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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橫的自殺,在某個意義上算是讓齊國的有組織反抗,缺少了名正言順的領導者。


    而在這個地區的長達四個多月的對峙,也在三天之後,以困守營壘的齊軍殘部投降,宣布終結。


    這也就是說,東齊國最大的一支部隊,在這一場戰鬥之後,宣布全軍覆沒。


    而韓信以及杜聰並沒有迅速進行下一步行動,而是在經過了將近一個星期時間的休整,以及一些善後事宜的處理之後,才繼續進行下一步的軍事行動。


    東齊國以及西齊國的抵抗力量,在張嘉師接下來約莫一個多月的軍事行動當中,要麽被拔除,要麽他們很知趣的投降。


    在這麽一種情況下,張嘉師很自然的將自己的目光放在還跟間等人據守的即墨地區進行糾纏的項羽殘部楚軍。


    這個時候的楚軍,似乎鵲巢鳩占,占據了東齊過以及西齊國南部相當一片地區。


    但是麽,張嘉師在一時半會之間,也沒有精力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他麾下的官兵在這麽一個時候基本還在齊國以及楚國兩地的控製區,處理相應的民事或者是進行對齊軍楚軍餘黨的清剿。


    所以,張嘉師知道在這麽一個情況下,想要解決似乎重新得到一部分控製區的項羽,還需要聚集大量的兵力。


    而在楚國以及齊國的相應行動部署完成之前,張嘉師不會讓單獨的一些部隊發起對項羽部隊的攻勢。畢竟張嘉師很清楚,除非將項羽一擊必殺,單獨部隊的行動反倒會有可能出現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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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這麽一個時候,離開了臨淄的張嘉師,選擇了自己前往的下一個目的地。


    那就是已經被楚國滅亡的魯國首都,曲阜。


    現在的曲阜,不能將名字稱之為曲阜,而是在楚國滅亡魯國之後直到現在,曲阜的名字被更換成魯縣。(公元前249年楚國滅魯,始設魯縣,596年初定縣名為曲阜。)


    張嘉師在這個時候前往魯縣,自然不是為了參觀這個曆史相當悠長,古史相傳的“三皇五帝”中,有四人曾在曲阜留下了活動的蹤跡,開創了發達的古代文明的情況,而是為了借助孔子的名義,來創建大力發展教育的基調。


    畢竟,有些事情,確實是有他必須要做的必然性。


    張嘉師來這個地方,自然是做一些他原來所在的那個世界,很多皇帝都會去做到的事情。


    那就是拜祭曲阜孔廟。


    曲阜孔廟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逝世的第二年,即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十七年,西元前478年)。根據《史記》的記載,當時孔子的弟子將其“故所居堂”立廟祭祀,廟屋三間,內藏衣、冠、琴、車、書等孔子遺物。至漢初,已曆二百餘年。


    這一種說法,在張嘉師的這個時期依舊是通用的。


    但是很明顯,在劉邦死去之後,像是“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一月,高祖劉邦自淮南還京,經過闕裏,以太牢祭祀孔子。開皇帝親祭孔子之先。元始元年(1年),平帝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自此,孔廟愈受重視。東漢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過闕裏,命祭孔子。明帝、章帝、安帝均曾到曲阜祭祀。永興元年(153年),桓帝下詔重修孔廟,任命孔和為守廟官,並立碑以記。有漢一代,廟宇雖經多次整修,但仍以宅為廟。”這樣的記載,恐怕會被改寫很多。


    因為沒有了劉邦,自然就不會再出現漢朝,更加不會有漢朝對孔廟的相應安排以及記載。


    而現在的孔廟,自然也不會有後世的那種金碧輝煌的建築群。


    比如說“高32米,長54米,深34米,重簷九脊,黃瓦飛彩,鬥拱交錯,雕梁畫棟,周環迴廊,巍峨壯麗,正麵供奉著孔子像”的大成殿。“始建於乾隆時期,六楹四柱,鐵梁石柱,柱的頂端屹立著四尊天將石像,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欞星門;同樣也不會有作為原來作為大門,在欞星門建造之前,建於明代,“飛簷鬥拱,頂為綠琉璃瓦,門前的漢白玉坊,名太和元氣坊,坊名盛讚孔子如同天地一般,無所不包。門的東西兩側各立有一座木坊,兩坊形製相同,上邊置有牌樓,三間四柱,鬥拱密集,簷翼起翹,柱上透雕有石獅、天祿像,造型古樸。”的聖時門。


