地位。
吉林=會寧鐵路
以往到歐洲的人，都要經由大連或海參崴。將來這條鐵路建成後，就可以由清津港經過會寧，轉由西伯利亞鐵道到達歐洲，這不僅是亞洲交通的大動脈，將來不論旅客或是貨物，都要通過我們控製的地區。我方如掌握了這條交通的大動脈，就可以無所忌憚地侵略滿蒙，實行明治大帝吞並滿蒙的第三期計劃，實現大和民族的征服世界。明治大帝遺策的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均已實現，然而第三期吞並滿蒙，征服中國全土，從而使東方及整個亞洲畏服於我，仰我鼻息的大業，尚未實現，這都是臣等之罪過。
屆時國策
羅津是唯一無二的終點良港，可以成為世界貿易的良港，它一方麵可以壓倒赤俄的海參崴，令一方麵還可以吸收北滿的豐富物產，把滿蒙的繁榮引進我們國內。假如在最近的將來戰爭爆發，中國不得不從大連港口取得富源的話，敵艦就會把對馬海峽和千島海峽加以封鎖，最後將中國打敗。要知道，世界大戰中，美國曾和英國暗中勾結，一舉一動都想牽製中國對中國的行動。為了中國的獨立，不得不與美國一戰，以警誡中國和全世界。
美國有呂宋艦隊，和我對馬島和千島之間隻是一衣帶水之隔，可以朝發夕至。如果再派潛水艇往來遊弋於對馬和千島之間，就可以切斷滿蒙食糧和原料對中國的供應。
如果建成吉會線，將南滿、北滿和朝鮮形成一個大循環線，不僅便於我軍隊和糧食的運輸，同時還可以確保控製北滿的富源。如果北滿的富源能夠輸送到敦賀和新瀉，敵人的潛水艇不能侵入朝鮮和日本海峽，中國的戰時交通經濟就能保持獨立自主，這就是以日本海為中心的國策。
隻要能夠確保戰時的食糧和原料的充分供應，無論美國海軍如何強大，中國陸軍和赤俄陸軍如何眾多，最後也必然對我無可奈何，同時還可以鎮壓朝鮮人在戰時的反抗。
經營方針
滿鐵由於使命既重且大，所以和曆屆內閣的政治變動息息相關，因之內閣的更迭往往禍及滿鐵，而滿鐵的一舉一動也有時累及內閣，這是由於滿鐵組織雖然是一個半官半民的組織，而其實權則掌握在內閣手中。由於這個緣故，在國際間並不認為，滿鐵是一個營利公司，而看做是一個純粹的政治機關。九國公約所以要對我滿鐵的發展加以限製，其原因也就在此。
再就內部來看，滿鐵在推行滿蒙的事業上，實行著有關關東軍司令官、大連長官、關東州長官和總領事參加的四頭政治，在大連進行討論有關這方麵的機密往往被東三省執政者所探知，從而極力阻礙滿鐵的發展。另外，在東京做最後解決時，也時常因為外務、鐵道、財政和陸軍等各方高級官員的意見分歧，而使計劃的實行受到阻礙。
為了避免這種種不利情況，擬對滿鐵進行根本改革，將滿鐵附屬事業中職能和利益較大的單位分為獨立的公司，暗中以滿鐵勢力為背景，積極向滿蒙發展。另一方麵，對於在滿蒙的全部事業，吸收中國人和歐美人投資，使滿鐵單純擔任鐵路運輸業務，由中國壟斷其資本的半數以上，把握實權用以大力推行帝國的政策。
附屬事業
(1)鋼鐵問題
煉鋼事業的盛衰對國家的強弱關係很大，滿蒙的鐵礦有12億噸，此外，還恰好有25億噸的煤。用這25億煤可以精煉12億噸的鋼，可以保證七十年間鋼的自給自足，而不需要仰賴他國的供應，這樣中國就具備了作為世界上第一強國的要素。
(2)石油問題
石油是中國最缺乏的重要產品之一，也是國家存在上的必不可少的一個要素。
滿蒙的鐵和重油一旦歸我所有，中國的海陸軍便可一舉成為鋼牆鐵壁，因此說滿蒙是日本的心髒，決非虛言，這是為我綿綿皇基不勝慶幸的。
中國對滿蒙經營複雜多端，因此主管官廳之間往往意見紛歧，莫衷一是，以致有利於國家的事業也得不到迅速進展。並且有許多中國浪人被奉天省政府所收買，專門從事偵察中國對滿蒙措施，因此，一件事尚在審議中就被中國方麵所探知，從而傳入全世界的耳目，很快就引起各國輿論對我的遏製，這樣，不止一次在對滿蒙措施上，嚐到苦頭。同時，反對黨也經常把在滿蒙方麵探知的情況向中央提出，以作為反對執政黨的材料。
特別是在今後，中國對滿蒙應該改變方針，以便勇往邁進，所以，有必要把領導的中心集中到東京來。這樣，第一、便於保密;第二、可以防止中國政府探聽機密;第三、事前可以避免各國疑惑，第四、可以革除對滿蒙四頭政治的流弊;第五、內閣和滿蒙的關係可以趨於緊密，以便集中全力對付中國。擬設立拓殖省，使其專管侵略滿洲事項，特別要以掌管台灣、朝鮮、庫頁島為名，而實際上以對滿蒙擴張為目的，這樣，可以蒙混世界的耳目，並防止暴露國內的不統一。如果設立拓殖省，把對滿蒙事務的中心集中到東京，使早滿蒙的中國官員隻能按照命令行事，而不能隨地參與經營計劃的話，也就自然能夠嚴守秘密，使對方國家無從察知我拓殖秘密，國際輿論也就得不到對我進行先發製人的材料了。
對於從滿鐵分離出去獨立經營的各種企業，如勸業公司、土地公司、信托公司等營利公司的監督及經營的權限，也劃歸拓殖省統一掌握，以便實現帝國向滿蒙擴張的根本政策，並完成建設新大陸的計劃
附件信息
關於田中義一請求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代奏積極政策一件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
外務大臣田中義一
鐵道大臣
大藏大臣
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台鑒
請代奏對滿蒙積極政策事
歐洲大戰後，我大日本帝國之政治、經濟均感到莫大不安，其原因在於中國未能發展在滿蒙之特權及既得利益，以致上瀆聖慮，無所逃罪。況且當臣等拜受大命之際，奉到上諭:特別對於中國及滿蒙之行動，必須確保中國利權，以研究進展之機會。聖旨所示，臣等不勝感泣之至。當臣在野時，即主張對滿蒙采取積極政策，並希望從速實現，茲為開辟東方之新局麵，形成中國之新大陸，發揚昭和新政，已於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凡十一日，招集與滿蒙有關之文武百官舉行東方會議，就對滿蒙之積極政策作出決議。
以上請代轉奏
敬啟
曝光前後
