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官沒有直接參與甲午海戰，但是也受到了波及。北洋水師高層被滿清朝廷質疑，所以所有北洋水師的高層都被朝廷召迴。軍官作為北洋水師的高層之一，當然被光緒皇帝找迴來詢問。軍官來不及和光緒皇帝直接見麵，北洋水師的問題就被一些有心人直接公開了。北洋水師的裝備以次充好，管理上的鬆散，炮彈管理上的疏忽等等。光緒皇帝誤以為軍官新來的，不了解北洋水師的底細，所以原諒了軍官。
不過北洋水師不但敗了，而且丟了大清國的臉，整個北洋水師高層都需要整頓。包括軍官和北洋水師提督在內的所有北洋水師高層，集體被朝廷和光緒皇帝免職。軍官剛剛提升的協領軍職，又被拿下了，每個月隻能拿佐領俸祿。不過光緒皇帝承諾軍官，這種局麵不會太久，北洋水師的失敗原因不再軍官身上。
軍官在家賦閑了一段時間之後，光緒皇帝緊急召見軍官。光緒皇帝告訴軍官，北洋水師需要重新組建，光緒皇帝想讓軍官再一次迴到北洋水師高層。軍官擔心自己能力不夠，光緒皇帝承諾軍官不用上戰場，隻需要在北洋水師總部搞好重建工作就好。軍官不但沒有受到甲午海戰的牽連，而且被破格提升為北洋水師第二統領，參與北洋水師的重建和整頓工作。
因為光緒皇帝的信任和重用，軍官在光緒皇帝執政時期，雖然一場仗都沒有打贏過，但是依然多次得到破格提升。軍官成為了大清第二年輕的將軍，排名第一的叫福康安。他不但是乾隆皇帝時期的大將，據說更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所以才會這麽被乾隆皇帝重用。大家都說軍官將來一定是軍中大佬，將來出將入相也說不定。其實大家都看不起軍官，誰都知道軍官是一個不會打仗的外行。不過光緒皇帝活著一天，這個軍官就會風光一天，除非光緒皇帝看清楚軍官的本質。
軍官還算有良心和常識，在重建北洋水師的時候，沒有瞎指揮。他幾乎不參與北洋水師的重建和管理，他的上司和同事也喜歡他這麽做。他平時呆在自己的辦公室裏麵，無所事事的同時，很少出來指手畫腳。大家把該給的都給他留著，該孝敬的當然不會少，軍官過著十分安逸的生活。
百日維新、維新變法、維新運動，是晚清時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製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戊戌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其主要內容有: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但因變法損害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而遭到強烈抵製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曆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戊戌變法是一次具有愛國救亡意義的變法維新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這次變法促進了思想解放，並且對思想文化的發展和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曆史背景
國際背景
光緒帝經濟
19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並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製度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對落後的俄國、日本，在發展了資本主義之後，也迅速強大起來。在這種局勢下，變革舊的製度和舊的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紀後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改革等，使更多的民眾獲得了選舉權和參政權，政治民主化進一步擴大。英、美等國實現了文官製度改革，整頓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行。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在長期的發展中日趨完善。而亞洲的日本則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並迅速崛起。這些國家都為中國人建立資本主義製度提供了示範。
國內背景
政治形勢
馬關條約民族危機的加深。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德、俄、奧、意、日等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後國家和地區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侵略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範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製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唿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
梁啟超一、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唿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於受到種種限製，並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並不能救中國。
二、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曆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後，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製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製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係。他們隻進行一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局限性。盡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並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三、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康有為打著“托古改製“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啟超則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
另一個維新派重要人物嚴複通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複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醞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當維新變法運動在全國開展之時，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與以李鴻章為代表的頑固派(包括洋務派)，圍繞著三個“要不要“，即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為君主立憲製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製度開始了一場大論戰。這是一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麵交鋒。維新派利用這次機會使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進一步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維新陣營。
直接起因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但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而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
變法過程
輿論宣傳
強學會舊址公車上書失敗後，維新派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著書立說，介紹外國變法經驗教訓，在各地創辦了許多報刊、學會、學堂，為變法製造輿論，培養人才。維新變法運動逐漸在全國興起。
1895年8月17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宣傳變法，並組織強學會。
1896年8月，為了宣傳變法而製造輿論中心，《時務報》在上海創刊。
1897年冬，嚴複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
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學會，創辦了《湘學報》。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誌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
實施變法
1897年冬，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嚴重民族危機的激發下，維新變法運動迅速高漲。康有為上書光緒帝，指出形勢迫在眉睫，如果再不變法，不但國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後來，光緒帝接見康有為，表示不做“亡國之君“，讓康有為全麵籌劃變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4月，康有為同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變法正式開始。變法期間，光緒帝先後發布上百道變法詔令，除舊布新。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後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製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準備發動政變。
