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標題：提示一下，這章隻有幹貨和私貨，沒有劇情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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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1924年出了一本自傳，叫做《冒險年代（years of adventure），1874-1920》。
看這個書名就知道了，這本迴憶錄主要記述的是他從出生到參加凡爾賽和會期間的人生經曆。而這個書名也正是他前半生的真實寫照。
出生於1874年的胡佛抵達中國天津的時候年僅25歲，還給自己起了一個中文名字——胡華。那個時候他是英國著名采礦公司比維克-莫林公司的工程師。
他的年薪超過兩萬美金，這在當時絕對算是高薪。別忘了，羅斯福擔任海軍副部長一年也隻不過拿到五千美金而已。
因吹斯聽的是，短短三年之後的1902年，胡華離開中國的時候已經坐擁400萬美金的巨額財富。
當然啦，他的迴憶錄裏麵對我大清這起國有資產流失案那是輕描淡寫。
不過話又說迴來了，人家那也是憑本事訛……嗯，掙的錢，誰叫我大清就是那麽廢柴呢？（筆者注：開平煤礦和胡佛的關係有興趣的病友百度就好，筆者在書中就不多贅述了。）
但是如果讀過《冒險年代》這本迴憶錄，那麽像袁鴻漸同學這樣一百年後的讀者就會發現胡佛確實是一個眼光敏銳的政治觀察家。（筆者注：以下內容是慕容從書中手打摘錄。）
首先，他對於賽裏斯這片土地和上麵人民有著某種敬畏之心。
他在書中說到，“無論這個人的經曆有多豐富，無論他對這個國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有多深刻，他都無法對一個曆史上下三千年，擁有四億人口的龐大民族妄加評論。在我的印象之中，我對中國人民懷有恆久不變的敬佩之情。”
“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口大約占總人口10%，他們的智力水平很高，他們有思想，也有道德感。他們的文化是全世界最古老且最悠久完整的文化。在藝術、文學和哲學領域，中華文明都孕育出了豐碩成果。”
一個二十世紀初的西方白種人能說出這種話，可以說是非常難得了。
其次，他對賽裏斯社會的認識甚至要比某些賽裏斯人還來得正確。
他意識到，“中國的第一資源和第一技術就是農業。……三千年來，幾億農民都在勤勤懇懇地耕種，這是多麽令人驚奇的現象！一畝地產出的糧食重量可能都超過了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地方。”
好吧，胡佛在這點上完全可以說是和天魔傳人英雄所見略同了。要知道天魔傳人的同誌們還孜孜以求想著模仿十月革命占領大城市的時候，他老人家早就對此嗤之以鼻，並且苦口婆心地勸說同誌們應該紮根農村。
而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穿林北腿依然不明白這一點。他擁有絕對軍備優勢400萬的大軍為什麽總是被120萬小米加步槍的匪軍吊打。最根本的原因，占領大城市的國民政府沒有掌握這個國家的最大生產力，那就是農業。
所以打到後來炮黨的財政垮台不稀奇，不垮台才稀奇呢。
胡佛還總結，“中國人思維中的一些奇怪想法導致他們無法很好地適應西方管理機構的方法……中國本地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分包製。即使是在政府裏，一千年來，總督都必須每年支付給君主一定數量的資金，並以司法製度維持秩序。總督將責任轉包給下一級的地方道台，他們依次轉包給更小的地方政府。每一級官員在上繳稅款的時候，都會產生大量的稅款餘額。通常情況下，這些多餘的稅款就會為私人所斂，也就是侵吞公款……甚至中國軍隊都是在分包的基礎上接受管理的。”
