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瀾變法，名為圖強革新，實則重賞扶工，在理財方麵的變革最多，雖然規模大涉及麵廣，但在天下各郡之間的反響卻並不算好，甚至是在劉瀾治下的效果也很一般，就好像徐州就沒有照搬沛縣新政，全部都移植到徐州來。
這裏麵有糧食的壓力，劉瀾不可能當真像在沛縣那樣放開手腳去改革，不然大家都得去喝西北風，其次則是免去商籍工籍就已經受到時人抨擊，畢竟這都是幾百年形成的世俗觀念，你讓占據話語權的士大夫階層和人口最多的普通百姓如何能夠輕易接受這一事實？
自耕農們生活或許苦一點，但就社會地位來說卻要高出商人和工匠，現在他們居然和自己平起平坐了，這落差怎麽可能沒有，平心而論，如果劉瀾真的在分配官田時對普通百姓的加以限製，那才會引起大麻煩。
當然任何新政出現，最大的麻煩從來都不會是普通的百姓，一定是從上至下的，十足集團的反對才是至關重要的，劉瀾在沛縣可以隨便嚐試，那是因為正常向沛縣傾瀉，除了亂子官府也會進行安撫，不會讓百姓吃虧，甚至還有的賺，這樣的情況下氏族和普通百姓當然不會反對，反而還非常樂於配合官府，反正不吃虧，可在徐州那就不成了。
而以前的財政主要是靠自耕農也就是人頭稅和田賦、市租主要是收取坐賈，也就是開店商人的稅，而過稅則是行商，將商品銷往外地的商人，他們每到一地，比如要從兗州入司隸，就必然要走汜水關，那麽就會在汜水關繳納過稅，除此之外，還有鹽鐵以及住稅和工稅，工稅顧名思義就是向手工作坊收入稅收，除了這些稅收外，到了後期還出現了酒稅，也就是開酒館不僅要繳納正常的市租，還需要單獨繳納酒稅，而最恨的則要算是武帝朝就算緡以及遺產稅了。
這是冬寒菜的財政來援，這份收入足以保證東漢朝日常開銷，可是因為涼州，卻使得東漢朝的財政而全麵惡化，棄涼一度成為主流，因為東漢朝真的很難再耗下去，光是永初年間，為了平定隴右的羌亂，漢庭就足足花費了兩百四十多億錢，而到了靈帝時期又為了剿滅東羌的叛亂支出了四十四億錢，國庫因東羌變得空空如也。
而府庫沒錢，這麽辦隻能加稅，首先在保持三十稅一的田租外要按計畝收錢，也就是說百姓要按每畝土地多征收十錢。
劉瀾曾經和鄭玄討論過土地兼並的事情，其實這是個老調常談的話題，真要說起來，那就必須要從劉邦說起了，他稱帝之後實行的輕田租政策，是行十五稅一之法，即漢朝從百姓總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一直到景帝二年田稅才正式規定為三十稅一，從此成為定製，就算是恆帝靈帝也未改變，作為後來人的劉瀾當時其實很想對鄭玄說，終兩漢三十稅一之田稅都沒有改變，但卻是在其它方麵巧取豪奪罷了，就比如計畝錢。
但其實這樣的田租模式，從一開始就是處在極大的偏差中，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漢朝庭或者說所有封建王朝都隻是把自耕農當做主要的稅源，而根本就不會去在乎百姓真正過的是一個什麽樣的生活。
就好像十五稅一也好，三十稅一也罷，哪怕是一百稅一，對自耕農會起到一定的保護，可對於失地的百姓也就是佃農卻起不到有效的保護，而佃農是不會與氏族大莊園主簽訂賣身契，但是隨著人口越來越多，成為佃農者也越來越多，富裕的勞動力使得他們自然又成為了被盤剝的一族，你願意繳納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他們才答應把田地租種給你，而這些也是劉瀾在徐州土改的時候才注意到的，而當時他還記得鄭玄的一些話，百寶箱並沒有被氏族強迫，大多數的佃農還通過租種土地變成了中農甚至是富農。
