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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 作者：樊樹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史學研究] 《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作者：樊樹誌【完結】
朱元璋與胡藍黨案
《漢書》中有一段從韓信嘴裏說出來的話：“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說的是劉邦在建立漢朝之後剪除異姓諸侯王，大殺功臣的事，給漢高祖劉邦勾畫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臉。盡管劉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還是遭致後人無窮的非議。如果把他與朱元璋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劉邦不過是在異姓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勢下的一場武裝反擊，朱元璋則是在並無反叛跡象時精心策劃一場又一場大屠殺，為了顯示殺戮的正確，把被殺的人一概加上“胡黨”、“藍黨”的帽子。
所謂胡藍黨案，即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其本質就是明朝開國皇 帝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大開殺戒，把開國元勛一網打盡。開國皇帝殺功臣， 一向是敏感話題。
首先觸及這一話題的是吳晗，1934年他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了《胡惟庸黨案考》，廣泛收集史料，進行嚴密細緻的考證，把已經變得撲朔迷離的胡惟庸黨案的真相揭示出來。他說：胡惟庸黨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這原因大概是由於胡黨事起時，法令嚴峻，著述家多不敢記載此事。時過境遷以後，實在情形已被湮沒，後來史家隻能專憑《實錄》，所以大體均屬相同。他在論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胡惟庸黨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據明人諸書所記是一個梟猾陰險專權樹黨的人。以明太祖這樣一個十足地自私慘刻的怪傑自然是不能相處在一起。一方麵深慮身後子懦孫弱，生怕和自己並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將不受製馭，因示意廷臣，有主張地施行一係列的大屠殺，胡案先起，繼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復繼以藍案。胡惟庸的被誅，不過是這一大屠殺的開端。”然而幾十年後他修訂出版的《朱元璋傳》，卻見不到如此鋒芒畢露的分析了，隻是在書中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迴避了這個尖銳而又敏感的話題。
當然他也有他的難處，生怕引起新朝當權者的猜忌。但是歷史是無法迴避的，讀明史首先就會遇到這個問題。對於一個歷史學家，不存在甚麽該講甚麽該迴避的歷史現象，秉筆直書歷來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說，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是朝廷高層權力較量的必然結局。由於與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開國元勛的特殊貢獻與特殊地位，勢必形成相權與將權分割皇權的現象，這對於朱元璋這個權勢欲極強，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權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將們以為開國有功，趾高氣揚，飛揚跋扈，如果不加以製服，那麽他的子孫繼位之後，局麵將會不可收拾。這樣，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然後蔓延株連，把那些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勛，以及那些並不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勛，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處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頁。
當然，開國元勛並非沒有問題，不少人居功自傲，肆無忌憚，確實是不爭的事實。洪武六年，朱元璋鑑於開國元勛多倚功犯法，淩暴鄉裏，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滿，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勢淩人，侵奪田產財物，私托門下影投差徭者，處以斬刑。這種做法似乎和戰國時代的“鑄刑鼎”有點類似。法律條文要用鐵榜這種古老的形式來公布，一方麵說明那些被封為公侯的開國元勛們依仗功勞權勢而違法亂紀，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麵說明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們過於放肆。在這個禁令中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號。
朱元璋成為開國皇帝後，昔日的謀士二李善長出任左丞相，猛將徐達出任右丞相，徐達帶兵在外作戰，實權操於李善長之手。
李善長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陽後，接納下來的謀士，在帥府決斷進退賞罰章程。朱元璋稱吳王時，他出任右相國，充分展現他裁決如流的才幹。洪武元年順理成章地擔任左丞相，封韓國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當他的兒子被皇帝招為駙馬後，權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淮西集團首領。朱元璋對於淮西集團權力過於膨脹，從而威脅到他的皇權，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換李善長，為此向劉基請教合適人選。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以元末進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東後，禮聘他為謀士。足智多謀的劉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謀略——先圖陳友諒，後取張士誠，再北伐中原，幫助朱元璋成帝業，其功勞並不遜色於李善長。由於他不是淮西集團中人，開國後大封功臣時，隻封為誠意伯，歲祿240石，與李善長封為韓國公，歲祿4000石，相去甚遠。而且他隻不過是禦史中丞（禦史台的副長官），並無多大實權。
