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強大的反對派，政府就無法維持長期安全。
――本傑明迪斯雷利
《濟貧法》在不列顛的曆史相當悠久，甚至早在中央政府統一征收濟貧稅前的16世紀，不列顛的地方政府就已經根據各自的需要征收濟貧稅用於救濟貧民了。
這件事的起因，是由於起源於16世紀的“圈地運動”使得英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大量成年勞動力因為失去土地而被迫離開家園四處流浪。
而圈地運動還導致了一個極其惡劣的結果，由於大量農田被改建為了牧場，所以基本糧食價格在16世紀迎來了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在15世紀末，英國工人15周的勞動時間就可以掙得一家人一年的口糧。到了16世紀中期，則需要工作40周。而到了16世紀末，即便他全年工作也很難滿足全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與此同時，16世紀中期發生的英國宗教改革又使得國王接管了天主教修道院的土地和財產，因而導致全國近半數的教會濟貧院和教會醫院被迫關閉，持續了數個世紀的教會救濟模式也因此被打破，所以政府不得不肩負起原先由天主教會承擔的民間慈善救濟事務。
在伊麗莎白一世時期，整個倫敦的人口才不過二十多萬，但是其中流民就占了五萬多。在整個大不列顛，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普通民眾食不果腹。
當時，各個地方政府為了管理數目龐大的貧民群體，甚至都罕見的願意放下不列顛政府幾百年來都不願意放下的臉麵，向本地貧民發放一定數量的乞討許可證。以同意這群人公開乞食為代價，借此來統計他們的人數並規範他們的行為。
在這樣嚴峻的社會現實下，1601年英國議會宣布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將濟貧製度正式納入政府工作章程。
根據法案規定，教區會向富裕階層和中等階層征收濟貧稅，這項稅收則會專門用於救濟本教區內處於經濟水平最底層的人們。
而濟貧法範圍內的貧困救助主要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院內救濟，即被救濟者必須加入感化院、濟貧院或者民間習藝所內參加勞動，直到他們找到工作為止。
第二種則是戶外救濟，顧名思義，這種救濟不用進濟貧院等地方參加勞動，而是待在家裏接受救濟。隻不過，在最早的時候，隻有老弱病殘幼這五類人群被允許接受戶外救濟。
直到18世紀末期，英國政府財政能力大為增強時，議會才通過《吉爾伯特法》批準身體健全者也可以接受戶外救濟。
而老濟貧法的救濟方法主要是從三個方麵著手。
第一是現金救濟，顧名思義，就是給接受救濟者發錢。各個教區通常會按月按周向向老年人、殘疾人和有子女的寡婦等他們認為值得救濟的窮人支付救濟金。
至於青壯年男性，如果他們突然因患病、失業等突發情況陷入貧困，也可以向教區申請領取‘臨時救濟’，直到他們生病痊愈或找到工作為止。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你可以一直靠著救濟金吃飯。如果一旦被濟貧委員會發現你的身體健全但卻因為懶惰而拒絕工作，又或者是領取救濟金的時間太久，那麽挨鞭子並被送入濟貧院強製勞動都屬於合法操作。
而且，由於窮人太多，所以教區的濟貧稅餘額常常捉襟見肘。所以，濟貧委員會每年都會重新審定本教區內的哪些人是值得救濟的。因此，當時基本不存在能靠著吃低保混一輩子的家夥。
而除了現金救濟之外，另一項重要救濟是房屋救濟。從18世紀開始，教區開始為那些依靠勞動所得仍無法支付租金的窮人提供住房救濟。
