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瀾的布局很大，這也是啊養成的習慣，雖然計劃趕不上變化，但他還是喜歡把一切都提前規劃好，哪怕出現意外，隻要最終的方向不會錯，方向是正確的，那就一定會成功，至於他變得多疑猜忌，或許這是他自己都沒有想到的事情。
說實在的，他也不想，可是當警察遇到欺上瞞下的事情時，你不得不去懷疑每一個人每一句話的真實目的到底是什麽，索性他把這些事情都交給了內閣，讓他們去處理，在他們的互相牽製下，情況也許會變得好一些。
至於說很多人走著走著與他越走越遠，或許劉瀾從一開始就已經想到了，數千年封建的統治，不就是一直循環往替，不斷重複著以往發生的一切，新生的帝國摧毀了舊有的王朝，新的氏族也就取代了舊有的氏族，然後幾百年再被推翻，而他現在不就做著同樣的事情嗎？
在這個時代，不管你怎麽繞，都不可能繞開宗族，這是幾百年來發展出來的模式，就算你現在揮舞大刀，也不可能根除，因為就算現在砍掉，將來還會出現，而土地兼並也會隨著人口的激增再次發生，千百年來無不如是。
劉瀾對曆史上的幾次改革還是相當了解的，商鞅滅了族，王安石差點就上了貳臣傳，人未死政已息，至於張居正和商鞅的情形也差不多等於滅門了，而最後的雍正攤丁入畝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但看看這些改革者的身份，說明了一點，那就是當最高意誌支持變法改革時，他們會很成功，就算是實力龐大的氏族們也不會貿然與之對抗，因為這個時候沒有人當真會拿自己和家族的安危做冒險的事情，但是一旦最高意誌出現動搖，那麽士大夫們會第一個站出來搖旗呐喊，因為不管什麽樣的改革，說白了都是在打擊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說變革對於廟堂之上的所有人都不利，而對百姓有利，但百姓並沒有掌握話語權，僅此而已。
而劉瀾的新政能夠成功，並不是他的新政到底有多麽好，受到多少人擁護，隻是因為變革是在他的最高意誌之下進行，所以國淵雖然被各種詆毀抱怨，但是世家們卻不會來自己耳邊嚼舌，因為這樣的人都已經被他趕走罷官了。
他當然知道這些人隻不過是一枚試探自己的棋子罷了，他們身後的真正重量人物肯定不會貿然出現，但就算出現了，劉瀾廢除人頭稅的決議是不會發生任何改變的。這一道新政最大的改變就是徹底解放了自耕農。幾千年來自耕農是每個時期最主要的稅源，可以說他們是最受剝削的階級，而現在則不同了，田畝的稅源不再向田畝隻要一百畝一下是無須納稅的。
這個劉瀾是分別要求國淵、內衛等心腹做出過調查的，沛縣西郊蔡二叔家，有十餘口人，一百二十三畝地，男子耕作，女子家務，無遊手好閑，亦無養奴蓄婢，一家衣食無憂，應酬賓客更是時常之事，而就國淵所言蔡二叔一家，並無經商做工，由此可見在這個時代一百多畝地就足以讓十餘口人家過上富足的日子，所以劉瀾定百畝以上田產按地納稅是完全從中農、富農和地主手中納稅，而貧農則有了積攢家業的可能，如果他們一心務農，那麽幾年時間是完全可以過上如蔡二叔一家的生活。
對於這樣的調研還有許多，內衛就有這麽一例，因為實在是傳奇，在看到他的事跡之後，劉瀾還專程前往他的住宅進行拜訪，而當時內衛給出的消息其實是非常簡單的，說他有百餘畝良田，不過這人呢卻非常有心計，尤其是在治理家業上更是非常有心得，而他這一百畝良田自己根本就沒有親手種過，都是租種，但他卻非常的節儉，所以每年都會有盈餘，而他就靠著這些盈餘，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不僅在徐州城內購置了房產，他的田產更是從百畝變成了千畝，由自耕農變成了大地主。
