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淩霨(1868-1940)，直隸天津人(今天津)，祖籍山東，舉人出身。曾任國務總理，並一度以內務總長兼代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是直係軍閥曹錕的嫡係。抗戰期間，投靠日本，淪為漢奸，出任偽天津市長、偽河北高官等職。1940年3月4日，在北平病死。
人物家世
高淩霨曾代理國務總理攝行總統。高淩霨，晚年別號蒼檜，天津人，光緒甲午(1894年)科舉人。其先世原籍山東，明永樂二年(一四○四年)遷天津，世居西頭。
其兄高淩霄，同治癸酉(1873年)科舉人，光緒庚辰(1880年)科進士。其老住宅門上有“太史第”匾額，即淩霄得第時懸上的。四兄高淩雯，字彤階，光緒癸巳(1893年)科舉人。
高淩霨行五，其兩兄均有聲於天津文壇，興辦教育，參與編寫天津縣誌等工作。高淩霨則一生從政，浮沉宦海多年。
官運亨通
一九○○年(光緒庚子年)義和團運動以來，高淩霨以捐班知府分發湖北候補，住在武昌，這時張之洞正任兩湖總督。張在以前任兩廣總督時，其青縣同鄉高崇基任廣東藩台和廣西巡撫等職，與張之洞相處共事，最為融洽，高淩霨在張之洞麵前，冒認高崇基為同族，騙取了張的信任，不斷地被委以要缺，直到清末，高竟當上湖北提學使。按提學使乃過去學政所改，照例應當進士出身的人才可擔任，高淩霨竟以舉人身份任了學使，可稱異數。民國初年劉若曾任直隸民政長，高淩霨被任為民政司長，嗣又進入北洋政府，從此扶搖直上，長期成為直係曹錕的紅人。
直係軍閥
在一九二三年曹錕賄選總統以前，當時直係內部分成津、保、洛三派。高淩霨、曹銳、邊守靖三人，是津派的中堅人物;曹錕是保派首腦;吳佩孚是洛派首腦。津派是堅主急進賄選的一派。當時吳佩孚主張緩進，與津派形成對立，爭執甚力，結果由保派居間調處，洛派遷就了津派，遂演出了驅黎(元洪)賄選的一幕醜劇。
在直係酲釀賄選當中，高淩霨曾代理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1923年10月12日-1924年1月10日)。曹錕當選大總統，高淩霨一度被任為國務總理，後來改任稅務督辦。
一九二四年，馮玉祥倒直，發動北京政變，曹錕被囚，高淩霨逃到天津，繼又潛往上海，住了一年多。
投日漢奸
一九二六年，高淩霨由上海迴到天津，寓居日租界桃山街，逐漸與親日派接觸，並參加了日本駐軍直接控製的“中日同道會”，熱衷於親日活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繼續向華北擴展勢力，特派日本僧人吉井芳純來華，在天津成立了“中日密教研究會”，推段祺瑞為會長，高淩霨、王揖唐分任副會長，以佛教為掩飾，進行陰謀政治活動。這時，高淩霨常與偽滿外交部大臣張燕卿(張之洞之子)暗通消息，實際上張是高聯絡日寇各方麵關係的主要渠道。高淩霨組織天津市治安維持會前後的留影
一九三二年，南京國民政府通令各省重修省誌，河北省成立了通誌館，高淩霨被任為通誌館館長。
一九三五年，冀察政務委員會在北平成立，宋哲元為委員長，高淩霨出任委員。這時，高淩霨由於積極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而獲得日本主子的青睞。當日本帝國主義決定采取軍事手段占領中國後，在天津需要一個有相當政治資格的人士出來維持地方，以配合其侵略步伐。當時住在天津的軍閥、官僚們，熱衷於這一席位的是大有人在，其中以高淩霨，齊燮元，鈕傳善等為爭奪未來的天津市長表現得最突出，最後，終以高淩霨最合乎日寇的要求。因為他是天津人，曾任過北洋政府的總長、國務總理，並攝行過大總統的職務，所以被日本人看重。
當“七七“事變爆發後，日寇攻占了天津，首先在宙緯路河北省通誌館高淩霨宅前設崗，予以“保護“。從這天開始，高淩霨便作為天津市治安維持會委員長，沐猴而冠，粉墨登場，心安理得地當上了漢奸。高主持維持會四個多月，一切聽從日寇的擺布，為虎作倀，罵聲載道。同年冬天，偽華北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高繼續任政府委員、天津市市長、河北省高官等偽職。
漢奸新貴蠅營狗苟，高淩霨的天津市長上任不幾天就被潘毓桂取而代之。到了1939年，高的河北省高官職位也失掉，隻好鬱鬱無聊地住在北京養老，1940年死去。
無獨有偶
高淩霨身後，其家屬發出訃聞治喪。關於高的一生官階履曆，印在訃聞上的，僅有天津市治安維持會委員長，天津市市長和河北省高官等職，他在清季和民國以來其他官銜，全沒有印上。這與明末降臣洪承疇身後治喪訃告但登降清以後的官銜，是如出一轍，見者多認為洪承疇無獨有偶了。
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字仲珊，出生於天津大沽口(天津市塘沽)，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中華民國直係軍閥的首領。駐軍保定，被稱為“保定王”。