同樣以國共為例，炮黨在“殲敵一億，虎踞寶島。”之前，收糧還是靠地主，打仗還是靠軍頭。而另外一方在抗戰期間已經讓自己的經濟上深入農村基層，而在軍事上早在三灣改編時期就“支部建在連上”。
最後，雖說他也很難擺脫自己的時代局限性，對於賽裏斯人的有著基於種族主義的刻板印象，比如他說“中國人的頭腦要比起源於歐洲的民族缺乏機械理學的思維。”
不過他有些觀察是對的，“直到幾年前，中國人都談不上有任何的民族精神。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我們稱之為愛國主義的這種強烈情感。”
並非是要貶低一百年前的賽裏斯人，但是現代民族主義本來就不是天生的。不經曆亡國滅種的危機，中華民族日後不一定會有那麽堅定的意誌要不惜一切代價地強大起來。
這也是為什麽我們的袁大師不去阻擋抗日戰爭的爆發。他隻求中國少死點人，最好外國多死點人，隨便哪個外國都好。
而且胡佛對於中國的民主化也有自己的見解，“在90%的文盲麵前，在人民群眾極低的生活水準之下，這一想法（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中國知識分子會有一些理想主義的幻想，認為在中國能夠建立某種民主的寡頭政治。”
“民主是西方人的概念，這個概念的實施需要建立一個我們應用於生產和分配的管理機製。我的擔憂在於，在中國任何真正的民主政治都會敗在它的管理方麵。”
先管理再民主，這麽簡單的道理一百年後居然還有那麽多人不明白。
幸運的是，胡佛的擔憂的情形沒有在賽裏斯發生，倒是在我們幾個隔壁鄰居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迴憶錄的第六章《在中國的工程師生涯》的末尾他提出了警告，“但是我所說的一切並不是要詆毀這個偉大的民族，隻是給西方人提供一個警示，中國並不會被西方化。”
嗯，這麽一個具備敏銳眼光，具有冒險精神的人物在後世的名聲卻也不咋地。原因自然就是因為大蕭條中他的表現實在是太差的關係。
不過麽，這件事情確實也怨不了他，如果他和柯立芝調換一下，那絕對就是“胡佛大繁榮”了。
所以說，一個人的命運啊，固然要靠個人的奮鬥，但是也要考慮曆史的進程……
“皮卡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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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1924年出了一本自傳，叫做《冒險年代（years of adventure），1874-1920》。
看這個書名就知道了，這本迴憶錄主要記述的是他從出生到參加凡爾賽和會期間的人生經曆。而這個書名也正是他前半生的真實寫照。
出生於1874年的胡佛抵達中國天津的時候年僅25歲，還給自己起了一個中文名字——胡華。那個時候他是英國著名采礦公司比維克-莫林公司的工程師。
他的年薪超過兩萬美金，這在當時絕對算是高薪。別忘了，羅斯福擔任海軍副部長一年也隻不過拿到五千美金而已。
因吹斯聽的是，短短三年之後的1902年，胡華離開中國的時候已經坐擁400萬美金的巨額財富。
當然啦，他的迴憶錄裏麵對我大清這起國有資產流失案那是輕描淡寫。
不過話又說迴來了，人家那也是憑本事訛……嗯，掙的錢，誰叫我大清就是那麽廢柴呢？（筆者注：開平煤礦和胡佛的關係有興趣的病友百度就好，筆者在書中就不多贅述了。）
但是如果讀過《冒險年代》這本迴憶錄，那麽像袁鴻漸同學這樣一百年後的讀者就會發現胡佛確實是一個眼光敏銳的政治觀察家。（筆者注：以下內容是慕容從書中手打摘錄。）
首先，他對於賽裏斯這片土地和上麵人民有著某種敬畏之心。
他在書中說到，“無論這個人的經曆有多豐富，無論他對這個國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有多深刻，他都無法對一個曆史上下三千年，擁有四億人口的龐大民族妄加評論。在我的印象之中，我對中國人民懷有恆久不變的敬佩之情。”