教區一般會直接向窮人的房東支付租金，以確保他們有一個安身之所。房東如果發現租客付不出房屋，有時也會直接要求教區為他們貧困的租客支付租金。如果教區本身擁有充足的房產，那裏的窮人也可以申請以較低的租金租下。
不過對於大部分教區來說，他們的房產就是濟貧院，隻不過由於條件過於簡陋，所以大部分有勞動力的青壯年基本不願搬進去，唯有那些流浪兒、殘疾或者患病的窮人會選擇在那裏居住。因為不管條件再怎麽差，最起碼濟貧院是免費的。
而對於孤寡老人和孤兒，他們可以寄居在教區指定的護理員家中獲得照料，護理員的薪資則由教區支付。
除此之外，另一項較為普遍的救助是醫療救助，根據各個教區財力的不同，救助項目各不相同。
從18世紀中期開始，落後的教區會雇傭專門的醫生，普通的教區會和醫院簽訂年度合同，富裕的教區則會直接建立濟貧醫院，以幫助轄區內的貧民進行疫苗的預防接種、提供藥品藥物、接生、祝願治療等醫療服務。患病貧民也可以選擇居家治療，而他們的親屬也必須承擔起基本的照顧責任，並可以從教區那裏獲得酬勞。
而每到逢年過節，又或者是碰上當地鄉紳捐款做功德的時候，教區還會向窮人發放諸如食物、衣服、燃料、洗滌用品等生活必需品。運氣好的話，有時還會領到一些錢。財大氣粗的教區甚至會發放維修房屋的材料和工匠的工資等等。
雖然在這些濟貧事務當中，經常會由於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窮人數量的不同出現較大差異。但是至少在《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至今的200多年中，這項法案確實起到了相當程度的救濟貧困、減輕社會矛盾、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
在這200年的過程中，《伊麗莎白濟貧法》還通過了數次修正案，以提升社會賑濟效果。
而輝格黨之所以打算對《伊麗莎白濟貧法》動刀，主要是由於1795年通過的《斯皮哈姆蘭法令》。
當時，根據伯克郡的18位法官的調查研究，他們認為應當根據麵包價格和家庭規模來給予窮人救濟，而不論他們實際掙得的錢有多少，從而保證窮人可以得到一個最低收入來養活整個家庭。
如果用現代一點的話來說，那就是他們決定把救濟金與食品價格通脹指數掛鉤。
根據法官們的計算，假設1加侖麵包價格為1先令時，一個貧困的人每周需要3先令收入才能滿足自身需求。
而為了維持家庭成員的生活需要，家庭每增加一人，則每周的收入需增加1先令6便士。當麵包的價格在1先令之上每上漲1便士，他每周就需要多支出3便士，每位家庭成員則需要多支出1便士。
如果他的工資水平達不到這個標準，那麽教區應該在救濟金中替他補足。
作為一項提倡社會公平的財富再分配計劃，《斯皮哈姆蘭法令》的提出無疑是成功的，許多原本按照標準無法領取救濟金的窮人也因此得到了社會救濟，並得以借此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對於政府財政來說，《斯皮哈姆蘭法令》的通過無疑是災難性的。
由於物價的逐年上漲，與通脹指數掛鉤的‘工資補貼’也狂飆突進。僅在1817到1832年間，全國濟貧支出便猛增23%，政府財政不堪重負。
更糟糕的是，由於工人的工資差額會由政府補足，所以許多勞動密集產業的工廠主會刻意壓低工資價格，因為哪怕他們隻開每周一便士的工資，教區也會將工人收入補足到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加之，由於窮人隻能在戶籍地的教區領取工資補貼，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這也限製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種種因素加在一起，自然不能為信奉自由主義的輝格黨所容。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廢奴法案》《工廠法》《新濟貧法》雖然是三項改革舉措，但實際上卻是一套連招。
