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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 作者：時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清朝官場講究的是官官相護，大家都是在皇帝家做官，雖說在老百姓麵前耀武揚威，風光得很，但也不無風險，說不定哪天就下來了，因此得“互相幫助”“相互照應”，而“交情”也就在這樣你來我往中形成了。當然，這種交情也得你自己有本錢才能建立，你手中要是沒有資源，不能為別人辦事的話，那麽也不會有人願意和你玩。隻有手中有資源，能夠使眾官錦上添花，大家才會認為你有能力。
當然，這層關係網中自然少不了我們的大內總管李蓮英李公公了。李公公作為慈禧最寵信的太監，天天陪伴在慈禧的周圍，因此對老佛爺的脾氣和她對某人某事的態度非常了解。對於大臣們來說，這種態度非常重要。因為，大清朝最大的法，不是憲法，而是看法。老佛爺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老佛爺也是情緒化的動物，如果沒有像李蓮英這樣的局內人的指點，偏偏在她心情不爽的時候說了她不愛聽的話，那就不是官有沒有得做的問題了，搞不好腦袋就要和身體說拜拜了。所以榮祿對李蓮英非常巴結，送了不少銀子。如此一來，榮祿便是朝中有同黨，宮中有耳目，皇帝家裏有親戚，如果這樣還做不好官，那真是無能弱智了。李鴻章認為天底下就數做官最容易了，如果連官都做不好，那就是無能的表現了。筆者猜想是李鴻章多年為官，已頗有心得，自認為已頗有“領導藝術”了，故有此說。不過像榮祿有這麽好的外部條件，要是還做不好官，那可真是不可思議了。
第32節：榮祿的b麵
（二）榮祿的b麵
榮祿的維新態度也很有意思，說實話，在晚清做領導幹部，麵對內憂外患的“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沒有點“領導藝術”是不行的。直接麵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既能保住官位又能使大清帝國強大起來。平心而論，誰不願意有一個強大國家做後盾，在洋人麵前能夠抬起頭來做人。
這時候，衡量晚清官員優劣的尺度就出來了。那就是，有的官員，像李鴻章、張之洞、榮祿等，認為能夠處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發展之間的關係，因此傾向於循序漸進進行改革，以圖有所作為；而有的官員，像剛毅等，害怕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損害，因此拚命反對改革。有時候要想改變既得利益比要某些人的腦袋還難。
有學者認為，滿清的守舊大臣們反對改革是因為思想轉變不過來，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太過於草率。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慈禧當政直接違背了“三綱五常”中的“母以子為綱”，但是大臣們誰不是乖乖地承認這一現實，拚命巴結慈禧。為什麽？因為這樣才能保住榮華富貴。因此，就算是慈禧想進行變革，也得考慮這個問題，利益格局根深蒂固，想改變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情，要不然，王安石、張居正的改革早就成功了。
榮祿為什麽要改革呢？
這跟他當時的處境有關，眾所周知，雖然榮祿最後把李鴻章排擠掉了，但是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大清帝國的大事幾乎都是他一手操辦，哪一點都比榮祿強。榮祿是因為“隻知有後，不知有帝”才當上首席軍機大臣的，太平天國是曾國藩、李鴻章打的，外交是李鴻章辦的，實業是李鴻章搞的，他榮祿幹過什麽？作為一個首席軍機大臣，官至宰相，卻沒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政績，危機感可想而知，而且，作為“忠烈之後”，榮祿還得考慮下自己的“歷史地位”問題，因此他必須做點什麽。
榮祿的變法思想，核心部分在軍事，這是一揚長避短之舉，因為榮祿先後擔任過神機營翼長、總兵、步軍統領、將軍、兵部尚書，並參加過指揮作戰，有多年軍事實踐的基礎。因而，榮祿於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請設立武備特科，參酌中外兵製造就人才。為什麽要設武備特科呢？榮祿認為當時武科考試出現了如時文試帖一般的弊端，要選拔折衝禦侮之才，並做到“稍裁各國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試非改不可。
