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軍從長安城開拔之後,劉賀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就開始推行第三輪新政了。


    這一輪新政的重點就是稅製改革。


    大漢的稅種主要是可以分成了三大塊,分別土地稅【地租等】、人頭稅【算賦口賦等】、雜稅【關稅市稅等】。


    其中,在雜稅中占據主要地位的是名目繁多的財產稅和商業稅。


    以上三種賦稅,土地稅直接交至大司農;人頭稅一半交到少府,一半交到大司農;雜稅則交到少府。


    大司農是大漢的國庫,少府是天子的私庫,二者決不能錯亂。


    除了以上三大稅收之外,水衡都尉每年要鑄造新的五銖錢,相當於一筆鑄幣稅,也歸天子所有。


    以上種種,就構成了大漢和天子的錢袋子。


    當然,賦稅不僅關乎錢袋子,更關乎天下的許多事情。


    人是逐利的動物,上位者可以通過調節稅製,來調節人的行為,從而調節大漢國策。


    所以劉賀隻要完成大漢稅製改革,也就會間接完成許多政治和經濟層麵的改製。


    長久以來,從先秦到大漢,最大的一項基本國策就是“重農抑商”。


    雖然孝武皇帝在位期間,曾經大力扶持商業,但在其餘更多的時間裏,商人雖然占據了大量的財富,但是地位極低。


    曆代統治者之所以重農抑商,就是擔心商業會衝擊農業,造成人人逐利,無人務農的局麵。


    但事實證明,商業的崛起不一定會影響農業,重視農業也並非一定要壓製商業。


    孝武皇帝就通過扶持商業,為連年的對外戰爭搜刮到大量的財富,而農業也沒有受到損害。


    如今,劉賀推行了大量新式農具和新式農耕之法,大漢農業的生產力得到了發展,就更不可能輕而易舉地遭受衝擊。


    所以現在的大漢有條件將“重農抑商”改變為“以農為主,以商為輔”。


    原來,維護“重農抑商”手段有兩個,一是國家的暴力手段,二就是稅收的手段。


    就拿現在的大漢來說,雜稅中相當大的一部分稅種,就是為了“抑商”而存在的。


    在市場上征收的“攤位費”和“交易稅”——市稅。


    商品通過關隘時時征收的“過路費”——關稅。


    向出借錢糧的利息征收的“利息稅”——貰貸稅。


    對全民財產征收的“財產稅”——貲稅。


    ……


    以上的這些雜稅,還隻是麵向商業活動本身征收的賦稅。


    像張安世這些世家大族,他們雖然不是市籍,但是隻要發生了交易行為,就必須要繳納上述的稅收。


    另外,那些被登記到市籍上的真正的商人,他們還要額外交一種“財產稅”——算緡錢和算車錢。


    【前文誤將編戶齊民的財產稅寫成了算緡錢,應該為貲稅,有市籍的商人繳納的財產稅才是算緡錢和算車錢】


    於是賺了大錢的商人,要麽會想盡辦法脫離市籍,要麽一開始就不是市籍。


    如此一來,商人到了最後就會變成地主,又怎麽可能讓商業得到真正發展?