《廢奴法案》需要付出2000萬英鎊的財政支出，但是卻能解放奴隸的勞動力，放這些成年壯勞力進廠，提升工廠的工作效率。
《工廠法》禁止9歲以下童工在紡織廠工作，限製9-18歲青少年工的工作時間，這一係列規定不僅是為了保護兒童權益，更是由於兒童的工作效率過低，並且任由孩子過早工作會直接損害不列顛未來的發展潛力。
至於童工出清後留下的工作崗位，則將會由《廢奴法案》釋放的奴隸壯勞力填補。
而為了達成前兩個法案，尤其是為了湊出《廢奴法案》需要支出的2000萬英鎊，就必須在支出逐年攀升的《伊麗莎白濟貧法》上動刀。
在議會改革完成後，輝格黨對《伊麗莎白濟貧法》動刀是非常有支持基礎的。
眾所周知，土地貴族、教士、銀行家以及軍隊是托利黨的基本盤。
而輝格黨的基本盤則是工業資本和新興的中等階層。
在1832年議會改革後，因為投票範圍的擴大，中等階層的話語權已經完全壓倒了傳統土地貴族。
而最讓這幫人看不順眼的便是逐年攀升的濟貧稅了。
因為教區征收的濟貧稅範圍是教區內的全體居民，而每年需要支付的濟貧稅以每英畝土地或每英鎊的房租來計算。
而在托利黨執政時期，這群土地貴族和大銀行家普遍認為這點稅收對他們來說不痛不癢，但卻能穩定社會環境，所以他們並沒有意願去改革濟貧法。
但是對於剛剛取得投票資格的中等階層，甚至是那些仍然沒有取得投票權的中下階層來說，每年的濟貧稅支出可實在是太疼了。
所以，當輝格黨提出要改革《伊麗莎白濟貧法》，降低政府財政支出時，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無比擁護。
至於輝格黨的另一個基本盤――工業資本家們，這群人雖然覺得政府取消工資補貼會使得他們的用工成本上升。
但是，畢竟輝格黨在此之前已經用《廢奴法案》釋放的新增勞動力安撫過他們了。況且，這些工業資本也意識到了，取消工資補貼會使得不少從前被束縛在地方教區的貧困勞動力湧向新興工業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如果仔細計算，就算最後他們的用工成本依然會上升，但是工價上漲的範圍應該還是在可接受範圍之內。更不用說，這幫新增勞動力還會創造出更多的消費需求，所以工廠主群體也沒有對《濟貧法》改革表示堅決反對。
但是，這件在輝格黨眼裏皆大歡喜的好事，卻不代表所有人都認為是好事。
尤其是迪斯雷利這個崇尚英格蘭古典精神的托利黨新秀，他覺得《濟貧法》的改革簡直就是滅頂之災。
這個猶太小夥似乎已經看到了美麗古老的英格蘭鄉村將在這次改革後被徹底摧毀，所有人，不論是自願還是被迫，他們都將告別美麗的鄉間生活，奔向那千篇一律令人絕望的城市生活。
而且迪斯雷利還堅持認為，《濟貧法》的改革隻會進一步拉開不列顛的貧富差距，並加劇不列顛社會的階級矛盾。
“輝格黨那幫混蛋就是在亂搞！我知道這是個變革的時代，但是這才一年的時間，他們就打算把不列顛的根都給刨了！亞瑟，我不是想要指摘你，但是除了你以外，你們倫敦大學裏麵沒少出混蛋！你知道大法官廳的埃德溫查德威克嗎？
就是那個原來邊沁的私人秘書，那家夥簡直就是條冷血的毒蛇，這次《濟貧法案》的改革委員會就是他負責牽頭的。那家夥和馬爾薩斯一樣，全都是蛇，沒有人類的感情，仿佛所有的一切在他們眼裏都是數字，他從來沒有把別人的命當人看。隻要結果是好的，中間是什麽過程都不重要。
我一般把這種人叫做忘恩負義、冷酷無情，但是埃德溫查德威克先生告訴我，他做的這一套叫做功利主義！我去他媽的功利主義！”
