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完全不需要考慮的好吧，這種手法，實在是太過高明，朱元璋端著茶杯的手都沒有放下，好不容易從幻想之中迴過神，朱元璋這才不顧茶水的冰涼，直接一口將杯中茶水給一口悶下。
看著爺爺這沒見識的樣子，朱雄英就撇撇嘴，真的是大驚小怪，要是自己能將後世的那些厚黑學給搬迴來的話，說不定爺爺都要將那本書給供起來了。
文化入侵，從字麵上將，那就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對它國或另一民族通過文化改造和思想改造而達到的征服行為。
“文化侵略”的原意是政治鬥爭的提法，並未包括闡發者對西方在華文化事業全麵的認識。
從源頭上看，“文化侵略”實際上是一個反對西方在華文化滲透的民族主義提法。
對於這個名詞，聽的最多的應該在後世，因為近現代幾十年國家國力的孱弱，這才使得外來的力量不斷地侵襲著華夏文化。
往前追溯，清末有識之士已經表達過對外人控製中國教育權的憂慮，其後少年中國學會的國家主義者也表達過近似的意思，但這一革命話語的發明權無疑當屬屈維它(瞿秋白)，也就是要歸諸於早期共產黨人的思想努力。
近代曆史上在分析西方在華文化事業時並不是始終用“文化侵略”來定論的，文化侵略指控是隨中外關係的變動而變動的。
反對“文化侵略”的實際影響，既有激發民族主義精神反對帝國主義文化滲透的作用，亦有簡單化地理解這一口號導致對西方文化認識上的偏頗。
簡而言之，近代反對文化侵略隻是適應反帝鬥爭的需要而提出的反帝口號，本來就不是為了適應對外來文化事業進行全麵分析的需要。因此，把它從政治鬥爭領域照搬到學術研究領域，自然就不能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無法對豐富的曆史現象進行辯證的說明。
對於華廈大地來說，文化入侵其實並不是那麽耳熟，因為從大秦統一六國，大漢統治中原六百年以來，漢人文化在這塊大地上就熠熠生輝，幾乎沒有衰落下去，落後其他國家的時候。
可對於信息爆炸的後世，文化入侵的例子實在是太過血淋淋。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非綠丙這個小國最為典型。
提到非綠丙，文化入侵的曆史就要上溯到十五世紀。
15世紀末期，隨著歐洲海上強國葡萄牙和襲班壓兩國的經濟發展，兩國的冒險家開始紛紛利用海上交通工具探尋新的市場。
不久，襲班壓的殖民者憑借著較為先進的軍事優勢，利用當時非綠丙尚未統一的契機，占領了這片土地。
在襲班壓的殖民地統治時期，橫征暴斂的襲班壓殖民者獨攬行政、司法和軍事等國家主要權利，並對非綠丙的經濟推行了封鎖和壟斷政策，使非綠丙被迫接受襲班壓殖民者的統治支柱地位，人民苦不堪言。
更加可怕的是，隨著襲班壓殖民者對當地文化的控製，非綠丙的人民又開始被迫接受天主教思想的洗禮，使當地人民進行了一次文化大換血。
襲班壓在非綠丙殖民統治了300多年，為非綠丙人帶去了天主教。直至今日非綠丙仍然留存著大量襲班壓時期的遺跡。
後世之中，非綠丙已經沒有了自己本地的文化，航海時代之前的本地土著，當真是一點也看不到原先的樣子。
文化入侵，不過就是一把軟刀子，等到幾十，幾百年之後，才能看到最後的成效。
可朱雄英所述，其實更加看重的是經濟戰。
而經濟戰的起源，在中原這塊大地上，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
這位管仲，是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在齊國就任期間，幫助桓公在齊國進行內外政改革，建立了九合諸侯的曆史偉業。