    到頭來,這些商業稅壓製的恰恰是中小商人:他們才是促進商業活動繁華發展的主力軍。


    不管是為了活躍商業,還是為了打擊巨室大族,劉賀都必須要用好收稅手段。


    劉賀改革稅製的第一個舉措,就是在土地稅和財產稅中實行累進製稅率。


    比如說地租這最重要的稅種,實行累進製稅率之後,就好處多多。


    按照就有的成製,不管土地是多還是少,地租一般都是三十稅一。


    但是經過改革之後,土地少的人家,可以免地租或者少交地租;土地多的人家,則要多交地租,更不可以轉嫁到佃戶身上。


    一頃以下免地租,一頃到五頃按六十稅一交租,五頃到十頃按三十稅一交租,十頃到三十頃按十五稅一交租……


    三十頃到百頃按十稅一交租,百頃以上按五稅一交租。【一頃=一百漢畝≈三十三市畝】


    按照這個稅率,常見的五頃之家一年可得穀一千石,原來一年要交三十三石穀,改製之後隻要交十六石穀。


    而百頃之家一年可得穀兩萬石,原來一年要交六百六十六石穀,改製之後要交四千多石穀。


    土地越多,稅率越高:在擴充稅源的同時,還能抑製土地兼並,是一件一舉兩得的好事。


    另外,新軍功爵位製隻給土地,不能免除徭役賦稅,劉賀順水推舟,廢除了舊軍功爵位製中免稅免役的特權。


    相當於變相完成了官紳一體納糧的進程。


    如今的大漢,軍功集團已經崩潰,士大夫文官集團尚未形成,是推行官紳一體納糧最好的時機。


    劉賀改革稅製的第二個措施就是細化五花八門的商業稅。


    原本,不管交易什麽商品,交易稅的比例都是相對固定的。


    昂貴的絲綢按五十稅一納稅,尋常的粟米也按五十稅一納稅,顯然是不合理的。


    經過劉賀的改革之後,不同價格商品的稅率就不同了。


    粟米和麻布等百姓離不開的物品不用繳稅,可以起到穩定物價,降低百姓負擔的作用。


    家畜家禽果蔬、鐵器農具和日用器皿等適用低稅率。


    普通的田宅莊園、一般的絲綢錦帛等適用中稅率。


    大片土地、豪華田莊、上等絲綢、俊馬豪車和金銀珠寶等高價值的商品適用高稅率——足足要達到三成以上。


    最後這一類事物,是世家大族才消費得起的奢侈品,對其征稅其實征的就是後世的奢侈品稅——俗稱富人稅。


    對這些商品征收重稅,最終都會反映到價格上,不僅可以讓大漢民間形成節用簡省的社會風氣,更可以讓消費這些商品的主力軍出更多的錢。


    如此一來,不僅少府能收的稅多了,而且還能打壓巨室大族,簡直是一舉兩得的好手段。


    稅製改革的第三個舉措就是降低了人口稅,或者說得更準確一些,應該是調整了人口稅。


    人口稅,從古至今都有,而且收得很重,原因就是其征收簡便、稅收成本低。


    畢竟,土地可以隱藏,人口可不好隱藏。


    但是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稅收的負擔不公平。


    大漢人口稅主要可以分為算賦和口賦。


    超過十五歲的壯口收算賦,每口每年要交一百二錢。


    三到十四歲的幼口收口錢,每口每年要交二十三錢。


    看起來按口算錢非常合理,但實際上有很大的貓膩


    一個有五口壯年的家庭,大約可以耕地百畝,可得穀物二百石,折合成錢是兩萬錢。


    按照舊有的三十稅一的稅率,地租就要繳納七百錢左右;算賦則要交六百錢。


    如此對比下來,土地稅和人口稅的負擔差不多。


    但是,這其中卻存在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地租可以直接交糧食,而算賦則需要直接交錢。