變法開始後，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變法運動的開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後，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匡、李蓮英跪請太後“垂簾聽政“禦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
光緒皇帝1898年7月30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
1898年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遊曆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並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騤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挾製。“
1898年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老婆與慈禧太後有親戚關係，遂向太後哭訴。
1898年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並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1898年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後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1898年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麵談後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麵，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迴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後事。
1898年9月17日，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帝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
袁世凱1898年9月18日，禦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後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並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迴到天津，次日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迴大內。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台。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遊說慈禧太後。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盡快出走。慈禧迴宮。
1898年9月20日，淩晨康有為攜仆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迴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慈禧太後垂簾旁聽，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太後。康有為離開北京。
戊戌政變
戊戌變法-清朝時期的一次政治改革1898年9月21日，淩晨，慈禧太後突然從頤和園趕迴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台;然後發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變法“失敗。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剛毅奉太後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後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1898年9月25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
變法內容
文教改革
舉辦京師大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鼓勵私人開辦學堂設立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皇族宗室出國遊曆，挑選學生到日本遊學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曆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設譯書局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主要措施為: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
經濟改革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因為官辦企業多弊病，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在各省設分局、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頒發製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在各地設立工廠、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名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倡辦實業，促進生產、鼓勵私人開辦工礦企業。
軍事改革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社會改革
將城鄉許多祠堂、廟宇改為學堂，破除迷信。
政治改革
光緒(一)開放言路。光緒皇帝下詔，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又下詔，凡院、部司員欲條陳意見，可以上書，通過本衙門的“堂官“(首長)代傳。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遞;
(二)精減機構。撤銷詹事府(主管皇後、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內外章奏)等六個衙門，各省也要做相應精減;
(三)任用新人。維新派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都被光緒任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秘書)，參與新政。
(四)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製，在紫禁城內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討論製度改革的機構(未能實行)。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及教會、以孔子紀年、製訂憲法、開國會、君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發易服及遷都上海等。根據康有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失敗原因
根本原因
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資產階級維新派力量過於弱小，即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頑固派掌握實權，實力強大。
直接原因
慈禧太後其一，守舊派勢力強大，當時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光緒皇帝手中，而為以西太後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維新派隻有少數幾個人，沒有實權。西太後最初曾指示“今宜專講西學“，但是，當她感到變法觸及到她自己的權力和清廷王公貴族的利益時，就動手遏製、鎮壓。
其二，維新派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指責西漢的古文經書全係劉歆偽造，《孔子改製考》將孔子打扮為“改製立法“的祖師爺。兩書都沒有充分的、有說服力的證據，不用說守舊派反對，當時的一些開明人士也不讚成。此外，維新派某些激進的宣傳也增加了社會阻力。
其三，維新派缺乏堅強的組織領導，脫離廣大人民群眾，隻寄希望於沒有實權的皇帝和極少數的官僚，甚至對帝國主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其四，維新派及光緒皇帝在實施變法上的某些冒進措施。變法一開始，光緒皇帝就因不滿自己的老師、軍機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頂撞，將其開缺迴籍。大量裁減冗官，僅京師一地，涉及閑散衙門十多處，失去職務者近萬人，但是又沒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書被阻而一下子罷免六個部長級大員，也操之過急，並且失之過重。