“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口大約占總人口10%，他們的智力水平很高，他們有思想，也有道德感。他們的文化是全世界最古老且最悠久完整的文化。在藝術、文學和哲學領域，中華文明都孕育出了豐碩成果。”
一個二十世紀初的西方白種人能說出這種話，可以說是非常難得了。
其次，他對賽裏斯社會的認識甚至要比某些賽裏斯人還來得正確。
他意識到，“中國的第一資源和第一技術就是農業。……三千年來，幾億農民都在勤勤懇懇地耕種，這是多麽令人驚奇的現象！一畝地產出的糧食重量可能都超過了世界其他任何一個地方。”
好吧，胡佛在這點上完全可以說是和天魔傳人英雄所見略同了。要知道天魔傳人的同誌們還孜孜以求想著模仿十月革命占領大城市的時候，他老人家早就對此嗤之以鼻，並且苦口婆心地勸說同誌們應該紮根農村。
而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穿林北腿依然不明白這一點。他擁有絕對軍備優勢400萬的大軍為什麽總是被120萬小米加步槍的匪軍吊打。最根本的原因，占領大城市的國民政府沒有掌握這個國家的最大生產力，那就是農業。
所以打到後來炮黨的財政垮台不稀奇，不垮台才稀奇呢。
胡佛還總結，“中國人思維中的一些奇怪想法導致他們無法很好地適應西方管理機構的方法……中國本地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分包製。即使是在政府裏，一千年來，總督都必須每年支付給君主一定數量的資金，並以司法製度維持秩序。總督將責任轉包給下一級的地方道台，他們依次轉包給更小的地方政府。每一級官員在上繳稅款的時候，都會產生大量的稅款餘額。通常情況下，這些多餘的稅款就會為私人所斂，也就是侵吞公款……甚至中國軍隊都是在分包的基礎上接受管理的。”
同樣以國共為例，炮黨在“殲敵一億，虎踞寶島。”之前，收糧還是靠地主，打仗還是靠軍頭。而另外一方在抗戰期間已經讓自己的經濟上深入農村基層，而在軍事上早在三灣改編時期就“支部建在連上”。
最後，雖說他也很難擺脫自己的時代局限性，對於賽裏斯人的有著基於種族主義的刻板印象，比如他說“中國人的頭腦要比起源於歐洲的民族缺乏機械理學的思維。”
不過他有些觀察是對的，“直到幾年前，中國人都談不上有任何的民族精神。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我們稱之為愛國主義的這種強烈情感。”
並非是要貶低一百年前的賽裏斯人，但是現代民族主義本來就不是天生的。不經曆亡國滅種的危機，中華民族日後不一定會有那麽堅定的意誌要不惜一切代價地強大起來。
這也是為什麽我們的袁大師不去阻擋抗日戰爭的爆發。他隻求中國少死點人，最好外國多死點人，隨便哪個外國都好。
而且胡佛對於中國的民主化也有自己的見解，“在90%的文盲麵前，在人民群眾極低的生活水準之下，這一想法（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中國知識分子會有一些理想主義的幻想，認為在中國能夠建立某種民主的寡頭政治。”
“民主是西方人的概念，這個概念的實施需要建立一個我們應用於生產和分配的管理機製。我的擔憂在於，在中國任何真正的民主政治都會敗在它的管理方麵。”
先管理再民主，這麽簡單的道理一百年後居然還有那麽多人不明白。
幸運的是，胡佛的擔憂的情形沒有在賽裏斯發生，倒是在我們幾個隔壁鄰居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迴憶錄的第六章《在中國的工程師生涯》的末尾他提出了警告，“但是我所說的一切並不是要詆毀這個偉大的民族，隻是給西方人提供一個警示，中國並不會被西方化。”
嗯，這麽一個具備敏銳眼光，具有冒險精神的人物在後世的名聲卻也不咋地。原因自然就是因為大蕭條中他的表現實在是太差的關係。
不過麽，這件事情確實也怨不了他，如果他和柯立芝調換一下，那絕對就是“胡佛大繁榮”了。
所以說，一個人的命運啊，固然要靠個人的奮鬥，但是也要考慮曆史的進程……
“皮卡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