所以劉瀾正是從這幾點定稅，當然這也是有水分的，畢竟這類節儉和境遇心計者並不多，但是隻要為人正派，不賭不嫖，那麽百畝良田足夠讓一家人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別說是吃肉了，就是頓頓山珍海味也綽綽有餘。
劉瀾當然知道自己這樣做得罪的是那些幾千畝幾萬頃田產的大氏族大地主，按地納稅，如果是按人納稅，倒黴的就是那些自耕農，可是現在按地納稅了，那麽他們就是納稅的大頭，你要說他們心裏沒怨氣那是不可能的，不想著取締新政更是不可能，如果劉瀾不是當時徐州以及現在秣陵的時機掌控者，而是換做國淵主持新政，那麽他落得一個商鞅甚至是王安石的境遇是完全有這個可能的。
但因為是他在打理倡導，所以他靠著自己的威信將這些反對的聲音全都壓了下來，有人覺得多年前徐州不間隔的戰爭將國帑消耗一空，可是劉瀾也仔細考慮過，如果沒有這樣的外部壓力，可能也不會把內部壓力成功轉移出去，所以三次徐州之戰看起來讓劉瀾把銀錢消耗一空，但卻成功轉移了內部矛盾，要不然改革也不會如此順利。
因禍得福？而眼下到了丹陽，內部本來就矛盾重重，但是因為失去了徐州，所以徐州來的氏族則徹底失去了原先的怨言，相反更加追隨劉瀾，而丹陽的氏族，本來就有一多半是被劉瀾所打壓的，所以改革反而要比徐州更順利，因為徐州氏族是抱成一團的，而丹陽的氏族卻因為孫策、劉繇以及劉瀾與步騭聯姻分成了三大勢力，所以劉瀾在改革的時候完全就沒那麽多的顧慮，也不怕他們敢站出來反對，甚至還有點期待，本來膽子肥的該反已經反了，剩下的那些都隱藏了下來，沒有證據劉瀾那他們也沒辦法，可這個時候因為改革而強出頭，正好把他們定位孫策叛黨，對江東的氏族，劉瀾的態度還是非常明確的，能拉攏的拉攏，不能拉攏的一概殺無赦。
其實這就是當年孫策在江東的手段，不過他可比劉瀾更為激進，而劉瀾也不必他手軟，隻不過劉瀾比孫策更聰明，拉攏一部分打壓一部分，說白了就是逼著他們造反，對劉瀾來說造反的人越多越好，畢竟他從青徐帶來的人口實在太多了，不怕安置不了。
當然更主要的一點還是他對於江東世家的心有餘悸，曆史上孫策被他們玩死了，而孫權被迫與之妥協，最終江東得以偏居一隅，但也失去了爭霸天下的機會，而劉瀾要做的肯定不是那些隻為一己之私的江東氏族，這樣的氏族不要也罷，他要的是能夠幫襯到自己的世家，而不是那些拖後腿的世家。
對於江東世家劉瀾可是想出了許多辦法，他有自信解決他們帶來的難題，而他帳下尤其是張飛們，劉瀾也給予了一定的關照，他希望能夠讓其將注意力從田地轉移到輕工業中來，而未來劉瀾更是打算將所有的稅收統統改為五銖錢，以後的俸祿不在是錢糧各半，而是統統發錢。
他當然知道這些人隻不過是一枚試探自己的棋子罷了，他們身後的真正重量人物肯定不會貿然出現，但就算出現了，劉瀾廢除人頭稅的決議是不會發生任何改變的。這一道新政最大的改變就是徹底解放了自耕農。幾千年來自耕農是每個時期最主要的稅源，可以說他們是最受剝削的階級，而現在則不同了，田畝的稅源不再向田畝隻要一百畝一下是無須納稅的。