1890年，於天津武備學堂畢業後任毅軍哨官;1919年被擁為直係軍閥首領。1923年6月，曹錕將黎元洪逐走天津;1923年10月5日，重金收買議員，賄選而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927年移居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拒絕日本出麵組織新政府的要求。
1938年5月17日，曹錕病逝於天津。1939年12月，曹錕被國民政府追封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1862年(同治元年)農曆十月二十一日，曹錕出生於天津大沽一個貧窮造船工曹本生家裏。曹錕的父親曹本生，在大沽的一個船行當排工，成年累月給人家造木船，以維持這個10口人之家的生活。盡管曹家經濟拮據，但曹本生性子憨直，為人要強，他寧願自己勒著腰帶，也要供孩子們識幾個字。因此，曹錕兄弟幾個，多在幼年讀過幾年私塾。
曹錕16歲時，父親讓他學造木船，曹錕不肯，叫他學做農活，他也不依，曹本生隻好讓他去賣布。因家中貧窮，買不起一輛手推車，曹錕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處叫賣。父母見曹錕不成器，便在他17歲那年托人說媒，將西大沽一家姓鄭的姑娘娶過來。鄭氏長於曹錕兩歲，相貌平平，但為人通情達理，過門後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對曹錕更是十分體貼，小兩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憤而從戎
一日，曹錕販布到保定城門，被兩個守城的士兵攔住，不但沒讓進城，反而被他們謾罵嘲笑一番。曹錕無端受辱，窩了一肚子火兒。他曆盡艱辛，也未能改變自己吃苦受累的命運，於是他暗下決心，立誌從戎。1882年，20歲的曹錕應募入伍，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曹錕丟了推車賣布的小買賣後，先是在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後做了毅軍的一名哨官，1894年還曾隨部赴朝鮮作戰。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右翼步隊第一營幫帶。他既無背景，又老實巴交，時常受人欺負。但他的一大特點，憨厚，喜怒不形於色，好處都讓給別人，自己則吃苦耐勞，千依百順，不管心中怎麽想，麵上從無怨言。久而久之，於是漸漸地也就聞達於上司，甚至袁世凱都知道了有這麽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
曹錕聽說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有個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當地很有權勢，人稱“大帥”，於是備下厚禮前去拜謁。常言道:“禮多人不怪”。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廣東水師提督，一看來了個姓曹的小老鄉，很是開心。接著一查族譜，發現曹錕竟是自己的孫輩，自然更加高興，便正式認曹錕為族孫，並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凱那兒為他通融，自此曹錕由幫帶而幫統，由幫統而統領，由統領而統製。
曹錕曾到朝鮮參加中日戰爭，後被送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學習，成為袁世凱小站練兵的骨幹，此後，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軍第三鎮統製官。民國成立後，曹任陸軍第三師師長，曾於護國戰爭時率軍南下四川，與護國軍作戰。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列為直皖兩係，曹在兩係暗鬥中，腳踩兩隻船。在馮國璋死後，曹成為直係首領，相繼取得了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的勝利，成為主宰中央大權的實力派人物。
脫穎而出
自1916年9月任直隸督軍，到1923年10月他賄選中華民國總統期間，曹錕主要駐在保定，保定成了直係軍閥的大本營。直皖之戰、第一次直奉戰爭及許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謀劃決策的。現擇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為，從側麵反映曹的麵貌。
