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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對於一個甲申，史家們應該是有話可說的。或者從李自成的角度，或者從朱由檢的角度，或者從多爾袞的角度，都有話可說。我隻想說說崇禎之死。
崇禎皇帝朱由檢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死於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享年二十五歲（虛歲）。他的死意味著明朝的覆亡，明朝的遺老遺少們悲憤之情溢於言表，他們中有的人闔家自盡，或自縊，或投井，或自焚，義無反顧地表達不事二主的忠君之心；有的人為了延續明朝的國祚而多方奔走：有的人改換門庭，走上歸順新朝的坦途。因此各色人等對崇禎之死的看法，不可能是清一色的。
當清朝定鼎之後，金戈鐵馬聲漸漸消散，人們以冷靜理智的思考迴顧這段歷史時，對已故的崇禎皇帝的蓋棺論定，還是頗有一點歷史主義傾向的。
康熙初年，協助浙江學政穀應泰編寫《明史紀事本末》的張岱，以崇禎一朝的邸報為基礎寫成了崇禎朝紀傳體史書《石匱書後集》，他對崇禎這位亡國之君是讚譽有加的：
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乃竟以萑苻（原意為澤，引申為盜賊出沒之處）劇賊，遂至隕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嘔血，思與我先帝同日死之之為愈也。
看得出來，這位陶庵先生對崇禎是頗有好評的，但他也並不是一味推崇，還指出了“先帝”的兩大失誤。其一就是把宮中的內帑看作“千年必不可拔之基”，不允許人臣動用，於是“日事居積，日事節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貸”，終於導致九邊軍十數年無餉可領，無衣可穿，何以羈縻天下！其二就是過於剛愎自用，“焦於求治，刻於理財，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卻此十七年之勵精”！
陶庵所說是言之成理的，比如他批評崇禎不準動用內帑銀兩用於軍餉，以致軍隊士氣不振，就是突出的事實。據許重熙《明季甲乙兩年匯略》記載，李自成從宮中搜出的金銀是驚人的：“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為一錠。”如此龐大的積儲，何至於發不出軍餉！許重熙還說：“談遷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代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睹遺籍耶？不勝追悵。”他不好意思批評“先帝”吝惜，隻能假定他並不知道內帑的家底，不過無論如何總是令他感到悵惘的事。
康熙年間蜚聲文壇的全祖望，寫了一篇《明莊烈帝論》，其基調就是：莊烈帝（即崇禎）並非亡國之君，但也不能推卸亡國的責任。他說：“莊烈之明察濟以憂勤，其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他認為至少在兩個方麵不能辭其咎：一是聽任宦官幹政，二是拒絕與清朝議和。他分析道：“大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賊也，力屈於東，是以禍蔓於西。”他的意思是，如果當時能夠與清朝議和，抽出身來全力對付李自成和張獻忠，以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這三員大帥的精兵，用於東征（與清朝作戰）雖然不足，用於西征（與李自成張獻忠作戰）卻綽綽有餘。那樣的話，其結果就不一樣了：“再假之數年，而西方晏然，李、張之首梟矣。”
這是明末歷史最值得探討的話題，也是最難以展開的話題，簡而言之，就是“攘外”與“安內”究竟誰先誰後的問題。因為“攘外必先安內”是人們熟知的一個敏感話題，諱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談，或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在一個正常的清明的社會，秉筆直書是史家的天職，不存在什麽可以講，什麽不可以講的問題。
仔細考察明末的歷史，就會發現，對處於內外交困之中的崇禎皇帝而言，安內與攘外實在是一個兩難選擇。正如《流寇長編》的作者在自敘中所說：“京陵迫於邊塞，才動風塵便成人恐，而敵兵歲至，寇鋒日競，守外則失內，擊內則失外，其欲款外以專內者，舉朝譙嗬，使不得畢其語。”大臣們並非不知道“攘外”與“安內”兩線作戰決不是上策，但誰都不敢提倡與清軍議和，全力對付“安內”戰場。
崇禎十年，這個僵局被楊嗣昌打破了。正在家鄉披麻戴孝“守製”的他，被皇帝奪情起復，受命於危難之際，出任兵部尚。他走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觸及這個敏感話題，在《犬馬十年遇主疏》中提出擺脫內外交困的三人方針：第一，必先安內然後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後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後才能蕩寇。楊嗣昌把“必安內方可攘外”，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他的膽識。在此之前兵科給事中顏繼祖也提出過“滅奴先滅寇”的主張，但失之空洞，沒有引起崇禎皇帝的重視。楊嗣昌卻分析得頭頭是道，無怪乎崇禎皇帝要拍案叫絕：“恨用卿晚！”
“攘外必先安內”，其實是古已有之的傳統政治準則。張居正早在隆慶二年的《陳六事疏》中提到“固邦本”時，就明確地說：“欲攘外者必先安內。”人們決不會以此譴責張居正大節有虧。楊嗣昌此時此地慎重其事提出“必安內方可攘外”，當然並不是重複張居正的套話，而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崇禎二年與崇禎九年滿洲武裝兩次突破長城要塞南下所構成的外患，與正在蔓延的“流寇”馳騁中原的內憂，兩者之間孰先孰後，是無法迴避的重大戰略抉擇。幾天以後，他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中，再次展開分析：竊以為天下大勢譬如人身，京師是頭腦，宣大薊遼等邊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現在的形勢是，邊境烽火出現於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於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緩圖，而深者更不容忽視。所以臣說必安內方可攘外，並非緩言攘外，正因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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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皇帝朱由檢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死於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享年二十五歲（虛歲）。他的死意味著明朝的覆亡，明朝的遺老遺少們悲憤之情溢於言表，他們中有的人闔家自盡，或自縊，或投井，或自焚，義無反顧地表達不事二主的忠君之心；有的人為了延續明朝的國祚而多方奔走：有的人改換門庭，走上歸順新朝的坦途。因此各色人等對崇禎之死的看法，不可能是清一色的。