但這些景象卻是他當年遊曆天下事的景象，而黃巾之亂後，這樣的情況哪裏還有，但劉瀾當然不相信這些年鄭玄一直是瞎子聾子，看不到聽不著，而他之所以會對自己說這番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徐州的人口銳減之後，擁有大量土地的的大田莊主們根本就找不到勞動力和佃農，所以他當時的建議顯然是更符合徐州和沛縣的建議。
但身為後來人的劉瀾有他自己的想法，稅製必須要改革，人頭稅以及三十稅一這樣按百姓收入的稅製被取消，改為按耕地計稅，這就等於劉瀾手中的刀向這些氏族砍了下去，而普通的自耕農不再是主要的稅源。
在當時劉瀾必然是無法知曉這座會為自己帶來什麽樣的後果，畢竟這是以前沒人敢做，或許以後也沒人會做的事情，比之王莽還要遭人恨，但是他知道不這樣做就不會知道自己是作對了還是做錯了，也許眼下會被人唾罵，但是一年五年甚至是十年之後是罵聲大還是讚聲多，那還真不好說。
當然這種稅地也不可能是萬全之法，也是有一定漏洞被鑽的，比如田地有膏腴和貧瘠之分，而所產糧食又有區別，一般貧瘠土地一畝最低能有三石糧食的收入，而膏腴肥沃的土地卻可以達到十石，而膏腴肥沃的土地在耕種幾年之後，肥力下降，需要閑置起來進行養護，
本來劉瀾是打算一刀切的，規定一個較低的數字，繼續讓這些農場主和富農占便宜，可他卻發現有些人就是給臉不要臉，這麽說呢，就是完全把你的退讓當做了妥協是害怕，這反而讓他們更加變本加厲，甚至還想著要挾他廢除土改新政。
劉瀾已經下達的命令這麽可能收迴，但麵對洶洶民怨，精明如劉瀾直接提出了一個三十稅一的方案，大漢朝不是四百年都沒有變過的農業政策嘛，那好啊，在徐州在秣陵，我就統一按照每畝土地三十稅一來收取地稅。
劉瀾敢這樣做，是有他的道理的，在他的眼裏土地稅收是肯定不可能與心目中的商業、工業收入相提並論，其次他這套做法多少有點學習攤丁入畝的政策，而又將其中的不完美地方加以修改，當然最終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保護自耕農，至於會否打壓這些大莊園主？那是肯定的，這一政策本來就是爭對他們頒布的。
而他們也沒有讓劉瀾失望，反彈非常大，治所在徐州的時候還算好，畢竟有經商之風，再加上他鼓勵工商，又有三大家族帶頭，並沒有什麽大亂子，而真正的亂子在丹陽，衝擊官府甚至是到將軍府門前請願，到後期造反更是層出不窮，這裏麵固然有孫策的原因，但觸及到世家利益還是主要的原因，但劉瀾可不會給他們鬧的機會，阻攔新政者，全部鎮壓。
劉瀾變法，名為圖強革新，實則重賞扶工，在理財方麵的變革最多，雖然規模大涉及麵廣，但在天下各郡之間的反響卻並不算好，甚至是在劉瀾治下的效果也很一般，就好像徐州就沒有照搬沛縣新政，全部都移植到徐州來。
這裏麵有糧食的壓力，劉瀾不可能當真像在沛縣那樣放開手腳去改革，不然大家都得去喝西北風，其次則是免去商籍工籍就已經受到時人抨擊，畢竟這都是幾百年形成的世俗觀念，你讓占據話語權的士大夫階層和人口最多的普通百姓如何能夠輕易接受這一事實？
自耕農們生活或許苦一點，但就社會地位來說卻要高出商人和工匠，現在他們居然和自己平起平坐了，這落差怎麽可能沒有，平心而論，如果劉瀾真的在分配官田時對普通百姓的加以限製，那才會引起大麻煩。
