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文藝創作所涉及的領域很廣，但它們共同的特征是:藝術上絕不依傍他人，喜好獨創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風格豪邁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現出對民間文學的愛好。
明代的詩壇，由於前七子與後七子的提倡，出現了一股擬古的風潮。這種擬古的風氣，在一定意義上有礙於詩歌藝術的發展。徐渭對此深致不滿，並作了尖銳的批評。他說:“鳥學人言，本性還是鳥;寫詩如果一意模擬前人，學得再像，也不過是鳥學人言而已，毫無真實的價值。“徐渭自己的詩歌創作，注重表達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感，風格略近李賀，問學盛唐，並雜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終不失其為自我。這個傾向為稍後主張抒發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對改變晚明詩風具有重要意義。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對徐渭的詩有一段精彩的評述:“文長既不得誌於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見山奔海立。如寡婦之夜泣，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裏;偶爾幽峭，鬼語秋墳。“
徐渭的散文，以《自為墓誌銘》一篇最為出色。此外，許多尺牘也很有特色，潑辣機智，幽默多趣，文風遠啟金聖歎一流。但總的來說，徐渭散文方麵的成就不及詩歌。
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難看懂，用筆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喜歡，自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
徐渭打破了以“台閣體“為主導的明代書壇的寂寞，開啟和引領了晚明“尚態“書風，把明代書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齡認為其書法“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袁宏道則稱:“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矣!“
徐渭的書法及書法觀的產生，與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審美觀念巨大變遷相吻合。他的書法也是從吳門書派主張唐法的反叛中出發，繼而吸取北宋蘇軾、黃庭堅、米芾追求藝術個性化的積極因素中走來。徐渭的作品諸如《寄雲嶽子九首冊》《為仰南書六首詩卷》《李白蘇軾九首詩卷》《春園暮雨詩軸》等作品中黃庭堅書法的筆意比比皆是。
徐渭在《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中所說的“時時露己筆意“的審美精神。他的原話是:“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麵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為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並其須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如果說徐渭的行書已用“己意“實現了對傳統筆法的改變，那麽，最大的改變是那些高頭大軸的中堂行草書。以前說“董其昌破壞了墨法“，在這則要說“徐渭破壞了筆法“。徐渭在書法從卷冊翰劄的文房把玩轉向廳堂展示審美的變革中，實現了作品創作中筆法的改造。《代應製詠劍草書軸》和《代應製詠墨草書軸》是其代表作。徐渭這種借鑒於繪畫的點畫表現方法，是對晉唐筆法的創造性破壞。對於書法藝術這種美術化傾向的改變。
明代的水墨寫意畫迅速發展，以徐渭為代表的潑墨大寫意畫非常流行。徐渭憑借自己特有的才華，成為明代成就極高的寫意畫大師。
