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標題：大師人生三大喜事：出書揚名死老婆
作為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學碩士，背過二十世紀經濟學史的袁燕倏自然知道眼下的主流經濟學界正在展開一場姓社還是姓資的大辯論。當時知名的經濟學家都卷入了這場關於社會主義公有製下的計劃經濟是否可行的辯論。
不用說啦，作為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大學者，米塞斯大師還能為計劃經濟唱讚歌？看看他名字中間的“埃德勒（edler字麵意義就是貴族，通常賜予猶太人。）”和“二馬（von）”就知道了，身為哈布斯堡帝國貴族和猶太上層人物，他當然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了。
還在奧地利政府裏麵當經濟顧問的pr.米塞拉在今年春天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經濟計算》的文章，他否認社會主義有實行經濟計算和合理配置資源的可能性。
有水平的人就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複雜，複雜的事情說簡單。
袁燕倏還是有點水平的。他知道米塞斯否定計劃經濟的最主要論據就是資本主義市場複雜到的不可能被人為仿製，因此計劃經濟不可能像這隻看不見的手一樣有效地配置資源。
其實這套說法也不是完全沒問題，其一，資本主義市場是否真的能有效的配置資源。其二，有效地配置資源是否等同於切合各個經濟體實際狀況地配置資源。
前者，再過九年等大家眼睜睜地看著牛奶往哈德遜河裏麵倒就明白了；而後者，而後者，蘇修和tg這種違背市場經濟規律，集中資源投入到周期長迴報少的重工業和基建項目的做法到底算不算“有效”呢？
不過現在還不是1929年大蕭條，資本主義世界也還沒有淪落到等凱恩斯和小胡子來拯救的地步，這件事情還有的扯呢。在自由主義當道的1920年，用米塞斯的《社會主義》換個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自然是綽綽有餘的了。
問題是袁燕倏知道自己一旦拋出這本著作，那就等於是自絕於黨國與人民了，這個黨國還不止一家，而這裏的人民也不單單就指四萬萬中國人。別說將來還要紅火半個多世紀的國際共運中大大小小的風雲人物們容不了他，實際上連活不了幾年的孫鐵拳和帥不過三十年的蔣北腿也容不了他，別以為他們兩位身邊都是留美博士就真的會去搞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那一套。
袁燕倏要是將來還是在經濟學圈子裏麵混飯吃，待遇比起米塞斯也好不了多少，除非等到本世紀70年代，新古典自由主義終於迎來第二春，不但能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反攻倒算，還能搖身一變成了主導英美兩大強國的撒切爾-裏根主義。更加幸運的是，與此同時“一個愛好虛榮的糊塗蛋”（撒切爾夫人的評語）成了蘇共總書記。
其實等戈爾巴喬夫同誌上台，袁燕倏也不過年僅85歲而已……不是開玩笑，對大師來說耄耋之年一點都不算老；也沒有絲毫不敬，有的大師九十多還討四十歲新娘子呢。
想象一下85歲的自己（要是活得到的話）顫顫巍巍地走上諾貝爾獎的領獎台……要不還是買一張克萊頓大學的文憑迴國去當地主家的少爺混吃等死，實在不行就到丈人開的銀行裏麵吃口軟飯算了。
問題是這口軟飯也不是那麽好吃的，原因就是他太太，確切地說未婚妻已經死了。