當然任何新政出現，最大的麻煩從來都不會是普通的百姓，一定是從上至下的，十足集團的反對才是至關重要的，劉瀾在沛縣可以隨便嚐試，那是因為正常向沛縣傾瀉，除了亂子官府也會進行安撫，不會讓百姓吃虧，甚至還有的賺，這樣的情況下氏族和普通百姓當然不會反對，反而還非常樂於配合官府，反正不吃虧，可在徐州那就不成了。
而以前的財政主要是靠自耕農也就是人頭稅和田賦、市租主要是收取坐賈，也就是開店商人的稅，而過稅則是行商，將商品銷往外地的商人，他們每到一地，比如要從兗州入司隸，就必然要走汜水關，那麽就會在汜水關繳納過稅，除此之外，還有鹽鐵以及住稅和工稅，工稅顧名思義就是向手工作坊收入稅收，除了這些稅收外，到了後期還出現了酒稅，也就是開酒館不僅要繳納正常的市租，還需要單獨繳納酒稅，而最恨的則要算是武帝朝就算緡以及遺產稅了。
這是冬寒菜的財政來援，這份收入足以保證東漢朝日常開銷，可是因為涼州，卻使得東漢朝的財政而全麵惡化，棄涼一度成為主流，因為東漢朝真的很難再耗下去，光是永初年間，為了平定隴右的羌亂，漢庭就足足花費了兩百四十多億錢，而到了靈帝時期又為了剿滅東羌的叛亂支出了四十四億錢，國庫因東羌變得空空如也。
而府庫沒錢，這麽辦隻能加稅，首先在保持三十稅一的田租外要按計畝收錢，也就是說百姓要按每畝土地多征收十錢。
劉瀾曾經和鄭玄討論過土地兼並的事情，其實這是個老調常談的話題，真要說起來，那就必須要從劉邦說起了，他稱帝之後實行的輕田租政策，是行十五稅一之法，即漢朝從百姓總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一直到景帝二年田稅才正式規定為三十稅一，從此成為定製，就算是恆帝靈帝也未改變，作為後來人的劉瀾當時其實很想對鄭玄說，終兩漢三十稅一之田稅都沒有改變，但卻是在其它方麵巧取豪奪罷了，就比如計畝錢。
但其實這樣的田租模式，從一開始就是處在極大的偏差中，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漢朝庭或者說所有封建王朝都隻是把自耕農當做主要的稅源，而根本就不會去在乎百姓真正過的是一個什麽樣的生活。
就好像十五稅一也好，三十稅一也罷，哪怕是一百稅一，對自耕農會起到一定的保護，可對於失地的百姓也就是佃農卻起不到有效的保護，而佃農是不會與氏族大莊園主簽訂賣身契，但是隨著人口越來越多，成為佃農者也越來越多，富裕的勞動力使得他們自然又成為了被盤剝的一族，你願意繳納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他們才答應把田地租種給你，而這些也是劉瀾在徐州土改的時候才注意到的，而當時他還記得鄭玄的一些話，百寶箱並沒有被氏族強迫，大多數的佃農還通過租種土地變成了中農甚至是富農。
但這些景象卻是他當年遊曆天下事的景象，而黃巾之亂後，這樣的情況哪裏還有，但劉瀾當然不相信這些年鄭玄一直是瞎子聾子，看不到聽不著，而他之所以會對自己說這番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徐州的人口銳減之後，擁有大量土地的的大田莊主們根本就找不到勞動力和佃農，所以他當時的建議顯然是更符合徐州和沛縣的建議。
但身為後來人的劉瀾有他自己的想法，稅製必須要改革，人頭稅以及三十稅一這樣按百姓收入的稅製被取消，改為按耕地計稅，這就等於劉瀾手中的刀向這些氏族砍了下去，而普通的自耕農不再是主要的稅源。