亞瑟看到迪斯雷利被氣的胸口起起伏伏，差點連他的束腰胸衣都露出來了，隻得安慰道：“本傑明，別著急，慢慢說。”
――本傑明迪斯雷利
《濟貧法》在不列顛的曆史相當悠久，甚至早在中央政府統一征收濟貧稅前的16世紀，不列顛的地方政府就已經根據各自的需要征收濟貧稅用於救濟貧民了。
這件事的起因，是由於起源於16世紀的“圈地運動”使得英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大量成年勞動力因為失去土地而被迫離開家園四處流浪。
而圈地運動還導致了一個極其惡劣的結果，由於大量農田被改建為了牧場，所以基本糧食價格在16世紀迎來了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在15世紀末，英國工人15周的勞動時間就可以掙得一家人一年的口糧。到了16世紀中期，則需要工作40周。而到了16世紀末，即便他全年工作也很難滿足全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與此同時，16世紀中期發生的英國宗教改革又使得國王接管了天主教修道院的土地和財產，因而導致全國近半數的教會濟貧院和教會醫院被迫關閉，持續了數個世紀的教會救濟模式也因此被打破，所以政府不得不肩負起原先由天主教會承擔的民間慈善救濟事務。
在伊麗莎白一世時期，整個倫敦的人口才不過二十多萬，但是其中流民就占了五萬多。在整個大不列顛，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普通民眾食不果腹。
當時，各個地方政府為了管理數目龐大的貧民群體，甚至都罕見的願意放下不列顛政府幾百年來都不願意放下的臉麵，向本地貧民發放一定數量的乞討許可證。以同意這群人公開乞食為代價，借此來統計他們的人數並規範他們的行為。
在這樣嚴峻的社會現實下，1601年英國議會宣布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將濟貧製度正式納入政府工作章程。
根據法案規定，教區會向富裕階層和中等階層征收濟貧稅，這項稅收則會專門用於救濟本教區內處於經濟水平最底層的人們。
而濟貧法範圍內的貧困救助主要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院內救濟，即被救濟者必須加入感化院、濟貧院或者民間習藝所內參加勞動，直到他們找到工作為止。
第二種則是戶外救濟，顧名思義，這種救濟不用進濟貧院等地方參加勞動，而是待在家裏接受救濟。隻不過，在最早的時候，隻有老弱病殘幼這五類人群被允許接受戶外救濟。
直到18世紀末期，英國政府財政能力大為增強時，議會才通過《吉爾伯特法》批準身體健全者也可以接受戶外救濟。
而老濟貧法的救濟方法主要是從三個方麵著手。
第一是現金救濟，顧名思義，就是給接受救濟者發錢。各個教區通常會按月按周向向老年人、殘疾人和有子女的寡婦等他們認為值得救濟的窮人支付救濟金。
至於青壯年男性，如果他們突然因患病、失業等突發情況陷入貧困，也可以向教區申請領取‘臨時救濟’，直到他們生病痊愈或找到工作為止。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你可以一直靠著救濟金吃飯。如果一旦被濟貧委員會發現你的身體健全但卻因為懶惰而拒絕工作，又或者是領取救濟金的時間太久，那麽挨鞭子並被送入濟貧院強製勞動都屬於合法操作。
而且，由於窮人太多，所以教區的濟貧稅餘額常常捉襟見肘。所以，濟貧委員會每年都會重新審定本教區內的哪些人是值得救濟的。因此，當時基本不存在能靠著吃低保混一輩子的家夥。
而除了現金救濟之外，另一項重要救濟是房屋救濟。從18世紀開始，教區開始為那些依靠勞動所得仍無法支付租金的窮人提供住房救濟。