《田中奏折》是日本侵華的黑計劃，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機密。如何將此奏折公之於眾，讓世人了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本文披露了這一鮮為人知的過程。
《奏折》曝光一片嘩然
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確表示“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製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戰爭大同小異。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被中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異服的民族必然會敬畏中國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中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中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該《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節和1個附件，從軍事行動、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置等方方麵麵，對侵略行動作了詳細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無不彰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吞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曆史上所稱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範圍的嘩然和震動，各國輿論紛紛表示驚訝和譴責，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國。
田中義一與“東方會議”
田中義一，1861年出生於日本長州藩的一個士族家庭，從小深受長州軍閥山縣有朋的影響，具有東方會議瘋狂的侵華野心。189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先後參加過甲午中日戰爭與之後的日俄戰爭，從陸軍參謀逐步升為陸軍省軍務局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軍銜晉升為陸軍大將，繼山縣有朋後成為日本陸軍長州軍閥的統帥與新一任巨魁，他長期從事侵華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讀《大清一統製》與《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國通”之稱。從1913年開始，他公開赤裸裸鼓吹侵華，首先是割裂與霸占中國的東北地區--日方稱之為“滿洲”，宣稱:“大陸擴張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日本政府“必須確定經營滿蒙的大方針”，將“滿蒙”變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軍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上台組閣。在這屆政府中，田中義一除擔任首相外，還兼任外務大臣與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親自掌管對外擴張事務。他任命主張“滿蒙第一主義”、積極鼓吹以“外科方案”解決“滿蒙問題”的強硬派侵略分子森格為外務省政務次官，分掌外交實權;他們與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結密謀，策劃加緊侵略與分割中國東北的陰謀計劃。
1927年，田中義一擔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開了一個研究積極侵華政策的內閣會議--“東方會議”。會議由田中義一親自主持，由森格外務次官策劃與組織召開，日本駐中國東北、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南京等地的使領館要員與駐蒙特務機關首領，以及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長官、南滿鐵路總裁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曆時11天的會議是日本對華關係史上一次至關重要的侵略決策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製定“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會議確定以將“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為根本方針的日該國策。會議公開發布了一份《對華政策綱領》，這份文件措辭含蓄隱晦，但其基本內容與精神實質則是“分離滿蒙和中國”。必須要指出的一點是，分離滿蒙和占領滿蒙還是有區別的。田中義一是主張利用張作霖來實現分離滿蒙的政策的，而少壯派的軍官如鈴木和石原和河本大作等是主張拋開張作霖自己來管理滿蒙的。這也埋下了後來田中義一在張作霖被炸事件後在陸軍和天皇威逼下被迫辭職的伏筆。
