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張學良在西北軍事委員會的這份公告裏措辭懇切，要求報仇雪恨的心願之真誠強烈，希望通過上前線抗日以恢復東北軍聲譽之願望均溢於言表。但頑固不化的蔣介都斷然拒絕他們的請求，仍要求東北軍立即準備同在延安地區的紅軍作戰。
張學良也不氣餒，他以堅韌的意誌又去了洛陽，再次請求在洛陽部署“剿共”事宜的蔣介石，同意他及東北軍的請求；同時他還為被捕的救國會領導人說情。在扣留了蔣介石之後，他在解釋扣蔣原因時曾向外界披露了那次談話：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領袖，……請他釋放那幾位無辜的同胞。其實我同那幾位，既不是親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見過麵，也不太熟；而我們積極援救他們，不過是因為主張相同，意誌相同。蔣委員長決不採納我的請求，後來我說：蔣委員長這樣專製，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麽區別？”
蔣總司令迴答說：“全國隻有你這樣看。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作就是革命。”……
但嚴格地說，張學良當初還未下發動事變的決心，因為蔣介石向張許諾，說他不久將再到西安，向東北軍師以上將領闡明他這次行動的計劃和戰略。張學良迴西安後，焦急地等待著他的領袖的第二次駕到，以平息部下的越來越難以控製的情緒。
但就在蔣介石到來之前，又發生了兩件事，進一步激怒了西北軍和東北軍，使事態朝著越來越不利於蔣介石的方向發展。
第一件事是德日反共協定的簽訂和義大利墨索裏尼非正式參加這一簽訂儀式。義大利早就和德日法西斯沆瀣一氣，默認日本霸占東北作為交換條件，日本承認義大利控製阿比西尼亞（今天的衣索比亞）。墨索裏尼同“滿洲國”建交。這一係列文件激怒了張學良。他發誓要消除義大利在中國的影響。當時張學良在向軍校畢業生發表講話時說：“這是法西斯運動在中國的末日！”另外，德國軍事顧問當時正在訓練蔣介石的空軍去轟炸工農紅軍。德國既然和日本是盟友，誰能保證德國不把所得到的關於中國的軍事情報送給日本呢？他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怎麽能和與日本結盟的德國軍事顧問合作，去打共產黨和紅軍呢？
此外也是在這個月裏，又傳來了胡宗南所吹噓的“鐵軍”第一軍在“剿共”中吃了敗仗的消息。胡宗南被蔣介石認為是國民黨軍隊中最善戰的軍事將領之一。自蔣介石1936年10月到西安下令後，胡宗南部就一直迅猛地向甘肅北部紅軍控製的地區挺進。但就在胡宗南洋洋得意地向蔣報告，說紅軍正在潰退和不堪一擊時，工農紅軍突然在一個深穀裏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那是在一天的黃昏，夜幕即將降臨的時候，胡宗南的飛機飛迴了機場，氣溫下降到零度。紅軍突然向行進中的國民黨軍隊發起攻擊。一夜之間，胡宗南最精銳的兩個步兵旅和一個騎兵團就被全殲，還有約一個團投誠參加了紅軍。胡宗南的其他部隊得知這個消息後紛紛後撤，一時間把在幾天前“占領”的地區全部又送給了紅軍。
這件事給了東北軍又一個極深的印象：他們假如真的服從蔣的命令去和紅軍作戰，誰能保證他們的下場會和胡宗南不同呢？更何況胡宗南就是本地的軍閥，他手下的官兵也大都是本地人而且熟悉地形。
張學良深感和紅軍作戰絕非易事，要想取勝更是難幹上青天。想當年在江西的“圍剿”中，哪次不是總司令親自坐陣，而哪一次不是以失敗而告終呢！
蔣介石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於1936年12月4日再次來到西安的。而這時的西安，由於各派勢力的明爭暗鬥，已變成了一個一觸即發的火藥桶。
當時，蔣介石在西安及附近沒有正規軍，除了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外，蔣介石在西安通過他的侄子蔣孝先控製了一個特務組織--藍衣社。這個藍衣社大約有1500名特務，分布在陝西全省。他們作為蔣在西北的耳目，曾誘捕、監禁、殺害、綁架了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同時也在密秘監視著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的一舉一動。
蔣到達西安的第5天，也就是12月9日，西安幾千學生遊行示威。遊行的隊伍向臨潼蔣介石的駐地進發，要向“總司令”遞交一份請求抗日的請願書。當時的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下令驅散學生隊伍，警察在蔣介石親率的憲兵的支持下，向遊行隊伍開槍，兩個學生被打傷，其中一個恰好是一個東北軍軍官的孩子，這等於給本來就不滿蔣介石的東北軍火上澆油。消息傳來，張學良親自前往幹涉，製止了警察對學生的毆打，並勸說學生迴城，答應一定把請願書轉交給蔣介石。
此時早有人跑到華清池把事情告訴了蔣介石。所以當張學良隨後到蔣的住宅後，蔣對張學良大發雷霆，怒斥張學良立場不穩，對黨國不忠。以後的很多年裏，蔣介石一直認為他們倆人的這一事件是後來發生反叛的原因。