教區一般會直接向窮人的房東支付租金，以確保他們有一個安身之所。房東如果發現租客付不出房屋，有時也會直接要求教區為他們貧困的租客支付租金。如果教區本身擁有充足的房產，那裏的窮人也可以申請以較低的租金租下。
不過對於大部分教區來說，他們的房產就是濟貧院，隻不過由於條件過於簡陋，所以大部分有勞動力的青壯年基本不願搬進去，唯有那些流浪兒、殘疾或者患病的窮人會選擇在那裏居住。因為不管條件再怎麽差，最起碼濟貧院是免費的。
而對於孤寡老人和孤兒，他們可以寄居在教區指定的護理員家中獲得照料，護理員的薪資則由教區支付。
除此之外，另一項較為普遍的救助是醫療救助，根據各個教區財力的不同，救助項目各不相同。
從18世紀中期開始，落後的教區會雇傭專門的醫生，普通的教區會和醫院簽訂年度合同，富裕的教區則會直接建立濟貧醫院，以幫助轄區內的貧民進行疫苗的預防接種、提供藥品藥物、接生、祝願治療等醫療服務。患病貧民也可以選擇居家治療，而他們的親屬也必須承擔起基本的照顧責任，並可以從教區那裏獲得酬勞。
而每到逢年過節，又或者是碰上當地鄉紳捐款做功德的時候，教區還會向窮人發放諸如食物、衣服、燃料、洗滌用品等生活必需品。運氣好的話，有時還會領到一些錢。財大氣粗的教區甚至會發放維修房屋的材料和工匠的工資等等。
雖然在這些濟貧事務當中，經常會由於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窮人數量的不同出現較大差異。但是至少在《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至今的200多年中，這項法案確實起到了相當程度的救濟貧困、減輕社會矛盾、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
在這200年的過程中，《伊麗莎白濟貧法》還通過了數次修正案，以提升社會賑濟效果。
而輝格黨之所以打算對《伊麗莎白濟貧法》動刀，主要是由於1795年通過的《斯皮哈姆蘭法令》。
當時，根據伯克郡的18位法官的調查研究，他們認為應當根據麵包價格和家庭規模來給予窮人救濟，而不論他們實際掙得的錢有多少，從而保證窮人可以得到一個最低收入來養活整個家庭。
如果用現代一點的話來說，那就是他們決定把救濟金與食品價格通脹指數掛鉤。
根據法官們的計算，假設1加侖麵包價格為1先令時，一個貧困的人每周需要3先令收入才能滿足自身需求。
而為了維持家庭成員的生活需要，家庭每增加一人，則每周的收入需增加1先令6便士。當麵包的價格在1先令之上每上漲1便士，他每周就需要多支出3便士，每位家庭成員則需要多支出1便士。
如果他的工資水平達不到這個標準，那麽教區應該在救濟金中替他補足。
作為一項提倡社會公平的財富再分配計劃，《斯皮哈姆蘭法令》的提出無疑是成功的，許多原本按照標準無法領取救濟金的窮人也因此得到了社會救濟，並得以借此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對於政府財政來說，《斯皮哈姆蘭法令》的通過無疑是災難性的。
由於物價的逐年上漲，與通脹指數掛鉤的‘工資補貼’也狂飆突進。僅在1817到1832年間，全國濟貧支出便猛增23%，政府財政不堪重負。
更糟糕的是，由於工人的工資差額會由政府補足，所以許多勞動密集產業的工廠主會刻意壓低工資價格，因為哪怕他們隻開每周一便士的工資，教區也會將工人收入補足到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加之，由於窮人隻能在戶籍地的教區領取工資補貼，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這也限製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種種因素加在一起，自然不能為信奉自由主義的輝格黨所容。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廢奴法案》《工廠法》《新濟貧法》雖然是三項改革舉措，但實際上卻是一套連招。