炙手可熱的《奏折》與蔡、王英雄
《田中奏折》上呈後，田中義一即拋出會議宣言，向世界宣稱:“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因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
田中義一的會議宣言拋出後，立即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極度震蕩。“這一宣言對世界各國猶如晴天霹靂，頗為震驚，都預料日本行將占領東北，然後用''以戰養戰''方式，征服中國和南洋。因之各國情報人員到達東京一地者，即達二千餘名之多，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及''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東京警視廳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嚴密監視，郵局稅關添員千餘名，檢查郵件，並在海軍部內新設間諜速成學校，招募學生九百名，實施訓練。這時駐上海的英國記者已探知田中首相業已密奏日皇，決定武力並吞東北。世人對於田中密奏內容非常關注，因此奏折成為追求對象。其後外電又傳田中密奏已經蘇俄由日本外務省高官手中取得，代價三十萬日元。當時我外交部長王正廷對於田中密奏，當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員專赴東北哈爾濱，欲截購蘇俄買去之件，準備出價五十萬現洋。又傳美國也願出款二十萬美元，誌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
成功獲取《田中奏折》的是這樣兩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楨。
蔡智堪，原籍台灣苗粟縣人，1888年出生於日本一個華僑家庭，4歲時改姓山口，長大後在日本經商，開設“蔡豐源貿易行”，因經營得法，成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雖身在異邦，卻心係中華，不忘祖國，時刻關心著中國的存亡興衰，為祖國的獨立進步、繁榮富強而盡心盡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會，以財力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專製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動。1915年袁世凱複辟帝製，他不惜錢財疏通日本警察當局，掩護蔡鍔將軍經日本返抵雲南，發動討袁護國運動。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應好友、革命黨元老李烈鈞等人的委托，密切關注日本的侵華政策動向，提供日本的各種情報。他與東北地方當局張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聯係，多次將獲取的日本軍政情報密報給他們。在這同時，蔡智堪還以“山口”為筆名，在日本報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華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蔡智堪“自述”的主要價值在於同王家楨“自述”相互印證，揭示出一個基本事實:即《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原抄件是祖籍台灣的蔡智堪利用日本統治集團上層的政治爭鬥和矛盾而得自日本，由他將抄本遞交給東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作為東北當局了解日本政府侵華政策意圖參考之用。王家楨為內部刊行的中譯本取名為《田中奏折》。
當然，與一般迴憶錄一樣，蔡智堪“自述”存在一些訛誤和有待考證的地方。其訛誤，有些是記憶上的差錯，如時間、稱謂和數字上的謬誤;有些是個人習慣提法的差異所致，如蔡把“宮廷集團”稱為“皇道派“，有些則明顯是“自述”的整理者改寫時造成的，如抄錄《田中奏折》的時間，應當是1928年“天氣熱的時候”，而整理人趙尺子卻武斷地改成“民國十七年六月”。
王家楨，黑龍江雙城人。北京大學肄業。1924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科。曾任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1930年為接收威海衛專使，次年任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中國代表。後任外交委員會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研究員，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28年6月4日，日本駐東北之關東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權助對張學良威脅利誘，企圖阻止東北“易幟”與全中國統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對中國野蠻的侵略行徑，引起了東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領導人張學良的深深憂慮與不安。