徐渭的潑墨寫意花鳥畫，別開生麵，自成一家。其花鳥畫，兼收各家之長而不為所限，大膽變革，極具創造力。其寫意畫，無論是花卉還是花鳥，皆一揮而就，一切盡在似與不似之間，對筆下的四時花木，畫家運用勾、點、潑、皴等多種筆墨形態，將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雋秀、竹子之蕭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潔的神韻刻畫的入木三分，分別舒展九尺與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衝畫外，不見首尾，與密如驟雨的葡萄、虯如蟠龍的藤蔓構成了巨大的張力，充溢在畫麵中的縱橫之氣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實倒掛枝頭，水鮮嫩欲滴，形象生動，茂盛的葉子以大塊水墨點成，風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寫意花卉的風格。豐富的運動軌跡與濃淡、徐疾、大小、幹濕、疏密程度各異的筆蹤墨韻，無不具備振筆疾書的即興性和不可重複性，呈現出中國繪畫中最為強烈的抽象表現主義，使其蘊含某種內在的氣質、精神，這種氣質、精神又使欣賞者有如臨其境之感。徐渭筆下的南瓜、菊花圖，一氣嗬成，驅墨如雲，氣勢逼人，同時又恰如其分的駕馭筆墨，輕重、濃淡、疏密、幹濕極富變化。墨法上既呈隨意浸滲的墨暈，又見控製得宜的濃淡。雖然被徐渭自稱“戲抹“，然而在寫意中仍生動的傳達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韻。它的梧桐圖，隻以潑墨筆法繪其一小部分，卻有使人聯想到挺拔正直的參天梧桐。正如翁方綱所說:“紙才一尺樹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廬。恐是磊落千丈氣，夜半被酒歌噓唏。“徐渭以其精湛的筆法，在似與不似之間，為欣賞者營造出一片開闊的審美天地。
徐渭將自己的書法技巧和筆法融於畫中，正如張岱所言:“今見青藤(徐渭)諸畫，離奇超脫，蒼勁中姿媚躍出，與其書法奇絕略同。昔人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餘謂青藤之書，書中有畫，青藤之畫，畫中有書。“他的《墨葡萄圖》，墨的濃淡顯示了葉的質感，題詩的字體結構與行距不規則，如葡萄藤蔓一樣在空中自由延伸，書與畫融為一體。
徐渭的書法造詣很高，其跌宕縱橫的筆法有助於繪畫藝術的巧妙變化，如畫墨荷、葡萄，大刀闊斧，縱橫馳騁，沒有深厚的書法功力是難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葉圖》，將梅花與芭蕉放在一起，並且在畫上題寫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維畫“，顯示出徐渭與王維在某些構圖上的源流關係。當然，王維畫雪裏芭蕉，更突出一種禪機，即，使得雪的清寒與芭蕉的心空構成畫麵的宗教底蘊，而徐渭在這樣的畫麵組合中，更突出一種超越時空的主體解放性。
徐渭的書法和畫法都極為嫻熟，功底深厚，他的題字，如他的潑墨寫意畫，縱橫不羈，洋洋灑灑;他的潑墨寫意畫，融合了精熟的筆法，意趣橫生，極富韻味。
徐渭晚年悲苦淒涼，形影相吊，他將自己的悲憤和懷才不遇之感融注於筆端，筆下的墨竹，枝淡葉濃，逸筆草草，竹枝氣勢勁健，竹葉俯垂含情，雖屬竹枝而高潔清爽之氣不減。這正是畫家身處下層，懷才不遇，品格高潔，絕世獨立人格的光輝寫照。他的潑墨牡丹，不拘於牡丹的富貴高雅特征，色彩絢爛，他卻常常以水墨繪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賦予牡丹清雅脫俗的格調和神韻，所謂“從來國色無裝點，空染胭脂媚俗人。“
徐渭的繪畫主觀感情色彩強烈，筆墨揮灑放縱，從而把中國寫意花鳥畫推向了書寫強烈思想情感的最高境界，把在生宣紙上隨意控製筆墨以表現情感的寫意花鳥畫技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中國寫意花鳥畫發展中的裏程碑，開創了中國大寫意畫派的先河，為文人畫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其畫風對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以及近現代的吳昌碩、齊白石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徐渭既采用北雜劇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創作有雜劇集《四聲猿》，其中包括《狂鼓史漁陽三弄》《玉禪師翠鄉一夢》《雌木蘭替父從軍》《女狀元辭凰得鳳》四個獨立的戲。《狂鼓史漁陽三弄》又稱《陰罵曹》，是有感於嚴嵩殺害沈煉之事而創作的，表現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後兩個戲都是寫女扮男裝建功立業的故事，反映了他對婦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這些作品都打破了雜劇固定的格式，為戲劇形式上的多樣化開拓了門津。《四聲猿》，高華爽俊，有著反抗思想與革新精神，對明代中後葉的戲曲創作起到重要的影響。湯顯祖曾說:“《四聲猿》乃詞壇飛將，輒為之演唱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