《廢奴法案》需要付出2000萬英鎊的財政支出，但是卻能解放奴隸的勞動力，放這些成年壯勞力進廠，提升工廠的工作效率。
《工廠法》禁止9歲以下童工在紡織廠工作，限製9-18歲青少年工的工作時間，這一係列規定不僅是為了保護兒童權益，更是由於兒童的工作效率過低，並且任由孩子過早工作會直接損害不列顛未來的發展潛力。
至於童工出清後留下的工作崗位，則將會由《廢奴法案》釋放的奴隸壯勞力填補。
而為了達成前兩個法案，尤其是為了湊出《廢奴法案》需要支出的2000萬英鎊，就必須在支出逐年攀升的《伊麗莎白濟貧法》上動刀。
在議會改革完成後，輝格黨對《伊麗莎白濟貧法》動刀是非常有支持基礎的。
眾所周知，土地貴族、教士、銀行家以及軍隊是托利黨的基本盤。
而輝格黨的基本盤則是工業資本和新興的中等階層。
在1832年議會改革後，因為投票範圍的擴大，中等階層的話語權已經完全壓倒了傳統土地貴族。
而最讓這幫人看不順眼的便是逐年攀升的濟貧稅了。
因為教區征收的濟貧稅範圍是教區內的全體居民，而每年需要支付的濟貧稅以每英畝土地或每英鎊的房租來計算。
而在托利黨執政時期，這群土地貴族和大銀行家普遍認為這點稅收對他們來說不痛不癢，但卻能穩定社會環境，所以他們並沒有意願去改革濟貧法。
但是對於剛剛取得投票資格的中等階層，甚至是那些仍然沒有取得投票權的中下階層來說，每年的濟貧稅支出可實在是太疼了。
所以，當輝格黨提出要改革《伊麗莎白濟貧法》，降低政府財政支出時，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無比擁護。
至於輝格黨的另一個基本盤――工業資本家們，這群人雖然覺得政府取消工資補貼會使得他們的用工成本上升。
但是，畢竟輝格黨在此之前已經用《廢奴法案》釋放的新增勞動力安撫過他們了。況且，這些工業資本也意識到了，取消工資補貼會使得不少從前被束縛在地方教區的貧困勞動力湧向新興工業城市尋找工作機會。
如果仔細計算，就算最後他們的用工成本依然會上升，但是工價上漲的範圍應該還是在可接受範圍之內。更不用說，這幫新增勞動力還會創造出更多的消費需求，所以工廠主群體也沒有對《濟貧法》改革表示堅決反對。
但是，這件在輝格黨眼裏皆大歡喜的好事，卻不代表所有人都認為是好事。
尤其是迪斯雷利這個崇尚英格蘭古典精神的托利黨新秀，他覺得《濟貧法》的改革簡直就是滅頂之災。
這個猶太小夥似乎已經看到了美麗古老的英格蘭鄉村將在這次改革後被徹底摧毀，所有人，不論是自願還是被迫，他們都將告別美麗的鄉間生活，奔向那千篇一律令人絕望的城市生活。
而且迪斯雷利還堅持認為，《濟貧法》的改革隻會進一步拉開不列顛的貧富差距，並加劇不列顛社會的階級矛盾。
“輝格黨那幫混蛋就是在亂搞！我知道這是個變革的時代，但是這才一年的時間，他們就打算把不列顛的根都給刨了！亞瑟，我不是想要指摘你，但是除了你以外，你們倫敦大學裏麵沒少出混蛋！你知道大法官廳的埃德溫查德威克嗎？
就是那個原來邊沁的私人秘書，那家夥簡直就是條冷血的毒蛇，這次《濟貧法案》的改革委員會就是他負責牽頭的。那家夥和馬爾薩斯一樣，全都是蛇，沒有人類的感情，仿佛所有的一切在他們眼裏都是數字，他從來沒有把別人的命當人看。隻要結果是好的，中間是什麽過程都不重要。
我一般把這種人叫做忘恩負義、冷酷無情，但是埃德溫查德威克先生告訴我，他做的這一套叫做功利主義！我去他媽的功利主義！”
亞瑟看到迪斯雷利被氣的胸口起起伏伏，差點連他的束腰胸衣都露出來了，隻得安慰道：“本傑明，別著急，慢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