與其他百家所著的書不一樣，《管子》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強調以經濟手段治國理政。
與重視手藝，思想理論不同的是，管子這位大家重視農業生產，把農業收成看作社會管理的基礎。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句耳熟能詳的名言可謂管子一生治國理政的實踐總結。
同時，管子建議把人按職業分為士、農、工、商四類，不但想出各種辦法使農民人口數量最多，而且規定不許與其他三類人雜居，以便讓他們居住在遠離都市的鄙野專心務農、潛心鑽研農技。
桓公曾問管子：“怎樣做才能提高農糧產量？”管子說：“國內有沒有農業專家呀？”桓公答：“有。”管子說：“那就運用獎賞的手段吧!那些精通農業生產的人，您賞賜給他們一斤黃金。其他人就會爭著學習耕種技藝，這樣農業產量就提高了。”
桓公擔心國內的糧食流向國外，便問：“怎樣做才能讓農民多儲藏糧食？”管子說：“我今天去集市，看到有兩戶人家正新建糧倉準備儲糧，您趕快帶著玉璧去慰問他們吧。”桓公照管子的話做了。半年後，集市上建滿了大大小小的糧倉，裏麵堆滿了糧食。
管子解釋道：“那兩戶人家，既無功於國家也無名聲於鄰裏，隻因偶爾建倉儲糧，得到了國君的慰問和賞賜。名與利是人們所期望得到的，一舉而名實兼得，人們不圖這個還圖什麽呢？”“百姓無寶，以利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桓公看到農民一年四季辛苦忙碌卻依然貧窮，坐商行賈手不沾泥、背不負耜卻生活富有，就問詢管子有什麽辦法予以調節？管子說：“糧食的價格高了，其他商品的價格就低；糧食的價格低了，其他商品的價格就高。”
桓公說：“我記得你說過，要讓商品的價格自然起伏，不能作硬性規定。”管子說：“是的，用不著給糧食定一個價格。請您命令卿大夫們修建糧倉，並下令：卿一級的大夫儲藏一千鍾糧食，大夫儲藏五百鍾糧食，列大夫儲藏一百鍾糧食，富商大賈儲藏五十鍾糧食。這樣，農民的收入就會增加了。”
桓公照管子的話做了。結果，由於眾人忙著儲藏糧食，導致糧食供給驟然緊張，糧食價格隨之猛漲。這又刺激了農民開荒種田的積極性，齊國的農業生產跟著興盛起來。
桓公說：“楚國是強國，那裏的人民善於戰鬥。我想舉兵攻伐，又擔心實力不夠。該怎樣做呢？”管子說：“那就用經濟手段代替軍事競爭吧。”管子建議，齊國可先跟楚國進行貿易往來，並高價購買楚國的野鹿。
楚王聽說這件事後，對手下人說：“金錢是貴重的東西，國家因它而維係，君王用它來實施獎賞。禽獸本是一群害物，是應當舍棄且驅逐的。如今，齊國用重金購買我們的害物，這是楚國的福分。上天就要把齊國送給楚國了。你們快告訴百姓，趕快獵取野鹿，換取齊國的金錢。”
楚國因出售野鹿，金錢頓時多得數不清，以至於不需要向人民征稅了。此時，管子對桓公說：“楚國的錢財增加了五倍，但他們的農田都荒蕪了。楚國的人民馬上就要歸順齊國。”之後，齊國封閉關卡，不再與楚國交易。
由於楚國人紛紛棄農而捕鹿，導致楚國境內農糧短缺，一石米竟然高達四百金。不少人因口糧不足而餓得匍匐在路上，不得不為了活命都投奔到齊國。在這場沒有硝煙的農糧戰役中，管子一舉獲勝。
這也算是經濟戰的起源了，可以說由來已久，史書中古代戰爭中斷敵人糧秣等各種作戰物資的供應，其實也算是經濟戰的一種方式。
可因為古代的經濟手段實在有限，大多以小農經濟為主，自給自足，經濟太過單一，就算是想要實施經濟戰那也沒有辦法。
