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崇曜是商人，在商言商，對於高價出售開山炮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妥。倒是李秀成頗感心痛，他的近衛師是革命軍精銳，總共才裝備了兩門開山炮。
韋誌先一下子就買走兩門開山炮。太平軍有了這種重炮，日後攻堅略地豈不更加方便？
楊烜不便向李秀成詳細解釋，隻是說道：“重型火炮需要特製的炮彈，太平軍無法生產這種特製炮彈。我們隻要控製住炮彈的供應，就能防止太平軍濫用重炮。
“最重要的是，我們將借機向太平軍派駐一支炮兵教官，擴大革命軍在太平軍中的影響力。日後天京有事，這支炮兵教官說不定也能發揮作用。”
所謂“天京有事”，隻是一個模糊籠統的說法。隻有極少數的軍政大員，才知道“天京有事”指的是洪楊內訌。
伍崇曜和李秀成都不知道，情報局已經預測洪楊之間必將內訌。越國對服從紀律看得很重，楊烜既已決定賣炮，伍崇曜和李秀成也隻好作罷。
趁李壽春、韋誌先正在訂議合同，楊烜則趁此機會了解起怡和公司軍工廠的事。
華夏近代工業，肇始於晚清洋務運動中的軍工業。最早的軍工廠，當屬曾國藩於1861年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又稱“安慶軍械所”。這是滿清政府最早創辦的新式兵工廠，堪稱是中國近代機械工業的開端。
相比於日本的明治維新，晚清洋務運動明顯早於日本，卻最終落後日本。晚清洋務運動中創辦的近代工業企業，尤其是兵工廠，大多管理落後，連年虧損，不僅不是洋人的對手，就連日本都比不上。
最直觀的，就是晚清軍工產品價高質劣。其成本之高，簡直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恭親王曾經評價福建船政局，說朝廷在上麵投入了巨款，結果造出來的軍艦價格高、質量差，南北洋都不願購買福建船政局的產品。
他的原話是：“我們的赫德（海關總稅務司）拿了大清的銀子外購軍艦，拿足了迴扣，給足了家鄉兵工廠（英國造船廠）的利潤，購買的裝備11寸火炮的蚊炮船造價23000英鎊（575000法郎）。
“這種蚊炮船不遠萬裏出口至中國，運費、保險、折舊又是一筆費用。到達中國後，其價格比福建自造的艦船還要便宜一半。”
左宗棠、沈葆禎都是晚清名臣，在福建船政局上傾注了無數心血。福建船政局尚且如此不堪用，更別提其他軍工企業了。
李鴻章主持的江南製造總局，同樣不遑多讓。江南製造總局每年從江海關收入中提取四十萬兩白銀做經費，又大量承攬北洋、兩江的業務。
但江南製造總局步槍年產量最多時也隻有4000多隻，平均每隻步槍造價近百兩銀子。
李鴻章從美國訂購林明敦槍，連運費、保險等費用在內，每支才12兩白銀。英國施耐德步槍更便宜，才需銀10兩。洋槍外購成本僅僅是自造的十分之一，性能上還遠遠超出。
因此，淮軍自己都不願使用江南製造局製造的步槍，盡管江南製造總局正是淮軍領袖李鴻章一手籌建的。
造不如買的局麵繼續在民國延續下來。民國時期爛大街的漢陽造步槍，1915年時售價是20元現大洋，北伐戰爭時是30塊現大洋；而進口步槍在1911年時平均售價不過是10元多一些。
之所以形成這種局麵，很有一個原因在於，晚清兵工廠是官辦的。官辦企業效率很低，浪費很大。
譬如江南製造總局，是李鴻章一手創辦的。那時候，李鴻章是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江南製造總局設在上海，李鴻章可以光明正大地管理江南製造總局。
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時，不願把江南製造總局這塊肥肉讓給他人。一番利益博弈之後，朝廷下旨，江南製造總局由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共管，經費來自江海關收入。
這樣一來，兩江總督可以從江南製造總局中分得好處。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後，仍然繼續遙控江南製造總局。
