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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李可灼奉召前來，為皇上診視病情，說了病源及治法。朱常洛聽了很高興，命他從速進藥。方從哲有點不放心，要李可灼與宮內醫官商量後再定。閣臣劉一璟對在場的大臣們說，他家鄉有兩人服用此藥，一損一益，損益參半，並非萬全之藥。大臣們麵麵相覷，都不敢明說究竟該不該服用此藥。
中午時分，李可灼調製好了紅色的丸藥，送到皇上的禦榻前。朱常洛命群臣一起進來，看著他服用李可灼的紅丸，高興地對李可灼說：“忠臣，忠臣。”看的出來，他雖然已經託付了後事，畢竟心有不甘，希望能夠出現奇蹟，對李可灼的紅丸寄予厚望，絲毫沒有懷疑會出什麽意外。
群臣退至便殿不久，內侍出來傳話：“聖體用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大臣們一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歡唿雀躍地退出便殿。
到了傍晚，李可灼出宮，來到內閣，對方從哲說：“皇上恐怕藥力衰竭，要求再服用一丸。”又說，在旁的禦醫都以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隻得遵命再讓皇上服用一丸。大臣們關切地詢問服用後情形如何？李可灼說：“聖躬安適如前，平善如初。”
情況似乎朝著好轉的方向發展。
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即九月初一日淩晨，形勢急轉直下。朱常洛服用了兩粒紅色丸藥之後，五更時分病情突然惡化，與世長辭。大臣們聽到太監的緊急宣召，急忙趕到宮中，皇上已經“龍馭上賓”了。這是任何人都不曾料到的結果。
對於突如其來的噩耗，人們感到驚愕，聯繫到皇上登極一個月來出現的種種怪現象，輿論頓時譁然。皇上雖然身體羸弱，但並非病入膏肓，假如沒有鄭貴妃的八名絕色美女，假如沒有崔文升進奉的大黃，假如沒有李可灼進奉的紅丸，斷然不至於短短一個月就一命嗚唿。顯然有人對於他登上皇帝寶座，有所不滿，採取這種方法，把他拉下來。而時間隻有一個月，短暫得不同尋常！
一切的懷疑都集中到了鄭貴妃身上。
文秉《先撥誌始》如此概括當時外廷大臣議論的焦點：“宮中（鄭貴妃）蠱進美女，上體由是虛損；禦醫藥內閹崔文升復投相反相伐之劑，給事－中楊漣已具疏論其合謀弒逆。至是，以服（李）可灼藥，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漸不可解。”這段話言簡意賅，卻抓住了所謂紅丸案的要害。
其實朱常洛之死完全是人為安排的三步曲：第一步用八名美女使他身體虧損；第二步用大黃藥使他身體虛脫；第三步用紅丸加速死期到來。所謂紅丸，是紅鉛金丹，又稱三元丹，由紅鉛、秋石、人乳、辰砂炮製而成。大黃性寒，紅鉛性熱，兩者同時用於縱慾過度的身軀，結果隻能是一命嗚唿。稍懂藥理的人決不會採用崔文升、李可灼的藥方，來治朱常洛的疾病。對此，禦史王安舜彈劾李可灼的奏疏分析得很清楚：“先帝（朱常洛）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麵唇紫赤，滿麵升火，食粥煩躁。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疹，幾何不速亡逝乎！”
崔文升、李可灼已經暴露在外，人們在尋找幕後策劃之人，不約而同地集中到鄭貴妃與方從哲身上。鄭貴妃的嫌疑最大，自然難脫幹係。方從哲又有何相幹？這當然是人們從他在處理此案的態度上推論出來的。當王安舜彈劾李可灼“庸醫殺人”之罪時，方從哲僅僅票擬“可灼罰俸一年”，以後又改為“馳驛迴籍”。簡直輕描淡寫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似乎有意包庇。當禦史鄭宗周奏請“寸斬崔文升”時，方從哲又從輕票擬：“著司禮監議處。”這簡直是在開玩笑，崔文升本人就是司禮監秉筆太監兼任禦藥房太監，“著司禮監議處”豈不是讓他們自己處理自己！