到了近代與現代，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經濟發展迎來了井噴式的發展，經濟戰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朱雄英所說的這些，不過就是經濟這一大學科之中的冰山一小角，當真是渺小的很。
“怎麽樣，爺爺，孫兒這兵不血刃的辦法比您這喊打喊殺的做法強多了吧。”
朱雄英很是得意，雖然這都是後世人不知道嚼了多少遍，都快嚼爛了的手法，但在這個大明，他朱雄英必定是先創者，至於抄襲？不好意思，你有什麽證據？
“確實高明的多，但是你是不是忘了我們大明與北元人的關係，要是被這些北元人得知是你這個大明皇長孫牽頭，他們肯定會防範其中有所貓膩，等他們心生懷疑之時，肯定不會就這樣乖乖受我大明影響的。”
“放心吧，這件事我大明關於那邊不能出麵，本來就是商人之間的生意往來，摻雜了朝廷政事是什麽道理？這件事孫兒已經有主意了，就讓那些鹽商們去，他們本來就是做生意起家，有常年在大明各個邊境地帶活動，私下裏肯定會與域外的商人們有所聯係，通過他們的路子，草原上的那些部落肯定不會心生懷疑。”
“而等到他們嚐到甜頭，那就不是他們想停下來就能停下來了的了。”
對於大明的這些鹽商們，朱雄英那是既佩服又忌憚的。
說到鹽商，那就不得不介紹一下大明的特殊政令，以往鹽鐵那都是國家戰略物資，通常都是全權掌握在朝廷手裏，可大明不一樣，為了激勵這些商人為大明邊境送糧，大明開展了一項國策，開中法。
大明建國初期，明太祖朱元璋雖然把蒙元趕出了中原，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是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仍實力不俗，一直伺機南下光複大元，成為大明朝的嚴重邊患。
隨即為抵禦蒙元南侵，朝廷又在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的北部邊防線上相繼設立了遼東、宣府、薊州、大同、太原、延綏、寧夏、固原、甘肅九個邊防重鎮，史稱“九邊重鎮”。
但是為了解決長城沿線駐軍的軍糧運輸問題，太祖朱元璋借鑒宋代的“鈔引法”實施“開中法”，軍隊守邊，商人供餉，以鹽為中介，故曰“開中”。
開中法，簡單來說就是讓商人們運糧到邊疆，由封疆大吏發給鹽引，然後再迴到指定的鹽場憑鹽引買鹽，之後再賣到指定的地方區域去。
從流程不難看出，這個辦法操作起來極為困難，並且運費奇高。
商賈們又不傻，所以很快出現了分工，分“邊商、內商、水商”三類。
邊商直接在邊境地區開墾屯田，繳納鹽課，領取鹽引，並照官定引價將引售與內商，這一步叫“報中”。
內商則專買鹽引，在鹽產區收鹽上堆，並照官定鹽價將鹽售與水商，這一步名“守支”。
水商多是銷岸商販，專收內商食鹽在指定引岸行銷，這一步就是“市易”了。
很顯然，這其中內商是絕對的龍頭，中間商自然要賺差價嘛。
如富甲一方的晉商，徽商等商會集團正是靠著這“開中法”起家，紛紛成為了富甲一方的巨賈。
對於這些可以“富可敵國”的商賈們，朱雄英那可跟現在大明的其他人完全不一樣。
商人啊，那可不是什麽賤籍，明明就是掌握在手中指哪打哪的利刃，隻要自己給他們相對應的利益，那他們就是比那些口頭上隻會表忠心的清流酸儒們強多了，畢竟，他們能給大明創下可以親眼看到的價值。
而那些口口聲聲說為了我大明死而後已的大臣們呢？雖說不上兩袖清風，但那也是脖子天生就比其他人強硬幾分的存在，一個個伸長了脖子，就等著皇上哪一天會荒唐一下，直接將他們給砍了，給他們留下一個青史留名的美名。