1922年，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育德中學學生王錫疆等人代表保定團組織出席了會議。迴保定後，王錫疆主持保定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同年，王錫疆在給省立第六中學學生楊景山的信中郵寄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章程》，被軍閥當局查獲。因其中涉及“布爾什維”等內容，曹錕便下令通緝逮捕王錫疆。王在校長郝仲青幫助下，脫身到北京，後與鄧中夏一起從事革命工作，並由鄧中夏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保定的第一個共產黨員。
1923年5月康有為從洛陽到易州謁清西陵，順路到保定。曹錕在保定光園為其接風洗塵。康有為特為在建的曹錕花園提名“老農別墅”。康有為還在河北大學發表演說，進行反對新文化的宣傳，深得曹錕歡心。一天，曹在與康有為的談話中講到王森然在保定第二女子師範(今保定學院前身)學校增設白話文課程，宣傳新文學時，康有為十分氣惱。他對曹錕說:“他本來是個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讓他在保定呆下去。”
恰值保定召開直奉戰爭直軍全體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王森然寫了兩篇痛斥曹錕的文章，在保定各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曹錕十分憤恨。他以防“赤化”為名，於5月18日晚派人去學校抓王森然。王事先聽到風聲，當夜化裝逃到北京，在李大釗、林語堂、胡適等幾位教授的掩護下，才躲過了通緝。
曹錕駐保定後，就開始著手修建大本營。他先在保定東郊征購土地，修建飛機場，拆通西關新開路，拓寬南大街，又將原清代直隸按察使司衙署改建為賓館。因他仰慕明朝薊遼總督戚繼光的英名，所以把賓館命名為“光園”。曹錕平日在原直隸總督署辦公，下榻在光園。曹錕此時已脫穎而出，擁有了武裝力量。
賄選總統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直係獲勝，獨自控製北京政府。此後，曹錕首先逼退大總統徐世昌，迎原任大總統黎元洪複職，並使黎元洪成為其傀儡，北京政府六度更換國務總理。同時，隨著直係內部吳佩孚的崛起，形成了曹錕領導的直係保定派和吳佩孚領導的洛陽派，吳佩孚不讚成曹錕出任大總統。但曹錕仍在直係內部處於優勢地位，其出任大總統的計劃獲得美國支持。通過美國駐華公使的工作，1923年6月，美國總統沃倫·蓋瑪利爾·哈定發表了支持中國統一的聲明(隨後哈定於同年8月逝世)。
1923年6月，曹錕派人對黎元洪進行恐嚇，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又派王承斌將黎元洪乘坐的火車在天津楊村站扣住，直到黎元洪交出大總統印並簽署辭職書後才放行。曹錕利用內政總長高淩霨和議長吳景濂大批收買或威脅國會議員，於1923年10月6日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被譏為“豬仔總統”、“賄選總統”。此後，由賄選國會起草並通過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人稱“曹錕憲法”、“賄選”。1923年10月10日，該憲法由曹錕頒布實施。這部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
曹錕就任大總統後，直係的實權轉由吳佩孚操控。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隨後，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將曹錕軟禁於中南海延慶樓。北京政府的主導權由直係改歸奉係。1926年4月9日，馮玉祥的部下鹿鍾麟發動兵變包圍了臨時執政府，段祺瑞逃走，同時鹿鍾麟還釋放了被軟禁的曹錕。
遭遇政變
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了一件事，就是馮玉祥倒戈，使直軍慘敗，曹錕被趕下台，並遭到軟禁。
曹錕賄選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擁曹派中積極分子遂由馮玉祥打第一陣，向黎元洪索討軍餉，陸軍軍官天天包圍總統府，包圍國務院，黎的離去主要是受不了軍隊逼宮，而軍隊的主使者就是馮玉祥。
由於吳佩孚對馮玉祥的仇視和排擠，馮玉祥對曹、吳十分不滿。加上曹錕賄選醜劇，激起全國反對，馮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況且馮玉祥對孫中山十分欽佩，本有相機反曹、吳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終於給他帶來了反曹、吳的機會。