此外，徐渭對當時流行的輕視南戲之風非常反感。他認為南戲有自己寬鬆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間的歡迎，它通俗、多采，“無今人時文氣“，可是卻“無人選集，亦無表其名目者“。為此，徐渭寫下了《南詞敘錄》，首次對南戲加以總結，研究了南戲的藝術特點，著錄了宋元南戲六十種、明初戲文四十七種，以反對戲曲創作的駢麗風尚，扶植新興的俗曲。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南戲的理論專著，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雜劇《歌代嘯》、小說《雲合奇縱》(即《英烈傳》)，據說也是徐渭所作。
在戲劇理論方麵，徐渭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當符合人物的身份，應當使用口語和俗語，以保證人物的真實性，而反對典雅的駢語，過度的修飾，這些看法都頗有見地。
徐渭文自負才略，喜出奇謀，談論行軍打仗的形勢策略大多得其要領。擔任胡宗憲的幕僚時，協助其抗擊倭寇，並參與製定誘降海盜汪直、徐海等人的計謀。晚年悉心培養名將李如鬆，使其建立不朽功勳。
徐渭傳世著作有《徐文長集》《徐文長三集》《路史分釋》《徐文長逸稿》《南詞敘錄》及雜劇《四聲猿》等，雜劇《歌代嘯》、小說《雲合奇縱》(即《英烈傳》)等，據傳也是徐渭所作。今人輯有《徐渭集》。
徐渭傳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圖》軸、《山水人物花鳥》冊(均藏故宮博物院)、《牡丹蕉石圖》軸，以及《墨花》九段卷(現藏故宮博物院)、《青藤書屋圖》《騎驢圖》等。
徐渭生平喜愛藏書，購書有近萬卷，書樓有“青藤書屋“，一稱“榴花書屋“，畫家陳洪綬題匾額，至今猶存。他的藏書、藏畫印章有“文長氏““石鷗館““辛卯七十一“華暗子雲居““龍啞大家公““天池山人““青藤老人““秦田水月“等。
明代的詩壇，由於前七子與後七子的提倡，出現了一股擬古的風潮。這種擬古的風氣，在一定意義上有礙於詩歌藝術的發展。徐渭對此深致不滿，並作了尖銳的批評。他說:“鳥學人言，本性還是鳥;寫詩如果一意模擬前人，學得再像，也不過是鳥學人言而已，毫無真實的價值。“徐渭自己的詩歌創作，注重表達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感，風格略近李賀，問學盛唐，並雜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終不失其為自我。這個傾向為稍後主張抒發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對改變晚明詩風具有重要意義。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對徐渭的詩有一段精彩的評述:“文長既不得誌於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見山奔海立。如寡婦之夜泣，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裏;偶爾幽峭，鬼語秋墳。“
徐渭的散文，以《自為墓誌銘》一篇最為出色。此外，許多尺牘也很有特色，潑辣機智，幽默多趣，文風遠啟金聖歎一流。但總的來說，徐渭散文方麵的成就不及詩歌。
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難看懂，用筆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喜歡，自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
徐渭打破了以“台閣體“為主導的明代書壇的寂寞，開啟和引領了晚明“尚態“書風，把明代書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齡認為其書法“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袁宏道則稱:“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矣!“
