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不難，難在協調人際關係，難在平衡各方利益。古今同理。
即便趙曦是君王，也一樣需要協調和平衡，特別是在大宋這樣的王朝。
這一次，對於大宋朝廷而言，推動監察衙門開衙辦公，估計是大宋君臣最為一致的一次政事，整個朝廷沒一絲雜音。
可能在特定的朝臣眼裏，這一切都是官家深遠謀劃的結果，畢竟這是官家致力推動的。
其實，監察體係的推動，在趙曦看來已經水到渠成了，即便有少許反對者，也掀不起浪來。並不急於這一時。
對於準備就任監察官的培訓，趙曦並不單純培訓他們監察條令條例，更多的是要灌輸一種信念，忠誠和家國理念。
後世洗腦式的信念灌輸方式，在講武堂已經成型了。
對於軍卒和武將，讓這種理念紮根腦海，比監察官要容易的多。畢竟這些監察官是接受了所謂的聖賢之道教化，是被國朝士人至上的氛圍感染過的。
所以，趙曦還真不急於一時，甚至於他都想與官製改革同步推動。
現在倒成了群情激昂的要求開衙辦公了。
這一次，真不是謀劃而來的。
事物的發展變化是遵循一定規律的，如其說現在滿朝堂要求推動監察是趙曦謀劃，不如說是事物發展的必然。
無數的偶然和謀劃，經過長久的醞釀，自然而然的就到了這一步。
沒有幼時借曹太後之手拉攏老六家，也就沒有了後來可以在廣南錳礦和大理礦城中占據話語權的資本。
沒有萬尹山演習碾壓文彥博率領的禁軍，並偶然遇到富弼，就不會在文彥博和富弼心裏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
也是因為那一次，趙曦南征，潛移默化和風細雨的開始解決國朝冗兵之弊。
然後再主導了貨幣之爭，災年之戰，叛軍之亂，一步步的構建了可以左右國朝的工坊城體係。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趙曦逐漸有了絕對忠誠於自己的勢力，還有了可以橫掃整個時代的新軍武力。
仿佛就在一瞬間，他已經不是朝臣可以抗衡的了。
真正的經曆了南征北戰，完全的樹立了一個尚武而強勢的帝王形象。
同時，又不止一次的將朝堂臣工玩於鼓掌，讓朝臣心裏對他真正的產生了畏懼。
借勢、借力，挖坑、填坑、埋人，一件件事做下來，基本上讓朝臣有了敬畏，也越發對自己的手段恐懼。
這才有了韓琦和文彥博玩小手段卻不得不換個方式解釋，才有了皇城司摻合朝政，卻無人異議，隻得推動監察，用這種委婉的方式阻攔皇城司介入朝政。
因為，沒人知道皇城司到底拿捏著多少事！
當然，既然到了這一步，趙曦也沒理由去阻攔。用監察衙門去做官製改革的實驗田，倒也正合他的意思。
所以，監察衙門就算是正式開衙了，監察官也就順理成章的以新官製試點的形式推開了。
設立總監察一名，為從二品或正三品級，待遇除保留從二品和正三品本官俸祿外，以國朝所有從二品和正三品的各種貼職俸祿平均數，作為統一的貼職俸祿，取消了其他名目繁多的貼職。
範純仁是上州府衙就任第一任總監察官，官階定為從三品。
副總監察官三名，其中一人兼任內參總編撰。官階為從三品或者正四品，同樣是以從三品和正四品本官俸祿為官階俸祿，以國朝從三品和正四品各類貼職俸祿平均數，作為貼職俸祿。
蔡確也算是真正進入了朝廷高官的層級。
所有貼職俸祿，不再永遠跟隨本人，隻會隨本人的職能而變化，同時，官階俸祿也如此。
一旦致仕，保留本官俸祿，而貼職俸祿減半。
同樣，受到朝廷獎懲，若本官不降職，則由貼職俸祿增減來體現。若本官降職，則是本官和貼職雙俸祿同時體現懲處力度。
國朝的所有州府郡縣，全部設立監察衙門的派出機構，駐地監察官的一律耗費，將由監察總部負責，與地方州府不產生任何關係。
並且，所有監察官全部實行五年輪崗製，即監察官在一地一州一縣，甚至一路任職都不得超過五年。