在當時劉瀾必然是無法知曉這座會為自己帶來什麽樣的後果，畢竟這是以前沒人敢做，或許以後也沒人會做的事情，比之王莽還要遭人恨，但是他知道不這樣做就不會知道自己是作對了還是做錯了，也許眼下會被人唾罵，但是一年五年甚至是十年之後是罵聲大還是讚聲多，那還真不好說。
這裏麵有糧食的壓力，劉瀾不可能當真像在沛縣那樣放開手腳去改革，不然大家都得去喝西北風，其次則是免去商籍工籍就已經受到時人抨擊，畢竟這都是幾百年形成的世俗觀念，你讓占據話語權的士大夫階層和人口最多的普通百姓如何能夠輕易接受這一事實？
自耕農們生活或許苦一點，但就社會地位來說卻要高出商人和工匠，現在他們居然和自己平起平坐了，這落差怎麽可能沒有，平心而論，如果劉瀾真的在分配官田時對普通百姓的加以限製，那才會引起大麻煩。
當然任何新政出現，最大的麻煩從來都不會是普通的百姓，一定是從上至下的，十足集團的反對才是至關重要的，劉瀾在沛縣可以隨便嚐試，那是因為正常向沛縣傾瀉，除了亂子官府也會進行安撫，不會讓百姓吃虧，甚至還有的賺，這樣的情況下氏族和普通百姓當然不會反對，反而還非常樂於配合官府，反正不吃虧，可在徐州那就不成了。
而以前的財政主要是靠自耕農也就是人頭稅和田賦、市租主要是收取坐賈，也就是開店商人的稅，而過稅則是行商，將商品銷往外地的商人，他們每到一地，比如要從兗州入司隸，就必然要走汜水關，那麽就會在汜水關繳納過稅，除此之外，還有鹽鐵以及住稅和工稅，工稅顧名思義就是向手工作坊收入稅收，除了這些稅收外，到了後期還出現了酒稅，也就是開酒館不僅要繳納正常的市租，還需要單獨繳納酒稅，而最恨的則要算是武帝朝就算緡以及遺產稅了。
這是冬寒菜的財政來援，這份收入足以保證東漢朝日常開銷，可是因為涼州，卻使得東漢朝的財政而全麵惡化，棄涼一度成為主流，因為東漢朝真的很難再耗下去，光是永初年間，為了平定隴右的羌亂，漢庭就足足花費了兩百四十多億錢，而到了靈帝時期又為了剿滅東羌的叛亂支出了四十四億錢，國庫因東羌變得空空如也。
而府庫沒錢，這麽辦隻能加稅，首先在保持三十稅一的田租外要按計畝收錢，也就是說百姓要按每畝土地多征收十錢。
劉瀾曾經和鄭玄討論過土地兼並的事情，其實這是個老調常談的話題，真要說起來，那就必須要從劉邦說起了，他稱帝之後實行的輕田租政策，是行十五稅一之法，即漢朝從百姓總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一直到景帝二年田稅才正式規定為三十稅一，從此成為定製，就算是恆帝靈帝也未改變，作為後來人的劉瀾當時其實很想對鄭玄說，終兩漢三十稅一之田稅都沒有改變，但卻是在其它方麵巧取豪奪罷了，就比如計畝錢。
但其實這樣的田租模式，從一開始就是處在極大的偏差中，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漢朝庭或者說所有封建王朝都隻是把自耕農當做主要的稅源，而根本就不會去在乎百姓真正過的是一個什麽樣的生活。
就好像十五稅一也好，三十稅一也罷，哪怕是一百稅一，對自耕農會起到一定的保護，可對於失地的百姓也就是佃農卻起不到有效的保護，而佃農是不會與氏族大莊園主簽訂賣身契，但是隨著人口越來越多，成為佃農者也越來越多，富裕的勞動力使得他們自然又成為了被盤剝的一族，你願意繳納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他們才答應把田地租種給你，而這些也是劉瀾在徐州土改的時候才注意到的，而當時他還記得鄭玄的一些話，百寶箱並沒有被氏族強迫，大多數的佃農還通過租種土地變成了中農甚至是富農。