不難想象，江南製造總局成了李鴻章的禁臠，既是他的提款機，也是他安置淮係親信的機構。滿清費資千萬投資的江南製造總局，從一開始便是官僚主義橫行，受到官府的嚴密控製。
官辦行不通，便有官督民辦、官民合辦，總歸離不開一個官字同，始終困難重重。
隔壁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一開始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但他們反應很快，幹脆把官辦的軍工廠私有化，扶植財閥，闖出了一條工業化的路子。
日本的工業化同樣存在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財閥控製經濟，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底層百姓在貧困線上掙紮。就連日本引以為傲的皇軍，下級官兵都窮得無法養家。
為了維持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日本隻剩一條路可走：對外擴張，軍事冒險。此舉更把日本百姓帶入了萬劫不複的深淵。
在儒家文化倫理下，一旦商人控製國家經濟，就會形成財閥，對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麵麵形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楊烜的思路是，由國家強力幹預經濟，但並不直接控製經濟。在表現形式上，經濟仍是以私營為主，卻受到國家政策的強烈影響。
譬如怡和公司，便由伍崇曜家族控股，算是一家私有公司。怡和公司與英商怡和洋行合並後，又增加了外資股份，私有化色彩更濃。
怡和公司這兩年來發展迅猛，有兩大關鍵因素：
一是接收了廣西新寧公司的技術轉讓，而廣西新寧公司是由軍政府控股的企業。作為交換，新寧公司獲得了怡和公司的股份，並在怡和公司董事會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是怡和公司在改製過程中，得到了軍政府的注資。軍政府的注資額度不大，卻能在土地、政策、客戶等方麵給怡和公司帶來便利，也獲得了董事會席位。
因而，軍政府在怡和公司董事會裏有兩個席位，雖不至於控製董事會，卻能起到監督、指導、促進的作用。
軍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的思路，主要就體現在這六個字：監督、指導、促進。
怡和公司仍以伍氏家族為主，卻吸收了外資、政府投資，既能獲得外資的客戶和銷售網絡，又能得到軍政府的政策指導。
這次軍政府牽頭，為怡和公司帶來四十多萬白銀的訂單，也至少帶來三十萬兩白銀的利潤。
但楊烜並不關心這些，反而對降低槍炮成本、改善企業經營水平非常關心，便問伍崇曜道：
“聽說廣州洋行出售的洋槍售價在14法幣至20法幣不等。現在1852式步槍的成本多少，能與洋槍競爭嗎？還能繼續往下降嗎？”
接連三個提問，楊烜的關切之情溢於言表。伍崇曜不敢怠慢，說道：
“現在我司生產的1852式步槍，其出廠價格在20法幣左右。我們對外出售的1852式步槍為外貿版本，性能有所閹割，價格仍高於洋槍，但其射程、射速、精度、威力都優於洋槍，很有競爭力。
“降低成本的關鍵在於提高產量。隻要產量提高了，成本就能拉低。前期我們采購了機器生產線，擴建了廠房，組織了工廠培訓班，投資很大。後麵，等產量提高了，銷路打開了，價格就會降下來。”
以購買力講，廣州市新入職的公務員，其月薪為五元法幣，約合3.5兩白銀。這在廣州屬於中等偏上的水平。
一支1852式步槍的價格，將近科員工資的四倍。這在楊烜看來，顯然是過高了。
不過，聯想到晚清江南製造總局生產步槍成本價高近百兩銀子，楊烜還是釋懷不少，說道：
“這次事出倉促，我們直接把這筆訂單指派給了怡和公司。以後，還是要鼓勵自由競爭，怡和公司要與新寧公司、外國洋行同台競技。你們必須繼續降低成本，繼續提高槍支性能。