這個劉瀾是分別要求國淵、內衛等心腹做出過調查的，沛縣西郊蔡二叔家，有十餘口人，一百二十三畝地，男子耕作，女子家務，無遊手好閑，亦無養奴蓄婢，一家衣食無憂，應酬賓客更是時常之事，而就國淵所言蔡二叔一家，並無經商做工，由此可見在這個時代一百多畝地就足以讓十餘口人家過上富足的日子，所以劉瀾定百畝以上田產按地納稅是完全從中農、富農和地主手中納稅，而貧農則有了積攢家業的可能，如果他們一心務農，那麽幾年時間是完全可以過上如蔡二叔一家的生活。
對於這樣的調研還有許多，內衛就有這麽一例，因為實在是傳奇，在看到他的事跡之後，劉瀾還專程前往他的住宅進行拜訪，而當時內衛給出的消息其實是非常簡單的，說他有百餘畝良田，不過這人呢卻非常有心計，尤其是在治理家業上更是非常有心得，而他這一百畝良田自己根本就沒有親手種過，都是租種，但他卻非常的節儉，所以每年都會有盈餘，而他就靠著這些盈餘，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不僅在徐州城內購置了房產，他的田產更是從百畝變成了千畝，由自耕農變成了大地主。
所以劉瀾正是從這幾點定稅，當然這也是有水分的，畢竟這類節儉和境遇心計者並不多，但是隻要為人正派，不賭不嫖，那麽百畝良田足夠讓一家人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別說是吃肉了，就是頓頓山珍海味也綽綽有餘。
劉瀾當然知道自己這樣做得罪的是那些幾千畝幾萬頃田產的大氏族大地主，按地納稅，如果是按人納稅，倒黴的就是那些自耕農，可是現在按地納稅了，那麽他們就是納稅的大頭，你要說他們心裏沒怨氣那是不可能的，不想著取締新政更是不可能，如果劉瀾不是當時徐州以及現在秣陵的時機掌控者，而是換做國淵主持新政，那麽他落得一個商鞅甚至是王安石的境遇是完全有這個可能的。
但因為是他在打理倡導，所以他靠著自己的威信將這些反對的聲音全都壓了下來，有人覺得多年前徐州不間隔的戰爭將國帑消耗一空，可是劉瀾也仔細考慮過，如果沒有這樣的外部壓力，可能也不會把內部壓力成功轉移出去，所以三次徐州之戰看起來讓劉瀾把銀錢消耗一空，但卻成功轉移了內部矛盾，要不然改革也不會如此順利。
因禍得福？而眼下到了丹陽，內部本來就矛盾重重，但是因為失去了徐州，所以徐州來的氏族則徹底失去了原先的怨言，相反更加追隨劉瀾，而丹陽的氏族，本來就有一多半是被劉瀾所打壓的，所以改革反而要比徐州更順利，因為徐州氏族是抱成一團的，而丹陽的氏族卻因為孫策、劉繇以及劉瀾與步騭聯姻分成了三大勢力，所以劉瀾在改革的時候完全就沒那麽多的顧慮，也不怕他們敢站出來反對，甚至還有點期待，本來膽子肥的該反已經反了，剩下的那些都隱藏了下來，沒有證據劉瀾那他們也沒辦法，可這個時候因為改革而強出頭，正好把他們定位孫策叛黨，對江東的氏族，劉瀾的態度還是非常明確的，能拉攏的拉攏，不能拉攏的一概殺無赦。
其實這就是當年孫策在江東的手段，不過他可比劉瀾更為激進，而劉瀾也不必他手軟，隻不過劉瀾比孫策更聰明，拉攏一部分打壓一部分，說白了就是逼著他們造反，對劉瀾來說造反的人越多越好，畢竟他從青徐帶來的人口實在太多了，不怕安置不了。
當然更主要的一點還是他對於江東世家的心有餘悸，曆史上孫策被他們玩死了，而孫權被迫與之妥協，最終江東得以偏居一隅，但也失去了爭霸天下的機會，而劉瀾要做的肯定不是那些隻為一己之私的江東氏族，這樣的氏族不要也罷，他要的是能夠幫襯到自己的世家，而不是那些拖後腿的世家。
對於江東世家劉瀾可是想出了許多辦法，他有自信解決他們帶來的難題，而他帳下尤其是張飛們，劉瀾也給予了一定的關照，他希望能夠讓其將注意力從田地轉移到輕工業中來，而未來劉瀾更是打算將所有的稅收統統改為五銖錢，以後的俸祿不在是錢糧各半，而是統統發錢。