於是，議論蜂起，群情激昂，以為崔文升、李可灼罪責難逃，而方從哲千方百計予以迴護，難免有同黨合謀之嫌疑。
鄭貴妃進奉美女，又指使崔文升進藥，蛛絲馬跡暴露無遺，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在已有的文獻中找不到依據，人們隻是猜疑而已。至於方從哲是否合謀，也缺乏直接證據，但是他作為政府第一把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毫無疑問的。給事中惠世揚就這樣指責方從哲：“鄭貴妃包藏禍心，先帝（朱常洛）隱忍而不敢言。封後之舉，滿朝倡儀執爭，（方）從哲兩可其間。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崔文升輕用剝伐之藥，廷臣交章言之，（方）從哲何心加曲庇”雲雲。禮部尚書孫慎行、都察院左都禦史鄒元標等有影響的大臣也紛紛追究方從哲的責任，一時間沸沸揚揚，置方從哲於百口莫辯的境地。
幸虧內閣次輔韓［火廣］上了一個奏疏，把紅丸呈進的經過公之於眾，與聞其事的張問達（新任吏部尚書）、汪應蛟（新任戶部尚書）證實了韓［火廣］的說法，才使方從哲擺脫了困境。不過，鄭貴妃在紅丸案中所扮演的腳色，始終留在人們的懷疑之中。
一係列離奇蹊蹺之事，接二連三的發生在明神宗死後一個月之中，看起來似乎與他無關，其實不然。人們透過歷史的迷霧，依稀窺見明神宗陰魂不散，鄭貴妃正是利用明神宗生前對她寵幸的特殊地位，擺弄著即位僅僅一個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運。因為這種關係，朱常洛雖然登極當了皇帝，仍然未能擺脫籠罩了他幾十年的厄運。對於他而言，當太子固然不易，當皇帝則更難。皇帝的寶座似乎與他無緣，僅僅坐了幾天，就一病不起，一個月以後病故，皇帝寶座傳給了他的兒子－－明熹宗朱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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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時分，李可灼調製好了紅色的丸藥，送到皇上的禦榻前。朱常洛命群臣一起進來，看著他服用李可灼的紅丸，高興地對李可灼說：“忠臣，忠臣。”看的出來，他雖然已經託付了後事，畢竟心有不甘，希望能夠出現奇蹟，對李可灼的紅丸寄予厚望，絲毫沒有懷疑會出什麽意外。
群臣退至便殿不久，內侍出來傳話：“聖體用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大臣們一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歡唿雀躍地退出便殿。
到了傍晚，李可灼出宮，來到內閣，對方從哲說：“皇上恐怕藥力衰竭，要求再服用一丸。”又說，在旁的禦醫都以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隻得遵命再讓皇上服用一丸。大臣們關切地詢問服用後情形如何？李可灼說：“聖躬安適如前，平善如初。”
情況似乎朝著好轉的方向發展。
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即九月初一日淩晨，形勢急轉直下。朱常洛服用了兩粒紅色丸藥之後，五更時分病情突然惡化，與世長辭。大臣們聽到太監的緊急宣召，急忙趕到宮中，皇上已經“龍馭上賓”了。這是任何人都不曾料到的結果。
對於突如其來的噩耗，人們感到驚愕，聯繫到皇上登極一個月來出現的種種怪現象，輿論頓時譁然。皇上雖然身體羸弱，但並非病入膏肓，假如沒有鄭貴妃的八名絕色美女，假如沒有崔文升進奉的大黃，假如沒有李可灼進奉的紅丸，斷然不至於短短一個月就一命嗚唿。顯然有人對於他登上皇帝寶座，有所不滿，採取這種方法，把他拉下來。而時間隻有一個月，短暫得不同尋常！