朱元璋對劉基頗為信任，為了撤換李善長，另擇丞相人選，而徵求他的意貝，君臣之間有一場推心置腹的對話：
劉基雖然受到李善長的排擠，仍然出於公心勸導主公不要撤換李善長：“善長勛舊，能調和諸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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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與胡藍黨案
《漢書》中有一段從韓信嘴裏說出來的話：“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說的是劉邦在建立漢朝之後剪除異姓諸侯王，大殺功臣的事，給漢高祖劉邦勾畫出一副疑神疑鬼寡恩刻薄的嘴臉。盡管劉邦有不得已的苦衷，但還是遭致後人無窮的非議。如果把他與朱元璋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劉邦不過是在異姓諸侯王反叛的咄咄逼人形勢下的一場武裝反擊，朱元璋則是在並無反叛跡象時精心策劃一場又一場大屠殺，為了顯示殺戮的正確，把被殺的人一概加上“胡黨”、“藍黨”的帽子。
所謂胡藍黨案，即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其本質就是明朝開國皇 帝朱元璋為了鞏固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大開殺戒，把開國元勛一網打盡。開國皇帝殺功臣， 一向是敏感話題。
首先觸及這一話題的是吳晗，1934年他在《燕京學報》上發表了《胡惟庸黨案考》，廣泛收集史料，進行嚴密細緻的考證，把已經變得撲朔迷離的胡惟庸黨案的真相揭示出來。他說：胡惟庸黨案的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這原因大概是由於胡黨事起時，法令嚴峻，著述家多不敢記載此事。時過境遷以後，實在情形已被湮沒，後來史家隻能專憑《實錄》，所以大體均屬相同。他在論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胡惟庸黨案的要害：“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據明人諸書所記是一個梟猾陰險專權樹黨的人。以明太祖這樣一個十足地自私慘刻的怪傑自然是不能相處在一起。一方麵深慮身後子懦孫弱，生怕和自己並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將不受製馭，因示意廷臣，有主張地施行一係列的大屠殺，胡案先起，繼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復繼以藍案。胡惟庸的被誅，不過是這一大屠殺的開端。”然而幾十年後他修訂出版的《朱元璋傳》，卻見不到如此鋒芒畢露的分析了，隻是在書中輕描淡寫一筆帶過，迴避了這個尖銳而又敏感的話題。
當然他也有他的難處，生怕引起新朝當權者的猜忌。但是歷史是無法迴避的，讀明史首先就會遇到這個問題。對於一個歷史學家，不存在甚麽該講甚麽該迴避的歷史現象，秉筆直書歷來是史家的基本史德。
直白的說，胡惟庸黨案與藍玉黨案是朝廷高層權力較量的必然結局。由於與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開國元勛的特殊貢獻與特殊地位，勢必形成相權與將權分割皇權的現象，這對於朱元璋這個權勢欲極強，又有政治手腕的皇帝而言，是無法容忍的。此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大權旁落，而那些文臣武將們以為開國有功，趾高氣揚，飛揚跋扈，如果不加以製服，那麽他的子孫繼位之後，局麵將會不可收拾。這樣，矛盾激化了。朱元璋抓住兩個有把柄的實權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將軍藍玉——開刀，然後蔓延株連，把那些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勛，以及那些並不威脅、削弱皇權的開國元勛，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處死，形成明朝初年政治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一頁。
當然，開國元勛並非沒有問題，不少人居功自傲，肆無忌憚，確實是不爭的事實。洪武六年，朱元璋鑑於開國元勛多倚功犯法，淩暴鄉裏，地方官奈何不得，十分不滿，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凡是公侯家人倚勢淩人，侵奪田產財物，私托門下影投差徭者，處以斬刑。這種做法似乎和戰國時代的“鑄刑鼎”有點類似。法律條文要用鐵榜這種古老的形式來公布，一方麵說明那些被封為公侯的開國元勛們依仗功勞權勢而違法亂紀，已經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了：另一方麵說明主張“治亂世用重典”的朱元璋不能容忍功臣們過於放肆。在這個禁令中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要毫不留情地予除的信號。
朱元璋成為開國皇帝後，昔日的謀士二李善長出任左丞相，猛將徐達出任右丞相，徐達帶兵在外作戰，實權操於李善長之手。
李善長是在朱元璋攻略滁陽後，接納下來的謀士，在帥府決斷進退賞罰章程。朱元璋稱吳王時，他出任右相國，充分展現他裁決如流的才幹。洪武元年順理成章地擔任左丞相，封韓國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當他的兒子被皇帝招為駙馬後，權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淮西集團首領。朱元璋對於淮西集團權力過於膨脹，從而威脅到他的皇權，是有所提防的。他有意撤換李善長，為此向劉基請教合適人選。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以元末進士出任地方官。朱元璋打到浙東後，禮聘他為謀士。足智多謀的劉基向他的主公提出削平群雄的謀略——先圖陳友諒，後取張士誠，再北伐中原，幫助朱元璋成帝業，其功勞並不遜色於李善長。由於他不是淮西集團中人，開國後大封功臣時，隻封為誠意伯，歲祿240石，與李善長封為韓國公，歲祿4000石，相去甚遠。而且他隻不過是禦史中丞（禦史台的副長官），並無多大實權。
朱元璋對劉基頗為信任，為了撤換李善長，另擇丞相人選，而徵求他的意貝，君臣之間有一場推心置腹的對話：
劉基雖然受到李善長的排擠，仍然出於公心勸導主公不要撤換李善長：“善長勛舊，能調和諸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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