    於是,百姓們要交算賦的話還要先將自家糧食拿到集市上販賣,換成錢之後再來交算賦。


    收成好的時候,糧價下跌,算賦變相加重;收成不好的時候,無錢交算賦,隻能去借高利貸,最終被高額利息壓垮。


    更別說在售賣稻穀的時候,還有可能遇到豪猾的巧取豪奪,又是一筆巨大的損失。


    巨室大族動輒占地幾百頃,但是家庭人口不會太多,一年幾百錢的算賦對他們來說非常輕,所以他們怕地租而不是算賦。


    而地少的寒門庶民就不同了,算賦的支出與地租的支出一樣,負擔其實更重。


    曆代統治者時不時會減免地租,但是口賦卻從不願意減少。


    原因就是其要維護封建地主的利益:輕徭薄賦的口號喊震天響,但是好處和實惠卻輪不到尋常百姓的頭上。


    另一麵,沉重的口賦還壓製了百姓生養子嗣的欲望,減緩了人口增長速度。


    就像幾千年後的華夏,如果每生一個孩子就要多交一份人頭稅,恐怕本就不願意生養孩子的人就更不願意背上這個枷鎖了。


    現在,劉賀要經營西域,要開發南方,要殖民新大陸,處處都需要人口。


    不管是為了減輕百姓的負擔,還是為了提高人口數量,這算賦和口錢都必須要好好地改一改了。


    因為算賦和口錢牽扯的關係實在太大了,所以不可能一次全部減免掉。


    所以劉賀在詔令中規定,算賦和口錢繼續征收,但征收單位從口變成了戶。


    一戶人家不管人口有多少,一年人頭稅都隻收一百二十錢。


    如此一來,百姓在生養後代的時候,就可以少一道顧慮了。


    其實這也就是半成品的“攤丁入畝”。


    算賦和口錢減了,少府和大司農的錢也少了,這是劉賀絕不願意看到的“惡果”。


    於是他的視線自然就轉到了世家大族的身上,要把這筆錢從他們的身上刮迴來。


    於是就在財產稅之外,再向他們征收一筆奴隸稅:每占有一個奴婢,一年就要交三千六百錢。


    一份奴隸稅可以頂三十個良家的算賦和口錢,而大漢的奴婢起碼有百萬之多,恰好可以將算賦和口錢的缺額補上。


    這樣的一筆生意,非常合算。


    但是,對於巨室富戶而言,其實不算太重,他們能出得起這筆錢,所以也不會反對的。


    就算反對其實也沒有用,那訓練出來的幾萬新軍可不是吃素的。


    給世家大族加稅就像卡脖子,既要他們難受,又不至於把他們卡死。


    除了以上的這三大舉措之外,劉賀對其他的一些雜稅也進行了改革。


    總的原則就兩條:一是“農為主,商為輔”,二是“打擊巨室,扶助寒門”。


    另外,劉賀還在朝堂上增設了一個新的衙署——稅務寺,其長官為品秩為兩千石的大稅長。


    長安城有了稅務寺,郡國縣道也就相應新建了新的稅衙——縣道一級的稅衛和郡國一級的稅室。


    這些稅衛和稅室要同時接受地方郡守府和長安稅務寺的管轄,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貪墨和腐敗。


    收到的賦稅也不再直接由地方府衙或大司農保管,而是由各地的水衡錢莊和水衡都尉直接管轄。


    改製完成前,從征稅到保管再到調度和使用,由地方府衙和大司農(少府)一手掌管,缺少製衡。


    但現在不同了。


    征稅由稅官負責,保管由水衡錢莊和水衡都尉府衙管轄,具體使用才輪到地方府衙和大司農經手。


    三方各有一本賬,年底再來核對比較,哪裏出了問題,自然能一目了然。


    這套簡單的財務稅務體係和後世相比還非常原始,甚至會有不少的漏洞。


    但這卻是一個好的開始,至少比現在的成製要高明多了。


    劉賀仍然堅持自己的原則,他隻給一個最初的推動力,而後就要依靠天下臣民的智慧,來不斷完善這些製度。


    稅務改革是劉賀第三輪改革新政的重頭戲,需要調動的物力人力極大,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九月到十一月,劉賀和整個內閣幾乎都圍繞此事忙碌。


    但是,縱使沒有人阻礙搗亂,仍然耗費了許多的經曆。


    而這兩個月恰恰又是長安城最繁忙的時候。


    不僅要像往年一樣對郡國的上計之事進行考核,還要按照舊法征收今年的賦稅,科舉製度的第一次國試也如火如荼地舉行了。


    除了這些事之外,朝堂還要不斷地向出征的漢軍提供軍需糧草,所以,整個長安城乃至整個大漢都進入到了忙碌和混亂當中。


    這種忙碌和混亂是大漢從未有過的,上上下下的官員們忙得顧不上迴家休湯沐價,甚至還有人直接病猝在府衙裏。


    但是卻也展現出一種欣欣向榮的景象。


    站在最高處的劉賀將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到格外欣慰和愜意,這才是他心中變法革新的樣子。


    有了這份成就感,之前與朝中反對派們的所有鬥爭也就值得了。


    一連好幾輪新政,許多事情暫時方興未艾,就向這稅製改革,要明年才能見到成效。


    但是,幾個月前最早推行的那些新政,已經給大漢帶來了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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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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