1924年10月23日傍晚，馮玉祥率軍撤出前線，迴師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
直奉戰場形勢大為改變。在北京的馮部鹿鍾麟、蔣遇鴻與孫嶽裏應外合，打開城門。鹿鍾麟率部率先入城，與孫嶽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隊會合。士兵們一律佩戴藍布白字的臂章，上寫“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政變軍隊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並戒嚴斷絕交通，迅速占領各部、署衙門。
這次“北京政變”真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一舉獲得成功，曹錕在事先一點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抓住幽禁了起來。1924年10月24日，馮玉祥在北苑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付北方時局。出席會議的有孫嶽、胡景翼、黃郛、王正廷等人。這次會上，馮玉祥被推為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孫嶽分別任副總司令兼第二、第三軍軍長。鑒於孫中山是否北上尚無確切消息、吳佩孚率軍攻擊楊村等情況，孫嶽提出請段祺瑞出山，以聯絡皖係的山東督軍鄭士琦，以阻止直係援軍北上。會上還決定成立攝政內閣，為表示歡迎孫中山北上的誠意，所定閣員多為南方的老革命黨員，如國務總理黃郛，外交兼財政總長王正廷，國民軍總長李書城，參謀總長李烈鈞等。會議決定讓曹錕下令停戰，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並宣布自動退位。
1923年11月4日奉軍占領塘沽，吳佩孚已於先一天率殘部乘艦駛離塘沽，這時直軍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張宗昌、吳光新兩部先入天津，奉軍大隊亦紛紛抵達，在天津的直軍殘餘部隊全被繳械。第二次直奉戰爭遂告結束。
保持晚節
1927年2月，奉係軍閥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東進河南，渡河南下，吳佩孚自鄭州撤退而逃。曹錕隻得匆匆離開河南迴到天津。曹錕迴天津後，住在英租界內的19號路(當今河北路34中學)，和鄭夫人及陳夫人住在一起。劉夫人不願同他們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裏自己花錢蓋了幾所小洋樓，帶著一雙兒女及家人搬了進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北後，矛頭指向華北。於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
一天，幾個日本人身著便裝，來到天津英租界，邀請曹錕“出山”。曹錕怕得罪日本人想開門召見，但劉夫人堵著門不許曹錕出去，並指桑罵槐高聲叫罵。日本人討了個沒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後劉夫人曆數日本人在東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對曹錕說:“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為日本人辦事。”曹錕點頭應允，同時也告誡他的一雙兒女。
日本人在曹錕家碰壁後並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做委員的曹錕的好友齊燮元來做說客。一天夜晚，齊燮元叩門求見。曹錕的門衛遵照劉夫人的囑咐，不予開門，從此以後齊沒有再去曹家。
曹錕晚年之所以能不為金錢、地位所動，堅決不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氣節，除了與當時的曆史背景(直係基本上是親美英派，吳佩孚也堅決拒絕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關外，主要是曹錕本人具有比較強的民族意識。
隆重葬禮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錕因感冒轉成肺炎，經醫治無效，於5月17日(農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裏劉夫人寓所病故，終年76歲。曹錕的葬禮十分隆重。吳佩孚派夫人張佩蘭赴津吊喪，吳本人則在北平身穿重孝舉哀致悼。日本方麵、國民黨方麵都派人前來吊喪，並送給劉夫人大筆撫恤金，但遭到劉夫人的拒絕。曹錕家眷及舊部幕僚、親朋好友幾百人均披孝參加了葬禮，靈柩暫厝於天津英國公墓。國民黨政府有感於曹錕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於6月14日發布特別訓令，予以表彰，並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
