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兵沿長江南岸，一路攻城掠地。采石即下，再往東便是金陵府境。此時，趙匡胤便令王明為嶽州、池州巡檢，以為西路軍主帥，負責盯防唐軍湖口守軍；再以曹彬和潘美為中路軍主將、副將，會攻金陵。
在李叢益的算計下，與曆史相比，宋軍的進展雖然相當，但損失卻要大上一些。主要就是攻當塗時，遇到了當塗軍有準備的抵抗，曹彬比曆史上多付出了一倍多的時間，以及兩倍多的人員傷亡。
唐軍的損失減少，則是因為采石浮橋建成即毀，金陵朝廷就沒有急令潤州鎮海軍（水軍）和天德軍（步軍）水陸並進，會攻采石，從而這兩份軍未遭覆滅，此時暫在金陵。
金陵此時才全力動員，積極備戰，同時曉喻各地謹守防區，未經命令，不必進京勤王。
不過，這道命令實際上是下給湖口的朱令贇聽的。湖口的十萬大軍，是保障南唐江西穩定的柱石，也是南岸宋軍不得不防的一大壓力。若是倉促迴援，被此時鋒銳正健的宋兵殲滅，那這金陵保衛戰便沒法打了。因此，盡管李煜很想讓朱令贇來金陵，但一堆人攔著，李煜便也認了。
金陵朝庭沒有要求寧國軍進金陵，常州刺史禹萬誠便要求李叢益遵照承諾，率軍援常州。不這這時吳越軍還沒從杭州出發，李叢益自然也不急。
李叢益要充分利用這段時間推行新政改革。李叢益的新政改革，思路隻有兩條，一曰提升稅收汲取能力，二曰打造經濟有為政府。
北宋王安石變法，其目標也是上述兩個；但又有不同。王安石變法，本質是通過政府的有形之手介入經濟生活，從而全方位提升稅收汲取能力。王安石變法之後，稅收汲取能力確實大幅提升，有效解決了困繞宋朝的財政赤字問題。但王安石變法當然是不可取的，因為財政多出來的錢，是從底層民眾牙縫裏摳出來的，它使得宋朝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宋朝舊黨說王安石變法，是與民爭利，正中新法之要害。
因此，李叢益自然不會犯這方麵的錯誤。唐宋交戰之後，宣州府便接二連三的發布政令。不過此時，金陵朝庭自然是沒有心思來管的。
為提升稅收汲取能力，宣州府一方麵全麵推行稅製改革，取消苛捐雜稅如火耗、腳錢、倉稅等，徭役、攤派等非貨幣稅種。這些苛捐雜稅官府所得為一，豪強胥吏便能得十，這種惡政自然留它不得。同時建立了增值稅（包括消費稅、關稅）、所得稅（企業和個人）、財產稅（契稅、房產稅）、農業稅和人頭稅五大類稅種。農業稅（田稅）是當世最一大稅種，此時自然不可能取消，而且李叢益還要從嚴征收，防止地方豪強偷漏稅。人頭稅東西方皆有，若用得好，就是分家析族的好稅種，能夠逼著豪強不得不析族分家，沒有圍繞主幹的緊密大家族，隻有分散的大家族，那豪強大族的影響力自然就會大幅下降。另一方麵則是廣設鄉鎮。縣所轄地域太大，從縣治到鄉間，有的地方乘船騎馬幾天都走不到，在這樣的信息傳遞效率麵前，自然是皇權不下鄉。當世其實也有一種類似鄉鎮的設置，名為巡檢司，但職能實在太簡單，就是收稅和治安，而且隻在某些天然形成的重鎮才會有類似設置，然後往往掌握在地方豪強手裏。李叢益的鄉鎮則是縣府的派出機構。
在打造經濟有為政府方麵，一方麵是圍繞增值稅做考核，允許縣級政府設置土儲公司和投資公司，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另一方麵則是對州縣鄉鎮進行定崗定編定員工作，核心則是設置副職以分權、設置部門以製衡。