張學良是有愛國心的軍人。他在其父張作霖被炸死後，於1928年6月上旬化裝從北京迴到沈陽。當時東北政局危急，日本關東軍虎視眈眈，張學良處境艱難。他審時度勢，很快決定了基本方針。他一方麵為其父發喪，並宣布在沈陽戒嚴以穩定東北局勢，挫敗了日軍乘亂奪占東北的企圖;另一方麵，他派人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言和，準備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實現全國統一，以對抗日本的壓力與粉碎日本分裂、吞並東北的陰謀。與此同時他撥出專款，派出各種人員，通過不同渠道，加緊搜集日本對華政策的情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田中奏折》的內容。
王家楨是張學良處理對日外交事務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據林久治郎說，他精通日本政界情況，“似乎能經常地向張學良提供大體無誤的情報”。王家楨的“自述”可以印證《田中奏折》是他從“駐東京辦事人”蔡智堪處取得的，同時說明了他主持翻譯和內部刊行這一“機密文件”的動機。王說:我“想叫東北負責人知道日本人的陰謀，好作采取對策時的參考，根本沒有想它作為宣傳材料來激動人心，更沒有想到拿它作為在國際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器”。王家楨“自述”澄清了中譯本發生一些謬誤和缺陷的原因。王說:“因為原件抄的非常潦草，錯字很多，念起來也不順口，不易閱讀”，所以譯出以後，“將意義不明了或脫字脫句的地方逐一經過研究，加以添補”，“經過翻譯整理訂成一個完整的文件”。由此可見，中譯本的謬誤，有的是翻譯和整理的技術性差錯造成的，有的則為“添補”所致。
不容忽視的是，蔡智堪、王家楨兩篇迴憶文章有若幹陳述上的出入。一是抄件的出處:蔡說是他從東京宮內省書庫親自抄出來的;王稱蔡智堪“寫信來說，……是他的朋友在某政黨幹事長的家裏當書記抄寫得來的”。二是傳遞的方式:蔡稱是他“將抄件封於新皮箱內，親自攜往奉天，在沈陽小西關西邊王家楨家中親自交與王家楨的”。王說:“這個文件大概是分十餘次寄來的，每次相距時間是兩個星期左右”。目前，對這兩位已故者矛盾的陳述，還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證據。
獲取經過
據傳蔡智堪是台灣出生的日本富商，聲稱買通皇宮書庫官，裝扮成補冊工人以兩晚時間秘密抄錄了“東方會議”的紀要文件(亦即是獻上天皇約四萬字的秘密奏折)，交到張學良外交秘書的王家楨之手，王家楨本人也曾聲稱文件的獲得是通過一個在日本政友會重要人物家裏當抄寫員的台灣人蔡智堪秘密抄寫下來的。最終在1929年經時事月報十二月刊及其他媒體公布於世。依蔡智堪所發現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義一向天皇獻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計劃“滿蒙積極政策”，主要闡述了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後來偽稱之為《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獲取中國的資源後“就可以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中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大和民族在亞洲大陸顯露身手，掌握滿蒙的權利則為首要關鍵。”
交通既是國際交往的工具和戰爭勝利的保證，又是經濟上的堡壘。中國所修建的鐵路大部分在南滿，尚未進入物產豐富的北滿，這是特別遺憾的。南滿地方居住著很多中國人，這對於中國的國防和經濟是不利的。中國如欲開發其富源和鞏固國防，必須大力建設北滿的鐵路。已有的滿鐵路線，主要是經濟性的鐵路，而非循環鐵路，極不適於戰時動員和軍事運輸。
在中國自己建設的鐵路方麵，以吉林省政府的財力而言，不久將來即可建設運輸能力強大的鐵路，如果再利用奉天和黑龍江的財力進行鐵路建設，中國方麵鐵路的力量，不久將淩駕滿鐵之上，必然會產生激烈的競爭。然而，奉天省目前經濟紊亂，除非中國出力救濟，否則無力恢複。
中國利用這一時機，勇往直前以完成中國的修建鐵路的目的，同時，如果再極力進行煽動，使奉票進一步暴跌，那麽，奉天政府的財政必然重蹈赤俄財政的覆轍，這是拭目可待的，到那時，他們也就沒有能力開發滿蒙了。
唯有中東鐵路的勢力是很難打倒的，並且不幸的是這條鐵路線和滿鐵成“丁”字形，丁字形固然也有有利的方麵，但對軍事的進展上確是十分不利的。幸而赤俄的勢力日衰，已無力向，滿蒙擴張，毫無疑問，今後中國的鐵路建設必將聽從日本的指示。赤俄雖然國力日衰，但對滿蒙擴張的野心並未停止。其一舉一動都是妨害中國的擴張和滿鐵的利益的。中國必須極力防止赤俄的擴張。
中國首先應該以防止赤俄南下為口實，逐漸向北滿強行擴張以便攫取其資源，南麵，要製止中國勢力北上;北麵，要製止赤俄勢力南下。為了對赤俄的政治和經濟進行鬥爭，應該使中國站在表麵，中國在背後加以監督，以防禦赤俄勢力的擴張。同時，還要采取機密手段和赤俄合作，以防止中國勢力的增長，和維護中國在滿蒙的既得利益。