“下一步，革命軍采購軍火，將不再指定工廠，可自主從怡和公司、新寧公司、外國洋行中采購。怡和公司是軍政府重點扶持的企業，你們要不辱使命，爭取走在全國前列。”
韋誌先一下子就買走兩門開山炮。太平軍有了這種重炮，日後攻堅略地豈不更加方便？
楊烜不便向李秀成詳細解釋，隻是說道：“重型火炮需要特製的炮彈，太平軍無法生產這種特製炮彈。我們隻要控製住炮彈的供應，就能防止太平軍濫用重炮。
“最重要的是，我們將借機向太平軍派駐一支炮兵教官，擴大革命軍在太平軍中的影響力。日後天京有事，這支炮兵教官說不定也能發揮作用。”
所謂“天京有事”，隻是一個模糊籠統的說法。隻有極少數的軍政大員，才知道“天京有事”指的是洪楊內訌。
伍崇曜和李秀成都不知道，情報局已經預測洪楊之間必將內訌。越國對服從紀律看得很重，楊烜既已決定賣炮，伍崇曜和李秀成也隻好作罷。
趁李壽春、韋誌先正在訂議合同，楊烜則趁此機會了解起怡和公司軍工廠的事。
華夏近代工業，肇始於晚清洋務運動中的軍工業。最早的軍工廠，當屬曾國藩於1861年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又稱“安慶軍械所”。這是滿清政府最早創辦的新式兵工廠，堪稱是中國近代機械工業的開端。
相比於日本的明治維新，晚清洋務運動明顯早於日本，卻最終落後日本。晚清洋務運動中創辦的近代工業企業，尤其是兵工廠，大多管理落後，連年虧損，不僅不是洋人的對手，就連日本都比不上。
最直觀的，就是晚清軍工產品價高質劣。其成本之高，簡直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恭親王曾經評價福建船政局，說朝廷在上麵投入了巨款，結果造出來的軍艦價格高、質量差，南北洋都不願購買福建船政局的產品。
他的原話是：“我們的赫德（海關總稅務司）拿了大清的銀子外購軍艦，拿足了迴扣，給足了家鄉兵工廠（英國造船廠）的利潤，購買的裝備11寸火炮的蚊炮船造價23000英鎊（575000法郎）。
“這種蚊炮船不遠萬裏出口至中國，運費、保險、折舊又是一筆費用。到達中國後，其價格比福建自造的艦船還要便宜一半。”
左宗棠、沈葆禎都是晚清名臣，在福建船政局上傾注了無數心血。福建船政局尚且如此不堪用，更別提其他軍工企業了。
李鴻章主持的江南製造總局，同樣不遑多讓。江南製造總局每年從江海關收入中提取四十萬兩白銀做經費，又大量承攬北洋、兩江的業務。
但江南製造總局步槍年產量最多時也隻有4000多隻，平均每隻步槍造價近百兩銀子。
李鴻章從美國訂購林明敦槍，連運費、保險等費用在內，每支才12兩白銀。英國施耐德步槍更便宜，才需銀10兩。洋槍外購成本僅僅是自造的十分之一，性能上還遠遠超出。
因此，淮軍自己都不願使用江南製造局製造的步槍，盡管江南製造總局正是淮軍領袖李鴻章一手籌建的。
造不如買的局麵繼續在民國延續下來。民國時期爛大街的漢陽造步槍，1915年時售價是20元現大洋，北伐戰爭時是30塊現大洋；而進口步槍在1911年時平均售價不過是10元多一些。
之所以形成這種局麵，很有一個原因在於，晚清兵工廠是官辦的。官辦企業效率很低，浪費很大。
譬如江南製造總局，是李鴻章一手創辦的。那時候，李鴻章是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江南製造總局設在上海，李鴻章可以光明正大地管理江南製造總局。
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時，不願把江南製造總局這塊肥肉讓給他人。一番利益博弈之後，朝廷下旨，江南製造總局由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共管，經費來自江海關收入。
這樣一來，兩江總督可以從江南製造總局中分得好處。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後，仍然繼續遙控江南製造總局。
不難想象，江南製造總局成了李鴻章的禁臠，既是他的提款機，也是他安置淮係親信的機構。滿清費資千萬投資的江南製造總局，從一開始便是官僚主義橫行，受到官府的嚴密控製。