為了配合上述兩方麵工作，李叢益又推行公務員考試。
整個十月和閏十月，作為試點的宣城縣，縣府人事一直亂糟糟的，但一些重點工作則在快速推進。道理很簡單，以前州府隻能找知縣，知縣找師爺，師爺找胥吏，胥吏找衙役，這麽套機製，幹點兒稍微複雜的事就不成。現在，侯弘業這個知縣，或者說縣長，看起來多了幾個副縣長分了他的權，但是有什麽事就可以找副縣長了。而副縣長又可以找他分管的這個局，或者把任務直接壓給鄉鎮。
在閏十月，宣州州府的改革也開始了。李叢益當然還是自任州長，任了唐浦澤為第一副州長，但是高景同則為常務副州長，又把徐建章和侯弘業也提拔為副州長。當然，這些職務名稱，也就是宣州內部應用，出了宣州那就沒人認了。不過這一套東西管不管用，身在其中的人最是清楚。
李叢益在州縣設了一堆機構，增加了大量官職，可以說是官帽大派送，本應是皆大歡喜的事，但也不是沒有雜音。比如宣州文化教育局的局長位置，本來應該是非文學博士周元基莫屬，但周元基完全不認可李叢益在宣州推廣國公府小學那一套。那也罷了，周元基還公開唱反調，便在競聘會上也出言不遜。 這書生脾氣上來，便是高景同也說服不了，最後李叢益惱了，直接把他一擼到底。周元基便欲去金陵告狀，不過黃光一的安保司早就盯著他了，離宣州境前就把他控製住。李叢益既不願意殺他，也對安保司的自作主張略有不滿，便放了他。不過此時唐軍連敗，宋軍兵鋒直指金陵，周元基倒也不敢再帶家人去往金陵了。
這空出來的宣州文教局局長位置，李叢益便著石俊弼來做。石俊弼初時也是震驚，但也是年少氣盛，便也答應。倒讓陳東頗為羨慕。
閏十一月，在全新的州府部門的組織和支持下，寧國縣和涇縣也開始進行新政落地工作。而李叢益也抽空再去了趟了涇縣。
“國公大人的改革，屬下總結了兩句話，曰‘專人負專職，專職責專人’。以前縣府辦事，不過逮住誰就誰去辦，何也？不外是縣府的職責有且僅有一條，就是收稅。隻要交給州府的稅足額，州府便不管縣府諸事。而國公大人對縣府的新要求，卻是要求縣府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為此縣府一是需創造公平公正環境，二是需積極引導地方優勢產業發展，三是必要時還要赤膊上陣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董涵娓娓而談。
“然則，國公大人的改革，對縣府諸人的要求便極高。誠然，有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說法，也確有一部分人能夠如大人所說的‘常學常新’，但這些人總是少數。因此，屬下建議國公大人的改革原則，當是‘整體要緩、局部要速’，整體要緩，是指從宣州來看，這個改革時長可以更長一些，改革時間跨度放到半年或一年；這個局部要速，是指具體到縣，則要集中州府力量，迅速完成縣府的改革。”
李叢益聽完，直是拍案叫絕！
這董涵不顯山不露水，受限於舉人身份，在舊官僚體製下也就隻能庸碌一生，老死於知縣任上。但是若論對新政的認知，便是高景同、侯弘業等人，亦不如董涵來的深刻。
董涵也是著意賣弄。董涵如今已是五十有三，仍為從七品知縣。上次趁江國公巡視各縣之機，董涵對樂水紙業耍了點兒手段，雖說惡了樂水紙業，但也得了江國公青睞。如此才有涇縣被納入第二批試點改革的機會，也才有江國公會在宋唐交戰時還專門前來指導涇縣的縣府改革事。