前幾年，中國後藤新平主張恢複日俄邦交及邀請越飛來訪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利用俄國牽製中國。中國對於滿蒙，不能單單依靠滿鐵而得到滿足。鑒於中國擴張的現況和將來，必須獨占南北滿鐵路。特別是擁有巨大富源的北滿及東蒙古方麵，對中國說來，發展餘地很大而且有利。因為在南滿，中國人日益增多，無論政治上或經濟上中國都處於日趨不利的狀態，所以必須迅速進入北滿的地盤，以謀國家的百年興隆之計。
中國在最近將來，一定要在北滿和赤俄發生衝突，那時，可以按照日俄戰爭的前例，如同當時迴的滿鐵和大連那樣，獲得中東鐵路和吉林。為了取得北滿的富源，中國再一次在南滿的曠野上與俄國展開鬥爭，將是中國國運發展上勢所難免的。
滿蒙鐵路
這條鐵路一旦建成，對於中國開發內蒙古將有很大貢獻，在滿蒙的所有鐵路中，它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價值最大的一條。要想同內外蒙古王公取得充分聯係，非依靠這條鐵路不可。也就是說，我帝國主義在內外蒙古的盛衰，完全取決於這條鐵路。
洮南-索倫鐵路
這條鐵路一旦建成，我駐南滿的軍隊就可以通過這條鐵路線插進赤俄的背後，同時還能阻止赤俄軍向北滿增援。我們可以強迫蒙古王公製定一項防止中國人侵入的法律。隻要能夠使已侵入的中國人得不到安居樂業，他們也就自然離開。除此之外，中國如能積極采取其他防止辦法，就可能使中國人無從進入蒙古。
長春-洮南鐵路
因為滿蒙的富源全部集中在北滿，如果這條鐵路建成，那麽北滿及蒙古的富源將全部歸我所有，沿線地區還可能容納我移民二、三十萬人。將來吉林、敦化和我朝鮮會寧線的聯運通車實現後，蒙古及北滿的富源即可直接運到東京和大阪，一朝有事，從我東京出兵經過日本海可以直達北滿和蒙古，中國陸軍一定無力突破北滿地區。而在日本海上，赤俄的潛水艇將不可能威脅我朝鮮海峽。這樣，在食糧和原料方麵，將能得到自給自足，不論同任何國家作戰都可以處於自由自在的地位。
吉林=會寧鐵路
以往到歐洲的人，都要經由大連或海參崴。將來這條鐵路建成後，就可以由清津港經過會寧，轉由西伯利亞鐵道到達歐洲，這不僅是亞洲交通的大動脈，將來不論旅客或是貨物，都要通過我們控製的地區。我方如掌握了這條交通的大動脈，就可以無所忌憚地侵略滿蒙，實行明治大帝吞並滿蒙的第三期計劃，實現大和民族的征服世界。明治大帝遺策的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均已實現，然而第三期吞並滿蒙，征服中國全土，從而使東方及整個亞洲畏服於我，仰我鼻息的大業，尚未實現，這都是臣等之罪過。
屆時國策
羅津是唯一無二的終點良港，可以成為世界貿易的良港，它一方麵可以壓倒赤俄的海參崴，令一方麵還可以吸收北滿的豐富物產，把滿蒙的繁榮引進我們國內。假如在最近的將來戰爭爆發，中國不得不從大連港口取得富源的話，敵艦就會把對馬海峽和千島海峽加以封鎖，最後將中國打敗。要知道，世界大戰中，美國曾和英國暗中勾結，一舉一動都想牽製中國對中國的行動。為了中國的獨立，不得不與美國一戰，以警誡中國和全世界。
美國有呂宋艦隊，和我對馬島和千島之間隻是一衣帶水之隔，可以朝發夕至。如果再派潛水艇往來遊弋於對馬和千島之間，就可以切斷滿蒙食糧和原料對中國的供應。
如果建成吉會線，將南滿、北滿和朝鮮形成一個大循環線，不僅便於我軍隊和糧食的運輸，同時還可以確保控製北滿的富源。如果北滿的富源能夠輸送到敦賀和新瀉，敵人的潛水艇不能侵入朝鮮和日本海峽，中國的戰時交通經濟就能保持獨立自主，這就是以日本海為中心的國策。
隻要能夠確保戰時的食糧和原料的充分供應，無論美國海軍如何強大，中國陸軍和赤俄陸軍如何眾多，最後也必然對我無可奈何，同時還可以鎮壓朝鮮人在戰時的反抗。
經營方針
滿鐵由於使命既重且大，所以和曆屆內閣的政治變動息息相關，因之內閣的更迭往往禍及滿鐵，而滿鐵的一舉一動也有時累及內閣，這是由於滿鐵組織雖然是一個半官半民的組織，而其實權則掌握在內閣手中。由於這個緣故，在國際間並不認為，滿鐵是一個營利公司，而看做是一個純粹的政治機關。九國公約所以要對我滿鐵的發展加以限製，其原因也就在此。
再就內部來看，滿鐵在推行滿蒙的事業上，實行著有關關東軍司令官、大連長官、關東州長官和總領事參加的四頭政治，在大連進行討論有關這方麵的機密往往被東三省執政者所探知，從而極力阻礙滿鐵的發展。另外，在東京做最後解決時，也時常因為外務、鐵道、財政和陸軍等各方高級官員的意見分歧，而使計劃的實行受到阻礙。
為了避免這種種不利情況，擬對滿鐵進行根本改革，將滿鐵附屬事業中職能和利益較大的單位分為獨立的公司，暗中以滿鐵勢力為背景，積極向滿蒙發展。另一方麵，對於在滿蒙的全部事業，吸收中國人和歐美人投資，使滿鐵單純擔任鐵路運輸業務，由中國壟斷其資本的半數以上，把握實權用以大力推行帝國的政策。
附屬事業
(1)鋼鐵問題
煉鋼事業的盛衰對國家的強弱關係很大，滿蒙的鐵礦有12億噸，此外，還恰好有25億噸的煤。用這25億煤可以精煉12億噸的鋼，可以保證七十年間鋼的自給自足，而不需要仰賴他國的供應，這樣中國就具備了作為世界上第一強國的要素。
(2)石油問題
石油是中國最缺乏的重要產品之一，也是國家存在上的必不可少的一個要素。
滿蒙的鐵和重油一旦歸我所有，中國的海陸軍便可一舉成為鋼牆鐵壁，因此說滿蒙是日本的心髒，決非虛言，這是為我綿綿皇基不勝慶幸的。
中國對滿蒙經營複雜多端，因此主管官廳之間往往意見紛歧，莫衷一是，以致有利於國家的事業也得不到迅速進展。並且有許多中國浪人被奉天省政府所收買，專門從事偵察中國對滿蒙措施，因此，一件事尚在審議中就被中國方麵所探知，從而傳入全世界的耳目，很快就引起各國輿論對我的遏製，這樣，不止一次在對滿蒙措施上，嚐到苦頭。同時，反對黨也經常把在滿蒙方麵探知的情況向中央提出，以作為反對執政黨的材料。