他們老家有一位姓周的在上海開鐵鋪子發財，又跟同業的同鄉組織一家小銀行，名叫“點金銀行”，自己榮任經理。他記起衣錦還鄉那句成語，有一年乘清明節迴縣去祭祠掃墓，結識本地人士。袁燕倏的父親是一鄉之望，周經理少不得上門拜訪，因此成了朋友，從朋友攀為親家。他還在高中讀書，就隨家裏作主訂了婚。
當然和絕大多數民國大師一樣，他也反抗過這門包辦婚姻。不過原來的袁燕倏性子軟弱，被他老爹一罵就此作罷。
所以他很早開始讀叔本華，常聰明地對同學們說：“世間哪有戀愛？壓根兒是生殖衝動。”
袁燕倏中學畢業之後進了上海滬江大學（上海理工的前身）繼續深造。轉眼已到大學第四年，隻等明年畢業結婚。一天，父親來封快信，上麵說：“頃得汝嶽丈電報，駭悉淑英（他未婚妻的閨名）傷寒，為西醫所誤，遂於本月十三日下午四時長逝，殊堪痛惜。過門在即，好事多磨，皆汝無福所致也。”
作為一位西醫黑，袁燕倏的父親寫信告訴兒子，連房產證都不用加名字就能到手的媳婦兒因為打擺子，不幸被西洋邪術給害死了。這隻能說明他這個兒子沒有福氣，老袁家這種知書達理的大戶人家就不去當醫鬧了。
信後又添幾句道：“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使三年前結婚，則此番吾家破費不貲矣。然吾家積德之門，苟婚事早完，淑媳或可脫災延壽。姻緣前定，勿必過悲。但汝嶽父處應去一信唁之。”
他的父親還曉得混沌理論，所以在信件最後寫道：老司機因為丟了馬而發不了車，也不一定是一件壞事，萬一趕上嚴打呢？如果三年前你們就結婚，我家這次就要大出血了。不過要是三年前把婚事辦了，你媳婦兒說不定因為蝴蝶效應就不用死。這件事情你就不用多想了，不過應該給你嶽父寫一封吊唁信。
其實袁燕倏當時看了有犯人蒙赦的快活，但對那短命的女孩子，也稍微憐憫。自己既享自由之樂，願意旁人減去悲哀，於是向未過門丈人處真去了一封慰唁的長信。周經理收到信，覺得這孩子知禮，便分付銀行裏文書科王主任作複。文書科主任看見原信，向東家大大恭維這位未過門姑爺文理書法都好，並且對死者情詞深摯，想見天性極厚，定是個遠到之器。
作為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學碩士，背過二十世紀經濟學史的袁燕倏自然知道眼下的主流經濟學界正在展開一場姓社還是姓資的大辯論。當時知名的經濟學家都卷入了這場關於社會主義公有製下的計劃經濟是否可行的辯論。
不用說啦，作為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大學者，米塞斯大師還能為計劃經濟唱讚歌？看看他名字中間的“埃德勒（edler字麵意義就是貴族，通常賜予猶太人。）”和“二馬（von）”就知道了，身為哈布斯堡帝國貴族和猶太上層人物，他當然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了。
還在奧地利政府裏麵當經濟顧問的pr.米塞拉在今年春天發表了一篇題為《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經濟計算》的文章，他否認社會主義有實行經濟計算和合理配置資源的可能性。
有水平的人就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複雜，複雜的事情說簡單。
袁燕倏還是有點水平的。他知道米塞斯否定計劃經濟的最主要論據就是資本主義市場複雜到的不可能被人為仿製，因此計劃經濟不可能像這隻看不見的手一樣有效地配置資源。
其實這套說法也不是完全沒問題，其一，資本主義市場是否真的能有效的配置資源。其二，有效地配置資源是否等同於切合各個經濟體實際狀況地配置資源。
前者，再過九年等大家眼睜睜地看著牛奶往哈德遜河裏麵倒就明白了；而後者，而後者，蘇修和tg這種違背市場經濟規律，集中資源投入到周期長迴報少的重工業和基建項目的做法到底算不算“有效”呢？