“凡是改革，則有激進式改革和漸進式改革的路徑爭議。激進式改革通常要求畢其功於一役，所謂快刀斬亂麻，這當中因為一刀切出現的問題，則謂之為改革陣痛，認為痛一陣就完事了。而漸進式改革則認為凡事均須試行、緩行，待見其利，並阻其害，方可推而廣之。但所謂激進派或漸進派，都有所偏頗。”李叢益頗為高興，便也和前來指導涇縣變革的高景同、侯弘業等人講這試點改革的深意。“凡為改革，必為利益之重分配，則必有諸多阻力，既有打破習慣的無謂阻力，也有利益受害者的瘋狂反撲，因此改革務得激進，否則拖拖拉拉，阻力就會越來越大，自至從上到下都覺不可行；但是改革又為破舊立新，然則這個新的東西會否一定就完美，就一定會無害，也不盡然，為防止無意鑄成大錯導致群起反起改革，這漸進改革便為必然，在漸進改革中不斷試錯、修正，直至使害處最小，益處最大。這就和董知縣所說的‘整體要緩、局部要速’異曲同工，就是說，我們在整體的改革計劃上，要做漸進派，在具體的改革落地上，要做激進派。”
“董知縣和國公大人關於改革模式的討論，當真是非常精彩，我意請董知縣寫一篇文章稍作論述，便發在宣州報上。”侯弘業兼了副州長，這報紙一事，便由他主管。
宣州報是李叢益早在八月份，在樂水紙業的紙張大量發售之後，即安排州府成立了宣州報社。目前宣州報按旬出版，強製各縣府訂閱，其餘人等也可以自行訂閱，全年36期，訂閱價為二枚銀元。
單算紙張、采編、印刷和派送等諸多成本，這二枚銀元自然不夠。目前，侯弘業在李叢益的指點下，營銷各公司在宣州報上作廣告，收廣告費；同時又在報紙上增設奇聞逸事、雜文小說版麵，便使得各縣酒館茶肆也紛紛訂閱宣州報。自宋唐戰起，宣州報便也每旬公布戰事情況，又使宣州報的訂閱量快速上升。
“敢不從命！”董涵也知宣州報的影響力，侯弘業請自己來寫這篇社論，也是示好之意。
在李叢益的算計下，與曆史相比，宋軍的進展雖然相當，但損失卻要大上一些。主要就是攻當塗時，遇到了當塗軍有準備的抵抗，曹彬比曆史上多付出了一倍多的時間，以及兩倍多的人員傷亡。
唐軍的損失減少，則是因為采石浮橋建成即毀，金陵朝廷就沒有急令潤州鎮海軍（水軍）和天德軍（步軍）水陸並進，會攻采石，從而這兩份軍未遭覆滅，此時暫在金陵。
金陵此時才全力動員，積極備戰，同時曉喻各地謹守防區，未經命令，不必進京勤王。
不過，這道命令實際上是下給湖口的朱令贇聽的。湖口的十萬大軍，是保障南唐江西穩定的柱石，也是南岸宋軍不得不防的一大壓力。若是倉促迴援，被此時鋒銳正健的宋兵殲滅，那這金陵保衛戰便沒法打了。因此，盡管李煜很想讓朱令贇來金陵，但一堆人攔著，李煜便也認了。
金陵朝庭沒有要求寧國軍進金陵，常州刺史禹萬誠便要求李叢益遵照承諾，率軍援常州。不這這時吳越軍還沒從杭州出發，李叢益自然也不急。
李叢益要充分利用這段時間推行新政改革。李叢益的新政改革，思路隻有兩條，一曰提升稅收汲取能力，二曰打造經濟有為政府。
北宋王安石變法，其目標也是上述兩個；但又有不同。王安石變法，本質是通過政府的有形之手介入經濟生活，從而全方位提升稅收汲取能力。王安石變法之後，稅收汲取能力確實大幅提升，有效解決了困繞宋朝的財政赤字問題。但王安石變法當然是不可取的，因為財政多出來的錢，是從底層民眾牙縫裏摳出來的，它使得宋朝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宋朝舊黨說王安石變法，是與民爭利，正中新法之要害。