每一路設路監察一名，巡監兩名。每一府設府監一名，副府監兩名，以此類推，一直到縣。
各級監察衙門屬官若幹，根據軍路的地域大小，重要與否等等要素，確定派出監察官的數量。
所有路一級的路監察，官階統一為正四品或者從四品，俸祿計算方法與總監察衙門相同。
路一級的監察官，調查的權限僅限於州府郡縣，涉及路一級的朝廷大員，將由總監察衙門派員調查……避免路監察的權利過盛而幹涉地方州府的政事。
同樣，府一級的監察權限僅限於一府以下的縣官。
在監察體係中，國朝權發遣職銜的陳例並擯棄了，也就是說，就任監察衙門的職位，同時會對應相應的官階。
所有監察衙門沒有幹預州府郡縣官員任命的權利，而州府郡縣也無權幹涉監察衙門調查定罪。
已經定罪，將由監察衙門依照相關條令條例執行，執行有專門的執行官，皆為因各種原因不再能征戰的軍卒組成。
如此一來，監察體係真正成為了一個獨立的體係。
同時，各州府駐軍也派駐了監察官，統屬於該州府監察衙門，不參與軍伍各項工作，隻負責查辦不法事。
國朝的整個監察衙門，隻負責調查和偵辦事宜，並不參與定罪。經過偵查後所得到的證據，形成卷宗，統一移交到刑部衙門或大理寺定罪。
地方州府官員，不再負責有官身人員的刑名事，統一由監察衙門負責。
同時，朝廷開通了地方官奏報監察衙門的通道，形成地方州府主官和監察衙門相互監督的機製。
監察衙門直接向君王負責，而地方官則對應朝廷的政事堂，也就是將來官製改革後的議政和內閣。
以此體製，上升到最頂層的君臣製衡。
整個環節中，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刑部和大理寺定罪和處置權分離。
刑部和大理寺隻負責定罪，根據不同官員職位，最終處置權歸朝廷和君王。
說到底，這還是集權的具體體現，更有利於朝廷對地方州府的統治。
這一係列流程，分權…～製衡……集權，最終還是君王或者朝廷意誌的體現。
即便趙曦是君王，也一樣需要協調和平衡，特別是在大宋這樣的王朝。
這一次，對於大宋朝廷而言，推動監察衙門開衙辦公，估計是大宋君臣最為一致的一次政事，整個朝廷沒一絲雜音。
可能在特定的朝臣眼裏，這一切都是官家深遠謀劃的結果，畢竟這是官家致力推動的。
其實，監察體係的推動，在趙曦看來已經水到渠成了，即便有少許反對者，也掀不起浪來。並不急於這一時。
對於準備就任監察官的培訓，趙曦並不單純培訓他們監察條令條例，更多的是要灌輸一種信念，忠誠和家國理念。
後世洗腦式的信念灌輸方式，在講武堂已經成型了。
對於軍卒和武將，讓這種理念紮根腦海，比監察官要容易的多。畢竟這些監察官是接受了所謂的聖賢之道教化，是被國朝士人至上的氛圍感染過的。
所以，趙曦還真不急於一時，甚至於他都想與官製改革同步推動。
現在倒成了群情激昂的要求開衙辦公了。
這一次，真不是謀劃而來的。
事物的發展變化是遵循一定規律的，如其說現在滿朝堂要求推動監察是趙曦謀劃，不如說是事物發展的必然。
無數的偶然和謀劃，經過長久的醞釀，自然而然的就到了這一步。
沒有幼時借曹太後之手拉攏老六家，也就沒有了後來可以在廣南錳礦和大理礦城中占據話語權的資本。
沒有萬尹山演習碾壓文彥博率領的禁軍，並偶然遇到富弼，就不會在文彥博和富弼心裏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
也是因為那一次，趙曦南征，潛移默化和風細雨的開始解決國朝冗兵之弊。
然後再主導了貨幣之爭，災年之戰，叛軍之亂，一步步的構建了可以左右國朝的工坊城體係。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趙曦逐漸有了絕對忠誠於自己的勢力，還有了可以橫掃整個時代的新軍武力。
仿佛就在一瞬間，他已經不是朝臣可以抗衡的了。