官辦行不通，便有官督民辦、官民合辦，總歸離不開一個官字同，始終困難重重。
隔壁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一開始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但他們反應很快，幹脆把官辦的軍工廠私有化，扶植財閥，闖出了一條工業化的路子。
日本的工業化同樣存在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財閥控製經濟，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底層百姓在貧困線上掙紮。就連日本引以為傲的皇軍，下級官兵都窮得無法養家。
為了維持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日本隻剩一條路可走：對外擴張，軍事冒險。此舉更把日本百姓帶入了萬劫不複的深淵。
在儒家文化倫理下，一旦商人控製國家經濟，就會形成財閥，對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麵麵形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楊烜的思路是，由國家強力幹預經濟，但並不直接控製經濟。在表現形式上，經濟仍是以私營為主，卻受到國家政策的強烈影響。
譬如怡和公司，便由伍崇曜家族控股，算是一家私有公司。怡和公司與英商怡和洋行合並後，又增加了外資股份，私有化色彩更濃。
怡和公司這兩年來發展迅猛，有兩大關鍵因素：
一是接收了廣西新寧公司的技術轉讓，而廣西新寧公司是由軍政府控股的企業。作為交換，新寧公司獲得了怡和公司的股份，並在怡和公司董事會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是怡和公司在改製過程中，得到了軍政府的注資。軍政府的注資額度不大，卻能在土地、政策、客戶等方麵給怡和公司帶來便利，也獲得了董事會席位。
因而，軍政府在怡和公司董事會裏有兩個席位，雖不至於控製董事會，卻能起到監督、指導、促進的作用。
軍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的思路，主要就體現在這六個字：監督、指導、促進。
怡和公司仍以伍氏家族為主，卻吸收了外資、政府投資，既能獲得外資的客戶和銷售網絡，又能得到軍政府的政策指導。
這次軍政府牽頭，為怡和公司帶來四十多萬白銀的訂單，也至少帶來三十萬兩白銀的利潤。
但楊烜並不關心這些，反而對降低槍炮成本、改善企業經營水平非常關心，便問伍崇曜道：
“聽說廣州洋行出售的洋槍售價在14法幣至20法幣不等。現在1852式步槍的成本多少，能與洋槍競爭嗎？還能繼續往下降嗎？”
接連三個提問，楊烜的關切之情溢於言表。伍崇曜不敢怠慢，說道：
“現在我司生產的1852式步槍，其出廠價格在20法幣左右。我們對外出售的1852式步槍為外貿版本，性能有所閹割，價格仍高於洋槍，但其射程、射速、精度、威力都優於洋槍，很有競爭力。
“降低成本的關鍵在於提高產量。隻要產量提高了，成本就能拉低。前期我們采購了機器生產線，擴建了廠房，組織了工廠培訓班，投資很大。後麵，等產量提高了，銷路打開了，價格就會降下來。”
以購買力講，廣州市新入職的公務員，其月薪為五元法幣，約合3.5兩白銀。這在廣州屬於中等偏上的水平。
一支1852式步槍的價格，將近科員工資的四倍。這在楊烜看來，顯然是過高了。
不過，聯想到晚清江南製造總局生產步槍成本價高近百兩銀子，楊烜還是釋懷不少，說道：
“這次事出倉促，我們直接把這筆訂單指派給了怡和公司。以後，還是要鼓勵自由競爭，怡和公司要與新寧公司、外國洋行同台競技。你們必須繼續降低成本，繼續提高槍支性能。
“下一步，革命軍采購軍火，將不再指定工廠，可自主從怡和公司、新寧公司、外國洋行中采購。怡和公司是軍政府重點扶持的企業，你們要不辱使命，爭取走在全國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