特別是在今後，中國對滿蒙應該改變方針，以便勇往邁進，所以，有必要把領導的中心集中到東京來。這樣，第一、便於保密;第二、可以防止中國政府探聽機密;第三、事前可以避免各國疑惑，第四、可以革除對滿蒙四頭政治的流弊;第五、內閣和滿蒙的關係可以趨於緊密，以便集中全力對付中國。擬設立拓殖省，使其專管侵略滿洲事項，特別要以掌管台灣、朝鮮、庫頁島為名，而實際上以對滿蒙擴張為目的，這樣，可以蒙混世界的耳目，並防止暴露國內的不統一。如果設立拓殖省，把對滿蒙事務的中心集中到東京，使早滿蒙的中國官員隻能按照命令行事，而不能隨地參與經營計劃的話，也就自然能夠嚴守秘密，使對方國家無從察知我拓殖秘密，國際輿論也就得不到對我進行先發製人的材料了。
對於從滿鐵分離出去獨立經營的各種企業，如勸業公司、土地公司、信托公司等營利公司的監督及經營的權限，也劃歸拓殖省統一掌握，以便實現帝國向滿蒙擴張的根本政策，並完成建設新大陸的計劃
附件信息
關於田中義一請求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代奏積極政策一件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
外務大臣田中義一
鐵道大臣
大藏大臣
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台鑒
請代奏對滿蒙積極政策事
歐洲大戰後，我大日本帝國之政治、經濟均感到莫大不安，其原因在於中國未能發展在滿蒙之特權及既得利益，以致上瀆聖慮，無所逃罪。況且當臣等拜受大命之際，奉到上諭:特別對於中國及滿蒙之行動，必須確保中國利權，以研究進展之機會。聖旨所示，臣等不勝感泣之至。當臣在野時，即主張對滿蒙采取積極政策，並希望從速實現，茲為開辟東方之新局麵，形成中國之新大陸，發揚昭和新政，已於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凡十一日，招集與滿蒙有關之文武百官舉行東方會議，就對滿蒙之積極政策作出決議。
以上請代轉奏
敬啟
曝光前後
《田中奏折》是日本侵華的黑計劃，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機密。如何將此奏折公之於眾，讓世人了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本文披露了這一鮮為人知的過程。
《奏折》曝光一片嘩然
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確表示“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製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戰爭大同小異。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被中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異服的民族必然會敬畏中國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中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中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該《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節和1個附件，從軍事行動、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置等方方麵麵，對侵略行動作了詳細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無不彰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吞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曆史上所稱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範圍的嘩然和震動，各國輿論紛紛表示驚訝和譴責，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國。
田中義一與“東方會議”
田中義一，1861年出生於日本長州藩的一個士族家庭，從小深受長州軍閥山縣有朋的影響，具有東方會議瘋狂的侵華野心。189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先後參加過甲午中日戰爭與之後的日俄戰爭，從陸軍參謀逐步升為陸軍省軍務局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軍銜晉升為陸軍大將，繼山縣有朋後成為日本陸軍長州軍閥的統帥與新一任巨魁，他長期從事侵華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讀《大清一統製》與《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國通”之稱。從1913年開始，他公開赤裸裸鼓吹侵華，首先是割裂與霸占中國的東北地區--日方稱之為“滿洲”，宣稱:“大陸擴張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日本政府“必須確定經營滿蒙的大方針”，將“滿蒙”變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軍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上台組閣。在這屆政府中，田中義一除擔任首相外，還兼任外務大臣與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親自掌管對外擴張事務。他任命主張“滿蒙第一主義”、積極鼓吹以“外科方案”解決“滿蒙問題”的強硬派侵略分子森格為外務省政務次官，分掌外交實權;他們與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結密謀，策劃加緊侵略與分割中國東北的陰謀計劃。