所以說，相對於長了八百個心眼的各位朝廷重臣，朱雄英更加喜歡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明明白白的商賈。
看著爺爺這沒見識的樣子，朱雄英就撇撇嘴，真的是大驚小怪，要是自己能將後世的那些厚黑學給搬迴來的話，說不定爺爺都要將那本書給供起來了。
文化入侵，從字麵上將，那就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對它國或另一民族通過文化改造和思想改造而達到的征服行為。
“文化侵略”的原意是政治鬥爭的提法，並未包括闡發者對西方在華文化事業全麵的認識。
從源頭上看，“文化侵略”實際上是一個反對西方在華文化滲透的民族主義提法。
對於這個名詞，聽的最多的應該在後世，因為近現代幾十年國家國力的孱弱，這才使得外來的力量不斷地侵襲著華夏文化。
往前追溯，清末有識之士已經表達過對外人控製中國教育權的憂慮，其後少年中國學會的國家主義者也表達過近似的意思，但這一革命話語的發明權無疑當屬屈維它(瞿秋白)，也就是要歸諸於早期共產黨人的思想努力。
近代曆史上在分析西方在華文化事業時並不是始終用“文化侵略”來定論的，文化侵略指控是隨中外關係的變動而變動的。
反對“文化侵略”的實際影響，既有激發民族主義精神反對帝國主義文化滲透的作用，亦有簡單化地理解這一口號導致對西方文化認識上的偏頗。
簡而言之，近代反對文化侵略隻是適應反帝鬥爭的需要而提出的反帝口號，本來就不是為了適應對外來文化事業進行全麵分析的需要。因此，把它從政治鬥爭領域照搬到學術研究領域，自然就不能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無法對豐富的曆史現象進行辯證的說明。
對於華廈大地來說，文化入侵其實並不是那麽耳熟，因為從大秦統一六國，大漢統治中原六百年以來，漢人文化在這塊大地上就熠熠生輝，幾乎沒有衰落下去，落後其他國家的時候。
可對於信息爆炸的後世，文化入侵的例子實在是太過血淋淋。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非綠丙這個小國最為典型。
提到非綠丙，文化入侵的曆史就要上溯到十五世紀。
15世紀末期，隨著歐洲海上強國葡萄牙和襲班壓兩國的經濟發展，兩國的冒險家開始紛紛利用海上交通工具探尋新的市場。
不久，襲班壓的殖民者憑借著較為先進的軍事優勢，利用當時非綠丙尚未統一的契機，占領了這片土地。
在襲班壓的殖民地統治時期，橫征暴斂的襲班壓殖民者獨攬行政、司法和軍事等國家主要權利，並對非綠丙的經濟推行了封鎖和壟斷政策，使非綠丙被迫接受襲班壓殖民者的統治支柱地位，人民苦不堪言。
更加可怕的是，隨著襲班壓殖民者對當地文化的控製，非綠丙的人民又開始被迫接受天主教思想的洗禮，使當地人民進行了一次文化大換血。
襲班壓在非綠丙殖民統治了300多年，為非綠丙人帶去了天主教。直至今日非綠丙仍然留存著大量襲班壓時期的遺跡。
後世之中，非綠丙已經沒有了自己本地的文化，航海時代之前的本地土著，當真是一點也看不到原先的樣子。
文化入侵，不過就是一把軟刀子，等到幾十，幾百年之後，才能看到最後的成效。
可朱雄英所述，其實更加看重的是經濟戰。
而經濟戰的起源，在中原這塊大地上，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
這位管仲，是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在齊國就任期間，幫助桓公在齊國進行內外政改革，建立了九合諸侯的曆史偉業。