因此，李叢益自然不會犯這方麵的錯誤。唐宋交戰之後，宣州府便接二連三的發布政令。不過此時，金陵朝庭自然是沒有心思來管的。
為提升稅收汲取能力，宣州府一方麵全麵推行稅製改革，取消苛捐雜稅如火耗、腳錢、倉稅等，徭役、攤派等非貨幣稅種。這些苛捐雜稅官府所得為一，豪強胥吏便能得十，這種惡政自然留它不得。同時建立了增值稅（包括消費稅、關稅）、所得稅（企業和個人）、財產稅（契稅、房產稅）、農業稅和人頭稅五大類稅種。農業稅（田稅）是當世最一大稅種，此時自然不可能取消，而且李叢益還要從嚴征收，防止地方豪強偷漏稅。人頭稅東西方皆有，若用得好，就是分家析族的好稅種，能夠逼著豪強不得不析族分家，沒有圍繞主幹的緊密大家族，隻有分散的大家族，那豪強大族的影響力自然就會大幅下降。另一方麵則是廣設鄉鎮。縣所轄地域太大，從縣治到鄉間，有的地方乘船騎馬幾天都走不到，在這樣的信息傳遞效率麵前，自然是皇權不下鄉。當世其實也有一種類似鄉鎮的設置，名為巡檢司，但職能實在太簡單，就是收稅和治安，而且隻在某些天然形成的重鎮才會有類似設置，然後往往掌握在地方豪強手裏。李叢益的鄉鎮則是縣府的派出機構。
在打造經濟有為政府方麵，一方麵是圍繞增值稅做考核，允許縣級政府設置土儲公司和投資公司，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另一方麵則是對州縣鄉鎮進行定崗定編定員工作，核心則是設置副職以分權、設置部門以製衡。
為了配合上述兩方麵工作，李叢益又推行公務員考試。
整個十月和閏十月，作為試點的宣城縣，縣府人事一直亂糟糟的，但一些重點工作則在快速推進。道理很簡單，以前州府隻能找知縣，知縣找師爺，師爺找胥吏，胥吏找衙役，這麽套機製，幹點兒稍微複雜的事就不成。現在，侯弘業這個知縣，或者說縣長，看起來多了幾個副縣長分了他的權，但是有什麽事就可以找副縣長了。而副縣長又可以找他分管的這個局，或者把任務直接壓給鄉鎮。
在閏十月，宣州州府的改革也開始了。李叢益當然還是自任州長，任了唐浦澤為第一副州長，但是高景同則為常務副州長，又把徐建章和侯弘業也提拔為副州長。當然，這些職務名稱，也就是宣州內部應用，出了宣州那就沒人認了。不過這一套東西管不管用，身在其中的人最是清楚。
李叢益在州縣設了一堆機構，增加了大量官職，可以說是官帽大派送，本應是皆大歡喜的事，但也不是沒有雜音。比如宣州文化教育局的局長位置，本來應該是非文學博士周元基莫屬，但周元基完全不認可李叢益在宣州推廣國公府小學那一套。那也罷了，周元基還公開唱反調，便在競聘會上也出言不遜。 這書生脾氣上來，便是高景同也說服不了，最後李叢益惱了，直接把他一擼到底。周元基便欲去金陵告狀，不過黃光一的安保司早就盯著他了，離宣州境前就把他控製住。李叢益既不願意殺他，也對安保司的自作主張略有不滿，便放了他。不過此時唐軍連敗，宋軍兵鋒直指金陵，周元基倒也不敢再帶家人去往金陵了。
這空出來的宣州文教局局長位置，李叢益便著石俊弼來做。石俊弼初時也是震驚，但也是年少氣盛，便也答應。倒讓陳東頗為羨慕。
閏十一月，在全新的州府部門的組織和支持下，寧國縣和涇縣也開始進行新政落地工作。而李叢益也抽空再去了趟了涇縣。