但這些景象卻是他當年遊曆天下事的景象，而黃巾之亂後，這樣的情況哪裏還有，但劉瀾當然不相信這些年鄭玄一直是瞎子聾子，看不到聽不著，而他之所以會對自己說這番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徐州的人口銳減之後，擁有大量土地的的大田莊主們根本就找不到勞動力和佃農，所以他當時的建議顯然是更符合徐州和沛縣的建議。
但身為後來人的劉瀾有他自己的想法，稅製必須要改革，人頭稅以及三十稅一這樣按百姓收入的稅製被取消，改為按耕地計稅，這就等於劉瀾手中的刀向這些氏族砍了下去，而普通的自耕農不再是主要的稅源。
在當時劉瀾必然是無法知曉這座會為自己帶來什麽樣的後果，畢竟這是以前沒人敢做，或許以後也沒人會做的事情，比之王莽還要遭人恨，但是他知道不這樣做就不會知道自己是作對了還是做錯了，也許眼下會被人唾罵，但是一年五年甚至是十年之後是罵聲大還是讚聲多，那還真不好說。
當然這種稅地也不可能是萬全之法，也是有一定漏洞被鑽的，比如田地有膏腴和貧瘠之分，而所產糧食又有區別，一般貧瘠土地一畝最低能有三石糧食的收入，而膏腴肥沃的土地卻可以達到十石，而膏腴肥沃的土地在耕種幾年之後，肥力下降，需要閑置起來進行養護，
本來劉瀾是打算一刀切的，規定一個較低的數字，繼續讓這些農場主和富農占便宜，可他卻發現有些人就是給臉不要臉，這麽說呢，就是完全把你的退讓當做了妥協是害怕，這反而讓他們更加變本加厲，甚至還想著要挾他廢除土改新政。
劉瀾已經下達的命令這麽可能收迴，但麵對洶洶民怨，精明如劉瀾直接提出了一個三十稅一的方案，大漢朝不是四百年都沒有變過的農業政策嘛，那好啊，在徐州在秣陵，我就統一按照每畝土地三十稅一來收取地稅。
劉瀾敢這樣做，是有他的道理的，在他的眼裏土地稅收是肯定不可能與心目中的商業、工業收入相提並論，其次他這套做法多少有點學習攤丁入畝的政策，而又將其中的不完美地方加以修改，當然最終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保護自耕農，至於會否打壓這些大莊園主？那是肯定的，這一政策本來就是爭對他們頒布的。
而他們也沒有讓劉瀾失望，反彈非常大，治所在徐州的時候還算好，畢竟有經商之風，再加上他鼓勵工商，又有三大家族帶頭，並沒有什麽大亂子，而真正的亂子在丹陽，衝擊官府甚至是到將軍府門前請願，到後期造反更是層出不窮，這裏麵固然有孫策的原因，但觸及到世家利益還是主要的原因，但劉瀾可不會給他們鬧的機會，阻攔新政者，全部鎮壓。
劉瀾變法，名為圖強革新，實則重賞扶工，在理財方麵的變革最多，雖然規模大涉及麵廣，但在天下各郡之間的反響卻並不算好，甚至是在劉瀾治下的效果也很一般，就好像徐州就沒有照搬沛縣新政，全部都移植到徐州來。
這裏麵有糧食的壓力，劉瀾不可能當真像在沛縣那樣放開手腳去改革，不然大家都得去喝西北風，其次則是免去商籍工籍就已經受到時人抨擊，畢竟這都是幾百年形成的世俗觀念，你讓占據話語權的士大夫階層和人口最多的普通百姓如何能夠輕易接受這一事實？
自耕農們生活或許苦一點，但就社會地位來說卻要高出商人和工匠，現在他們居然和自己平起平坐了，這落差怎麽可能沒有，平心而論，如果劉瀾真的在分配官田時對普通百姓的加以限製，那才會引起大麻煩。
當然任何新政出現，最大的麻煩從來都不會是普通的百姓，一定是從上至下的，十足集團的反對才是至關重要的，劉瀾在沛縣可以隨便嚐試，那是因為正常向沛縣傾瀉，除了亂子官府也會進行安撫，不會讓百姓吃虧，甚至還有的賺，這樣的情況下氏族和普通百姓當然不會反對，反而還非常樂於配合官府，反正不吃虧，可在徐州那就不成了。