與其他百家所著的書不一樣，《管子》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就是強調以經濟手段治國理政。
與重視手藝，思想理論不同的是，管子這位大家重視農業生產，把農業收成看作社會管理的基礎。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這句耳熟能詳的名言可謂管子一生治國理政的實踐總結。
同時，管子建議把人按職業分為士、農、工、商四類，不但想出各種辦法使農民人口數量最多，而且規定不許與其他三類人雜居，以便讓他們居住在遠離都市的鄙野專心務農、潛心鑽研農技。
桓公曾問管子：“怎樣做才能提高農糧產量？”管子說：“國內有沒有農業專家呀？”桓公答：“有。”管子說：“那就運用獎賞的手段吧!那些精通農業生產的人，您賞賜給他們一斤黃金。其他人就會爭著學習耕種技藝，這樣農業產量就提高了。”
桓公擔心國內的糧食流向國外，便問：“怎樣做才能讓農民多儲藏糧食？”管子說：“我今天去集市，看到有兩戶人家正新建糧倉準備儲糧，您趕快帶著玉璧去慰問他們吧。”桓公照管子的話做了。半年後，集市上建滿了大大小小的糧倉，裏麵堆滿了糧食。
管子解釋道：“那兩戶人家，既無功於國家也無名聲於鄰裏，隻因偶爾建倉儲糧，得到了國君的慰問和賞賜。名與利是人們所期望得到的，一舉而名實兼得，人們不圖這個還圖什麽呢？”“百姓無寶，以利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桓公看到農民一年四季辛苦忙碌卻依然貧窮，坐商行賈手不沾泥、背不負耜卻生活富有，就問詢管子有什麽辦法予以調節？管子說：“糧食的價格高了，其他商品的價格就低；糧食的價格低了，其他商品的價格就高。”
桓公說：“我記得你說過，要讓商品的價格自然起伏，不能作硬性規定。”管子說：“是的，用不著給糧食定一個價格。請您命令卿大夫們修建糧倉，並下令：卿一級的大夫儲藏一千鍾糧食，大夫儲藏五百鍾糧食，列大夫儲藏一百鍾糧食，富商大賈儲藏五十鍾糧食。這樣，農民的收入就會增加了。”
桓公照管子的話做了。結果，由於眾人忙著儲藏糧食，導致糧食供給驟然緊張，糧食價格隨之猛漲。這又刺激了農民開荒種田的積極性，齊國的農業生產跟著興盛起來。
桓公說：“楚國是強國，那裏的人民善於戰鬥。我想舉兵攻伐，又擔心實力不夠。該怎樣做呢？”管子說：“那就用經濟手段代替軍事競爭吧。”管子建議，齊國可先跟楚國進行貿易往來，並高價購買楚國的野鹿。
楚王聽說這件事後，對手下人說：“金錢是貴重的東西，國家因它而維係，君王用它來實施獎賞。禽獸本是一群害物，是應當舍棄且驅逐的。如今，齊國用重金購買我們的害物，這是楚國的福分。上天就要把齊國送給楚國了。你們快告訴百姓，趕快獵取野鹿，換取齊國的金錢。”
楚國因出售野鹿，金錢頓時多得數不清，以至於不需要向人民征稅了。此時，管子對桓公說：“楚國的錢財增加了五倍，但他們的農田都荒蕪了。楚國的人民馬上就要歸順齊國。”之後，齊國封閉關卡，不再與楚國交易。
由於楚國人紛紛棄農而捕鹿，導致楚國境內農糧短缺，一石米竟然高達四百金。不少人因口糧不足而餓得匍匐在路上，不得不為了活命都投奔到齊國。在這場沒有硝煙的農糧戰役中，管子一舉獲勝。
這也算是經濟戰的起源了，可以說由來已久，史書中古代戰爭中斷敵人糧秣等各種作戰物資的供應，其實也算是經濟戰的一種方式。
可因為古代的經濟手段實在有限，大多以小農經濟為主，自給自足，經濟太過單一，就算是想要實施經濟戰那也沒有辦法。
到了近代與現代，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經濟發展迎來了井噴式的發展，經濟戰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朱雄英所說的這些，不過就是經濟這一大學科之中的冰山一小角，當真是渺小的很。