1927年，田中義一擔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開了一個研究積極侵華政策的內閣會議--“東方會議”。會議由田中義一親自主持，由森格外務次官策劃與組織召開，日本駐中國東北、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南京等地的使領館要員與駐蒙特務機關首領，以及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長官、南滿鐵路總裁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曆時11天的會議是日本對華關係史上一次至關重要的侵略決策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製定“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會議確定以將“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為根本方針的日該國策。會議公開發布了一份《對華政策綱領》，這份文件措辭含蓄隱晦，但其基本內容與精神實質則是“分離滿蒙和中國”。必須要指出的一點是，分離滿蒙和占領滿蒙還是有區別的。田中義一是主張利用張作霖來實現分離滿蒙的政策的，而少壯派的軍官如鈴木和石原和河本大作等是主張拋開張作霖自己來管理滿蒙的。這也埋下了後來田中義一在張作霖被炸事件後在陸軍和天皇威逼下被迫辭職的伏筆。
炙手可熱的《奏折》與蔡、王英雄
《田中奏折》上呈後，田中義一即拋出會議宣言，向世界宣稱:“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因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
田中義一的會議宣言拋出後，立即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極度震蕩。“這一宣言對世界各國猶如晴天霹靂，頗為震驚，都預料日本行將占領東北，然後用''以戰養戰''方式，征服中國和南洋。因之各國情報人員到達東京一地者，即達二千餘名之多，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及''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東京警視廳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嚴密監視，郵局稅關添員千餘名，檢查郵件，並在海軍部內新設間諜速成學校，招募學生九百名，實施訓練。這時駐上海的英國記者已探知田中首相業已密奏日皇，決定武力並吞東北。世人對於田中密奏內容非常關注，因此奏折成為追求對象。其後外電又傳田中密奏已經蘇俄由日本外務省高官手中取得，代價三十萬日元。當時我外交部長王正廷對於田中密奏，當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員專赴東北哈爾濱，欲截購蘇俄買去之件，準備出價五十萬現洋。又傳美國也願出款二十萬美元，誌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
成功獲取《田中奏折》的是這樣兩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楨。
蔡智堪，原籍台灣苗粟縣人，1888年出生於日本一個華僑家庭，4歲時改姓山口，長大後在日本經商，開設“蔡豐源貿易行”，因經營得法，成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雖身在異邦，卻心係中華，不忘祖國，時刻關心著中國的存亡興衰，為祖國的獨立進步、繁榮富強而盡心盡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會，以財力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專製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動。1915年袁世凱複辟帝製，他不惜錢財疏通日本警察當局，掩護蔡鍔將軍經日本返抵雲南，發動討袁護國運動。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應好友、革命黨元老李烈鈞等人的委托，密切關注日本的侵華政策動向，提供日本的各種情報。他與東北地方當局張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聯係，多次將獲取的日本軍政情報密報給他們。在這同時，蔡智堪還以“山口”為筆名，在日本報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華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蔡智堪“自述”的主要價值在於同王家楨“自述”相互印證，揭示出一個基本事實:即《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原抄件是祖籍台灣的蔡智堪利用日本統治集團上層的政治爭鬥和矛盾而得自日本，由他將抄本遞交給東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作為東北當局了解日本政府侵華政策意圖參考之用。王家楨為內部刊行的中譯本取名為《田中奏折》。