當天，蔣介石把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高級將領全部集中在一起，但並沒有像原來設想的那樣一起接見他們，老奸巨猾的蔣介石想通過分別接見的辦法來分化瓦解東西北軍的聯盟，以便各個擊破。但蔣介石的這一陰謀又破產了。不論蔣介石接見哪一派的將領，這些將領隻有一個請求：到綏遠抗日前線去。雖然他們仍都承認蔣是他們的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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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也不氣餒，他以堅韌的意誌又去了洛陽，再次請求在洛陽部署“剿共”事宜的蔣介石，同意他及東北軍的請求；同時他還為被捕的救國會領導人說情。在扣留了蔣介石之後，他在解釋扣蔣原因時曾向外界披露了那次談話：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領袖，……請他釋放那幾位無辜的同胞。其實我同那幾位，既不是親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見過麵，也不太熟；而我們積極援救他們，不過是因為主張相同，意誌相同。蔣委員長決不採納我的請求，後來我說：蔣委員長這樣專製，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麽區別？”
蔣總司令迴答說：“全國隻有你這樣看。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作就是革命。”……
但嚴格地說，張學良當初還未下發動事變的決心，因為蔣介石向張許諾，說他不久將再到西安，向東北軍師以上將領闡明他這次行動的計劃和戰略。張學良迴西安後，焦急地等待著他的領袖的第二次駕到，以平息部下的越來越難以控製的情緒。
但就在蔣介石到來之前，又發生了兩件事，進一步激怒了西北軍和東北軍，使事態朝著越來越不利於蔣介石的方向發展。
第一件事是德日反共協定的簽訂和義大利墨索裏尼非正式參加這一簽訂儀式。義大利早就和德日法西斯沆瀣一氣，默認日本霸占東北作為交換條件，日本承認義大利控製阿比西尼亞（今天的衣索比亞）。墨索裏尼同“滿洲國”建交。這一係列文件激怒了張學良。他發誓要消除義大利在中國的影響。當時張學良在向軍校畢業生發表講話時說：“這是法西斯運動在中國的末日！”另外，德國軍事顧問當時正在訓練蔣介石的空軍去轟炸工農紅軍。德國既然和日本是盟友，誰能保證德國不把所得到的關於中國的軍事情報送給日本呢？他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怎麽能和與日本結盟的德國軍事顧問合作，去打共產黨和紅軍呢？
此外也是在這個月裏，又傳來了胡宗南所吹噓的“鐵軍”第一軍在“剿共”中吃了敗仗的消息。胡宗南被蔣介石認為是國民黨軍隊中最善戰的軍事將領之一。自蔣介石1936年10月到西安下令後，胡宗南部就一直迅猛地向甘肅北部紅軍控製的地區挺進。但就在胡宗南洋洋得意地向蔣報告，說紅軍正在潰退和不堪一擊時，工農紅軍突然在一個深穀裏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那是在一天的黃昏，夜幕即將降臨的時候，胡宗南的飛機飛迴了機場，氣溫下降到零度。紅軍突然向行進中的國民黨軍隊發起攻擊。一夜之間，胡宗南最精銳的兩個步兵旅和一個騎兵團就被全殲，還有約一個團投誠參加了紅軍。胡宗南的其他部隊得知這個消息後紛紛後撤，一時間把在幾天前“占領”的地區全部又送給了紅軍。
這件事給了東北軍又一個極深的印象：他們假如真的服從蔣的命令去和紅軍作戰，誰能保證他們的下場會和胡宗南不同呢？更何況胡宗南就是本地的軍閥，他手下的官兵也大都是本地人而且熟悉地形。
張學良深感和紅軍作戰絕非易事，要想取勝更是難幹上青天。想當年在江西的“圍剿”中，哪次不是總司令親自坐陣，而哪一次不是以失敗而告終呢！
蔣介石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於1936年12月4日再次來到西安的。而這時的西安，由於各派勢力的明爭暗鬥，已變成了一個一觸即發的火藥桶。
當時，蔣介石在西安及附近沒有正規軍，除了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外，蔣介石在西安通過他的侄子蔣孝先控製了一個特務組織--藍衣社。這個藍衣社大約有1500名特務，分布在陝西全省。他們作為蔣在西北的耳目，曾誘捕、監禁、殺害、綁架了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和共產黨員，同時也在密秘監視著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的一舉一動。
蔣到達西安的第5天，也就是12月9日，西安幾千學生遊行示威。遊行的隊伍向臨潼蔣介石的駐地進發，要向“總司令”遞交一份請求抗日的請願書。當時的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下令驅散學生隊伍，警察在蔣介石親率的憲兵的支持下，向遊行隊伍開槍，兩個學生被打傷，其中一個恰好是一個東北軍軍官的孩子，這等於給本來就不滿蔣介石的東北軍火上澆油。消息傳來，張學良親自前往幹涉，製止了警察對學生的毆打，並勸說學生迴城，答應一定把請願書轉交給蔣介石。
此時早有人跑到華清池把事情告訴了蔣介石。所以當張學良隨後到蔣的住宅後，蔣對張學良大發雷霆，怒斥張學良立場不穩，對黨國不忠。以後的很多年裏，蔣介石一直認為他們倆人的這一事件是後來發生反叛的原因。
當天，蔣介石把東北軍和西北軍的高級將領全部集中在一起，但並沒有像原來設想的那樣一起接見他們，老奸巨猾的蔣介石想通過分別接見的辦法來分化瓦解東西北軍的聯盟，以便各個擊破。但蔣介石的這一陰謀又破產了。不論蔣介石接見哪一派的將領，這些將領隻有一個請求：到綏遠抗日前線去。雖然他們仍都承認蔣是他們的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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