徐渭的書法及書法觀的產生，與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審美觀念巨大變遷相吻合。他的書法也是從吳門書派主張唐法的反叛中出發，繼而吸取北宋蘇軾、黃庭堅、米芾追求藝術個性化的積極因素中走來。徐渭的作品諸如《寄雲嶽子九首冊》《為仰南書六首詩卷》《李白蘇軾九首詩卷》《春園暮雨詩軸》等作品中黃庭堅書法的筆意比比皆是。
徐渭在《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中所說的“時時露己筆意“的審美精神。他的原話是:“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麵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為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並其須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如果說徐渭的行書已用“己意“實現了對傳統筆法的改變，那麽，最大的改變是那些高頭大軸的中堂行草書。以前說“董其昌破壞了墨法“，在這則要說“徐渭破壞了筆法“。徐渭在書法從卷冊翰劄的文房把玩轉向廳堂展示審美的變革中，實現了作品創作中筆法的改造。《代應製詠劍草書軸》和《代應製詠墨草書軸》是其代表作。徐渭這種借鑒於繪畫的點畫表現方法，是對晉唐筆法的創造性破壞。對於書法藝術這種美術化傾向的改變。
明代的水墨寫意畫迅速發展，以徐渭為代表的潑墨大寫意畫非常流行。徐渭憑借自己特有的才華，成為明代成就極高的寫意畫大師。
徐渭的潑墨寫意花鳥畫，別開生麵，自成一家。其花鳥畫，兼收各家之長而不為所限，大膽變革，極具創造力。其寫意畫，無論是花卉還是花鳥，皆一揮而就，一切盡在似與不似之間，對筆下的四時花木，畫家運用勾、點、潑、皴等多種筆墨形態，將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雋秀、竹子之蕭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潔的神韻刻畫的入木三分，分別舒展九尺與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衝畫外，不見首尾，與密如驟雨的葡萄、虯如蟠龍的藤蔓構成了巨大的張力，充溢在畫麵中的縱橫之氣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實倒掛枝頭，水鮮嫩欲滴，形象生動，茂盛的葉子以大塊水墨點成，風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寫意花卉的風格。豐富的運動軌跡與濃淡、徐疾、大小、幹濕、疏密程度各異的筆蹤墨韻，無不具備振筆疾書的即興性和不可重複性，呈現出中國繪畫中最為強烈的抽象表現主義，使其蘊含某種內在的氣質、精神，這種氣質、精神又使欣賞者有如臨其境之感。徐渭筆下的南瓜、菊花圖，一氣嗬成，驅墨如雲，氣勢逼人，同時又恰如其分的駕馭筆墨，輕重、濃淡、疏密、幹濕極富變化。墨法上既呈隨意浸滲的墨暈，又見控製得宜的濃淡。雖然被徐渭自稱“戲抹“，然而在寫意中仍生動的傳達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韻。它的梧桐圖，隻以潑墨筆法繪其一小部分，卻有使人聯想到挺拔正直的參天梧桐。正如翁方綱所說:“紙才一尺樹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廬。恐是磊落千丈氣，夜半被酒歌噓唏。“徐渭以其精湛的筆法，在似與不似之間，為欣賞者營造出一片開闊的審美天地。
徐渭將自己的書法技巧和筆法融於畫中，正如張岱所言:“今見青藤(徐渭)諸畫，離奇超脫，蒼勁中姿媚躍出，與其書法奇絕略同。昔人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餘謂青藤之書，書中有畫，青藤之畫，畫中有書。“他的《墨葡萄圖》，墨的濃淡顯示了葉的質感，題詩的字體結構與行距不規則，如葡萄藤蔓一樣在空中自由延伸，書與畫融為一體。
徐渭的書法造詣很高，其跌宕縱橫的筆法有助於繪畫藝術的巧妙變化，如畫墨荷、葡萄，大刀闊斧，縱橫馳騁，沒有深厚的書法功力是難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葉圖》，將梅花與芭蕉放在一起，並且在畫上題寫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維畫“，顯示出徐渭與王維在某些構圖上的源流關係。當然，王維畫雪裏芭蕉，更突出一種禪機，即，使得雪的清寒與芭蕉的心空構成畫麵的宗教底蘊，而徐渭在這樣的畫麵組合中，更突出一種超越時空的主體解放性。