說實在的，他也不想，可是當警察遇到欺上瞞下的事情時，你不得不去懷疑每一個人每一句話的真實目的到底是什麽，索性他把這些事情都交給了內閣，讓他們去處理，在他們的互相牽製下，情況也許會變得好一些。
至於說很多人走著走著與他越走越遠，或許劉瀾從一開始就已經想到了，數千年封建的統治，不就是一直循環往替，不斷重複著以往發生的一切，新生的帝國摧毀了舊有的王朝，新的氏族也就取代了舊有的氏族，然後幾百年再被推翻，而他現在不就做著同樣的事情嗎？
在這個時代，不管你怎麽繞，都不可能繞開宗族，這是幾百年來發展出來的模式，就算你現在揮舞大刀，也不可能根除，因為就算現在砍掉，將來還會出現，而土地兼並也會隨著人口的激增再次發生，千百年來無不如是。
劉瀾對曆史上的幾次改革還是相當了解的，商鞅滅了族，王安石差點就上了貳臣傳，人未死政已息，至於張居正和商鞅的情形也差不多等於滅門了，而最後的雍正攤丁入畝可以說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但看看這些改革者的身份，說明了一點，那就是當最高意誌支持變法改革時，他們會很成功，就算是實力龐大的氏族們也不會貿然與之對抗，因為這個時候沒有人當真會拿自己和家族的安危做冒險的事情，但是一旦最高意誌出現動搖，那麽士大夫們會第一個站出來搖旗呐喊，因為不管什麽樣的改革，說白了都是在打擊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說變革對於廟堂之上的所有人都不利，而對百姓有利，但百姓並沒有掌握話語權，僅此而已。
而劉瀾的新政能夠成功，並不是他的新政到底有多麽好，受到多少人擁護，隻是因為變革是在他的最高意誌之下進行，所以國淵雖然被各種詆毀抱怨，但是世家們卻不會來自己耳邊嚼舌，因為這樣的人都已經被他趕走罷官了。
他當然知道這些人隻不過是一枚試探自己的棋子罷了，他們身後的真正重量人物肯定不會貿然出現，但就算出現了，劉瀾廢除人頭稅的決議是不會發生任何改變的。這一道新政最大的改變就是徹底解放了自耕農。幾千年來自耕農是每個時期最主要的稅源，可以說他們是最受剝削的階級，而現在則不同了，田畝的稅源不再向田畝隻要一百畝一下是無須納稅的。
這個劉瀾是分別要求國淵、內衛等心腹做出過調查的，沛縣西郊蔡二叔家，有十餘口人，一百二十三畝地，男子耕作，女子家務，無遊手好閑，亦無養奴蓄婢，一家衣食無憂，應酬賓客更是時常之事，而就國淵所言蔡二叔一家，並無經商做工，由此可見在這個時代一百多畝地就足以讓十餘口人家過上富足的日子，所以劉瀾定百畝以上田產按地納稅是完全從中農、富農和地主手中納稅，而貧農則有了積攢家業的可能，如果他們一心務農，那麽幾年時間是完全可以過上如蔡二叔一家的生活。
對於這樣的調研還有許多，內衛就有這麽一例，因為實在是傳奇，在看到他的事跡之後，劉瀾還專程前往他的住宅進行拜訪，而當時內衛給出的消息其實是非常簡單的，說他有百餘畝良田，不過這人呢卻非常有心計，尤其是在治理家業上更是非常有心得，而他這一百畝良田自己根本就沒有親手種過，都是租種，但他卻非常的節儉，所以每年都會有盈餘，而他就靠著這些盈餘，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不僅在徐州城內購置了房產，他的田產更是從百畝變成了千畝，由自耕農變成了大地主。