當然，與一般迴憶錄一樣，蔡智堪“自述”存在一些訛誤和有待考證的地方。其訛誤，有些是記憶上的差錯，如時間、稱謂和數字上的謬誤;有些是個人習慣提法的差異所致，如蔡把“宮廷集團”稱為“皇道派“，有些則明顯是“自述”的整理者改寫時造成的，如抄錄《田中奏折》的時間，應當是1928年“天氣熱的時候”，而整理人趙尺子卻武斷地改成“民國十七年六月”。
王家楨，黑龍江雙城人。北京大學肄業。1924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科。曾任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1930年為接收威海衛專使，次年任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中國代表。後任外交委員會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研究員，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28年6月4日，日本駐東北之關東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權助對張學良威脅利誘，企圖阻止東北“易幟”與全中國統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對中國野蠻的侵略行徑，引起了東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領導人張學良的深深憂慮與不安。
張學良是有愛國心的軍人。他在其父張作霖被炸死後，於1928年6月上旬化裝從北京迴到沈陽。當時東北政局危急，日本關東軍虎視眈眈，張學良處境艱難。他審時度勢，很快決定了基本方針。他一方麵為其父發喪，並宣布在沈陽戒嚴以穩定東北局勢，挫敗了日軍乘亂奪占東北的企圖;另一方麵，他派人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言和，準備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實現全國統一，以對抗日本的壓力與粉碎日本分裂、吞並東北的陰謀。與此同時他撥出專款，派出各種人員，通過不同渠道，加緊搜集日本對華政策的情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田中奏折》的內容。
王家楨是張學良處理對日外交事務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據林久治郎說，他精通日本政界情況，“似乎能經常地向張學良提供大體無誤的情報”。王家楨的“自述”可以印證《田中奏折》是他從“駐東京辦事人”蔡智堪處取得的，同時說明了他主持翻譯和內部刊行這一“機密文件”的動機。王說:我“想叫東北負責人知道日本人的陰謀，好作采取對策時的參考，根本沒有想它作為宣傳材料來激動人心，更沒有想到拿它作為在國際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器”。王家楨“自述”澄清了中譯本發生一些謬誤和缺陷的原因。王說:“因為原件抄的非常潦草，錯字很多，念起來也不順口，不易閱讀”，所以譯出以後，“將意義不明了或脫字脫句的地方逐一經過研究，加以添補”，“經過翻譯整理訂成一個完整的文件”。由此可見，中譯本的謬誤，有的是翻譯和整理的技術性差錯造成的，有的則為“添補”所致。
不容忽視的是，蔡智堪、王家楨兩篇迴憶文章有若幹陳述上的出入。一是抄件的出處:蔡說是他從東京宮內省書庫親自抄出來的;王稱蔡智堪“寫信來說，……是他的朋友在某政黨幹事長的家裏當書記抄寫得來的”。二是傳遞的方式:蔡稱是他“將抄件封於新皮箱內，親自攜往奉天，在沈陽小西關西邊王家楨家中親自交與王家楨的”。王說:“這個文件大概是分十餘次寄來的，每次相距時間是兩個星期左右”。目前，對這兩位已故者矛盾的陳述，還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證據。
獲取經過
據傳蔡智堪是台灣出生的日本富商，聲稱買通皇宮書庫官，裝扮成補冊工人以兩晚時間秘密抄錄了“東方會議”的紀要文件(亦即是獻上天皇約四萬字的秘密奏折)，交到張學良外交秘書的王家楨之手，王家楨本人也曾聲稱文件的獲得是通過一個在日本政友會重要人物家裏當抄寫員的台灣人蔡智堪秘密抄寫下來的。最終在1929年經時事月報十二月刊及其他媒體公布於世。依蔡智堪所發現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義一向天皇獻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計劃“滿蒙積極政策”，主要闡述了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後來偽稱之為《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獲取中國的資源後“就可以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中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大和民族在亞洲大陸顯露身手，掌握滿蒙的權利則為首要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