    不要說這些後世建造的著名建築,就連孔廟的真正核心,始建於北宋聖二年(公元1024年),在相傳是孔子講學之所,在大成殿前的院落正中修建的杏壇,而張嘉師在原來的那個世界所知道的杏壇,則是隆慶三年(公元1569年)重修,重簷,四麵歇山頂,十字結脊,黃瓦飛簷二層,雙重鬥拱的方亭。


    現在的杏壇,更多的隻不過是一個打掃得幹淨整潔得小平台而已。


    而作為後世著名景點之一的的孔廟碑林,雖然在後世廟內,存有兩漢以來曆代碑碣二千多方,真草隸篆,諸體俱備,其中尤以漢魏六朝的碑刻稱譽海內外。


    但是麽,現在的孔廟碑林,更多的隻不過是有幾塊不起眼的石碑。


    ……


    張嘉師在到來這個地方之前,東方英已經知會了叔孫通以及孔等人。


    這個時期的孔還沒有死去。而作為叛軍的一員,孔實際上並不希望看到張嘉師的到來。


    要不是他的弟子叔孫通得到了張嘉師的保證,不會找他這個張楚的博士、太師麻煩,孔還真的不會從嵩山的隱居地迴到自己的家中。


    畢竟他盡然是隱居了,但是從逆這個罪名可不是一般人能夠輕鬆承擔得起的。


    張嘉師這個時候到來這個規模不大,甚至是顯得有些破落的孔府,自然不是來觀光的,但是他也沒有打算大行其道的繼續一些皇帝的祭孔。


    祭孔是民間的一種對“先賢“的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紀念活動。祭祀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典禮,稱為“釋奠禮”。釋、奠都有陳設、呈獻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陳設音樂、舞蹈,並且呈獻牲、酒等祭品,對孔子表示崇敬之意。


    孔子死後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魯哀公下令在曲阜闕裏孔子的舊宅立廟,既今天的曲阜孔廟。孔子生前所住的三間房屋改成壽堂,將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車、琴、書冊等保存起來,並且按歲時祭祀。這是諸侯祭孔的開始。


    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高祖劉邦經過魯國,以太牢祭祀孔子。這是天子祭孔的開始。(太牢,即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時,牛、羊、豕三牲全備為“太牢”。)


    漢元帝(公元前48-33年在位)征召孔子第13代孫孔霸為帝師,封關內侯,號褒成君,賜食邑八百戶,以稅收按時祭祀孔子。這是封孔子子孫為侯,以奉祀孔子的開始。


    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派遣天子特使大司空宋宏到曲阜闕裏祭祀孔子。這是天使祭孔的開始。


    在此以前,所有祭孔典禮都在曲阜孔廟舉行,直到漢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於太學及郡縣學祭祀周公、孔子。從此,朝廷及各地方政府也都在學校中祭孔,祭孔成為全國性的重要政教活動。


    漢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赴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這是祭孔有配享的開始。


    自漢代以後,祭孔活動延續不斷。規模也逐步提升,明清時期達到頂峰,被稱為“國之大典”。


    從漢朝開始,不論在曲阜或者在首都及地方政府,都已普遍祭祀孔子,也都訂有禮儀。隨著時代的演變,孔子的封號由漢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的褒成宣尼公,逐漸提升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的文宣王。儀式也就愈來愈完備而隆重。


    滿清入主中原,順治帝定都北京,他在京師國子監立文廟,內有大成殿,專門舉行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並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祀禮規格又進化為上祀、奠帛、祝文、三獻、行三拜九叩大禮。


