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子都與穆烈之間的恩怨,並非緣於個人,實乃河東薛氏與門閥穆氏的利益之爭。


    北魏都城平城正是位於河東,地處草原通向中原的交通要道。


    立國之初,為鞏固京畿重地,鮮卑貴族多分封於河東,穆氏亦是如此。


    胡漢混居,勢必在漢族與鮮卑族門閥之間產生摩擦。


    利益就那麽多,鮮卑人占多了,漢人自然便少了。


    尤其是鮮卑人初來乍到,對漢家土地有著強烈的占有欲。


    隻因鮮卑人勢大,漢人門閥不得不忍氣吞聲。


    數代之後,漢人漸漸在北魏朝廷占有一席之地,矛盾亦隨之初露端倪。


    漢人勢力的崛起,也是魏帝製定漢化國策的重要原因。


    兩族若長期水火不容,勢必造成國內動蕩。


    對漢族施行恐怖鎮壓,行不行?


    行。


    早在十六國時期,匈奴人政權就是這麽做的。


    結果呢,十六國今何在?


    冉魏國祚雖僅兩年餘,確是前車之鑒。


    鎮壓不可取,便惟有融合。


    強迫漢人移風易俗,效鮮卑人,可能會與鎮壓產生類似的結果。


    後世清朝初年的剃發令,引發了多大的腥風血雨啊。


    亦不可否認,屈於皇權,少數漢人會完全鮮卑化,多數漢人會有一定程度的鮮卑化。


    但這個過程必定緩慢,同時醞釀著不可預知的風險。


    明智的做法,是人口處於劣勢的鮮卑人漢化,從而徹底贏得漢人的擁護。


    須知鮮卑人打仗可以,種地、生產卻須仰賴漢人。


    沒有漢人的擁護,辛勤的勞作,鮮卑人拿什麽去揮霍?


    魏帝是有遠見的,他看出了問題的嚴重性。


    若不調和矛盾,盡早施行漢化國策,衝突在所難免。


    最大的危機,將會在數代之後。


    所以,魏帝一麵倡導皇族、鮮卑門閥與漢族門閥聯姻,一麵欲南封思想頑固的鮮卑鎮將。


    此舉是在凝聚鮮卑上層的共識,也是在為推行漢化國策鋪路。


    於薛子都而言,此舉措來得太晚了,他已是梁將。


    就其本心而論,他還是更傾向於漢家朝廷,即便北魏施行漢化國策。


    穆烈的眼中,惟有“逃亡”南梁的宿敵薛子都,二將戰得難解難分。


    悍勇如楊彥超,遇上狂傲霸氣的葉清玄,亦不敢稍有大意。


    二將同樣戰得勢均力敵,難以分出勝負。


    當此之時,魏將與梁將戰於一處,失去指揮的魏軍喪失協作,一片散沙。


    臨陣冷靜的蕭紹瑜,敏銳把握戰機,毅然率軍掃蕩魏軍。


    胯下黃驃馬如電,掌中英華劍光寒。


    君子劍法張弛有度,綻放豪情,刺翻魏軍無數。


    柳文菲與之並肩奮戰,神女唿應君子,銀甲與金甲交輝。


    一對璧人,化身戰地鴛鴦。


    左衛軍殘部集結列陣,隨征蕭紹瑜。


    與此同時,範雍也加緊了對魏軍的掃蕩。


    東西對進的兩支梁軍,不斷擊碎著小股魏軍的抵抗,使其無法合軍而戰,逐步蠶食之。


    勝利已然屬於梁軍,魏軍零零散散的抵抗無法扭轉大勢。


    “射日槍!”


    感受到戰局的急轉直下,楊彥超果斷用出保命槍法,槍尖光華璀璨,專刺葉清玄二目。


    猝不及防,葉清玄目不能睜,隻好收斂攻勢,銀槍迴防,暫避鋒芒。


    楊彥超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他乘勢策馬突圍。


    薛子都的強悍,令穆烈漸漸清醒,暴躁漸漸消退。


    匆匆掃視戰場,他也感受到了戰局的微妙。


    雖恨不能生啖薛子都之肉,他卻知此地不可久留。


    “撼天斧!”


    他與薛子都硬撼一招,勉強將其逼退。


    隨即,忍著喉間火辣、欲噴湧而出的鮮血,撥馬便逃。


    此時的他,已然無心亦無法收攏鮮卑部落騎兵,乘亂獨騎求生。


    最終,他與楊彥超憑借個人的勇悍,隻身逃走。


    所部魏軍,為梁軍盡殲。


    “此戰,不納降,為左衛軍陣亡將士複仇!”


    蕭紹瑜與之前的魏將,作出了同樣的選擇。


    此令一出,左衛軍殘部再受感動。


    他們想過,若蕭紹瑜早點率軍來援,也許陣亡的袍澤無須赴死。


    然而逝者已逝,這已然不重要了。


    於他們而言,重要的是蕭紹瑜挽救了他們。


    再造之恩,必銘記於心。


    “大梁必勝!”


    魏將倉皇北遁,魏軍灰飛煙滅。


    亢奮的梁軍將士,振臂高唿。


    賀勝之聲,響徹頓丘。


    隨後,左衛軍殘部百餘人,被蕭紹瑜安置於頓丘休整。


    郡衙二堂,卻淡去了勝利的喜悅,多了幾分對淮南戰局的憂慮。


    “殿下,元睿北返,必因決戰已起。”


    範雍沉聲說道。


    他也判斷出,淮南戰局的走勢。


    現在,擺在蕭紹瑜麵前的問題是,要不要發兵增援梁帝。


    此刻,頓丘城內新昌郡兵五千,客兵二千餘,總數不足八千。


    屯糧重地不容有失,留守兵力不能過少,甚至應盡量充足。


    故蕭紹瑜可用之兵不多。


    對於梁魏兩軍,參戰總兵力近四十萬的大決戰,他這點兵馬聊勝於無。


    是故,固守頓丘是最明智的選擇。


    然置梁帝於不顧,卻不符合蕭紹瑜的利益訴求。


    他必須明確表態,馳援梁帝。


    因為一旦與梁帝有隙,壯大勢力便無從談起。


    甚至極有可能,蕭紹瑜被梁帝列入打壓名單。


    思路是清晰的,然而決定卻是難下的。


    不論是濟陰屬將薛子都,王府直係將領葉清玄、範伯勳,還是新昌、州軍屬將。


    列席諸將,皆一籌莫展。


    恰在此時,兵卒來報:


    “稟九殿下、範太守,豫州裴刺史來援,已至城下。”


    聞報,範雍虎目閃爍,心想:


    “裴邃不會是奉陛下詔命,來接管新昌的吧?”


    範雍知裴邃,深沉而腹有韜略,居身方正,素有威重。


    他素來敬重之,並曾與其有同袍之誼、私交莫逆。


    然自十年前,二人便往來斷絕。


    實際上,除了直屬上司柳世權,範雍與新昌以外的所有人,皆斷絕交往。


    不是他不念舊情,皆因其身份過於敏感。


    他不想給故交好友,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梁書·武帝紀》載曰:


    帝大捷於頓丘,魏前將軍楊彥超、左將軍穆烈隻身北遁。夷陵縣子、豫州刺史裴公邃至頓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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