人物家世
高淩霨曾代理國務總理攝行總統。高淩霨，晚年別號蒼檜，天津人，光緒甲午(1894年)科舉人。其先世原籍山東，明永樂二年(一四○四年)遷天津，世居西頭。
其兄高淩霄，同治癸酉(1873年)科舉人，光緒庚辰(1880年)科進士。其老住宅門上有“太史第”匾額，即淩霄得第時懸上的。四兄高淩雯，字彤階，光緒癸巳(1893年)科舉人。
高淩霨行五，其兩兄均有聲於天津文壇，興辦教育，參與編寫天津縣誌等工作。高淩霨則一生從政，浮沉宦海多年。
官運亨通
一九○○年(光緒庚子年)義和團運動以來，高淩霨以捐班知府分發湖北候補，住在武昌，這時張之洞正任兩湖總督。張在以前任兩廣總督時，其青縣同鄉高崇基任廣東藩台和廣西巡撫等職，與張之洞相處共事，最為融洽，高淩霨在張之洞麵前，冒認高崇基為同族，騙取了張的信任，不斷地被委以要缺，直到清末，高竟當上湖北提學使。按提學使乃過去學政所改，照例應當進士出身的人才可擔任，高淩霨竟以舉人身份任了學使，可稱異數。民國初年劉若曾任直隸民政長，高淩霨被任為民政司長，嗣又進入北洋政府，從此扶搖直上，長期成為直係曹錕的紅人。
直係軍閥
在一九二三年曹錕賄選總統以前，當時直係內部分成津、保、洛三派。高淩霨、曹銳、邊守靖三人，是津派的中堅人物;曹錕是保派首腦;吳佩孚是洛派首腦。津派是堅主急進賄選的一派。當時吳佩孚主張緩進，與津派形成對立，爭執甚力，結果由保派居間調處，洛派遷就了津派，遂演出了驅黎(元洪)賄選的一幕醜劇。
在直係酲釀賄選當中，高淩霨曾代理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1923年10月12日-1924年1月10日)。曹錕當選大總統，高淩霨一度被任為國務總理，後來改任稅務督辦。
一九二四年，馮玉祥倒直，發動北京政變，曹錕被囚，高淩霨逃到天津，繼又潛往上海，住了一年多。
投日漢奸
一九二六年，高淩霨由上海迴到天津，寓居日租界桃山街，逐漸與親日派接觸，並參加了日本駐軍直接控製的“中日同道會”，熱衷於親日活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繼續向華北擴展勢力，特派日本僧人吉井芳純來華，在天津成立了“中日密教研究會”，推段祺瑞為會長，高淩霨、王揖唐分任副會長，以佛教為掩飾，進行陰謀政治活動。這時，高淩霨常與偽滿外交部大臣張燕卿(張之洞之子)暗通消息，實際上張是高聯絡日寇各方麵關係的主要渠道。高淩霨組織天津市治安維持會前後的留影
一九三二年，南京國民政府通令各省重修省誌，河北省成立了通誌館，高淩霨被任為通誌館館長。
一九三五年，冀察政務委員會在北平成立，宋哲元為委員長，高淩霨出任委員。這時，高淩霨由於積極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而獲得日本主子的青睞。當日本帝國主義決定采取軍事手段占領中國後，在天津需要一個有相當政治資格的人士出來維持地方，以配合其侵略步伐。當時住在天津的軍閥、官僚們，熱衷於這一席位的是大有人在，其中以高淩霨，齊燮元，鈕傳善等為爭奪未來的天津市長表現得最突出，最後，終以高淩霨最合乎日寇的要求。因為他是天津人，曾任過北洋政府的總長、國務總理，並攝行過大總統的職務，所以被日本人看重。
當“七七“事變爆發後，日寇攻占了天津，首先在宙緯路河北省通誌館高淩霨宅前設崗，予以“保護“。從這天開始，高淩霨便作為天津市治安維持會委員長，沐猴而冠，粉墨登場，心安理得地當上了漢奸。高主持維持會四個多月，一切聽從日寇的擺布，為虎作倀，罵聲載道。同年冬天，偽華北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高繼續任政府委員、天津市市長、河北省高官等偽職。
漢奸新貴蠅營狗苟，高淩霨的天津市長上任不幾天就被潘毓桂取而代之。到了1939年，高的河北省高官職位也失掉，隻好鬱鬱無聊地住在北京養老，1940年死去。
無獨有偶
高淩霨身後，其家屬發出訃聞治喪。關於高的一生官階履曆，印在訃聞上的，僅有天津市治安維持會委員長，天津市市長和河北省高官等職，他在清季和民國以來其他官銜，全沒有印上。這與明末降臣洪承疇身後治喪訃告但登降清以後的官銜，是如出一轍，見者多認為洪承疇無獨有偶了。
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字仲珊，出生於天津大沽口(天津市塘沽)，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中華民國直係軍閥的首領。駐軍保定，被稱為“保定王”。
1890年，於天津武備學堂畢業後任毅軍哨官;1919年被擁為直係軍閥首領。1923年6月，曹錕將黎元洪逐走天津;1923年10月5日，重金收買議員，賄選而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927年移居天津。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拒絕日本出麵組織新政府的要求。