榮祿拿出了周詳的計劃書，認為按每縣每年二百名應試武童統計，那麽全國有三四十萬，如果教練得法，其利有五：年富力強，無老弱濫竽之數；弓馬嫻習，教練易成；有誌上進，與謀衣食者不同；姓名鄉裏，有籍可稽，無逃亡之弊；有室有家，散則歸農，不至流為盜匪。武備特科的開設辦法是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於操練的教習數十人就地教練，一年後能夠隨軍充役，二年後挑選才武聰穎武生入各省所設武備學堂學習重學、化學、格致、輿地等，分炮隊、馬隊、工程隊諸科，三年後由各省督撫考試，考列優等者為武舉人。武舉人入京師大學堂學習，三年後由兵部奏請派大臣考試，考列優等者為武進士。然後由高中的武舉人、武進士充補各路軍營哨長以上將官，以改變軍營積習。在設立武備特科的同時，榮祿考慮到舊製在短期內難以驟然全變，因而主張原有武試仍照舊舉行，但裁減一半名額。如果試辦有效再停罷舊製。（由此可見榮祿與康有為之區別，康要一下子廢除科舉和六部）早在任西安將軍時，榮祿就上奏請添練洋槍部隊，酌籌餉項。
榮祿看到昔日勁旅因日久廢弛，種種積弱習氣已不堪言狀，為破除積習，榮祿在戊戌維新期間再次上折，指出拯救危局必須要練成勁旅，而要練成勁旅，就必須從改練洋操下手。即“練兵為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為練兵第一要著”。而練兵首先要統籌全局，全計餉需，先由朝廷定議，然後責成於各省督撫。榮祿認為改練洋操是為了達到步伐整齊、號令統一、槍炮精良、施放有準的目的，不能夠徒襲皮毛。因而各省要慎選教習，酌核餉力，先從營勇開始教練，半年後再次第推及綠營和民團。要改練洋操，有許多相關問題需要妥善處理。如延聘外國教習，榮祿認為應寬以時日，如各省一律延聘，不僅開支浩大，而且容易出現意氣不投、語言不通，終有隔閡之感。好的解決辦法是從天津新建陸軍和江南自強軍中選拔學成者，分別派送北方、南方各省充當教習。改練洋操，軍械槍炮的選擇尤關緊要。榮祿指出，中國許多省份雖有製造新式槍炮的機器製造局，但既不精純，規格又不統一。從外國直接購進的槍炮也新舊夾雜，名目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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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層關係網中自然少不了我們的大內總管李蓮英李公公了。李公公作為慈禧最寵信的太監，天天陪伴在慈禧的周圍，因此對老佛爺的脾氣和她對某人某事的態度非常了解。對於大臣們來說，這種態度非常重要。因為，大清朝最大的法，不是憲法，而是看法。老佛爺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老佛爺也是情緒化的動物，如果沒有像李蓮英這樣的局內人的指點，偏偏在她心情不爽的時候說了她不愛聽的話，那就不是官有沒有得做的問題了，搞不好腦袋就要和身體說拜拜了。所以榮祿對李蓮英非常巴結，送了不少銀子。如此一來，榮祿便是朝中有同黨，宮中有耳目，皇帝家裏有親戚，如果這樣還做不好官，那真是無能弱智了。李鴻章認為天底下就數做官最容易了，如果連官都做不好，那就是無能的表現了。筆者猜想是李鴻章多年為官，已頗有心得，自認為已頗有“領導藝術”了，故有此說。不過像榮祿有這麽好的外部條件，要是還做不好官，那可真是不可思議了。
第32節：榮祿的b麵
（二）榮祿的b麵
榮祿的維新態度也很有意思，說實話，在晚清做領導幹部，麵對內憂外患的“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沒有點“領導藝術”是不行的。直接麵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既能保住官位又能使大清帝國強大起來。平心而論，誰不願意有一個強大國家做後盾，在洋人麵前能夠抬起頭來做人。
這時候，衡量晚清官員優劣的尺度就出來了。那就是，有的官員，像李鴻章、張之洞、榮祿等，認為能夠處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發展之間的關係，因此傾向於循序漸進進行改革，以圖有所作為；而有的官員，像剛毅等，害怕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損害，因此拚命反對改革。有時候要想改變既得利益比要某些人的腦袋還難。