不過現在還不是1929年大蕭條，資本主義世界也還沒有淪落到等凱恩斯和小胡子來拯救的地步，這件事情還有的扯呢。在自由主義當道的1920年，用米塞斯的《社會主義》換個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自然是綽綽有餘的了。
問題是袁燕倏知道自己一旦拋出這本著作，那就等於是自絕於黨國與人民了，這個黨國還不止一家，而這裏的人民也不單單就指四萬萬中國人。別說將來還要紅火半個多世紀的國際共運中大大小小的風雲人物們容不了他，實際上連活不了幾年的孫鐵拳和帥不過三十年的蔣北腿也容不了他，別以為他們兩位身邊都是留美博士就真的會去搞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那一套。
袁燕倏要是將來還是在經濟學圈子裏麵混飯吃，待遇比起米塞斯也好不了多少，除非等到本世紀70年代，新古典自由主義終於迎來第二春，不但能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反攻倒算，還能搖身一變成了主導英美兩大強國的撒切爾-裏根主義。更加幸運的是，與此同時“一個愛好虛榮的糊塗蛋”（撒切爾夫人的評語）成了蘇共總書記。
其實等戈爾巴喬夫同誌上台，袁燕倏也不過年僅85歲而已……不是開玩笑，對大師來說耄耋之年一點都不算老；也沒有絲毫不敬，有的大師九十多還討四十歲新娘子呢。
想象一下85歲的自己（要是活得到的話）顫顫巍巍地走上諾貝爾獎的領獎台……要不還是買一張克萊頓大學的文憑迴國去當地主家的少爺混吃等死，實在不行就到丈人開的銀行裏麵吃口軟飯算了。
問題是這口軟飯也不是那麽好吃的，原因就是他太太，確切地說未婚妻已經死了。
他們老家有一位姓周的在上海開鐵鋪子發財，又跟同業的同鄉組織一家小銀行，名叫“點金銀行”，自己榮任經理。他記起衣錦還鄉那句成語，有一年乘清明節迴縣去祭祠掃墓，結識本地人士。袁燕倏的父親是一鄉之望，周經理少不得上門拜訪，因此成了朋友，從朋友攀為親家。他還在高中讀書，就隨家裏作主訂了婚。
當然和絕大多數民國大師一樣，他也反抗過這門包辦婚姻。不過原來的袁燕倏性子軟弱，被他老爹一罵就此作罷。
所以他很早開始讀叔本華，常聰明地對同學們說：“世間哪有戀愛？壓根兒是生殖衝動。”
袁燕倏中學畢業之後進了上海滬江大學（上海理工的前身）繼續深造。轉眼已到大學第四年，隻等明年畢業結婚。一天，父親來封快信，上麵說：“頃得汝嶽丈電報，駭悉淑英（他未婚妻的閨名）傷寒，為西醫所誤，遂於本月十三日下午四時長逝，殊堪痛惜。過門在即，好事多磨，皆汝無福所致也。”
作為一位西醫黑，袁燕倏的父親寫信告訴兒子，連房產證都不用加名字就能到手的媳婦兒因為打擺子，不幸被西洋邪術給害死了。這隻能說明他這個兒子沒有福氣，老袁家這種知書達理的大戶人家就不去當醫鬧了。
信後又添幾句道：“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使三年前結婚，則此番吾家破費不貲矣。然吾家積德之門，苟婚事早完，淑媳或可脫災延壽。姻緣前定，勿必過悲。但汝嶽父處應去一信唁之。”
他的父親還曉得混沌理論，所以在信件最後寫道：老司機因為丟了馬而發不了車，也不一定是一件壞事，萬一趕上嚴打呢？如果三年前你們就結婚，我家這次就要大出血了。不過要是三年前把婚事辦了，你媳婦兒說不定因為蝴蝶效應就不用死。這件事情你就不用多想了，不過應該給你嶽父寫一封吊唁信。
其實袁燕倏當時看了有犯人蒙赦的快活，但對那短命的女孩子，也稍微憐憫。自己既享自由之樂，願意旁人減去悲哀，於是向未過門丈人處真去了一封慰唁的長信。周經理收到信，覺得這孩子知禮，便分付銀行裏文書科王主任作複。文書科主任看見原信，向東家大大恭維這位未過門姑爺文理書法都好，並且對死者情詞深摯，想見天性極厚，定是個遠到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