所以劉瀾正是從這幾點定稅，當然這也是有水分的，畢竟這類節儉和境遇心計者並不多，但是隻要為人正派，不賭不嫖，那麽百畝良田足夠讓一家人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別說是吃肉了，就是頓頓山珍海味也綽綽有餘。
劉瀾當然知道自己這樣做得罪的是那些幾千畝幾萬頃田產的大氏族大地主，按地納稅，如果是按人納稅，倒黴的就是那些自耕農，可是現在按地納稅了，那麽他們就是納稅的大頭，你要說他們心裏沒怨氣那是不可能的，不想著取締新政更是不可能，如果劉瀾不是當時徐州以及現在秣陵的時機掌控者，而是換做國淵主持新政，那麽他落得一個商鞅甚至是王安石的境遇是完全有這個可能的。
但因為是他在打理倡導，所以他靠著自己的威信將這些反對的聲音全都壓了下來，有人覺得多年前徐州不間隔的戰爭將國帑消耗一空，可是劉瀾也仔細考慮過，如果沒有這樣的外部壓力，可能也不會把內部壓力成功轉移出去，所以三次徐州之戰看起來讓劉瀾把銀錢消耗一空，但卻成功轉移了內部矛盾，要不然改革也不會如此順利。
因禍得福？而眼下到了丹陽，內部本來就矛盾重重，但是因為失去了徐州，所以徐州來的氏族則徹底失去了原先的怨言，相反更加追隨劉瀾，而丹陽的氏族，本來就有一多半是被劉瀾所打壓的，所以改革反而要比徐州更順利，因為徐州氏族是抱成一團的，而丹陽的氏族卻因為孫策、劉繇以及劉瀾與步騭聯姻分成了三大勢力，所以劉瀾在改革的時候完全就沒那麽多的顧慮，也不怕他們敢站出來反對，甚至還有點期待，本來膽子肥的該反已經反了，剩下的那些都隱藏了下來，沒有證據劉瀾那他們也沒辦法，可這個時候因為改革而強出頭，正好把他們定位孫策叛黨，對江東的氏族，劉瀾的態度還是非常明確的，能拉攏的拉攏，不能拉攏的一概殺無赦。
其實這就是當年孫策在江東的手段，不過他可比劉瀾更為激進，而劉瀾也不必他手軟，隻不過劉瀾比孫策更聰明，拉攏一部分打壓一部分，說白了就是逼著他們造反，對劉瀾來說造反的人越多越好，畢竟他從青徐帶來的人口實在太多了，不怕安置不了。
當然更主要的一點還是他對於江東世家的心有餘悸，曆史上孫策被他們玩死了，而孫權被迫與之妥協，最終江東得以偏居一隅，但也失去了爭霸天下的機會，而劉瀾要做的肯定不是那些隻為一己之私的江東氏族，這樣的氏族不要也罷，他要的是能夠幫襯到自己的世家，而不是那些拖後腿的世家。
對於江東世家劉瀾可是想出了許多辦法，他有自信解決他們帶來的難題，而他帳下尤其是張飛們，劉瀾也給予了一定的關照，他希望能夠讓其將注意力從田地轉移到輕工業中來，而未來劉瀾更是打算將所有的稅收統統改為五銖錢，以後的俸祿不在是錢糧各半，而是統統發錢。
他當然知道這些人隻不過是一枚試探自己的棋子罷了，他們身後的真正重量人物肯定不會貿然出現，但就算出現了，劉瀾廢除人頭稅的決議是不會發生任何改變的。這一道新政最大的改變就是徹底解放了自耕農。幾千年來自耕農是每個時期最主要的稅源，可以說他們是最受剝削的階級，而現在則不同了，田畝的稅源不再向田畝隻要一百畝一下是無須納稅的。
這個劉瀾是分別要求國淵、內衛等心腹做出過調查的，沛縣西郊蔡二叔家，有十餘口人，一百二十三畝地，男子耕作，女子家務，無遊手好閑，亦無養奴蓄婢，一家衣食無憂，應酬賓客更是時常之事，而就國淵所言蔡二叔一家，並無經商做工，由此可見在這個時代一百多畝地就足以讓十餘口人家過上富足的日子，所以劉瀾定百畝以上田產按地納稅是完全從中農、富農和地主手中納稅，而貧農則有了積攢家業的可能，如果他們一心務農，那麽幾年時間是完全可以過上如蔡二叔一家的生活。
