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廢立太子，就是一件收獲巨大，風險也極高的大事。
當時隋朝的太子是楊堅的大兒子楊勇，但他的儲位並非完全不可動搖。
楊堅的二兒子，晉王楊廣才是真正得到楊堅和獨孤皇後歡心的人，陰謀家們第一次在隋朝引發了太子廢立之事的討論。
他們兩麵雙刀，押寶到皇太子楊勇的身上，又向楊廣表達忠心。
這是一種挑起競爭，攪渾池水，分散投資的策略。
隻要他們挑起事端，這種微妙而敏感的話題，一定會讓朝臥，甚至皇帝本人，也會被帶入某種節奏，情勢越混亂，就越能獲利。
他們播下的這一顆罪惡的種子，要到十多年之後，才真正生根，開花結果，並成為隋朝極盛而衰的轉折點。
本質而言，這種首鼠二端的騎牆行為，不過是政治投機，為自己謀私利而已。
但他們這個小集團中，卻出現了幾個身份微妙的人物。
劉昉等人，不過是以無賴近臣身份得幸於北周天元皇帝，在朝野之間並沒有深厚的根基。
但參與謀亂的另外幾個人，卻都是出自於關隴貴族集團，其中李詢是太師李穆的親侄子，而元諧是北魏的累世貴胄，又是楊堅少時的同學，更是最早一批向楊堅表示忠心的的元老級人物。
當年楊堅陰有篡立之誌，元諧便曾推心置腹地對楊堅說過：“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
這當然是大逆不道的話，但於楊堅而言，卻足以收獲一份忠誠和自信。
楊堅禪讓之後，曾經不無得意地對元諧笑著說：“水間牆竟何如也?”
他們二人有足夠的級別和身份，他們雖然並不想推翻楊堅的統治，但他們足以代表了舊時貴族的某種不滿和抵觸情緒。
傳統貴族們，懷念北周武帝時代那種共創大業，共享大權的黃金時代。
現在，他們對於要集權，要集中，要集約的體製，要獨尊楊堅一姓的製度和風氣，心生抵觸。
他們的反對和反擊是有限和充滿試探性的，他們並沒有直接反對楊堅本身，轉而反對實施這種製度的新的領導核心高熲，以表達自己的不滿。
這是關隴集團和楊堅第一次的較量。
太子之爭，表明了朝野的關隴集團具備攪亂局勢，渾水摸魚的能力，但那是一種長期的隱性壓力，他們跨出攻擊的第一步，是尖銳而急切的。
楊堅敏銳地嗅到了這種危機，高熲也立即感受到了關隴貴族集團的直接壓力，他立即遞上了一紙辭呈，請求將自己的位置讓給蘇威。
蘇威雖然沒有尺寸之功，但他是關隴集團中根正苗紅的一員。
楊堅對於劉昉等人的謀亂采取了懷柔的政策。
他知道，他的真正對手不是明麵上的劉昉，而是其背後影影綽綽的關隴貴族武將集團。
楊堅在查清楚這個小集團的活動，證據確鑿的情況下，表現出少有的寬宏大量。
“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安撫了所有參與人員。
他甚至沒有殺戮一個人，哪怕是找出一個替罪羊。
相反，他為了安撫李穆，並消除他的戒意，特地下了一道聖旨，大加褒讚李穆的不世功勳和為國為民之高風亮節，然後才談及他真實的目的。
“自今以後，雖有罪愆，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這實際上是對關隴舊貴族的妥協，這也是明麵上的態度，以安撫李穆，還有和他同一心思的武將們。
為了進一步籠絡關隴貴族，在高熲的辭呈遞上來後，對於這個自己的家臣，還有自己親自選定的代言人的辭職，他立即給予批準，這更是一種明顯的示弱。
當然，高熲的位置不能讓蘇威兼領。
一是蘇威本身已身兼五職，更重要的是，楊堅需要找到一個更加中立的人物，一個更為關隴貴族集團和皇權所認可的傳統人物，來接替高熲的位置。
楊堅深深地知道，雖然他自己本身也屬於這個集團，但和關隴貴族中武將集團的攤牌，還遠未到時候。
楊堅需要忍，也需要時間。
他選擇了趙芬接替高熲的位置。
趙芬跟隨北周太祖宇文泰起家，北周末年已擠入東都洛陽的核心權力層，他在楊堅平定尉遲迥等三方之亂時，向楊堅效忠，所以是一個各方麵都可以接受的過渡型人物。
這一迴合，以楊堅暫時避開關隴集團的攻擊鋒芒，示弱安撫而結束。