    可以說,在漢明帝之後,祭孔活動逐漸到達了明清時期的巔峰,甚至是以帝王規格來拜祭孔子。


    在明清時期的祭孔的最重要議程是三獻禮,主祭人要先整衣冠、洗手後才能到孔子香案前上香鞠躬,鞠躬作揖時男的要左手在前右手在後,女的要右手在前左手在後。所謂三獻,分初獻、亞獻和終獻。


    初獻帛爵,帛是黃色的絲綢,爵指仿古的酒杯,由正獻官將帛爵供奉到香案後,主祭人宣讀並供奉祭文,而後全體參祭人員對孔子像五鞠躬,齊誦《孔子讚》。亞獻和終獻都是獻香獻酒,分別由亞獻官和終獻官將香和酒供奉在香案上,程序和初獻相當。


    像是這種記載,張嘉師一方麵是從他師父的相應說法中了解到,一方麵則是從青玉靈書當中知道這些事情。


    當然,張嘉師既然不是來看這個時候事實上沒啥好看的孔府,同樣也不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來做祭孔這種算得上是相當瘋狂的事情。


    他來這個地方,最主要是確定以孔子的教育方針為宗旨,然後逐步奠定自己構思起來的教育基礎。


    張嘉師對於孔子沒有什麽厭惡的感覺。相反,他認為孔子在教育方麵,確實是值得聖人的稱唿。


    因為孔子有兩個教育觀念,讓他不得不承認一點,那就是孔子是對的。


    這兩點分別是“有教無類”以及普及君子六藝。


    ……


    有教無類出自於《論語?衛靈公》:子曰:“有教無類。”


    但是這句成語在張嘉師的後世有兩種解釋:


    解釋一,不管什麽人都可以受到教育。


    解釋二,人原本是“有類”的。比如有的智,有的愚;有的賢,有的不肖。但通過教育,卻可以消除這些差別,“有教則無類”,可見“有教無類”是教育的結果,不是前提。


    雖然這一句成語有兩種解釋,但是在很多方麵而言,兩種解釋都相對於有一個結果,那就是通過教育來改變一個人。


    根據。《禮記?王製》記載,“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西周前期,因戰事頻仍,學校教育以武事為主,而西周後期政權穩定,開始傾重文化教育。當時大學學習以禮、樂、射、書為主,而小學則多學六藝基礎知識。此時的教育依然以貴族教育為主,平民是很難進入官辦學校學習的。


    到了東周,戰亂頻仍,禮樂崩壞。周王失去了對全國的控製,全國範圍內統一的製度開始崩解,諸侯開始為政一方。為了培養本國人才,諸侯紛紛設立自己的官學,稱為“癢宮”。這時候教育對象不再局限於貴族,為了充實人才,一些有能力的平民也被官學吸收培養。這也可以說是中國教育史上的“有教無類”的開端。


    孔子本人非常認同擴大教育對象範圍的做法,同時他還提出教育是教化民眾,增強國家實力,維護統治穩定的重要手段,因此,他認為教育甚至不能僅僅局限在有潛力有培養價值的人,而應推廣至所有國民。所以,他本人積極推廣私學,認為這樣可以使任何願意學習的人獲得受教育的機會。


    這也就是孔子認為“有教無類”有著必要性,並且賦予實施的重要基礎。


    當然,孔子作為儒家學說的創始人,他的有教無類事實上也是有著一定私心的,就好比是希望通過興辦教育來培養“賢才”和官吏,以實現其政治思想。


    這個情況,張嘉師不認為孔子有什麽錯誤,畢竟聖人要是連自己的私心都沒有的話,那他已經不隻是聖人那麽簡單了。


    他不能因為這種瑕不掩瑜的“缺陷”,來否認孔子的“有教無類”的核心關鍵:


    無分貴族與平民,不分國界與華夷,隻要有心向學,都可以入學受教。


    張嘉師想要做到的,就是讓自己的教育基礎,能夠做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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