1938年5月17日，曹錕病逝於天津。1939年12月，曹錕被國民政府追封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1862年(同治元年)農曆十月二十一日，曹錕出生於天津大沽一個貧窮造船工曹本生家裏。曹錕的父親曹本生，在大沽的一個船行當排工，成年累月給人家造木船，以維持這個10口人之家的生活。盡管曹家經濟拮據，但曹本生性子憨直，為人要強，他寧願自己勒著腰帶，也要供孩子們識幾個字。因此，曹錕兄弟幾個，多在幼年讀過幾年私塾。
曹錕16歲時，父親讓他學造木船，曹錕不肯，叫他學做農活，他也不依，曹本生隻好讓他去賣布。因家中貧窮，買不起一輛手推車，曹錕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處叫賣。父母見曹錕不成器，便在他17歲那年托人說媒，將西大沽一家姓鄭的姑娘娶過來。鄭氏長於曹錕兩歲，相貌平平，但為人通情達理，過門後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對曹錕更是十分體貼，小兩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憤而從戎
一日，曹錕販布到保定城門，被兩個守城的士兵攔住，不但沒讓進城，反而被他們謾罵嘲笑一番。曹錕無端受辱，窩了一肚子火兒。他曆盡艱辛，也未能改變自己吃苦受累的命運，於是他暗下決心，立誌從戎。1882年，20歲的曹錕應募入伍，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曹錕丟了推車賣布的小買賣後，先是在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後做了毅軍的一名哨官，1894年還曾隨部赴朝鮮作戰。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右翼步隊第一營幫帶。他既無背景，又老實巴交，時常受人欺負。但他的一大特點，憨厚，喜怒不形於色，好處都讓給別人，自己則吃苦耐勞，千依百順，不管心中怎麽想，麵上從無怨言。久而久之，於是漸漸地也就聞達於上司，甚至袁世凱都知道了有這麽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
曹錕聽說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有個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當地很有權勢，人稱“大帥”，於是備下厚禮前去拜謁。常言道:“禮多人不怪”。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廣東水師提督，一看來了個姓曹的小老鄉，很是開心。接著一查族譜，發現曹錕竟是自己的孫輩，自然更加高興，便正式認曹錕為族孫，並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凱那兒為他通融，自此曹錕由幫帶而幫統，由幫統而統領，由統領而統製。
曹錕曾到朝鮮參加中日戰爭，後被送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學習，成為袁世凱小站練兵的骨幹，此後，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軍第三鎮統製官。民國成立後，曹任陸軍第三師師長，曾於護國戰爭時率軍南下四川，與護國軍作戰。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列為直皖兩係，曹在兩係暗鬥中，腳踩兩隻船。在馮國璋死後，曹成為直係首領，相繼取得了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的勝利，成為主宰中央大權的實力派人物。
脫穎而出
自1916年9月任直隸督軍，到1923年10月他賄選中華民國總統期間，曹錕主要駐在保定，保定成了直係軍閥的大本營。直皖之戰、第一次直奉戰爭及許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謀劃決策的。現擇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為，從側麵反映曹的麵貌。