有學者認為，滿清的守舊大臣們反對改革是因為思想轉變不過來，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太過於草率。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慈禧當政直接違背了“三綱五常”中的“母以子為綱”，但是大臣們誰不是乖乖地承認這一現實，拚命巴結慈禧。為什麽？因為這樣才能保住榮華富貴。因此，就算是慈禧想進行變革，也得考慮這個問題，利益格局根深蒂固，想改變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情，要不然，王安石、張居正的改革早就成功了。
榮祿為什麽要改革呢？
這跟他當時的處境有關，眾所周知，雖然榮祿最後把李鴻章排擠掉了，但是李鴻章“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大清帝國的大事幾乎都是他一手操辦，哪一點都比榮祿強。榮祿是因為“隻知有後，不知有帝”才當上首席軍機大臣的，太平天國是曾國藩、李鴻章打的，外交是李鴻章辦的，實業是李鴻章搞的，他榮祿幹過什麽？作為一個首席軍機大臣，官至宰相，卻沒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政績，危機感可想而知，而且，作為“忠烈之後”，榮祿還得考慮下自己的“歷史地位”問題，因此他必須做點什麽。
榮祿的變法思想，核心部分在軍事，這是一揚長避短之舉，因為榮祿先後擔任過神機營翼長、總兵、步軍統領、將軍、兵部尚書，並參加過指揮作戰，有多年軍事實踐的基礎。因而，榮祿於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請設立武備特科，參酌中外兵製造就人才。為什麽要設武備特科呢？榮祿認為當時武科考試出現了如時文試帖一般的弊端，要選拔折衝禦侮之才，並做到“稍裁各國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試非改不可。
榮祿拿出了周詳的計劃書，認為按每縣每年二百名應試武童統計，那麽全國有三四十萬，如果教練得法，其利有五：年富力強，無老弱濫竽之數；弓馬嫻習，教練易成；有誌上進，與謀衣食者不同；姓名鄉裏，有籍可稽，無逃亡之弊；有室有家，散則歸農，不至流為盜匪。武備特科的開設辦法是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於操練的教習數十人就地教練，一年後能夠隨軍充役，二年後挑選才武聰穎武生入各省所設武備學堂學習重學、化學、格致、輿地等，分炮隊、馬隊、工程隊諸科，三年後由各省督撫考試，考列優等者為武舉人。武舉人入京師大學堂學習，三年後由兵部奏請派大臣考試，考列優等者為武進士。然後由高中的武舉人、武進士充補各路軍營哨長以上將官，以改變軍營積習。在設立武備特科的同時，榮祿考慮到舊製在短期內難以驟然全變，因而主張原有武試仍照舊舉行，但裁減一半名額。如果試辦有效再停罷舊製。（由此可見榮祿與康有為之區別，康要一下子廢除科舉和六部）早在任西安將軍時，榮祿就上奏請添練洋槍部隊，酌籌餉項。
榮祿看到昔日勁旅因日久廢弛，種種積弱習氣已不堪言狀，為破除積習，榮祿在戊戌維新期間再次上折，指出拯救危局必須要練成勁旅，而要練成勁旅，就必須從改練洋操下手。即“練兵為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為練兵第一要著”。而練兵首先要統籌全局，全計餉需，先由朝廷定議，然後責成於各省督撫。榮祿認為改練洋操是為了達到步伐整齊、號令統一、槍炮精良、施放有準的目的，不能夠徒襲皮毛。因而各省要慎選教習，酌核餉力，先從營勇開始教練，半年後再次第推及綠營和民團。要改練洋操，有許多相關問題需要妥善處理。如延聘外國教習，榮祿認為應寬以時日，如各省一律延聘，不僅開支浩大，而且容易出現意氣不投、語言不通，終有隔閡之感。好的解決辦法是從天津新建陸軍和江南自強軍中選拔學成者，分別派送北方、南方各省充當教習。改練洋操，軍械槍炮的選擇尤關緊要。榮祿指出，中國許多省份雖有製造新式槍炮的機器製造局，但既不精純，規格又不統一。從外國直接購進的槍炮也新舊夾雜，名目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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