關隴集團雖然看似取得成功，但並未取得實際性的戰果，相反，他們讓楊堅產生了戒意和防備。
隨著時局的發展，當楊堅的力量越來越強時，形勢會發生逆轉。
楊堅在等待一個反攻的機會。
他知道，這個機會一定會到來，但他想不到，他的反擊差一點引發一場非常嚴重的顛覆性的災難。
楊堅剛登上皇位，他就已經著手安排關隴貴族和武將元老們。
他將曆史上最尊貴而有實權的三師和三公位置，剝去實際的權力後，用來安置那些功高不賞，又掌握著可怕實際力量的元老勳貴。
比如李穆任太師，於翼任太尉，王誼任司徒。
這些官僚頂層的官職，隨著他們三個人的自然老去和死去，也再沒有有人繼任，可謂有其位而無其人。
這本來也是楊堅一種權宜之計，外示尊崇，實奪其權的安置之法而已。
這些虛名，對於長期和北周統治者分享權力和利益的關隴貴族而言，不過是隔靴搔癢，他們可以看得出來，楊堅想搶他們碗裏的肉。
劉昉的五人同盟不過是風雨欲來之前的一道小菜，關隴集團和楊堅都隻是試探性地出手，並小心翼翼地留意對方的反應。
楊堅處理劉昉的五人同盟，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的餘地，給予關隴集團無限想象的空間。
他們征戰於沙場，奪利於虎口，他們一直還保持著尚武奮進的風格。
於是關隴集團決定來一場硬仗。
這一次參與的都是實權型和久經戰陣的核心人物，他們的目標直指楊堅。
他們脫下了溫情脈脈的外衣，直接想顛覆新生的隋朝政權，進而取而代之。
宇文忻直接說出“帝王豈有常乎？相扶便是。”
這是典型的北周軍政一體化下的軍政鬥爭理念。
參與的人員，全部是原北周的軍政核心比如宇文忻，梁士彥，而其中牽線搭橋的自然便是心懷不滿，造反成性的劉昉。
劉昉經過五人同盟事件之後，知道自己暫時雖然沒有被清算，但他太熟悉楊堅，秋後算帳是必然的，自己不管如何做，悲慘命運都不會改變。
既然如此，那不如幹票大的，先發製人，後發製於人。
此心一起，他便混跡於各軍政大臣之間，以便察風觀氣，尋找機會。
要找到同樣心懷怨恨的實權人物並不難。
楊堅雖然建立新朝，但其上位不過是適得其會，並非自己艱苦奮鬥而來。
因而，在他昔日同僚之中，頗有種取之不武，難以讓人口服心服之感。
關於這一點，楊堅本人也有清醒的認識，他曾在詔書中說：“（楊堅）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
他並沒有壓服同僚的武功和智慧，一朝榮登九五，和往日同僚便如雲山隔海。
往日同僚，今成君臣，雙方的心態和認知如何去同步調整，這當然是一個大問題。
既然楊堅本人都持有這種心態，那朝廷之中持有同樣心態的文臣武將，自然為數不少。
劉昉深知其理，他知道自己遲早可以得遂所願。
他通過一個女人，終於牽線搭上了這座橋。
當時隋朝的太子是楊堅的大兒子楊勇，但他的儲位並非完全不可動搖。
楊堅的二兒子，晉王楊廣才是真正得到楊堅和獨孤皇後歡心的人，陰謀家們第一次在隋朝引發了太子廢立之事的討論。
他們兩麵雙刀，押寶到皇太子楊勇的身上，又向楊廣表達忠心。
這是一種挑起競爭，攪渾池水，分散投資的策略。
隻要他們挑起事端，這種微妙而敏感的話題，一定會讓朝臥，甚至皇帝本人，也會被帶入某種節奏，情勢越混亂，就越能獲利。
他們播下的這一顆罪惡的種子，要到十多年之後，才真正生根，開花結果，並成為隋朝極盛而衰的轉折點。
本質而言，這種首鼠二端的騎牆行為，不過是政治投機，為自己謀私利而已。
但他們這個小集團中，卻出現了幾個身份微妙的人物。
劉昉等人，不過是以無賴近臣身份得幸於北周天元皇帝，在朝野之間並沒有深厚的根基。
但參與謀亂的另外幾個人，卻都是出自於關隴貴族集團，其中李詢是太師李穆的親侄子，而元諧是北魏的累世貴胄，又是楊堅少時的同學，更是最早一批向楊堅表示忠心的的元老級人物。
當年楊堅陰有篡立之誌，元諧便曾推心置腹地對楊堅說過：“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
這當然是大逆不道的話，但於楊堅而言，卻足以收獲一份忠誠和自信。
楊堅禪讓之後，曾經不無得意地對元諧笑著說：“水間牆竟何如也?”