1922年，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育德中學學生王錫疆等人代表保定團組織出席了會議。迴保定後，王錫疆主持保定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同年，王錫疆在給省立第六中學學生楊景山的信中郵寄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章程》，被軍閥當局查獲。因其中涉及“布爾什維”等內容，曹錕便下令通緝逮捕王錫疆。王在校長郝仲青幫助下，脫身到北京，後與鄧中夏一起從事革命工作，並由鄧中夏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保定的第一個共產黨員。
1923年5月康有為從洛陽到易州謁清西陵，順路到保定。曹錕在保定光園為其接風洗塵。康有為特為在建的曹錕花園提名“老農別墅”。康有為還在河北大學發表演說，進行反對新文化的宣傳，深得曹錕歡心。一天，曹在與康有為的談話中講到王森然在保定第二女子師範(今保定學院前身)學校增設白話文課程，宣傳新文學時，康有為十分氣惱。他對曹錕說:“他本來是個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讓他在保定呆下去。”
恰值保定召開直奉戰爭直軍全體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王森然寫了兩篇痛斥曹錕的文章，在保定各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曹錕十分憤恨。他以防“赤化”為名，於5月18日晚派人去學校抓王森然。王事先聽到風聲，當夜化裝逃到北京，在李大釗、林語堂、胡適等幾位教授的掩護下，才躲過了通緝。
曹錕駐保定後，就開始著手修建大本營。他先在保定東郊征購土地，修建飛機場，拆通西關新開路，拓寬南大街，又將原清代直隸按察使司衙署改建為賓館。因他仰慕明朝薊遼總督戚繼光的英名，所以把賓館命名為“光園”。曹錕平日在原直隸總督署辦公，下榻在光園。曹錕此時已脫穎而出，擁有了武裝力量。
賄選總統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直係獲勝，獨自控製北京政府。此後，曹錕首先逼退大總統徐世昌，迎原任大總統黎元洪複職，並使黎元洪成為其傀儡，北京政府六度更換國務總理。同時，隨著直係內部吳佩孚的崛起，形成了曹錕領導的直係保定派和吳佩孚領導的洛陽派，吳佩孚不讚成曹錕出任大總統。但曹錕仍在直係內部處於優勢地位，其出任大總統的計劃獲得美國支持。通過美國駐華公使的工作，1923年6月，美國總統沃倫·蓋瑪利爾·哈定發表了支持中國統一的聲明(隨後哈定於同年8月逝世)。
1923年6月，曹錕派人對黎元洪進行恐嚇，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又派王承斌將黎元洪乘坐的火車在天津楊村站扣住，直到黎元洪交出大總統印並簽署辭職書後才放行。曹錕利用內政總長高淩霨和議長吳景濂大批收買或威脅國會議員，於1923年10月6日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被譏為“豬仔總統”、“賄選總統”。此後，由賄選國會起草並通過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人稱“曹錕憲法”、“賄選”。1923年10月10日，該憲法由曹錕頒布實施。這部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
曹錕就任大總統後，直係的實權轉由吳佩孚操控。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隨後，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將曹錕軟禁於中南海延慶樓。北京政府的主導權由直係改歸奉係。1926年4月9日，馮玉祥的部下鹿鍾麟發動兵變包圍了臨時執政府，段祺瑞逃走，同時鹿鍾麟還釋放了被軟禁的曹錕。
遭遇政變
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了一件事，就是馮玉祥倒戈，使直軍慘敗，曹錕被趕下台，並遭到軟禁。
曹錕賄選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擁曹派中積極分子遂由馮玉祥打第一陣，向黎元洪索討軍餉，陸軍軍官天天包圍總統府，包圍國務院，黎的離去主要是受不了軍隊逼宮，而軍隊的主使者就是馮玉祥。
由於吳佩孚對馮玉祥的仇視和排擠，馮玉祥對曹、吳十分不滿。加上曹錕賄選醜劇，激起全國反對，馮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況且馮玉祥對孫中山十分欽佩，本有相機反曹、吳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終於給他帶來了反曹、吳的機會。
1924年10月23日傍晚，馮玉祥率軍撤出前線，迴師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
