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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大佬的生存智慧 作者：時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多年以後，李鴻章與晚輩聊天談到他的無奈：他隻是一個裱糊匠，麵對一個破屋隻會修葺而不能改造。即使是修葺，作為一個改革者，李鴻章發現改變這個帝國龐大的慣性，是多麽力不從心。
但是任何一項改革，都是對利益分配的調整，麵臨的巨大難題就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大大小小的掌權者，非常不好對付。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從來沒有“贖買”製度，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往往就是對改革的對象進行“妖魔化”處理，從而剝奪他們的利益，這樣做雖然減少了改革的成本和時間，卻掩蓋了真正的矛盾。因此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往往勢不兩立，而改革的結果也往往不徹底。清政府當時麵對的正是這種情況，對官製和政體進行改革可能符合皇家的利益，也是最徹底、最有效的改革，但是不符合大大小小官僚的利益。實行民主政治限製他們的權利無異斷了他們的命根子。改革，符合皇家的長遠利益，但是不符合官員們的現在利益。而皇家是靠官員們進行統治，因此，註定不能實行徹底改革，隻能是改良。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根本不敢涉及官製和政體就是這個原因，李鴻章的悲哀在於明知這些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但是現在還隻能如此，這也是中國的悲哀，這是道路選擇錯誤的代價，中國選擇了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開車的人盡管盡心盡力，嘔心瀝血，但是最終不免讓坐車的飽受顛簸之苦，最終還是要翻車。可怕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翻車之後，人們還是沿著這條路走，重蹈覆轍。當然，這就不是李鴻章一個人的問題了。
第12節：“術”隻能應急，“道”才是根本
（六）“術”隻能應急，“道”才是根本
李鴻章愛不愛大清國？當然愛，那是他拚了老命從洪老大的手中奪迴來的。不過他也很愛銀子，為國立功的時候也順了點銀子迴家，所以他更愛自己的大清國，希望能夠永世萬年。為此，這個從戰爭中殺出一條血路的廝殺漢子突然性情大變，成了一個狂熱的和平主義者，誰要打仗他就跟誰急。不過他要和平的對象都是外國人，這就引起了國人的猜疑，背上了賣國的罵名。
李鴻章擔任清朝首輔重臣之後，麵對西方列強的虎視眈眈，他製定了自己的外交方針，這就是“以夷製夷”和“與洋人交際，以吾師忠信篤敬四字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與纏繞，時來親近，非鴻章先親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自以為能夠玩好這利益平衡，誰知到最後惹火上身，賠了夫人又折兵。托他這種和平外交政策的福，日本這個小流氓被鼓勵成了大強盜，最終，狠狠咬了中國一口。
李鴻章執掌中國大政的時候，日本還處於內戰後期，國力還不強大。但是，隨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天皇軍國主義製度的形成，日本開始“脫亞入歐”，也就是日本開始追隨西方列強後塵妄圖霸占大陸地區。當時，日本軍國主義集團製定的帶有侵略擴張性質的“大陸政策”，是打算先強行將藩屬於中國的琉球群島王國納入自己版圖；同時，日本試圖分解中國對朝鮮的宗主國權力，準備伺機侵入朝鮮，以達到對中國的東三省、蒙古及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地區形成侵略之態勢。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頒行詔書，宣稱“開拓萬裏之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誌在向海外擴張。1870年明治維新後，近代中日兩國簽訂了第一個條約《中日修好條約》，第一款就說：“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信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這是一個平等的條約。然而，在條約待批期間，發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風漂流到台灣，其中54人被台灣土著（即“原住民”）殺害，其餘由清政府護送迴國。當時的琉球是清朝附屬國，對此並未提出異議，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國換約，從清政府邸報中看到此事，於是一麵向本國報告，一麵到總理衙門交涉，試探清政府對琉球、台灣的態度。總理衙門迴答說：“二島（指琉球、台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這本來說得很好了，偏又畫蛇添足地說：“殺人者皆屬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這下叫日本抓住個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說台灣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國領土，藉口進攻台灣。
1874年5月，日軍在台灣琅橋登陸，開始了對台灣的進攻。對日本來說，這次行動相當冒險，不僅當時中日國力懸殊，國際輿論也不支持。戰爭至8月，日軍增至3600人，但仍進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氣低落。此時日本看到勝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爭取體麵地結束戰爭。9月日本公使來華後，先是虛聲恫嚇，後來又表示結束戰爭的“誠意”，說日本出兵台灣費盡財力，中國也不能讓日本軍隊空手而歸，應當支付一些兵費然後日本撤兵，這樣雙方麵子上都過得去。清政府覺得在戰爭中處於優勢，以賠錢來結束戰爭說不過去，而又不想為“化外生番”費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寧人，就表示可以考慮對在台灣“被害之人”酌情“撫恤”，等於承認了賠款的原則。在10月31日簽訂的《北京專約》中，琉球人遇害寫成了“日本國民遇害”，日軍進攻台灣寫成了“保民義舉”，中國以“撫恤”名義，賠償白銀五十萬。