真正的經曆了南征北戰，完全的樹立了一個尚武而強勢的帝王形象。
同時，又不止一次的將朝堂臣工玩於鼓掌，讓朝臣心裏對他真正的產生了畏懼。
借勢、借力，挖坑、填坑、埋人，一件件事做下來，基本上讓朝臣有了敬畏，也越發對自己的手段恐懼。
這才有了韓琦和文彥博玩小手段卻不得不換個方式解釋，才有了皇城司摻合朝政，卻無人異議，隻得推動監察，用這種委婉的方式阻攔皇城司介入朝政。
因為，沒人知道皇城司到底拿捏著多少事！
當然，既然到了這一步，趙曦也沒理由去阻攔。用監察衙門去做官製改革的實驗田，倒也正合他的意思。
所以，監察衙門就算是正式開衙了，監察官也就順理成章的以新官製試點的形式推開了。
設立總監察一名，為從二品或正三品級，待遇除保留從二品和正三品本官俸祿外，以國朝所有從二品和正三品的各種貼職俸祿平均數，作為統一的貼職俸祿，取消了其他名目繁多的貼職。
範純仁是上州府衙就任第一任總監察官，官階定為從三品。
副總監察官三名，其中一人兼任內參總編撰。官階為從三品或者正四品，同樣是以從三品和正四品本官俸祿為官階俸祿，以國朝從三品和正四品各類貼職俸祿平均數，作為貼職俸祿。
蔡確也算是真正進入了朝廷高官的層級。
所有貼職俸祿，不再永遠跟隨本人，隻會隨本人的職能而變化，同時，官階俸祿也如此。
一旦致仕，保留本官俸祿，而貼職俸祿減半。
同樣，受到朝廷獎懲，若本官不降職，則由貼職俸祿增減來體現。若本官降職，則是本官和貼職雙俸祿同時體現懲處力度。
國朝的所有州府郡縣，全部設立監察衙門的派出機構，駐地監察官的一律耗費，將由監察總部負責，與地方州府不產生任何關係。
並且，所有監察官全部實行五年輪崗製，即監察官在一地一州一縣，甚至一路任職都不得超過五年。
每一路設路監察一名，巡監兩名。每一府設府監一名，副府監兩名，以此類推，一直到縣。
各級監察衙門屬官若幹，根據軍路的地域大小，重要與否等等要素，確定派出監察官的數量。
所有路一級的路監察，官階統一為正四品或者從四品，俸祿計算方法與總監察衙門相同。
路一級的監察官，調查的權限僅限於州府郡縣，涉及路一級的朝廷大員，將由總監察衙門派員調查……避免路監察的權利過盛而幹涉地方州府的政事。
同樣，府一級的監察權限僅限於一府以下的縣官。
在監察體係中，國朝權發遣職銜的陳例並擯棄了，也就是說，就任監察衙門的職位，同時會對應相應的官階。
所有監察衙門沒有幹預州府郡縣官員任命的權利，而州府郡縣也無權幹涉監察衙門調查定罪。
已經定罪，將由監察衙門依照相關條令條例執行，執行有專門的執行官，皆為因各種原因不再能征戰的軍卒組成。
如此一來，監察體係真正成為了一個獨立的體係。
同時，各州府駐軍也派駐了監察官，統屬於該州府監察衙門，不參與軍伍各項工作，隻負責查辦不法事。
國朝的整個監察衙門，隻負責調查和偵辦事宜，並不參與定罪。經過偵查後所得到的證據，形成卷宗，統一移交到刑部衙門或大理寺定罪。
地方州府官員，不再負責有官身人員的刑名事，統一由監察衙門負責。
同時，朝廷開通了地方官奏報監察衙門的通道，形成地方州府主官和監察衙門相互監督的機製。
監察衙門直接向君王負責，而地方官則對應朝廷的政事堂，也就是將來官製改革後的議政和內閣。
以此體製，上升到最頂層的君臣製衡。
整個環節中，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刑部和大理寺定罪和處置權分離。
刑部和大理寺隻負責定罪，根據不同官員職位，最終處置權歸朝廷和君王。
說到底，這還是集權的具體體現，更有利於朝廷對地方州府的統治。
這一係列流程，分權…～製衡……集權，最終還是君王或者朝廷意誌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