徐渭的書法和畫法都極為嫻熟，功底深厚，他的題字，如他的潑墨寫意畫，縱橫不羈，洋洋灑灑;他的潑墨寫意畫，融合了精熟的筆法，意趣橫生，極富韻味。
徐渭晚年悲苦淒涼，形影相吊，他將自己的悲憤和懷才不遇之感融注於筆端，筆下的墨竹，枝淡葉濃，逸筆草草，竹枝氣勢勁健，竹葉俯垂含情，雖屬竹枝而高潔清爽之氣不減。這正是畫家身處下層，懷才不遇，品格高潔，絕世獨立人格的光輝寫照。他的潑墨牡丹，不拘於牡丹的富貴高雅特征，色彩絢爛，他卻常常以水墨繪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賦予牡丹清雅脫俗的格調和神韻，所謂“從來國色無裝點，空染胭脂媚俗人。“
徐渭的繪畫主觀感情色彩強烈，筆墨揮灑放縱，從而把中國寫意花鳥畫推向了書寫強烈思想情感的最高境界，把在生宣紙上隨意控製筆墨以表現情感的寫意花鳥畫技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中國寫意花鳥畫發展中的裏程碑，開創了中國大寫意畫派的先河，為文人畫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其畫風對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濤、揚州八怪以及近現代的吳昌碩、齊白石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徐渭既采用北雜劇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創作有雜劇集《四聲猿》，其中包括《狂鼓史漁陽三弄》《玉禪師翠鄉一夢》《雌木蘭替父從軍》《女狀元辭凰得鳳》四個獨立的戲。《狂鼓史漁陽三弄》又稱《陰罵曹》，是有感於嚴嵩殺害沈煉之事而創作的，表現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後兩個戲都是寫女扮男裝建功立業的故事，反映了他對婦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這些作品都打破了雜劇固定的格式，為戲劇形式上的多樣化開拓了門津。《四聲猿》，高華爽俊，有著反抗思想與革新精神，對明代中後葉的戲曲創作起到重要的影響。湯顯祖曾說:“《四聲猿》乃詞壇飛將，輒為之演唱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
此外，徐渭對當時流行的輕視南戲之風非常反感。他認為南戲有自己寬鬆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間的歡迎，它通俗、多采，“無今人時文氣“，可是卻“無人選集，亦無表其名目者“。為此，徐渭寫下了《南詞敘錄》，首次對南戲加以總結，研究了南戲的藝術特點，著錄了宋元南戲六十種、明初戲文四十七種，以反對戲曲創作的駢麗風尚，扶植新興的俗曲。這是中國第一部關於南戲的理論專著，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雜劇《歌代嘯》、小說《雲合奇縱》(即《英烈傳》)，據說也是徐渭所作。
在戲劇理論方麵，徐渭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當符合人物的身份，應當使用口語和俗語，以保證人物的真實性，而反對典雅的駢語，過度的修飾，這些看法都頗有見地。
徐渭文自負才略，喜出奇謀，談論行軍打仗的形勢策略大多得其要領。擔任胡宗憲的幕僚時，協助其抗擊倭寇，並參與製定誘降海盜汪直、徐海等人的計謀。晚年悉心培養名將李如鬆，使其建立不朽功勳。
徐渭傳世著作有《徐文長集》《徐文長三集》《路史分釋》《徐文長逸稿》《南詞敘錄》及雜劇《四聲猿》等，雜劇《歌代嘯》、小說《雲合奇縱》(即《英烈傳》)等，據傳也是徐渭所作。今人輯有《徐渭集》。
徐渭傳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圖》軸、《山水人物花鳥》冊(均藏故宮博物院)、《牡丹蕉石圖》軸，以及《墨花》九段卷(現藏故宮博物院)、《青藤書屋圖》《騎驢圖》等。
徐渭生平喜愛藏書，購書有近萬卷，書樓有“青藤書屋“，一稱“榴花書屋“，畫家陳洪綬題匾額，至今猶存。他的藏書、藏畫印章有“文長氏““石鷗館““辛卯七十一“華暗子雲居““龍啞大家公““天池山人““青藤老人““秦田水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