直奉戰場形勢大為改變。在北京的馮部鹿鍾麟、蔣遇鴻與孫嶽裏應外合，打開城門。鹿鍾麟率部率先入城，與孫嶽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隊會合。士兵們一律佩戴藍布白字的臂章，上寫“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政變軍隊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並戒嚴斷絕交通，迅速占領各部、署衙門。
這次“北京政變”真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一舉獲得成功，曹錕在事先一點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抓住幽禁了起來。1924年10月24日，馮玉祥在北苑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付北方時局。出席會議的有孫嶽、胡景翼、黃郛、王正廷等人。這次會上，馮玉祥被推為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孫嶽分別任副總司令兼第二、第三軍軍長。鑒於孫中山是否北上尚無確切消息、吳佩孚率軍攻擊楊村等情況，孫嶽提出請段祺瑞出山，以聯絡皖係的山東督軍鄭士琦，以阻止直係援軍北上。會上還決定成立攝政內閣，為表示歡迎孫中山北上的誠意，所定閣員多為南方的老革命黨員，如國務總理黃郛，外交兼財政總長王正廷，國民軍總長李書城，參謀總長李烈鈞等。會議決定讓曹錕下令停戰，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並宣布自動退位。
1923年11月4日奉軍占領塘沽，吳佩孚已於先一天率殘部乘艦駛離塘沽，這時直軍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張宗昌、吳光新兩部先入天津，奉軍大隊亦紛紛抵達，在天津的直軍殘餘部隊全被繳械。第二次直奉戰爭遂告結束。
保持晚節
1927年2月，奉係軍閥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東進河南，渡河南下，吳佩孚自鄭州撤退而逃。曹錕隻得匆匆離開河南迴到天津。曹錕迴天津後，住在英租界內的19號路(當今河北路34中學)，和鄭夫人及陳夫人住在一起。劉夫人不願同他們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裏自己花錢蓋了幾所小洋樓，帶著一雙兒女及家人搬了進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北後，矛頭指向華北。於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
一天，幾個日本人身著便裝，來到天津英租界，邀請曹錕“出山”。曹錕怕得罪日本人想開門召見，但劉夫人堵著門不許曹錕出去，並指桑罵槐高聲叫罵。日本人討了個沒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後劉夫人曆數日本人在東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對曹錕說:“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為日本人辦事。”曹錕點頭應允，同時也告誡他的一雙兒女。
日本人在曹錕家碰壁後並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做委員的曹錕的好友齊燮元來做說客。一天夜晚，齊燮元叩門求見。曹錕的門衛遵照劉夫人的囑咐，不予開門，從此以後齊沒有再去曹家。
曹錕晚年之所以能不為金錢、地位所動，堅決不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氣節，除了與當時的曆史背景(直係基本上是親美英派，吳佩孚也堅決拒絕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關外，主要是曹錕本人具有比較強的民族意識。
隆重葬禮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錕因感冒轉成肺炎，經醫治無效，於5月17日(農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裏劉夫人寓所病故，終年76歲。曹錕的葬禮十分隆重。吳佩孚派夫人張佩蘭赴津吊喪，吳本人則在北平身穿重孝舉哀致悼。日本方麵、國民黨方麵都派人前來吊喪，並送給劉夫人大筆撫恤金，但遭到劉夫人的拒絕。曹錕家眷及舊部幕僚、親朋好友幾百人均披孝參加了葬禮，靈柩暫厝於天津英國公墓。國民黨政府有感於曹錕拒絕與日本人合作，於6月14日發布特別訓令，予以表彰，並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