“怎麽樣，爺爺，孫兒這兵不血刃的辦法比您這喊打喊殺的做法強多了吧。”
朱雄英很是得意，雖然這都是後世人不知道嚼了多少遍，都快嚼爛了的手法，但在這個大明，他朱雄英必定是先創者，至於抄襲？不好意思，你有什麽證據？
“確實高明的多，但是你是不是忘了我們大明與北元人的關係，要是被這些北元人得知是你這個大明皇長孫牽頭，他們肯定會防範其中有所貓膩，等他們心生懷疑之時，肯定不會就這樣乖乖受我大明影響的。”
“放心吧，這件事我大明關於那邊不能出麵，本來就是商人之間的生意往來，摻雜了朝廷政事是什麽道理？這件事孫兒已經有主意了，就讓那些鹽商們去，他們本來就是做生意起家，有常年在大明各個邊境地帶活動，私下裏肯定會與域外的商人們有所聯係，通過他們的路子，草原上的那些部落肯定不會心生懷疑。”
“而等到他們嚐到甜頭，那就不是他們想停下來就能停下來了的了。”
對於大明的這些鹽商們，朱雄英那是既佩服又忌憚的。
說到鹽商，那就不得不介紹一下大明的特殊政令，以往鹽鐵那都是國家戰略物資，通常都是全權掌握在朝廷手裏，可大明不一樣，為了激勵這些商人為大明邊境送糧，大明開展了一項國策，開中法。
大明建國初期，明太祖朱元璋雖然把蒙元趕出了中原，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是退居漠北的元朝殘餘勢力仍實力不俗，一直伺機南下光複大元，成為大明朝的嚴重邊患。
隨即為抵禦蒙元南侵，朝廷又在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的北部邊防線上相繼設立了遼東、宣府、薊州、大同、太原、延綏、寧夏、固原、甘肅九個邊防重鎮，史稱“九邊重鎮”。
但是為了解決長城沿線駐軍的軍糧運輸問題，太祖朱元璋借鑒宋代的“鈔引法”實施“開中法”，軍隊守邊，商人供餉，以鹽為中介，故曰“開中”。
開中法，簡單來說就是讓商人們運糧到邊疆，由封疆大吏發給鹽引，然後再迴到指定的鹽場憑鹽引買鹽，之後再賣到指定的地方區域去。
從流程不難看出，這個辦法操作起來極為困難，並且運費奇高。
商賈們又不傻，所以很快出現了分工，分“邊商、內商、水商”三類。
邊商直接在邊境地區開墾屯田，繳納鹽課，領取鹽引，並照官定引價將引售與內商，這一步叫“報中”。
內商則專買鹽引，在鹽產區收鹽上堆，並照官定鹽價將鹽售與水商，這一步名“守支”。
水商多是銷岸商販，專收內商食鹽在指定引岸行銷，這一步就是“市易”了。
很顯然，這其中內商是絕對的龍頭，中間商自然要賺差價嘛。
如富甲一方的晉商，徽商等商會集團正是靠著這“開中法”起家，紛紛成為了富甲一方的巨賈。
對於這些可以“富可敵國”的商賈們，朱雄英那可跟現在大明的其他人完全不一樣。
商人啊，那可不是什麽賤籍，明明就是掌握在手中指哪打哪的利刃，隻要自己給他們相對應的利益，那他們就是比那些口頭上隻會表忠心的清流酸儒們強多了，畢竟，他們能給大明創下可以親眼看到的價值。
而那些口口聲聲說為了我大明死而後已的大臣們呢？雖說不上兩袖清風，但那也是脖子天生就比其他人強硬幾分的存在，一個個伸長了脖子，就等著皇上哪一天會荒唐一下，直接將他們給砍了，給他們留下一個青史留名的美名。
所以說，相對於長了八百個心眼的各位朝廷重臣，朱雄英更加喜歡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明明白白的商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