其五，變法手段單一:采取單純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不過北洋水師不但敗了，而且丟了大清國的臉，整個北洋水師高層都需要整頓。包括軍官和北洋水師提督在內的所有北洋水師高層，集體被朝廷和光緒皇帝免職。軍官剛剛提升的協領軍職，又被拿下了，每個月隻能拿佐領俸祿。不過光緒皇帝承諾軍官，這種局麵不會太久，北洋水師的失敗原因不再軍官身上。
軍官在家賦閑了一段時間之後，光緒皇帝緊急召見軍官。光緒皇帝告訴軍官，北洋水師需要重新組建，光緒皇帝想讓軍官再一次迴到北洋水師高層。軍官擔心自己能力不夠，光緒皇帝承諾軍官不用上戰場，隻需要在北洋水師總部搞好重建工作就好。軍官不但沒有受到甲午海戰的牽連，而且被破格提升為北洋水師第二統領，參與北洋水師的重建和整頓工作。
因為光緒皇帝的信任和重用，軍官在光緒皇帝執政時期，雖然一場仗都沒有打贏過，但是依然多次得到破格提升。軍官成為了大清第二年輕的將軍，排名第一的叫福康安。他不但是乾隆皇帝時期的大將，據說更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所以才會這麽被乾隆皇帝重用。大家都說軍官將來一定是軍中大佬，將來出將入相也說不定。其實大家都看不起軍官，誰都知道軍官是一個不會打仗的外行。不過光緒皇帝活著一天，這個軍官就會風光一天，除非光緒皇帝看清楚軍官的本質。
軍官還算有良心和常識，在重建北洋水師的時候，沒有瞎指揮。他幾乎不參與北洋水師的重建和管理，他的上司和同事也喜歡他這麽做。他平時呆在自己的辦公室裏麵，無所事事的同時，很少出來指手畫腳。大家把該給的都給他留著，該孝敬的當然不會少，軍官過著十分安逸的生活。
百日維新、維新變法、維新運動，是晚清時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製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戊戌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其主要內容有: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但因變法損害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而遭到強烈抵製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曆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戊戌變法是一次具有愛國救亡意義的變法維新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這次變法促進了思想解放，並且對思想文化的發展和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曆史背景
國際背景
光緒帝經濟
19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並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製度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對落後的俄國、日本，在發展了資本主義之後，也迅速強大起來。在這種局勢下，變革舊的製度和舊的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紀後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改革等，使更多的民眾獲得了選舉權和參政權，政治民主化進一步擴大。英、美等國實現了文官製度改革，整頓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行。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在長期的發展中日趨完善。而亞洲的日本則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並迅速崛起。這些國家都為中國人建立資本主義製度提供了示範。
國內背景
政治形勢
馬關條約民族危機的加深。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德、俄、奧、意、日等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後國家和地區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侵略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範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製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唿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
梁啟超一、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唿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於受到種種限製，並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並不能救中國。
二、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曆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後，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製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製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係。他們隻進行一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局限性。盡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並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三、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康有為打著“托古改製“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啟超則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
另一個維新派重要人物嚴複通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複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醞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當維新變法運動在全國開展之時，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與以李鴻章為代表的頑固派(包括洋務派)，圍繞著三個“要不要“，即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為君主立憲製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製度開始了一場大論戰。這是一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麵交鋒。維新派利用這次機會使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進一步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維新陣營。
直接起因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但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而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
變法過程
輿論宣傳
強學會舊址公車上書失敗後，維新派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著書立說，介紹外國變法經驗教訓，在各地創辦了許多報刊、學會、學堂，為變法製造輿論，培養人才。維新變法運動逐漸在全國興起。
1895年8月17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宣傳變法，並組織強學會。
1896年8月，為了宣傳變法而製造輿論中心，《時務報》在上海創刊。
1897年冬，嚴複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
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學會，創辦了《湘學報》。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誌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
實施變法
1897年冬，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嚴重民族危機的激發下，維新變法運動迅速高漲。康有為上書光緒帝，指出形勢迫在眉睫，如果再不變法，不但國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後來，光緒帝接見康有為，表示不做“亡國之君“，讓康有為全麵籌劃變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4月，康有為同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變法正式開始。變法期間，光緒帝先後發布上百道變法詔令，除舊布新。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後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製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準備發動政變。