對於這樣的調研還有許多，內衛就有這麽一例，因為實在是傳奇，在看到他的事跡之後，劉瀾還專程前往他的住宅進行拜訪，而當時內衛給出的消息其實是非常簡單的，說他有百餘畝良田，不過這人呢卻非常有心計，尤其是在治理家業上更是非常有心得，而他這一百畝良田自己根本就沒有親手種過，都是租種，但他卻非常的節儉，所以每年都會有盈餘，而他就靠著這些盈餘，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不僅在徐州城內購置了房產，他的田產更是從百畝變成了千畝，由自耕農變成了大地主。
所以劉瀾正是從這幾點定稅，當然這也是有水分的，畢竟這類節儉和境遇心計者並不多，但是隻要為人正派，不賭不嫖，那麽百畝良田足夠讓一家人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別說是吃肉了，就是頓頓山珍海味也綽綽有餘。
劉瀾當然知道自己這樣做得罪的是那些幾千畝幾萬頃田產的大氏族大地主，按地納稅，如果是按人納稅，倒黴的就是那些自耕農，可是現在按地納稅了，那麽他們就是納稅的大頭，你要說他們心裏沒怨氣那是不可能的，不想著取締新政更是不可能，如果劉瀾不是當時徐州以及現在秣陵的時機掌控者，而是換做國淵主持新政，那麽他落得一個商鞅甚至是王安石的境遇是完全有這個可能的。
但因為是他在打理倡導，所以他靠著自己的威信將這些反對的聲音全都壓了下來，有人覺得多年前徐州不間隔的戰爭將國帑消耗一空，可是劉瀾也仔細考慮過，如果沒有這樣的外部壓力，可能也不會把內部壓力成功轉移出去，所以三次徐州之戰看起來讓劉瀾把銀錢消耗一空，但卻成功轉移了內部矛盾，要不然改革也不會如此順利。
因禍得福？而眼下到了丹陽，內部本來就矛盾重重，但是因為失去了徐州，所以徐州來的氏族則徹底失去了原先的怨言，相反更加追隨劉瀾，而丹陽的氏族，本來就有一多半是被劉瀾所打壓的，所以改革反而要比徐州更順利，因為徐州氏族是抱成一團的，而丹陽的氏族卻因為孫策、劉繇以及劉瀾與步騭聯姻分成了三大勢力，所以劉瀾在改革的時候完全就沒那麽多的顧慮，也不怕他們敢站出來反對，甚至還有點期待，本來膽子肥的該反已經反了，剩下的那些都隱藏了下來，沒有證據劉瀾那他們也沒辦法，可這個時候因為改革而強出頭，正好把他們定位孫策叛黨，對江東的氏族，劉瀾的態度還是非常明確的，能拉攏的拉攏，不能拉攏的一概殺無赦。
其實這就是當年孫策在江東的手段，不過他可比劉瀾更為激進，而劉瀾也不必他手軟，隻不過劉瀾比孫策更聰明，拉攏一部分打壓一部分，說白了就是逼著他們造反，對劉瀾來說造反的人越多越好，畢竟他從青徐帶來的人口實在太多了，不怕安置不了。
當然更主要的一點還是他對於江東世家的心有餘悸，曆史上孫策被他們玩死了，而孫權被迫與之妥協，最終江東得以偏居一隅，但也失去了爭霸天下的機會，而劉瀾要做的肯定不是那些隻為一己之私的江東氏族，這樣的氏族不要也罷，他要的是能夠幫襯到自己的世家，而不是那些拖後腿的世家。
對於江東世家劉瀾可是想出了許多辦法，他有自信解決他們帶來的難題，而他帳下尤其是張飛們，劉瀾也給予了一定的關照，他希望能夠讓其將注意力從田地轉移到輕工業中來，而未來劉瀾更是打算將所有的稅收統統改為五銖錢，以後的俸祿不在是錢糧各半，而是統統發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