當清朝定鼎之後，金戈鐵馬聲漸漸消散，人們以冷靜理智的思考迴顧這段歷史時，對已故的崇禎皇帝的蓋棺論定，還是頗有一點歷史主義傾向的。
康熙初年，協助浙江學政穀應泰編寫《明史紀事本末》的張岱，以崇禎一朝的邸報為基礎寫成了崇禎朝紀傳體史書《石匱書後集》，他對崇禎這位亡國之君是讚譽有加的：
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乃竟以萑苻（原意為澤，引申為盜賊出沒之處）劇賊，遂至隕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嘔血，思與我先帝同日死之之為愈也。
看得出來，這位陶庵先生對崇禎是頗有好評的，但他也並不是一味推崇，還指出了“先帝”的兩大失誤。其一就是把宮中的內帑看作“千年必不可拔之基”，不允許人臣動用，於是“日事居積，日事節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貸”，終於導致九邊軍十數年無餉可領，無衣可穿，何以羈縻天下！其二就是過於剛愎自用，“焦於求治，刻於理財，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一言以蔽之，叫做“枉卻此十七年之勵精”！
陶庵所說是言之成理的，比如他批評崇禎不準動用內帑銀兩用於軍餉，以致軍隊士氣不振，就是突出的事實。據許重熙《明季甲乙兩年匯略》記載，李自成從宮中搜出的金銀是驚人的：“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為一錠。”如此龐大的積儲，何至於發不出軍餉！許重熙還說：“談遷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代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睹遺籍耶？不勝追悵。”他不好意思批評“先帝”吝惜，隻能假定他並不知道內帑的家底，不過無論如何總是令他感到悵惘的事。
康熙年間蜚聲文壇的全祖望，寫了一篇《明莊烈帝論》，其基調就是：莊烈帝（即崇禎）並非亡國之君，但也不能推卸亡國的責任。他說：“莊烈之明察濟以憂勤，其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他認為至少在兩個方麵不能辭其咎：一是聽任宦官幹政，二是拒絕與清朝議和。他分析道：“大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賊也，力屈於東，是以禍蔓於西。”他的意思是，如果當時能夠與清朝議和，抽出身來全力對付李自成和張獻忠，以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這三員大帥的精兵，用於東征（與清朝作戰）雖然不足，用於西征（與李自成張獻忠作戰）卻綽綽有餘。那樣的話，其結果就不一樣了：“再假之數年，而西方晏然，李、張之首梟矣。”
這是明末歷史最值得探討的話題，也是最難以展開的話題，簡而言之，就是“攘外”與“安內”究竟誰先誰後的問題。因為“攘外必先安內”是人們熟知的一個敏感話題，諱莫如深，史家或避而不談，或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在一個正常的清明的社會，秉筆直書是史家的天職，不存在什麽可以講，什麽不可以講的問題。
仔細考察明末的歷史，就會發現，對處於內外交困之中的崇禎皇帝而言，安內與攘外實在是一個兩難選擇。正如《流寇長編》的作者在自敘中所說：“京陵迫於邊塞，才動風塵便成人恐，而敵兵歲至，寇鋒日競，守外則失內，擊內則失外，其欲款外以專內者，舉朝譙嗬，使不得畢其語。”大臣們並非不知道“攘外”與“安內”兩線作戰決不是上策，但誰都不敢提倡與清軍議和，全力對付“安內”戰場。
崇禎十年，這個僵局被楊嗣昌打破了。正在家鄉披麻戴孝“守製”的他，被皇帝奪情起復，受命於危難之際，出任兵部尚。他走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觸及這個敏感話題，在《犬馬十年遇主疏》中提出擺脫內外交困的三人方針：第一，必先安內然後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後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後才能蕩寇。楊嗣昌把“必安內方可攘外”，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他的膽識。在此之前兵科給事中顏繼祖也提出過“滅奴先滅寇”的主張，但失之空洞，沒有引起崇禎皇帝的重視。楊嗣昌卻分析得頭頭是道，無怪乎崇禎皇帝要拍案叫絕：“恨用卿晚！”
“攘外必先安內”，其實是古已有之的傳統政治準則。張居正早在隆慶二年的《陳六事疏》中提到“固邦本”時，就明確地說：“欲攘外者必先安內。”人們決不會以此譴責張居正大節有虧。楊嗣昌此時此地慎重其事提出“必安內方可攘外”，當然並不是重複張居正的套話，而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崇禎二年與崇禎九年滿洲武裝兩次突破長城要塞南下所構成的外患，與正在蔓延的“流寇”馳騁中原的內憂，兩者之間孰先孰後，是無法迴避的重大戰略抉擇。幾天以後，他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中，再次展開分析：竊以為天下大勢譬如人身，京師是頭腦，宣大薊遼等邊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大地是腹心。現在的形勢是，邊境烽火出現於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於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固然不可緩圖，而深者更不容忽視。所以臣說必安內方可攘外，並非緩言攘外，正因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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