變法開始後，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變法運動的開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後，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匡、李蓮英跪請太後“垂簾聽政“禦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
光緒皇帝1898年7月30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
1898年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遊曆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並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騤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挾製。“
1898年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老婆與慈禧太後有親戚關係，遂向太後哭訴。
1898年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並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1898年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後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1898年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麵談後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麵，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迴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後事。
1898年9月17日，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帝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
袁世凱1898年9月18日，禦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後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並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迴到天津，次日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迴大內。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台。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遊說慈禧太後。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盡快出走。慈禧迴宮。
1898年9月20日，淩晨康有為攜仆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迴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慈禧太後垂簾旁聽，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太後。康有為離開北京。
戊戌政變
戊戌變法-清朝時期的一次政治改革1898年9月21日，淩晨，慈禧太後突然從頤和園趕迴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台;然後發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變法“失敗。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剛毅奉太後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後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1898年9月25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
變法內容
文教改革
舉辦京師大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鼓勵私人開辦學堂設立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皇族宗室出國遊曆，挑選學生到日本遊學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曆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設譯書局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主要措施為: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
經濟改革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因為官辦企業多弊病，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在各省設分局、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頒發製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在各地設立工廠、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名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倡辦實業，促進生產、鼓勵私人開辦工礦企業。
軍事改革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社會改革
將城鄉許多祠堂、廟宇改為學堂，破除迷信。
政治改革
光緒(一)開放言路。光緒皇帝下詔，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又下詔，凡院、部司員欲條陳意見，可以上書，通過本衙門的“堂官“(首長)代傳。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遞;
(二)精減機構。撤銷詹事府(主管皇後、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內外章奏)等六個衙門，各省也要做相應精減;
(三)任用新人。維新派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都被光緒任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秘書)，參與新政。
(四)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製，在紫禁城內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討論製度改革的機構(未能實行)。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及教會、以孔子紀年、製訂憲法、開國會、君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發易服及遷都上海等。根據康有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失敗原因
根本原因
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資產階級維新派力量過於弱小，即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頑固派掌握實權，實力強大。
直接原因
慈禧太後其一，守舊派勢力強大，當時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光緒皇帝手中，而為以西太後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維新派隻有少數幾個人，沒有實權。西太後最初曾指示“今宜專講西學“，但是，當她感到變法觸及到她自己的權力和清廷王公貴族的利益時，就動手遏製、鎮壓。
其二，維新派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指責西漢的古文經書全係劉歆偽造，《孔子改製考》將孔子打扮為“改製立法“的祖師爺。兩書都沒有充分的、有說服力的證據，不用說守舊派反對，當時的一些開明人士也不讚成。此外，維新派某些激進的宣傳也增加了社會阻力。
其三，維新派缺乏堅強的組織領導，脫離廣大人民群眾，隻寄希望於沒有實權的皇帝和極少數的官僚，甚至對帝國主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其四，維新派及光緒皇帝在實施變法上的某些冒進措施。變法一開始，光緒皇帝就因不滿自己的老師、軍機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頂撞，將其開缺迴籍。大量裁減冗官，僅京師一地，涉及閑散衙門十多處，失去職務者近萬人，但是又沒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書被阻而一下子罷免六個部長級大員，也操之過急，並且失之過重。
其五，變法手段單一:采取單純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