他們二人有足夠的級別和身份，他們雖然並不想推翻楊堅的統治，但他們足以代表了舊時貴族的某種不滿和抵觸情緒。
傳統貴族們，懷念北周武帝時代那種共創大業，共享大權的黃金時代。
現在，他們對於要集權，要集中，要集約的體製，要獨尊楊堅一姓的製度和風氣，心生抵觸。
他們的反對和反擊是有限和充滿試探性的，他們並沒有直接反對楊堅本身，轉而反對實施這種製度的新的領導核心高熲，以表達自己的不滿。
這是關隴集團和楊堅第一次的較量。
太子之爭，表明了朝野的關隴集團具備攪亂局勢，渾水摸魚的能力，但那是一種長期的隱性壓力，他們跨出攻擊的第一步，是尖銳而急切的。
楊堅敏銳地嗅到了這種危機，高熲也立即感受到了關隴貴族集團的直接壓力，他立即遞上了一紙辭呈，請求將自己的位置讓給蘇威。
蘇威雖然沒有尺寸之功，但他是關隴集團中根正苗紅的一員。
楊堅對於劉昉等人的謀亂采取了懷柔的政策。
他知道，他的真正對手不是明麵上的劉昉，而是其背後影影綽綽的關隴貴族武將集團。
楊堅在查清楚這個小集團的活動，證據確鑿的情況下，表現出少有的寬宏大量。
“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安撫了所有參與人員。
他甚至沒有殺戮一個人，哪怕是找出一個替罪羊。
相反，他為了安撫李穆，並消除他的戒意，特地下了一道聖旨，大加褒讚李穆的不世功勳和為國為民之高風亮節，然後才談及他真實的目的。
“自今以後，雖有罪愆，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這實際上是對關隴舊貴族的妥協，這也是明麵上的態度，以安撫李穆，還有和他同一心思的武將們。
為了進一步籠絡關隴貴族，在高熲的辭呈遞上來後，對於這個自己的家臣，還有自己親自選定的代言人的辭職，他立即給予批準，這更是一種明顯的示弱。
當然，高熲的位置不能讓蘇威兼領。
一是蘇威本身已身兼五職，更重要的是，楊堅需要找到一個更加中立的人物，一個更為關隴貴族集團和皇權所認可的傳統人物，來接替高熲的位置。
楊堅深深地知道，雖然他自己本身也屬於這個集團，但和關隴貴族中武將集團的攤牌，還遠未到時候。
楊堅需要忍，也需要時間。
他選擇了趙芬接替高熲的位置。
趙芬跟隨北周太祖宇文泰起家，北周末年已擠入東都洛陽的核心權力層，他在楊堅平定尉遲迥等三方之亂時，向楊堅效忠，所以是一個各方麵都可以接受的過渡型人物。
這一迴合，以楊堅暫時避開關隴集團的攻擊鋒芒，示弱安撫而結束。
關隴集團雖然看似取得成功，但並未取得實際性的戰果，相反，他們讓楊堅產生了戒意和防備。
隨著時局的發展，當楊堅的力量越來越強時，形勢會發生逆轉。
楊堅在等待一個反攻的機會。
他知道，這個機會一定會到來，但他想不到，他的反擊差一點引發一場非常嚴重的顛覆性的災難。
楊堅剛登上皇位，他就已經著手安排關隴貴族和武將元老們。
他將曆史上最尊貴而有實權的三師和三公位置，剝去實際的權力後，用來安置那些功高不賞，又掌握著可怕實際力量的元老勳貴。
比如李穆任太師，於翼任太尉，王誼任司徒。
這些官僚頂層的官職，隨著他們三個人的自然老去和死去，也再沒有有人繼任，可謂有其位而無其人。
這本來也是楊堅一種權宜之計，外示尊崇，實奪其權的安置之法而已。
這些虛名，對於長期和北周統治者分享權力和利益的關隴貴族而言，不過是隔靴搔癢，他們可以看得出來，楊堅想搶他們碗裏的肉。
劉昉的五人同盟不過是風雨欲來之前的一道小菜，關隴集團和楊堅都隻是試探性地出手，並小心翼翼地留意對方的反應。
楊堅處理劉昉的五人同盟，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的餘地，給予關隴集團無限想象的空間。
他們征戰於沙場，奪利於虎口，他們一直還保持著尚武奮進的風格。
於是關隴集團決定來一場硬仗。
這一次參與的都是實權型和久經戰陣的核心人物，他們的目標直指楊堅。
他們脫下了溫情脈脈的外衣，直接想顛覆新生的隋朝政權，進而取而代之。
宇文忻直接說出“帝王豈有常乎？相扶便是。”
這是典型的北周軍政一體化下的軍政鬥爭理念。
參與的人員，全部是原北周的軍政核心比如宇文忻，梁士彥，而其中牽線搭橋的自然便是心懷不滿，造反成性的劉昉。
劉昉經過五人同盟事件之後，知道自己暫時雖然沒有被清算，但他太熟悉楊堅，秋後算帳是必然的，自己不管如何做，悲慘命運都不會改變。
既然如此，那不如幹票大的，先發製人，後發製於人。
此心一起，他便混跡於各軍政大臣之間，以便察風觀氣，尋找機會。
要找到同樣心懷怨恨的實權人物並不難。
楊堅雖然建立新朝，但其上位不過是適得其會，並非自己艱苦奮鬥而來。
因而，在他昔日同僚之中，頗有種取之不武，難以讓人口服心服之感。
關於這一點，楊堅本人也有清醒的認識，他曾在詔書中說：“（楊堅）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
他並沒有壓服同僚的武功和智慧，一朝榮登九五，和往日同僚便如雲山隔海。
往日同僚，今成君臣，雙方的心態和認知如何去同步調整，這當然是一個大問題。
既然楊堅本人都持有這種心態，那朝廷之中持有同樣心態的文臣武將，自然為數不少。
劉昉深知其理，他知道自己遲早可以得遂所願。
他通過一個女人，終於牽線搭上了這座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