《北京專約》為日本兼併琉球提供了根據，1879年4月，日本占領琉球，更名沖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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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一項改革，都是對利益分配的調整，麵臨的巨大難題就是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大大小小的掌權者，非常不好對付。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從來沒有“贖買”製度，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往往就是對改革的對象進行“妖魔化”處理，從而剝奪他們的利益，這樣做雖然減少了改革的成本和時間，卻掩蓋了真正的矛盾。因此改革者和被改革者往往勢不兩立，而改革的結果也往往不徹底。清政府當時麵對的正是這種情況，對官製和政體進行改革可能符合皇家的利益，也是最徹底、最有效的改革，但是不符合大大小小官僚的利益。實行民主政治限製他們的權利無異斷了他們的命根子。改革，符合皇家的長遠利益，但是不符合官員們的現在利益。而皇家是靠官員們進行統治，因此，註定不能實行徹底改革，隻能是改良。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根本不敢涉及官製和政體就是這個原因，李鴻章的悲哀在於明知這些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但是現在還隻能如此，這也是中國的悲哀，這是道路選擇錯誤的代價，中國選擇了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開車的人盡管盡心盡力，嘔心瀝血，但是最終不免讓坐車的飽受顛簸之苦，最終還是要翻車。可怕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翻車之後，人們還是沿著這條路走，重蹈覆轍。當然，這就不是李鴻章一個人的問題了。
第12節：“術”隻能應急，“道”才是根本
（六）“術”隻能應急，“道”才是根本
李鴻章愛不愛大清國？當然愛，那是他拚了老命從洪老大的手中奪迴來的。不過他也很愛銀子，為國立功的時候也順了點銀子迴家，所以他更愛自己的大清國，希望能夠永世萬年。為此，這個從戰爭中殺出一條血路的廝殺漢子突然性情大變，成了一個狂熱的和平主義者，誰要打仗他就跟誰急。不過他要和平的對象都是外國人，這就引起了國人的猜疑，背上了賣國的罵名。
李鴻章擔任清朝首輔重臣之後，麵對西方列強的虎視眈眈，他製定了自己的外交方針，這就是“以夷製夷”和“與洋人交際，以吾師忠信篤敬四字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與纏繞，時來親近，非鴻章先親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自以為能夠玩好這利益平衡，誰知到最後惹火上身，賠了夫人又折兵。托他這種和平外交政策的福，日本這個小流氓被鼓勵成了大強盜，最終，狠狠咬了中國一口。
李鴻章執掌中國大政的時候，日本還處於內戰後期，國力還不強大。但是，隨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天皇軍國主義製度的形成，日本開始“脫亞入歐”，也就是日本開始追隨西方列強後塵妄圖霸占大陸地區。當時，日本軍國主義集團製定的帶有侵略擴張性質的“大陸政策”，是打算先強行將藩屬於中國的琉球群島王國納入自己版圖；同時，日本試圖分解中國對朝鮮的宗主國權力，準備伺機侵入朝鮮，以達到對中國的東三省、蒙古及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地區形成侵略之態勢。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頒行詔書，宣稱“開拓萬裏之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誌在向海外擴張。1870年明治維新後，近代中日兩國簽訂了第一個條約《中日修好條約》，第一款就說：“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信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這是一個平等的條約。然而，在條約待批期間，發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風漂流到台灣，其中54人被台灣土著（即“原住民”）殺害，其餘由清政府護送迴國。當時的琉球是清朝附屬國，對此並未提出異議，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國換約，從清政府邸報中看到此事，於是一麵向本國報告，一麵到總理衙門交涉，試探清政府對琉球、台灣的態度。總理衙門迴答說：“二島（指琉球、台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於我。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這本來說得很好了，偏又畫蛇添足地說：“殺人者皆屬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這下叫日本抓住個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說台灣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國領土，藉口進攻台灣。
1874年5月，日軍在台灣琅橋登陸，開始了對台灣的進攻。對日本來說，這次行動相當冒險，不僅當時中日國力懸殊，國際輿論也不支持。戰爭至8月，日軍增至3600人，但仍進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氣低落。此時日本看到勝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爭取體麵地結束戰爭。9月日本公使來華後，先是虛聲恫嚇，後來又表示結束戰爭的“誠意”，說日本出兵台灣費盡財力，中國也不能讓日本軍隊空手而歸，應當支付一些兵費然後日本撤兵，這樣雙方麵子上都過得去。清政府覺得在戰爭中處於優勢，以賠錢來結束戰爭說不過去，而又不想為“化外生番”費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寧人，就表示可以考慮對在台灣“被害之人”酌情“撫恤”，等於承認了賠款的原則。在10月31日簽訂的《北京專約》中，琉球人遇害寫成了“日本國民遇害”，日軍進攻台灣寫成了“保民義舉”，中國以“撫恤”名義，賠償白銀五十萬。《北京專約》為日本兼併琉球提供了根據，1879年4月，日本占領琉球，更名沖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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