而以前的財政主要是靠自耕農也就是人頭稅和田賦、市租主要是收取坐賈，也就是開店商人的稅，而過稅則是行商，將商品銷往外地的商人，他們每到一地，比如要從兗州入司隸，就必然要走汜水關，那麽就會在汜水關繳納過稅，除此之外，還有鹽鐵以及住稅和工稅，工稅顧名思義就是向手工作坊收入稅收，除了這些稅收外，到了後期還出現了酒稅，也就是開酒館不僅要繳納正常的市租，還需要單獨繳納酒稅，而最恨的則要算是武帝朝就算緡以及遺產稅了。
這是冬寒菜的財政來援，這份收入足以保證東漢朝日常開銷，可是因為涼州，卻使得東漢朝的財政而全麵惡化，棄涼一度成為主流，因為東漢朝真的很難再耗下去，光是永初年間，為了平定隴右的羌亂，漢庭就足足花費了兩百四十多億錢，而到了靈帝時期又為了剿滅東羌的叛亂支出了四十四億錢，國庫因東羌變得空空如也。
而府庫沒錢，這麽辦隻能加稅，首先在保持三十稅一的田租外要按計畝收錢，也就是說百姓要按每畝土地多征收十錢。
劉瀾曾經和鄭玄討論過土地兼並的事情，其實這是個老調常談的話題，真要說起來，那就必須要從劉邦說起了，他稱帝之後實行的輕田租政策，是行十五稅一之法，即漢朝從百姓總收入中征收十五分之一，一直到景帝二年田稅才正式規定為三十稅一，從此成為定製，就算是恆帝靈帝也未改變，作為後來人的劉瀾當時其實很想對鄭玄說，終兩漢三十稅一之田稅都沒有改變，但卻是在其它方麵巧取豪奪罷了，就比如計畝錢。
但其實這樣的田租模式，從一開始就是處在極大的偏差中，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漢朝庭或者說所有封建王朝都隻是把自耕農當做主要的稅源，而根本就不會去在乎百姓真正過的是一個什麽樣的生活。
就好像十五稅一也好，三十稅一也罷，哪怕是一百稅一，對自耕農會起到一定的保護，可對於失地的百姓也就是佃農卻起不到有效的保護，而佃農是不會與氏族大莊園主簽訂賣身契，但是隨著人口越來越多，成為佃農者也越來越多，富裕的勞動力使得他們自然又成為了被盤剝的一族，你願意繳納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他們才答應把田地租種給你，而這些也是劉瀾在徐州土改的時候才注意到的，而當時他還記得鄭玄的一些話，百寶箱並沒有被氏族強迫，大多數的佃農還通過租種土地變成了中農甚至是富農。
但這些景象卻是他當年遊曆天下事的景象，而黃巾之亂後，這樣的情況哪裏還有，但劉瀾當然不相信這些年鄭玄一直是瞎子聾子，看不到聽不著，而他之所以會對自己說這番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徐州的人口銳減之後，擁有大量土地的的大田莊主們根本就找不到勞動力和佃農，所以他當時的建議顯然是更符合徐州和沛縣的建議。
但身為後來人的劉瀾有他自己的想法，稅製必須要改革，人頭稅以及三十稅一這樣按百姓收入的稅製被取消，改為按耕地計稅，這就等於劉瀾手中的刀向這些氏族砍了下去，而普通的自耕農不再是主要的稅源。
在當時劉瀾必然是無法知曉這座會為自己帶來什麽樣的後果，畢竟這是以前沒人敢做，或許以後也沒人會做的事情，比之王莽還要遭人恨，但是他知道不這樣做就不會知道自己是作對了還是做錯了，也許眼下會被人唾罵，但是一年五年甚至是十年之後是罵聲大還是讚聲多，那還真不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