一切的懷疑都集中到了鄭貴妃身上。
文秉《先撥誌始》如此概括當時外廷大臣議論的焦點：“宮中（鄭貴妃）蠱進美女，上體由是虛損；禦醫藥內閹崔文升復投相反相伐之劑，給事－中楊漣已具疏論其合謀弒逆。至是，以服（李）可灼藥，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漸不可解。”這段話言簡意賅，卻抓住了所謂紅丸案的要害。
其實朱常洛之死完全是人為安排的三步曲：第一步用八名美女使他身體虧損；第二步用大黃藥使他身體虛脫；第三步用紅丸加速死期到來。所謂紅丸，是紅鉛金丹，又稱三元丹，由紅鉛、秋石、人乳、辰砂炮製而成。大黃性寒，紅鉛性熱，兩者同時用於縱慾過度的身軀，結果隻能是一命嗚唿。稍懂藥理的人決不會採用崔文升、李可灼的藥方，來治朱常洛的疾病。對此，禦史王安舜彈劾李可灼的奏疏分析得很清楚：“先帝（朱常洛）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麵唇紫赤，滿麵升火，食粥煩躁。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疹，幾何不速亡逝乎！”
崔文升、李可灼已經暴露在外，人們在尋找幕後策劃之人，不約而同地集中到鄭貴妃與方從哲身上。鄭貴妃的嫌疑最大，自然難脫幹係。方從哲又有何相幹？這當然是人們從他在處理此案的態度上推論出來的。當王安舜彈劾李可灼“庸醫殺人”之罪時，方從哲僅僅票擬“可灼罰俸一年”，以後又改為“馳驛迴籍”。簡直輕描淡寫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似乎有意包庇。當禦史鄭宗周奏請“寸斬崔文升”時，方從哲又從輕票擬：“著司禮監議處。”這簡直是在開玩笑，崔文升本人就是司禮監秉筆太監兼任禦藥房太監，“著司禮監議處”豈不是讓他們自己處理自己！
於是，議論蜂起，群情激昂，以為崔文升、李可灼罪責難逃，而方從哲千方百計予以迴護，難免有同黨合謀之嫌疑。
鄭貴妃進奉美女，又指使崔文升進藥，蛛絲馬跡暴露無遺，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在已有的文獻中找不到依據，人們隻是猜疑而已。至於方從哲是否合謀，也缺乏直接證據，但是他作為政府第一把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毫無疑問的。給事中惠世揚就這樣指責方從哲：“鄭貴妃包藏禍心，先帝（朱常洛）隱忍而不敢言。封後之舉，滿朝倡儀執爭，（方）從哲兩可其間。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隱禍也”；“崔文升輕用剝伐之藥，廷臣交章言之，（方）從哲何心加曲庇”雲雲。禮部尚書孫慎行、都察院左都禦史鄒元標等有影響的大臣也紛紛追究方從哲的責任，一時間沸沸揚揚，置方從哲於百口莫辯的境地。
幸虧內閣次輔韓［火廣］上了一個奏疏，把紅丸呈進的經過公之於眾，與聞其事的張問達（新任吏部尚書）、汪應蛟（新任戶部尚書）證實了韓［火廣］的說法，才使方從哲擺脫了困境。不過，鄭貴妃在紅丸案中所扮演的腳色，始終留在人們的懷疑之中。
一係列離奇蹊蹺之事，接二連三的發生在明神宗死後一個月之中，看起來似乎與他無關，其實不然。人們透過歷史的迷霧，依稀窺見明神宗陰魂不散，鄭貴妃正是利用明神宗生前對她寵幸的特殊地位，擺弄著即位僅僅一個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運。因為這種關係，朱常洛雖然登極當了皇帝，仍然未能擺脫籠罩了他幾十年的厄運。對於他而言，當太子固然不易，當皇帝則更難。皇帝的寶座似乎與他無緣，僅僅坐了幾天，就一病不起，一個月以後病故，皇帝寶座傳給了他的兒子－－明熹宗朱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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