“國公大人的改革，屬下總結了兩句話，曰‘專人負專職，專職責專人’。以前縣府辦事，不過逮住誰就誰去辦，何也？不外是縣府的職責有且僅有一條，就是收稅。隻要交給州府的稅足額，州府便不管縣府諸事。而國公大人對縣府的新要求，卻是要求縣府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為此縣府一是需創造公平公正環境，二是需積極引導地方優勢產業發展，三是必要時還要赤膊上陣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董涵娓娓而談。
“然則，國公大人的改革，對縣府諸人的要求便極高。誠然，有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說法，也確有一部分人能夠如大人所說的‘常學常新’，但這些人總是少數。因此，屬下建議國公大人的改革原則，當是‘整體要緩、局部要速’，整體要緩，是指從宣州來看，這個改革時長可以更長一些，改革時間跨度放到半年或一年；這個局部要速，是指具體到縣，則要集中州府力量，迅速完成縣府的改革。”
李叢益聽完，直是拍案叫絕！
這董涵不顯山不露水，受限於舉人身份，在舊官僚體製下也就隻能庸碌一生，老死於知縣任上。但是若論對新政的認知，便是高景同、侯弘業等人，亦不如董涵來的深刻。
董涵也是著意賣弄。董涵如今已是五十有三，仍為從七品知縣。上次趁江國公巡視各縣之機，董涵對樂水紙業耍了點兒手段，雖說惡了樂水紙業，但也得了江國公青睞。如此才有涇縣被納入第二批試點改革的機會，也才有江國公會在宋唐交戰時還專門前來指導涇縣的縣府改革事。
“凡是改革，則有激進式改革和漸進式改革的路徑爭議。激進式改革通常要求畢其功於一役，所謂快刀斬亂麻，這當中因為一刀切出現的問題，則謂之為改革陣痛，認為痛一陣就完事了。而漸進式改革則認為凡事均須試行、緩行，待見其利，並阻其害，方可推而廣之。但所謂激進派或漸進派，都有所偏頗。”李叢益頗為高興，便也和前來指導涇縣變革的高景同、侯弘業等人講這試點改革的深意。“凡為改革，必為利益之重分配，則必有諸多阻力，既有打破習慣的無謂阻力，也有利益受害者的瘋狂反撲，因此改革務得激進，否則拖拖拉拉，阻力就會越來越大，自至從上到下都覺不可行；但是改革又為破舊立新，然則這個新的東西會否一定就完美，就一定會無害，也不盡然，為防止無意鑄成大錯導致群起反起改革，這漸進改革便為必然，在漸進改革中不斷試錯、修正，直至使害處最小，益處最大。這就和董知縣所說的‘整體要緩、局部要速’異曲同工，就是說，我們在整體的改革計劃上，要做漸進派，在具體的改革落地上，要做激進派。”
“董知縣和國公大人關於改革模式的討論，當真是非常精彩，我意請董知縣寫一篇文章稍作論述，便發在宣州報上。”侯弘業兼了副州長，這報紙一事，便由他主管。
宣州報是李叢益早在八月份，在樂水紙業的紙張大量發售之後，即安排州府成立了宣州報社。目前宣州報按旬出版，強製各縣府訂閱，其餘人等也可以自行訂閱，全年36期，訂閱價為二枚銀元。
單算紙張、采編、印刷和派送等諸多成本，這二枚銀元自然不夠。目前，侯弘業在李叢益的指點下，營銷各公司在宣州報上作廣告，收廣告費；同時又在報紙上增設奇聞逸事、雜文小說版麵，便使得各縣酒館茶肆也紛紛訂閱宣州報。自宋唐戰起，宣州報便也每旬公布戰事情況，又使宣州報的訂閱量快速上升。
“敢不從命！”董涵也知宣州報的影響力，侯弘業請自己來寫這篇社論，也是示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